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着那株需要两三人才能合抱的大松树坐下，贾岛感到一阵怅惘。

汩汩的涧水声时时被不知名的鸟叫阻断，忽东忽西，忽高忽低，清脆而稚嫩。贾岛很想看看这些可爱的精灵，但目光所及，尽是在风中摇曳的苍翠，还陆续飘来缕缕烟云，如草书的飞白一般刷过峰峦，遮遮掩掩的不让人看清。

贾岛觉得身上有些凉意，摸摸衣袖，有些潮潮的。低头看去，正好一缕云低低流过，连脚下似乎也朦胧起来，竟有些飞升的意思。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回头看看那个半大孩子。可那孩子一直在松树下埋头挑拣着草药，没空搭理他——再说，他贾岛能与一个孩子聊些什么呢？

这时，远处隐隐响起丁丁的砍伐声，贾岛不觉精神一振，忙站起身来。但等他循声望去时，云雾早已经在湿气中渗洇开来，把群山隐得只露几个峰尖。

贾岛突然有了作诗的冲动。只一思量，脑中便有了一首完整的诗。他反复默诵几遍，居然觉得比他那些捏断了胡须多日苦吟出来的还要好些。他强按捺住兴奋，定定神，曼声吟道：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云深不知处——”“云深不知处——”山谷间，回音久久不绝。

贾岛为这首诗取名为《寻隐者不遇》。

那天，他没有遇见这位慕名已久的隐士。

隐士采药去了。

人类是群居动物，但自从互相搀扶着走出岩洞，开垦、筑室、建城，一步步远离山林的途中，有些人的耳边却始终萦回着来自山野的声音。或是松风，或是猿啼，或是鹤唳，甚至是狼嗥虎啸，呼唤着他们重新离开人群。

自古便有隐士，但到了唐朝隐士们才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隐士再超脱，也得有强盛国力的保障，天下大乱时哪座山能避开战火、容得下这么多闲人呢？说什么隐士，大都是被逼入山的难民罢了：“（隋末）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指衣着粗劣的隐者），罕得安居。”（《唐才子传》）而到了开元年间，谁能说清，就在这笙歌鼎沸的万丈软红边上，终南山、华山、嵩山，莽莽苍苍之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布衣麻鞋悠然来去的高人？山林深处袅袅升起的炊烟，竟飘到了庄严的朝堂之上，有的居然还交织成了登天之路。终南捷径，这个讽刺伶俐人利用隐居引起朝廷注意从而迅速得官的成语，自然是对真隐士的莫大侮辱，但这种全社会对隐逸生活的空前向往，却是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过的。即使这种心态不能算唐朝最为兴盛，但起码有一点是值得夸耀的：还有哪个朝代对这个若隐若现的群体留下了这么多记录？而且，这记录本身就是不朽的艺术品。

有谁统计过，厚厚一部《全唐诗》，其中究竟有多少首诗提到了隐士，或者隐逸生活呢？

反正几乎每个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刘长卿，当然还有贾岛，等等等等。大大小小、有名无名，随手翻去，诗集中往往都能找到几首隐逸诗。

原本清苦的隐士生活，由此被一个个天才给披上了令人陶醉的诗意。

正如农夫的耕作，采药是诗人想象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隐士行为。一身短打扮，斜斜挎着竹篓，腰插精致的小锄，于雨后初晴的清晨，在鸟鸣声中踩着被露水润得有些滑脚的野草走入深山。茂密的森林把阳光筛得支离破碎，落在脸上斑斑驳驳的，有些麻麻的痒。不时有猴子或是松鼠从头顶跃过，落下几片树叶，隐士见惯不惊，就这么慢悠悠走着。突然，某种特殊的草木香气钻入了鼻孔，于是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四周，很快，一株少见的药草进入了视线。他解下药篓，取出里面的葫芦——那里面是自酿的果酒——拔开木塞小小呷上一口，然后高高挽起袖子，蹲了下来。

也许是灵芝、也许是苍术，还可能是茯苓、黄精……反正都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按古代药书的夸张说法，久服还能成仙。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饵芝术，石床卧苔藓。”（孟浩然）

