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旗牌官揭去黄绸，现出怀中所持之剑时，左都督、毛帅毛文龙顿时觉得脚下的小岛剧烈晃动起来，像是忽然起了海啸。他认得那是一把尚方宝剑，因为他也有一模一样的一把，请出此剑便如皇上驾临，持剑之人有权先斩后奏。于是那丝嘲讽的冷笑顿时在嘴角凝固，多年养尊处优形成的红润脸色瞬间化成死灰。

“你毛文龙本不过一介布衣，朝廷给你官升极品，满门封荫，你却犯下这般十二条悖逆死罪，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客座上，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须眉倒立厉声责问。说到激动之处他猛地一拍桌子，震翻茶水洒了一地。

片刻前还是宾主交欢满座融洽，谁料袁督师说翻脸就翻脸，还请出了尚方剑，直到这时毛文龙的随从扈卫才从懵懂中回过神来。有人刚想抽出腰间兵刃但又缩了回去：每人身边不知何时早围上了几位怒目相视的剽悍军将。

一时间，毛文龙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满是金星，想找几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但堵在喉头就是说不出来，只是“嗬嗬”地哮喘着。

袁崇焕也不理会，离座面朝京城方向端正跪了，大声宣告：“臣袁崇焕，今日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还有人如毛文龙之行者，一概处决！臣如复辽无功，异日请皇上也如诛毛文龙这般诛杀微臣！”毛文龙已听不清袁崇焕说了些什么，他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袭来，刀割似的，在这六月暑天。他再也支撑不住，如一堆被浪头冲刷过的海沙般瘫软在地。

“推出帐外！”依礼叩拜完毕，袁崇焕起身，大喝一声，

“斩！”

毛文龙原是辽东将领，守地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起到了一些牵制其南下的作用。但他恃功跋扈，不听节制，还虚兵冒饷，也很令朝廷头疼。袁崇焕此次借督饷诱斩毛文龙，当时便激起了轩然大波，连崇祯皇帝接到奏报都大惊失色，朝野议论纷纭，后世史家更是对其中利弊意见不一，至今争论很大。赞同的说袁崇焕此举英明果决，不仅整顿军队统一了号令，也为朝廷除了一大隐患；反对的则说此举擅杀大将，为铲除异己而自毁长城，最偏激的当数《明季北略》，甚至说此举正如从前秦桧害岳飞一般。

《明季北略》振振有词：你袁崇焕说毛文龙有十二条大罪——难道这十二条罪名不像当年那十二道金牌吗？

是非功过自有专家评说。平心而论，尽管只凭毛文龙“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便可定罪，但在袁崇焕为毛文龙定下的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是很牵强的。想来当时袁崇焕此举，亦是因为斩帅一事干系太大，为了理由更加充足而凑了一些吧。比如，“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拜魏忠贤为父”，等等，无能无耻腐化，虽然很令人愤慨，却是当时明军的通病。

不过其中有一条，是其他地方的将领无法做到的，尽管他们也很想用那法子发大财：

“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

只有毛文龙守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才能逼着难民去偷挖人参。

谁都知道，人参这宝贝只产在东北、朝鲜，长白山那旮旯。

然而翻开历代药书，却能惊奇地发现，原来从前中原竟也是产过人参的。

《名医别录》：“人参生上党（今山西省东南部）及辽东。”《吴普本草》：“（人参）或生邯郸。”《嘉祐本草》：“人参生上党郡。”……连《说文解字》也云：“人参，药草，出上党。”言之凿凿不容置疑。

更出人意料的是，古人认为，各地出产的人参中，居然是上党的质量最佳。陶弘景云：“（辽东人参）并不及上党者。”《图经本草》载：“（新罗人参等）俱不及上党者佳。”到了明《紫桃轩杂缀》还说：“人参生上党山谷者最良，辽东次之，高丽百济又次之。”亦是斩钉截铁一口咬定上党出好参。

