《唐诗纪事》叙钱唐人罗隐出世，颇为不凡：“鼍江常有二气亘于江，终夜不灭。隐及杜建徽生，气不复见，议者以为文武秀气。”杜建徽少有大志，及长，从父于军中，有“虎子”之称，骁勇善战，屡建奇功。钱吴越王时，杜建徽官至左丞相，年逾八十，尚能骑射。在一个战乱板荡的时代，尤其是朝代更替时，习武的人往往比较容易找到出路，持一柄大刀，去打仗，百战不死，从血泊中一次次站起来，到最后或许就能有出头之日。从文的就不同了。自隋朝开始行科举，唐代此制更趋完备，应试及第，便成了士子们的一道大关。即便到了罗隐所处的唐朝晚期，一个朝代行将灭亡了，此制还是在维持着；新的朝代开国，也还是如此。

罗隐原本不叫此名，他本名横，字昭谏，十试而不第，才更名为“隐”，自号江东生。他不第而隐，却以此名显，这大约并非罗隐更名的本意吧。人的命运如果存在“假如”，试想一下，假如罗隐一应而第，官运亨通，却无诗名，是真正的隐而不彰，他会选择不第而以诗名显扬吗？想来罗隐的选择恐怕还会是及第吧。“曾逐旌旗过板桥，世途多难竟蓬飘。”（《得宣州窦尚书书因投寄二首》）“莫教更似山西鼠，啮破愁肠恨一生。”（《出试后投所知》）“出门聊一望，蟾桂向人斜。”（《旅梦》）“名惭桂苑一枝绿，鲙忆松江两箸红。”（《东归别常修》）蟾宫折桂，是罗隐怎么也放不下的期望，屡试不第，是罗隐终生难愈的伤痛。如果拿罗隐的歌诗集十四卷、甲乙集三卷、外集一卷，去换一纸应试的科文金榜题名，他也会做的吧。

科举时代，有才华的诗人应试不第的很多，可是，像罗隐这样耿耿于怀始终不甘心的却不多，他改名为“隐”，实在是白改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归隐之心。他《下第作》“年年模样一般般，何似东归把钓竿”，好像有归意了，其实他也只是说说而已；下一年大比之期一到，他还是会怀着期望去应试。正如他在《寄石省王谏议》中所说，“耳边要静不得静，心里欲闲终未闲”，他的心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别人下第不进，他也会安慰一下，好像很能够想得开了：“珍重彩衣归正好，莫将闲事系升沉”（《送进士臧濆下第后归池州》）；可是，他怎么也安慰不了自己渴盼的心情：“病想医门渴望梅，十年心地仅成灰。”（《丁亥岁作》）十试而不第，罗隐的心是灰透了，可也想极了。“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东归别常修》），罗隐的自慰是那样的不起作用；“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奈贫儒得路难”（《江边有寄》），罗隐的自怜是这样的哀哀欲泪。罗隐至少有一点是看错了，他所处的唐朝末年并非“圣代”，此前的中唐，哪怕是盛唐，也不是什么“圣代”，贫儒要得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难的，自古至今，乃至将来，莫不如此。

罗隐十试而不第，当然不是他的才华不够。有一些大才奇才，原本不是框定的门槛能够容身通过的，他们的创造性才华需要在自由的天地里飞翔，才能大放光彩，逼仄的限定的空间容不下他们。有人却能够欣赏这种奇异的才华。令狐绹的儿子令狐滈登进士，罗隐以诗贺之，令狐绹便对儿子道：“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罗公一篇耳。”令狐绹曾与李商隐同学，从父令狐楚习骈文。他原本也能够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只是由于党争牵涉，才与李商隐相疏。令狐绹把儿子得罗隐一篇看得比进士及第都重，令狐绹也是慧眼识珠了。