“春风生百药，几处术苗香。人远花空落，溪深日复长。”（卢纶）

“南入商山松路深，石床溪水昼阴阴。云中采药随青节，洞里耕田映绿林。”（李端）

“幽人寻药径，来自晓云边。衣湿术花雨，语成松岭烟。”（温庭筠）

诗人向往的隐士生活就该是这么安逸脱俗。在他们想象中，再险恶的老林也是桃花源，再陡峭的山峰也是奇景仙境，根本不去考虑跋涉于其间需要耗费多大的体力、需要冒多大的风险——他们从不会担忧药草的叶底是否会盘着一条暴怒的斑斓毒蛇。

高适算是现实一点的，知道隐得再深也离不开钱，但在他笔下，这钱来得还是一样的潇洒：“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没有这种浪漫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诗人从来不愁手头没钱，他们只怕肚里无句。

因为大唐帝国的舞台上，唱主角的就是诗人。诗人出生在这个时代需要修行几辈子：无论是谁，只要诗作得好，就有可能得到梦想的一切。

这种利益是用科举的形式兑现的。

科举确立后，起初很注重儒家经义，用“帖经”与“墨义”来考核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所谓帖经，类似填空，要求考生填上经书中被帖住的文字；墨义则类似问答题，要求写出经文大义。至于文采，则要当场作杂文两篇，最早主要是写作箴、铭、论、表之类实用文体。随着盛世来临，唐诗创作日益繁荣，上至帝王权贵，下至牧童竖子，无不喜欢吟诗作赋。这种背景下，诗赋终于被引进科举，很快就取代了杂文：玄宗天宝年间规定，进士先试诗赋，次试帖经，最后策问，即对时事的看法。从此诗赋成为科考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帖经不合格，诗赋做得好一样能过：“主司褒贬，实在诗赋。”

当年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不禁有些得意忘形，说了句未免带些奸雄气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短短一百来年后，进入李家王朝彀中的天下英雄便都变成了诗人，他们提着饱蘸浓墨的如椽巨笔迈步走向了帝国的中枢。

于是，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正如汪洋大海上的一艘巨船，从船长到水手，每个人都在吟唱中行使着各自的职权。这首船也因此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连破开的海浪，高低起伏也符合平仄的韵律，层层荡漾，就像是一行行摇曳于碧波中的妙句。

在唐人看来，诗赋取士实在是高明极了。写诗贵在独出机杼，诗人当然是天底下最有创新能力的；而那些死啃故纸堆的老夫子，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一派暮气，哪能当好活力无限的大唐帝国的家呢？

御辇上，雍容优雅的唐文宗看着帖经墨义那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目光里充满了不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然而，三百多年后，终于有人对这个高明的取士标准发表不同意见了。

王安石，这个坚毅的改革家，在抛出一系列施政大纲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诗赋取士。他说：“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而书生们却闭门学诗作赋；等他得第做官后，世事却都不熟悉。这就是诗赋取士的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及古人的原因啊。”他提议罢考诗赋，专考儒经大义与时事策论。

此议一出，立时引来众多反驳。王安石的老朋友兼老反对派，苏轼，也洋洋洒洒写了文章辩驳。他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他的意思是，诗赋诚然于政事无用，但甄别处理政事的人才，天下又有哪种标准是更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难回答。即使现代招考公务员，究竟用什么知识才能最有效地衡量人才，仍在探索之中。

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重新看苏轼为诗赋辩护的奏疏吧。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力：“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是啊，诗人哪里对不起天下苍生，你王安石何必定要废除呢？

苏轼的文章自然是铿锵的。但细思之下，却又疑惑起来：历史上真有这么多名臣诗人吗？做到大官的的确不少，但有几位出色的诗人能做出了不得的事业，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呢？

苏轼所言的名臣之名，究竟是以臣名还是以诗名呢？

或许在诗人们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他们认为自己治理天下的才能原本就蕴涵在诗才之中：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只要能做出好诗连天地鬼神都有感应，此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看看活跃于大唐诗坛上的弄潮儿吧。

在诗人们的传记中，有一类词很常见：“恃才傲物”“倚才陵藉”。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常称呼达官贵人为“麒麟楦”。旁人不明其意，他解释：“你不见那些演麒麟戏的吗？披着一身假皮神气活现，倒也像那么一回事。可扒了皮还不仍旧是头驴？”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苏味道做吏部侍郎时参加了官员的选判，出来后见人就说：“苏味道必死！”旁人闻言大惊，忙问缘由，审言慢悠悠道：“他见了我的判词，还不得羞愧而死吗？”他甚至扬言：他的文章就是屈原宋玉也得打下手，他的书法王羲之也得向他拜师。临终还狂了一把，对前来探病的人说：“我活着老是压着你们，使诸位不能出头；如今我终于要死了，遗憾看不到接替我的人啊！”