这些记载给现代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古时的上党，果真出产过上好的人参吗？为什么到了今天，就是把那块山地翻来覆去挖个遍，粉碎了过筛也难找到一片人参叶子呢？再说以气候条件来看，如今的上党地区，包括整个太行山脉，都不符合人参的生长条件。随着人参在医药界养生界的地位越来越显赫，隐然成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越来越多的人总试图把这事说个明白。有人提出了气候变暖致使此地人参灭绝的说法；还有人则为天灾补充了人祸，说是元明两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砍伐过度，加速了环境的破坏；也有人认为可能是采挖太狠，生生挖绝了种；另一些人则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上党出产的另一种药材，也号称“参”的“党参”。

党参之名，最早见于清代《本草从新》，至今不过几百年。在此之前，所有药书，包括《本草纲目》，都没有记载这个品种。此药类似人参，也有补气之功，只是力道弱得多，于是有些学者怀疑了：会不会古人糊涂，张冠李戴搞混了这两种参呢？近代中医大家张锡纯认为这就是真相：“今之党参即古之人参，为其生于山西之上党山谷，故曰党参。”

假如这个设想成立，那么我国明清之前医家所用的人参，饶你吹得神乎其神，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只不过是现如今的党参！

这桩公案，正如袁崇焕杀毛文龙一般，争论至今没有停息。但很多学者不相信古人的鉴别水平会差到分不清人参党参那样不堪：两者一为五加科（人参），一为桔梗科（党参），无论是原植物还是药材，区别都很明显；何况很多古籍，包括类似药典性质的《唐本草》，描述的都是五加科人参，《本草纲目》所记载的“三桠五叶，真人参也”，也明明是五加科植物的特征。

如果上党的确出产过真人参，那么又回到了老问题：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好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灭绝呢——起码到了李时珍时，这里便已找不到多少人参，《本草纲目》有云：“今所用者，皆是辽参。”这才有了毛文龙逼难民冒死去清朝的地盘偷挖人参之事。

对于上党不再出人参的原因，李时珍的解释是：“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

这个记载应该可信，与李时珍同时代的上党人粟应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游紫团山记》（紫团山在上党地区），其中也提道：“由东峰入，屏山遮地，即为参园，已垦为田久矣。”

看来，导致上党人参绝迹还有一大可能，那就是被当地百姓自己灭了；之后随着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想栽也栽不回去，中断太久连变种或者退化品种都没留下，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参，自古被视作神草，“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堪称土地之精华，故有“土精”的别名，价值一直不菲。但为什么在当地人眼里，“土精”居然成了“地方害”，好端端的参园也平了种田，非欲除尽而后快呢？

锄头闪着寒光狠狠地劈向带着露珠的柔弱参苗之时，挥锄之人心情如何——

他眼中是否隐隐有泪花闪烁？

然而大明朝万历年间的那些政策，却证明了上党百姓看似暴殄天物的荒唐举措，原来是那么的英明，那么的有远见。

“你家风水很不错嘛。”那位在地方官陪伴下不请自来的客人突然开了口，冷冰冰的京腔中居然还带了些娇媚，听了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恭恭敬敬站在面前伺候的主人生生打了个寒噤，额头立时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勉强赔笑道：“公公过奖了，草民几代胡乱住着罢了。”

气派奇大的客人似乎没有理会主人的话，顾自低头垂眼，用青花碗盖轻轻地刮着浮在水面的茶叶。等他惬意地呷了一口，慢慢放下茶碗后，忽然尖声笑了：“何必过谦呢？你呀，身在福中不知福，天天睡在金子堆上哪！”

主人闻言，如遭雷击，扑通跪倒，重重地叩首，连声哭求公公开恩。

侍立在一旁的县官面色铁青，但还是弯着腰垂着手，连口大气也不敢出。

这个场景，自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二十来年间，全国各地不知上演过多少次。结局不外两种，一是主人掏出大笔银钱，直到塞得客人满意，打发起身；另一种则是拆了房子赶出全家老少——客人要在你家找金子了，他不是说过，你家风水不错，一家子天天睡在金子堆上吗？

谁也不敢阻拦，因为客人——公公——代表的是皇上，他是替皇上开矿来的。

不用勘测，不用采样，更不用专家，太监都是半仙之体，一眼扫去便能明白哪处地下藏着什么“土精”：金矿、银矿、朱砂矿，至于矿上面是民宅还是田地，甚至是人家祖坟，那就懒得看了。但太监的探矿规律，却不免令人怀疑是不是根据地面上的物业来推算矿苗的——对无主荒地，他们总是了无兴趣的。万一采了个空也不打紧，掐指一算，定是附近居民盗矿，赔！一定要吐回矿产。若还赔不够呢？再换一家。