罗隐受知于令狐绹，可终因绹卒而无成，罗隐有诗哭绹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罗隐还是把自己的无成，归因于布衣出身。他《闲居早秋》云：“六宫谁买相如赋，团扇恩情日日疏”，才把无成的原因又往深处推进一步，接近于根本了。你纵然才华盖世，诗赋炳焕，可是煌煌六宫，并不需要。他心犹不甘，有时候也会陡生幻想，期望能够不必通过科举及第的门槛，而曲径通幽：“若不他时更青眼，未知谁肯荐临邛。”（《抚州别玩兵曹》）他有时候简直有些可怜巴巴了：“倘使小儒名稍立，岂教吾道受栖迟。”（《谒文宣王庙》）他竟然不懂得，时代并不需要“吾道”，遭受栖迟的，由小儒，至大道，概莫能外。这种状况并不是从文宣王时代开始，还要早得多，也不会到晚唐结束，还要拖得更久更久，直至地老天荒。

《唐才子传》曰，罗隐，“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又道：“隐恃才忽腉，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此论未免偏切。遍读《全唐诗》编入的罗隐诗十一卷，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罗隐的诗多七律，次以五律。他的七律雄阔蕴厚。他自负有以，常常自怨自艾，有怨气，却并不激切。他抒怀才不遇之感觉，也不会激愤直白，锋芒毕露。“龙门盛事无因见，费尽黄金老隗台。”（《送章碣赴举》）龙门不登，他表达的遗憾还是节敛的，并没有呼天抢地。“性灵从道拙，心事奈成功。”（《秋居有寄》）他怪的是自己的性灵，并没有诿过他人。“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王濬墓》）他叹的是时机不到，并没有怨天尤人。从罗隐的诗中，能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哀怨郁闷，并没有多少讥刺锋锐。《唐才子传》有一句是剀切的：“隐恃才忽腉，众颇憎忌。”罗隐“恃才”，那是必定的，有才华的人，往往会犯了恃才傲物的通病。罗隐“忽腉”，《唐才子传》和《唐诗纪事》却没有什么实例所证。

《唐诗纪事》倒记下了“众颇憎忌”之一例。罗隐诗名大显，“昭宗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考，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帝问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宫》词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这是朝廷大臣以罗隐的诗为证构陷，要置罗隐于永远不起之地了。

认真考察起来，也不能说大臣们的话全无道理，要从诗人的诗中挑出几首含讥带讽的篇章来，那是再容易不过了。越是好诗人，越容易找出来。平庸诗人的诗倒是没有什么棱角，没有什么锋芒的。

罗隐是晚唐诗坛上少有的好诗人，他不像《唐才子传》说的那样“诗文凡以讥刺为主”，他也不会不着痛痒。本朝先皇唐玄宗和杨贵妃那段风流韵事，因荒淫奢靡而致安史乱起国运衰败的故事，罗隐自不会不涉及。前朝往事，罗隐也不会放过。吴亡夫差，秦始皇，览遗迹，读史书，罗隐都会集于笔下。“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六国英雄漫多事，到头徐福是男儿。”（《始皇陵》）“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秦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谁周。”（《筹笔驿》）西施诱吴王夫差而亡吴，几成历史定论，罗隐却再深究一步，深中“美人误国论”之鹄的。秦始皇慕仙，求长生不死药，派方士徐福驾船东渡，去寻海上仙山。发生于世界航海史上那次最早的壮举，却原来是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目的。丧身沙丘的秦始皇恐怕至死也不能明白，到底是大方士徐福有意欺骗他，还是他自己上了“贼船”。三国时蜀汉两朝任官的谯周反对北伐，最终劝后主刘禅投降，被封为阳城亭侯；诸葛亮死时，谯周还是先行奔丧的官员。天时不佑西蜀，诸葛亮生前筹划军事的筹笔驿只是一处陈迹，不能助蜀汉复兴了。“未必片言资国计，只应邪说动人心。”（《咏史》）两朝冠剑，竟不能胜过劝降的一番邪说。罗隐的史识史论是沉重深刻的，从中不难读到他的满腹苍凉。有了这样的历史感积郁在心头，罗隐《蜂》中“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句，便不能只当作咏蜜蜂的诗来读了；不必穿凿附会去发掘那微言大义，也当能体味到罗隐复杂幽微的心曲。