贾岛更是狂到了皇帝头上。某日他在一座寺院中吟诗，恰好唐宣宗微服出游至此，闻声寻来，随手取过案上的诗卷便想看看。可刚要翻阅就被贾岛一把夺了回去，还斜睨着皇帝说：“你先生衣食华美也就足够了，何必懂这些呢？”宣宗笑笑走了。后来贾岛反复思量觉得不对劲，一打听才知道那是皇上，吓了个半死。

或许狂傲也是随着时代盛衰而消长的，中唐以后，诗人的狂放多少收敛了一些，却又多了轻浮的毛病，乃至有了一句俗语，叫“进士轻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联诗确实好，可一想到作者孟郊写这诗是抒发进士及第的狂喜，那就不得不令人感叹此人气度窘促难成大器了：区区一第何必如此炫耀！白居易的挚友元稹，有次在驿站遇见当红宦官仇士良，两人居然为了争房间闹了起来，结果元稹被打破了脸皮。阉宦固然可恶，但朝廷对此事的评判，说元稹年少轻威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如果这事还不能说明元稹确实不够稳重的话，那么日后他当上宰相后众人的评论：“举动浮薄，朝野杂笑”，“素无检，望轻”，就不应该是空穴来风了，因为他很快就被免了职。对于世人的指点嗤笑，杜牧洒脱多了，毫不理会。当官时夜夜寻欢青楼，宰相收到巡街官员报告杜大人在妓馆平安的帖子装满了整整一箱。一次有个同僚开家宴，顾忌杜牧类似于纪委的御史官员身份，不敢请他，可杜牧了解到那家的歌女号称一流后，竟然厚着脸皮暗示自己很想参加。同是逛窑子，温庭筠却要猥琐一些，有次喝醉了在妓院破口骂人，结果被巡夜的军士打落了牙齿。

也许这几位还不太够分量，那就在大唐星空中找到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看看诗圣与诗仙吧。

杜甫与李白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位是“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都想“济苍生”，“安社稷”。但有大志气的同时往往也有大脾气。

先说杜甫，这并不是个好性格的人，《旧唐书》载“甫性褊躁，无器度”。他一生可谓穷困潦倒，甚至还活活饿死过儿子。流落蜀中时，很长一段时间赖着世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才有比较稳定的生活。但对这衣食靠山，他照样“恃恩放恣”，甚至有次喝醉了登上严武的床，直瞪瞪地盯着严武说：“严挺之（严武父）竟然有这么个儿子！”恼得严武想宰了他，最后还是严母出面才按住了。

李白的傲气则世人皆知。一旦喝高，连圣旨都不想理会：“天子呼来不上船。”玄宗倒是欣赏这种潇洒，于是李白更加肆无忌惮，醉醺醺地在金銮殿上写诗，居然还伸出脚，逼着宦官头目高力士为自己脱臭烘烘的靴子。这也是古往今来仅此一遭的妙事。

诗人们因了这些令凡夫咋舌的言行而永生。千载之后翻到属于他们的那页史书，那寥寥数行字仍在扭动跳跃，似乎还想挣脱纸张飞到空中，为世人拼凑回那一个个大袖飘飘的傲岸身躯。

在诗人的名义下，任何性格，无论再怪异，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张扬与傲骨，是诗人绝不可少的禀性；所谓的轻浮，换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天真浪漫，喜怒哀乐不加掩饰尽情流露；至于风流多情，更是诗人本色。

一个稳重老成、八面玲珑，如西汉霍光那般二十来年出入殿门每次脚步都不差分毫的人，怎能写出有血有肉、活泼泼的好诗——

然而，又有几位诗人在政治上的事功能与霍光相比呢？

自从诗人参政的第一天起，他们的仕途就笼罩着厚厚的乌云，很少有人能走得顺利从容。这点诗人自己也体会到了，他们把这种坎坷归结于命运：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其实早有人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高才无贵仕。”（梁·刘峻：《辩命论》）这声哀叹世代传承，元代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写到李杜一章时也不禁感慨：“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呜呼哀哉！”