矿使太监还有同伴，一同从紫禁城出来公干的税监。有时人手不够，他们还得一身兼二职。公公们也很辛苦，天下各通衢大邑穷乡僻壤都得驻扎到了，工作更是细致到家，别说店铺税、盐税、茶税、木税、鱼税，就是一只鸡一把草，也得收足钱。同时他们还得向皇上献忠心，见了好东西可千万不能不孝敬宫里。于是金珠、瓷器、香料、绸缎、名马、貂皮，所有的“土精”都在采办货单之内，绝少漏网之鱼。《宁国府志》曾记载了明时当地的一张贡物清单，内容包括：黄蜡、蜂蜜、乌梅、肥猪、肥鹅、鹿、鹿皮、地产药材、箭枝、扫帚、历日纸等。（转引自黄仁宇著《明代的漕运》）

“土精”岂是易得之物？开矿的艰辛危险且不提，仅以最普通的木料来说，要采一株合用的，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四川曾有一句民谚“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为砍伐运送一棵大木，起码得搭上五百条人命。

太监本就容易因生理缺陷而心理变态，酷刑杀戮，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何况他们中有的是经过东厂培训的专业人才。这一大帮人原本就喜动不喜静，唯恐天下太平的，如今圣命在身，更是百无禁忌，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少不了有不堪忍受愤而反抗的，但各地刚起了点火星，万事不管的神宗皇帝就如同被踩了尾巴，雷霆震怒了：“被刁民修理了个把太监不算什么，朕痛心的，是那些人置国家法律尊严于何地？”如果大臣没狠狠惩治乱民，他就绝食抗议。

朕即是法！谁敢说三道四？后人对神宗的评价是“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好货成癖”，在历朝历代皇帝中以贪婪闻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中之精，本是王业，一国之君如此热衷于敛财，不免使人推测是不是继承了他那农民出身的老娘贪利务得的毛病。

搜刮之酷烈其实神宗也不是不知，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也有良心发现之时。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神宗得了场重病，自以为大限已到，总算看开了点金银的虚幻，连夜召来首辅沈一贯，命他回去拟旨，停了矿税。沈一贯大喜，立时拟成，就等天明下发。不料次日天不亮内阁门前便来了一大群太监，气急败坏地索还圣旨——原来神宗气数未尽，睡了一觉身体舒服了，想到昨夜的冒失之举懊悔不已，连忙亡羊补牢来了。有人进谏说圣旨不是儿戏，不能出尔反尔耍赖，他恼羞成怒，竟然亲自操起把刀想要宰了那个赣头。

直到又过了十几年，神宗觉得再刮下去可能真会刮破天下，起了畏惧之心，矿、税这几项将大明王朝搅得“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激起数百起民变的弊政才慢慢收了尾，留下了满目疮痍。

据说停止矿税的诏书发布时，朝野臣民多有痛哭失声的。

号啕的同时，上党百姓一定暗自庆幸，幸亏及早铲除了人参，否则这场劫难中，定要被狠狠地多剥一层皮。

神宗搜刮了这么多好东西，想来家底自是十分厚实。

但从皇上手里要点钱使使还是很不容易——即便是军饷。

神宗归位成神七年后，他的孙子朱由检坐上了龙椅，是为崇祯帝。面对大明王朝的危难棋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很有志气，很想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此时东北的后金经过几十年经营，羽翼已丰，成了明朝最危险的对手，崇祯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除辽境之忧。在廷臣的争相举荐下，崇祯选中了曾大败金主努尔哈赤的袁崇焕，在平台亲切召见了他，君臣坦诚商量平辽方略。面对少主如此求治殷切，袁崇焕热血沸腾，一时激动不已，竟然拍着胸脯保证“五年复辽”。

崇祯喜出望外，慷慨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

召对休息之时，有人提醒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海口是不是太轻率了，冷静下来的崇焕也出了一身冷汗。但他还是有信心，只是在崇祯小憩之后再出之时，对这位新皇帝提出了要求：“此五年之中，须得事事应手，首先钱粮不可短缺。”