读罗隐的诗，很少能感觉到他的“高谈阔论，满座风生”，他倒常常是心事重重郁郁难解的。他的心事，也不完全来自于屡屡应试不第，他有别愁离绪：“春色恼人遮不得，别愁如虐避还来。”（《春日叶秀才曲江》）他有世情感怀：“老去渐知时态薄，愁来唯愿酒杯深。”（《西京道德里》）他有生计困顿：“北去南来无定居，此生生计竟何如。”（《早发》）他有颓废沮丧：“思量只合腾腾醉，煮海平陈一梦中。”（《春日独游禅智寺》）他有灰心丧气：“已知世事真徒尔，纵有心期亦偶然。”（《广陵秋日酬进士臧濆见寄》）他有踌躇不定的矛盾心怀：“世危肯使依刘表，山好犹能忆谢松。此去此恩言不得，谩将闲泪对春风。”（《金陵寄窦尚书》）他当然也有怀才不遇的愤愤不平：“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曲江春感》）

罗隐绝不是简单化的诗人，他的情感心怀难以用一个“愁”字或“愤”字概括，更不能说他只是由一己情怀出发而赋诗。他咏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如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他偏偏不唱“瑞雪兆丰年”的陈词滥调。他写《秦中富人》：“高高起华堂，区区引流水。粪土金玉珍，犹嫌未奢侈。陋巷满蓬蒿，谁知有颜子。”他不是一般的“仇富”“斥富”，而是落脚于人的品质；在此类诗中，他便高出了一格。他的《长安秋夜》《所思》两首七律，最好地表现了他的苍茫沉郁，值得反复吟诵，深深体味。

长安秋夜

远闻天子似羲皇，偶舍渔乡入帝乡。

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

灯欹短焰烧离鬓，漏转寒更滴旅肠。

归计未知身已老，九衢双阙夜苍苍。

所思

梁王兔苑荆榛里，炀帝鸡台梦想中。

只觉惘然悲谢傅，未知何以报文翁。

生灵不幸台星拆，造化无成世界空。

划尽寒灰始堪叹，满庭霜叶一窗风。

不仅晚唐的那些考官们有眼无珠，没有给予罗隐适当的重视和评价，即便后来的诗选家、诗评家也失于盲目，他们实在是忽视了罗隐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所谓“专家”，有时候倒不如非专家的一般读者的眼光。罗隐诗名，曾为唐相郑畋、李蔚所知。“畋女览隐诗，讽诵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隐貌寝陋，女一日垂簾窥之，自此绝不咏其诗。”（《唐诗纪事》）僖宗朝宰相郑畋的女儿懂诗，却因诗人貌丑而厌其诗了，这真让人无话可说。相比之下，畋的女儿就不如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了。王茂元爱李商隐的才华，把女儿嫁给了他。李商隐就是面貌丑陋的，王茂元的女儿并没有嫌弃过李商隐。至于李商隐的王氏夫人是否懂诗，未见记载，不可妄说，至少，她没有以貌取人。她和李商隐也是伉俪情深，李商隐那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因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深挚，惋沉，可以为证。宰相的女儿却不仅以貌取人，也以貌取诗了，可惜了她那闺中的诗心诗目。

罗隐终生困顿，是被方方面面注定了。设想一下，他如果不是“貌寝陋”，被宰相的女儿垂簾隐窥，一眼相中，会怎么样呢？宰相家的乘龙快婿，定然飞黄腾达有日了。可是，那样一来，也就没有这么多回肠九曲的诗篇了。“两鬓已衰时未遇，数峰虽在病相撄。”“试哭军门看谁向，旧来还似祢先生。”（《途中寄怀》）老病交加，无人相问，罗隐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了。“君依相门貂蝉贵，我恋王门鬓发斑。”（《送人归湘中兼寄旧知》）看别人富贵荣耀，而自己垂垂老去，只能空怀恋羡，他显得可怜巴巴的。“西上青云未有期，东归沧海一何迟。”他还没有完全绝望，可他似乎等不及了。他愤愤不平，发出了愤激之语：“斗鸡走狗五陵道，惆怅输他轻薄儿。”（《所思》）五陵古道，轻裘肥马，自杜甫那个时候就是斗鸡走狗之徒洋洋得意，罗隐岂能抑下对轻薄儿的憎厌和嫉恨。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有失了，那还不纯是应试不第，而是别的：“翅弱未知三岛路，舌顽虚掉五侯门。”（《临川投穆中丞》）他投路无门，看来只剩下那一条路可走了：“会将一副寒蓑笠，来与渔翁作往还。”（《西塞山》）科举不成，仕进无门，罗隐的最后归宿仍然是代代士子相沿的去处，能不能成为现实且不必管它，能够得到暂时的心理安慰也好。