诗人们究竟有没有治国的才干？就说李白吧，真有如他诗中反复自诩的王佐之才吗？没有机会施展自然不能下结论。但他令高力士脱靴一节，倒可以引人深思。对阉奴的鄙夷，自然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何况清高的诗人。但凭良心说，高力士不能算是个坏人，一生对玄宗忠心耿耿，性格谨慎没有野心，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相比李白对力士的当面羞辱，几百年后，名臣张居正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主动与太监来往，一步步打点关系，终于在太监的帮忙下，取得了执政资格，这才放开手脚大干起来——须知明朝的太监名头可比高力士时臭上万倍。唐朝的宦官乱政，那都是高力士之后的事。

张居正写诗没什么名头，但他知道要做些实事，先得站稳脚跟。他清楚，你有再美好的理想、再高明的治国手段，如果不能爬到相应的高度，都只能白白烂在肚里。而这个高度，绝不是凭着一腔浩然正气清清白白就能获得的。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有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艰苦的攀爬过程中。往往是等你终于上来了，抹抹额头的冷汗，准备干活时却惊惧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老迈得举不动手腕了，曾经的血性锋芒更是消磨得无影无踪，从此只能瘫软在高台上喘息着，等着被人挤下去——而那个颤颤巍巍冒出来的头颅，当然也是一样的雪白。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上台之后还有余力做出大事业的人，才是英雄。有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也可以理解为英雄一路走来，往往是不太光明的，常常得手脚并用连滚带爬。

你李白弯得下腰吗？

诗人们往往连正常的官场礼节都很难适应，类似“拜迎官长心欲碎”的苦涩句子，随处可见。

可不弯腰，你怎么爬？

攀爬的过程，其实就是与人竞争的过程；而这个竞争，靠的往往不是文才道德，而是计策权谋。常常需要妥协、迁就、迂回方能前进，起码不能在原本就狭窄的小路上为自己再堵几块大石头。史书上，诗人们扬眉吐气的痛快事之后，几乎都附缀着类似的词语：“僚吏疾之”，“为时所忌”，“由是斥去”……诗人们这样无谓地四处树敌，想凭着手中一杆狼毫横扫千军，现实吗？

而那些放浪轻浮的诗人情调，更是让天下人怀疑，如此瘦削溜滑的肩头，岂能扛得起这沉重的江山。

所以真正的诗人做不了政客。

应该说很多诗人并不欠缺才能，如刘禹锡被称为有“宰相器”；杜牧精于兵法，“指陈利病尤切”，但对于政客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实际最需要的，只是能在污泥里匍匐着战斗，能在豺狼群里龇牙咆哮——而这正是远离尘埃站在洁白云头的诗人们最不屑的，是诗人致命的死穴。诗人总是高傲地把目光投向远方，而政客则聚精会神盯着脚下。诗人也许能出色地治理一方，更能舍身对朝政进行激烈的谏责，可一旦加入王朝核心权力的角逐，诗人的性格便立刻使他们到处碰壁，前赴后继地落入陷阱坠下悬崖。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你李白就算真有斩鲸的神通，那柄倚天剑也落不到你手里！

另外，不少诗人还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对实际事物的不耐烦。

孟郊及第后得了个县尉的小官。但他上任后诸事不管，终日喝酒赋诗。县官急了，禀告上司，干脆派了一人替孟郊处理政务，同时分享孟郊的一半俸禄。

当然这也可理解为孟郊认为自己才大，不齿做小官。可天下政事，都是如此繁琐的，公门百事皆有期，哪能真如你李白想象的“谈笑”间搞定朝野万机呢？庙堂案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斩鲸的倚天剑，而只是一团团没有头绪的乱麻——

你李白能皱起眉眯起眼，低下头，一根根去清理吗？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还是喝你的酒写你的诗去吧！

这些错位的痛苦，足够折磨你们一生，写出千千万万好诗了。

诗歌，原本就是在错位的追逐过程中，蘸着血泪的吟唱。

诗赋取士，成就的不知是大唐还是诗坛。

毫无诗意的现实面前，焦头烂额的诗人也是会慢慢改变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是从此弯腰屈膝学着做政客，还是咬着牙，仍旧一条道走到黑。