对于沉浸在“中兴”幻想之中兴奋不已的崇祯来说，此时便是袁崇焕递上刀子要求从龙体上割块肉也不会有丝毫犹豫。他一挥手，爱卿不必担心，朕一概依你！再给你一把尚方剑，出征去吧！朕等你凯旋！

但袁崇焕到了前线，真个上奏请饷时，崇祯却皱起了眉头。看到奏疏中报告因欠饷而边兵哗变，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带兵的若真能待部众如家人父子，那么士兵自然不敢叛变，更不忍叛变，如何有此鼓噪之事？动辄鼓噪，各地效尤如何得了？这缺饷之事，还当讲求长策。”——研究研究再说。

两手空空的袁崇焕心急如焚，奏疏一道接着一道，说是户部实在筹不了钱了，还是请皇上发出内帑来救急吧——户部之穷国库之空，天下皆知，就是逼死那些官员也熬不出几两油，没办法，只好动用皇上的私房钱了，当年矿税收入不是都被先帝装入腰包了吗？崇祯不耐烦，但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最终还是只好愤愤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从此，崇祯对袁崇焕有了怀疑：这广东人会不会恃边逼饷中饱私囊呢？

都说不经圣裁擅杀毛文龙是袁崇焕日后被杀的祸根，其实更早的伏笔此时便已经埋下。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看来崇祯也是个糊涂蛋。

明亡之后，不少人为这位上了吊的天子如此没见识而痛心不已。如《甲申核真略》云：“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甲申纪事》云：“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作者行文至此，不禁感慨：如此荒唐举措，“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然而关于崇祯究竟是不是个愚蠢的守财奴，也就是崇祯内帑之争，也是个口水横飞的话题。更多人偏向于相信，崇祯的手头确实紧得要命，实在无法宽裕地为袁崇焕开出军饷。

同为时人笔记，关于崇祯朝的经济状况，有很多截然相反的记录。据《恸余杂记》所记，有个户部官员曾经说过，他向崇祯请求发内帑军饷，崇祯“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流泪想必不是为了省钱而作的秀。在另一些记载中，崇祯更加可怜，几乎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变卖宫中金银器具以充军饷，甚至打起了进贡入宫的人参的主意。《三垣笔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据买主说这批人参都是上品：“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

可怜崇祯无福消受这样的好东西，他简直连肉都舍不得多吃，常常只用几样蔬菜下饭，往往只是啜几口清粥小菜就当一餐了。穿得也寒酸，有次在接见大臣时露出了内衣袖子，袖口竟已破烂，感动得大臣泪流满面。

说崇祯褊狭、猜疑、急躁、刚愎都不算太冤枉他，但说他吝啬守财恐怕他死也不服。其实当时便有很多人为他辩解，说李自成从崇祯内库里找到几千万两银子之说纯属诬陷，那笔巨款大部分应该是考掠京城官员所得——如此来路的银钱毕竟不太光明，干脆放出风去推到崇祯头上，顺带着把他的名声搞得更臭，一举两得。如《后鉴录》云：“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国榷》也说：“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焦头烂额的崇祯根本无财可守。可怜他只是只骨瘦如柴的赤膊鸡，根本拔不出几根毛，白白背了个铁公鸡的名号。

但不可否认，崇祯的爷爷曾经“阔”过。不提国家其他收入，仅是矿税所得便是一笔大数目。太监干活很得力，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天之内便上缴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万历五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不过四百三十五万两）。短短一二十年后，孙子居然穷得叮当作响，那白花花堆积如山的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明室财政，其实到了英宗之时，便已经开始显露出了窘境。

一是皇室用度越来越广。服侍人员、御用工匠越来越多，宫内日常供奉日益奢侈且不提，还又营建、又斋醮，尤其是世宗时，所耗蜡油、香料动辄数十万斤，日费巨万丝毫没有夸张。

二是当年太祖分封到各地的宗藩，不农不仕纯粹寄生，经过一两百年的繁衍，数目越来越惊人，万历四十年宗室人口竟已突破了六十万。这些皇亲国戚不是随便就能养活的，嘉靖年间，有个御史上书云：“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就是全给了他们也不够一半，这还仅仅是最基本的岁禄，不算其他年节赏赐。宗藩如今成了大明王朝体内肥硕的蛔虫，后世很多人，如清学者赵翼，认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宗藩负担太重。