还是一个“说说而已”，诗人们的多少愤激之语，归隐之念，都是写写诗聊发一下不平而已，罗隐也未能例外。“深恩重德无言处，回首浮生泪泫然。”（《病中上钱尚父》）自哀自怜的罗隐，想起他人的恩德，回首自己的一生，仍然止不住泫然下泪，罗隐既做不到像他更的名字那样去“隐”，他也做不到像有些诗人那样去“狂”。他《自遣》，也会“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他《京口见李侍郎》，也会故作闲淡豪放，“别来且喜身俱健，乱后休悲业尽贫。还有杖头沽酒物，待寻山寺话逡巡。”他《水边偶题》，也会思先贤而观自身，一时解脱：“穷似丘轲休叹息，达如周召亦埃尘。”身处一个朝代的末世，经历丧乱，罗隐一时也能想得开：“乱罹且喜身俱在，存没那堪耳更闻。”（《送梅处士归宁》）可是，到了先辈诗人墓前，他还是为身后的荒凉而凄哀不已：“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孟浩然墓》）

至此，罗隐似乎彻悟了他的不幸到底来自何处：“吾今尚自披蓑笠，你等何须读典坟。”（《代文宣王答》）三坟五典，万卷诗书，原来却是忧患的来源，不幸的根底。罗隐的否定，令读书人寒彻，他那“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偶兴》）的结局，又为他的否定提供了悲惨的佐证，还让读书人怎么忍受寒窗之苦？罗隐难得的豪放在他的《芳树》中：“人生长短同一轨，若使威可以制，力可以止，则秦王不肯敛手下沙丘，孟贲不合低头入蒿里。伊人强猛犹如此，顾我劳生何足恃。但愿我开素袍，倾绿蚁，陶陶兀兀大醉于清宵白昼间，任他上是天，下是地。”可惜，一时的豪放过后，又是无尽无休的黑暗、抑郁和不平了。

罗隐十试而不第，连妓女也瞧不起他了。罗隐初赴举时，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若有意。再过一年，罗隐下第过之，云英讥隐犹未第，曰：“罗秀才尚未脱白？”罗隐亦反唇相讥：“钟陵醉别十余春，征购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不是文人与营妓间寻常斗嘴，更不是青楼妓馆出诗打对，罗隐心头的辛酸以嘲语出之，他只是不甘低头罢了。进士刘赞后来官至刑部侍郎，他曾赠罗隐诗曰：“人皆言子屈，独我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唐诗记事》）刘赞是真正的“站着说话不腰痛”了，春风得意，他怎么会知道罗隐的痛楚。他还不如贞元中的僧人灵澈能够理解俗世的隐痛，说得实在：“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陶渊明树起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千百年来，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刘赞那归隐的解劝，也失去了归隐的本意，他心目中的归隐，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求名罢了，终究仍是俗念。刘赞的观念，自然也有现实的依据，名，有时候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名与利相连，而且名是排在前头的。《唐诗纪事》载，“江南李氏，尝遣使聘越，越人问见罗给事否？使人曰，不识，亦不闻其名。越人云：四海闻有罗江东，何拙之甚？使人曰：为金榜上无名，所以不知。”金榜题名，越来比诗名远为重要，且不管彼名与此名有何差异。

还是罗隐对这一切看得更为明白，他有《感弄猴人赐朱绂》诗。《幕府燕闲录》云：“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诗曰：“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

皇帝赐猴子绯袍，号“孙供奉”。我们知道，盛唐的皇帝封李白为“供奉翰林”。一“供奉”不会作诗，一“供奉”会作诗，这就是在末世皇帝与盛世皇帝眼中，猴子与诗人的区别。天下对诗人的污辱，莫此为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