因为诗人们终于绝望地发现，上天不允许他们脚踏两条道；而谁也无法将自己劈成两半。

于是，真正的诗人与职业的政客慢慢分流，文学离政坛越来越远。

纵然是同一位诗人，作品的质量一般也与他的官职成反比；他们的代表作大多创作于贬谪的途中。

唐诗之后，文学大河的洪峰是宋词，之后是元曲，再是明清小说……

文学一步步走向民间，走向政坛的对面。

但任何朝代都有诗人不甘心离开政坛。或者应该说，真正的诗人永远不能忘却大济天下的责任。

于是，他瘦弱的身躯便必须得承受这种错位带来的所有痛苦。

全身的血液隐隐作沸，灼烧得手脚颤抖。诗人拼命控制住自己，不让胸膛在极度的悲愤中爆炸。

蓦然，他嗖一声抽出腰间的长剑，用力劈向冰冷的石柱。火星四溅。手心一热，原是虎口裂了开来。

像是一道倒射的闪电。扬手，带着血光，缺口的利剑被抛向高天，抛向那疾滚的乌云深处。诗人闭上眼，黑暗中，还是飞速地盘旋着那一张张脸，肥胖、庸俗、颟顸，但都趾高气扬，用冷酷的眼角扫着你，就好像扫视着一只垂死的瘦鼠。诗人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猛抬起头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终于一声厉啸：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啸声长久不息，直至诗人委顿地蹲下身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良久，他又慢慢站起，冷笑中带着无限的疲惫：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不如归去！归去！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风起，乱发在诗人眼前飞舞，幻出了缥缈的云山。云山深处，有人高歌来往，影影绰绰的，似乎还背着竹篓，戴着笠帽。

“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好，随他采药去。

可是，就这么走了吗？这么些年，日夜萦绕于心的“功成，名遂，身退”，功在哪里？名在哪里？

诗人的眼角，一滴浊泪慢慢滑下，蚀出了满脸的皱纹。

这身，又该退向何方？

这问题纠缠着每个头破血流的诗人。

深山，也就成了失意的诗人们梦中遁逃的最后家园。

但遁逃也不必非要隐入深山。

王维晚年“万事不关心”，孤居一室，夜夜焚香独坐，屏绝俗务以禅诵为事。斋中除茶铛、经案、绳床、药臼外一无所有。

韦应物的书斋想是也有那么一套药臼的。

那日天气甚是寒冷，风雨大作。韦应物裹着毛毯独坐书斋，焚起一支香，思绪悠然。

也许是看到了桌上的药臼吧，他记起了一位隐居深山的朋友。这么冷的天，他在干什么呢？

是穿着蓑衣在溪谷间收拾柴火，还是已经回到了简陋的草房，正坐在火炉前慢慢煎熬着刚挖得的药材？

他忽然很想自己也坐到草房里去，与这位朋友一起喝点酒，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想到此节，他来了诗兴，挥笔写道：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书斋中，隐隐升起了带着草木清香的云烟。

来自远山的云烟。

一时间，韦应物不知身在何处，浑然忘却了天地间那彻骨的冷，忘却了俗世里的一切烦恼。

相关医药知识摘录： 

中药采集相关知识：中药多为植物，植物在生长的各个时期，根茎叶花实各部分所含有效成分的量各有不同，故而应在含量最高时进行采收，通常有以下规律：

全草：植株充分成长或开花时采集。

叶类：花蕾将放或者盛开时采集；特殊品种，如霜桑叶，须在深秋或者初冬经霜后采集。

花类：一般在正开放时次第摘取，如菊花，旋复花；有些则含苞待放时摘取，如金银花、槐花、辛夷；花粉入药者，如蒲黄，须于盛开时采收。

果实、种子类：除枳实、青皮、乌梅等少数药材须在未成熟时采收，通常都在成熟时采收；容易变质的浆果，如枸杞、女贞子，应于略熟时清晨或者傍晚采收。

根、根茎类：古人以二、八月为佳，春初“津润始萌，未充枝叶，势力淳浓”，“至秋枝叶干枯，津润归流于下”，有效成分含量最高。少数例外，如半夏、元胡以夏季采收为宜。

树皮、根皮类：春夏时节植物生长旺盛、浆液充沛时采集；部分根皮，如牡丹皮、地骨皮等，则以秋后采收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