另外还有冗官。明朝的官禄原本是历代最薄的，但鹅毛积多了也能压塌大车。还是嘉靖时，一封奏章说：“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

财政危机早已出现，赖得张居正大刀阔斧用霹雳手段，一度扭转了走向崩溃的势头，使得“海内殷阜、帑藏充盈”。但万历一朝，闹出个三大征，即平定宁夏、播州叛乱以及援朝抗倭，打了这么些大战国力自然消耗极大。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前后，每年超支就已达五十万两左右，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自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大明王朝已经要为如何过年而愁，简直快揭不开锅了。

神宗不是个体贴国情的主，管你国家如何困难，该享受的规格一样也不能少。万历中期，他一人每年膳食费增至三十万两，还造定陵、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对儿女宠幸的赏赐也是一如既往地大方，简直是有求必应。他底气很足，国库是天下人公用的，要穷天下人一起穷；矿税收入是朕自己的，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绝不想做守财奴，挥霍起来好不潇洒。

据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所记，神宗留给儿子的遗产，大概只有七百万两白银。

这区区七百万两白银，经过高手木匠熹宗皇帝和他的玩伴魏忠贤尽情使用了七年后，传到崇祯手里还有多少，只有崇祯自己知道了。或者还有人知道，锦衣卫佥事王世德曾说：“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

库门缓缓打开之后，崇祯重重跺了跺脚。听着空旷的回声，一股冷气从脚底直升至后脑，他一阵眩晕，不禁晃了一晃，两旁服侍的太监连忙扶住——

“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落地时辰不对，命苦，相比父亲祖父，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已然到了悬崖边上，再也无路可退。

辽患、流寇、灾荒，每一项都需要大笔大笔的银钱去消弭，可他便是能将一个钱掰成十个也填不平窟窿了。最重要的边兵，听说居然连盔甲都已经锈蚀不堪，乃至有次一枚流箭轻轻松松射穿头盔，夺了一员大将的命；再说闹饷也不是玩笑，那些饿急了的乱兵是连巡抚、总兵都敢吊打的。

“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

读着宣大总督卢象升的奏疏，崇祯坐立不安，全身寒毛直立，几乎要发起抖来。此时他若想起当年袁崇焕所奏毛文龙十二条大罪的话，可能会相当同情其中逼民挖参的行为——现在连他自己都恨不能在龙床底下开矿呢。

怎么办呢，顾不得面子了，向皇亲百官借钱助饷吧。

没想到即便是以万乘之尊开口求人，也没几个人买账。臣工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哭穷，那个位至阁臣的魏藻德居然仅捐了五百两，也亏他拿得出手——打发皇上还是打发叫花子呢？倒还是几个太监慷慨，每人捐了几万两银子。别说外人了，连崇祯的岳父都不爽快，在太监死磨硬泡下才咬牙捐了一万两。崇祯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更绝，皇上摊派下来，他死活不交，逼急了就自己拆房子，把砖瓦梁柱摆在大街上变卖，表示老子就是没钱，要命倒有一条！崇祯火气上来立刻将他下狱，结果活活被吓死了，最终还是没借到钱。

他们真的没钱吗？

李自成就不相信。入京后轻轻拷打几下，他们的真正身家便老老实实吐了出来，那个只捐了一万两的皇帝岳父，被抄出五十多万两。据说大顺军此项收入共有七千万两之巨，是神宗遗产的十倍。

官员原本就比皇帝有钱。矿税风头正盛之时，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所聚敛的财富，以十成计算，矿使税监本人瞒了二成，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了三成，当地豪绅恶棍吞了四成，皇帝到手的不过一成。毛文龙挖参得利，与其说用在军费上，更多的还是用于自己享受和打点关系孝敬要员。

可崇祯总不能像李自成那样给满朝文武上夹棍。他恼怒之极，但又无可奈何，急得在大殿上团团转圈。

终于，他站定了，忧郁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殿外，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道：“只有再苦我百姓几年了。”

殿外哭声隐隐，大明天下阴云密布。

从前是土中有精才招来祸事，如今是无论有没有精，有土便是祸根了。

每亩田地在正赋之外，加派征收。

其实早在后金初起，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之时，朝廷便已经开始加派征赋了，称为“辽饷”。先后三次增加，合计九厘。辽事一日坏似一日，辽饷也就成了常赋。崇祯十年，形势越来越恶化，又加了一饷：“剿饷。”——剿匪之饷，每亩加粮六合。两年后，军队屡战屡败，看来还需训练，于是又一项新饷出台：“练饷”，天下田土亩加赋银一分。

土里精华早被神宗搜刮一空，如今又来了这三饷，百姓其苦可知。

也许是土精已绝，地气枯竭，一时恢复不过来；抑或是受惯嘉靖皇帝奉承的老天爷看朱家后代一个不如一个虔诚，生了气；崇祯上台之后，大片大片的土地连年遭灾，旱灾蝗灾接踵而来。

千里赤地，连草根树皮都已被啃尽，大地的精华只剩下了观音土。这慈悲的名头不过只能欺骗一下胃觉，延缓片刻死亡罢了。

荒野上，随处可见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父母的幼童，哭累了抓起任何能抓到的东西就往嘴里塞，不管是泥土还是粪便。第二天，他已不再出声，早已没了气息。这时总有人蹒跚着走过来，舔着干裂的嘴角，眼中发着野兽的绿光。

再到后来，每日都有不少独行的人失踪，等找到时只剩下了几根残骨。市面上堂皇地出现了人市，专卖人肉。开始还是与外人交换着父母夫妇吃，但很快有人竟亲眼看到了父母烹食子女，还说孩子反正活不了，自己动手倒可给他一个痛快，让他少遭些罪。

“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

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

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

你塌了吧！”

绝望的眼中，绿光慢慢化成火焰；四面八方的火焰汹涌而来，汇成一条可怕的火龙，怒吼着扑向紫禁城。

紫禁城里，崇祯正发完脾气，疲倦地瘫在御座上闭目喘息。

“朕非亡国之君，可事事皆亡国之象！”金銮殿上，咆哮声还在嗡嗡回响。

帮朕治理天下的人呢？怎么都是些草包饭桶？

袁崇焕早被他剐了，阁臣也换了五十来个，天下这么大，难道就没有一人能替朕分忧吗？

老天啊老天！

崇祯猛地睁开眼，触目却是龙案上一大沓催饷的奏疏。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又闭上了眼睛。

良久良久，他挥手叫来一个太监，有气无力地开了口：

“你去找找，库中还有什么东西。”

太监也是双眉紧锁，踌躇许久，小心翼翼地回话：

“禀万岁爷，奴婢刚去过内库，看到里面还有一些万历年间贡来的人参。”

“都卖了去吧。”沉默多时，近乎虚脱的崇祯喃喃道。

他的神情很是憔悴，不过三十来岁，两鬓竟有了些花白。

相关医药知识摘录： 

人参主要商品品类简介：

野山参：野生于山林者，纯野山参目前极为稀少。

移山参：将野山参幼苗移栽到自己参地后，人工培育的品种。

园参：人工培植者。

生晒参：园参一般栽培六七年后，连须根一起挖出，除净泥土，晒干。

红参：园参蒸熟，烘干或晒干。

糖参：园参经沸水浸烫，浸于浓糖汁中24小时。取出晒干或烤干。

朝鲜红参：朝鲜或者韩国经由秘方蒸熟干燥的人参，亦名高丽参、别直参。

野山参生长时间长者，功效最佳。然产量极少，价格昂贵，非症情严重者一般少用。园参作用较弱，但药源多，价也较廉，故最为常用。因加工方法不同，作用也稍有差异，以生晒参、红参质量为好，糖参较差。生晒参适用于气阴不足者；糖参功同生晒参，但作用较弱；红参性偏温，适用于气弱阳虚；朝鲜参功同红参，作用较强。

人参使用注意：实证、热证而正气不虚者忌服。不可与藜芦、五灵脂、皂荚同用。服用期间不宜喝茶与吃萝卜，以免影响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