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名，药名往往都是有来历的。也许是缘于味道，如“苦参”“细辛”“甘草”，滋味复杂的干脆就呼之为“五味子”；也许是因为形状，如“凤尾草”“狗脊”“佛手”；也许是因为独特的生长习性，如“夏枯草”便是得名于此药到了夏末便穗枯草萎；来于功效的更是比比皆是，如以“千里光”誉其明目之力，以“威灵仙”赞其药性灵验；还有很多是根据颜色取的名，红的便叫“红花”“茜草”，黄的就叫“黄连”“蒲黄”，白的自然是“白果”“白芷”，此外还有“青黛”“紫苏”等，五色分明一目了然。

如果是个外行，能从“元参”这个药名猜出这“参”究竟是什么颜色吗？

黑色。元者，玄也。

元者，玄也？如果起李时珍于地下，他一定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他甚至搞不明白“元参”是什么东西。

他当然知道有种常用的药叫作“玄参”，但他不知道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物。玄者，黑也，所以他在《本草纲目》里又称其为“黑参”。玄参之名，从《神农本草经》起，叫了一两千年，好端端的怎么改成了“元参”呢？

不仅玄参，所有带“玄”字的药，玄胡索、玄明粉、玄水石，药名中的“玄”字统统都得换成“元”字！

别说这些草木石头，就连九霄云上的神祇也得改名。好在“玄武大帝”改得快，早在北宋年间就成了“真武”，叫了几百年也耳顺了，这次影响不大。

“玄武”变“真武”，那是为了避赵家所谓的祖先赵玄朗的讳——

这么说，如今又有“玄”人降世了？

玄者，妙也。

玄人治世。

当今皇帝，名曰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

谁说满人不开化，他们是很向往汉人文明、遵守汉人制度的——避讳，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正是汉家沿袭几千年的规矩，据说开端还能上溯到连孔圣人都向往的周公黄金时代。秦始皇名嬴政，所以议政之月的“政月”成了“正月”“端月”，端端正正的；刘秀登了基，秀才从此叫茂才；皇后之名也得有同样待遇，刘邦的老婆吕雉，到了臣民嘴里便成了姓吕的野鸡。这讳谁都不能含糊了，有时甚至得做出大牺牲，“正月十五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为了避州官田登的同音讳，宁愿被烧得倾家荡产也不准放灯。

既然得了汉家天下，便得继承汉家的好传统，这讳清朝接着避。他们避讳的决心很大，甚至连彩头都可以不要：据说因顺治帝名福临，乾隆曾诏告天下，过年过节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

连紫禁城的“玄武门”都改成“神武门”了，改几个药名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这原本就有传统。比如“恒山”，“薯蓣”：抱歉，你们的名字，或者同音字，分别被汉文帝刘恒、唐代宗李豫、宋英宗赵曙征用了，委屈一下，以后就叫“常山”“山药”吧。

一朝自有一朝的讳。翻开药书，不，是每人都翻开自己的书，认真核对一遍，把所有犯忌讳的字眼都改了，或者要么空着要么少写一笔，否则该撕就撕该烧就烧，实在舍不得就重刻一版。

安全第一。

但在玄人治下，刻书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

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为了警世，他决心做一件积阴功的好事，同时赚点银子。河南人刘峨，刊刻了一部《圣讳实录》，准备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一一指出什么字应当避讳、如何避讳。但他的书肯定卖不好，因为他自己对避讳也是个外行：为求解释清楚，他居然该“玄”就“玄”，把列位皇帝之名“各依本字正体写刻”！避讳的教材难道便不用避讳了吗？外行就得付出代价，刘峨为此赔上了性命。尸首未冷，江西举人王锡侯又一头撞到了刀下。他嫌《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便自撰《字贯》，欲用字义把零散的字串成一组便于查检；但在凡例中又忘了避康熙乾隆之讳，结果被定了“大逆不道”，抄斩！株连自家满门数十口自是本分，还害得议罪太轻的江西巡抚也判了个斩监候。

讳历朝都得避，但从来没有哪一朝避得如此血腥，文网之细，即使是出名猜疑的朱元璋也得自叹不如。从康熙到乾隆，前后一百二十年间，粗略算算，因文字犯忌而兴起的大狱至少有一百多起，仅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五年之间便有近四十起。每起文字狱，动辄牵涉几十数百人，案主大多以凌迟、斩首、戮尸收场，家属从犯常常也陪着送命，被判个充军流放已经是莫大的恩典。

清朝皇帝都是文字专家，学问很大，能从“维民所止”这句来自《诗经》的词中看出有人巴望着雍正爷被砍脑壳。像刘峨王锡侯这样大摇大摆犯讳，真正是自寻死路，如此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简直就是被驴踢了脑壳。但也有很多人却是莫名其妙被绑上了法场。

既是文人，便得著几本书，作几句诗，不料往往正是那些得意的文字，做了自己的催命符，即使他已经小心翼翼避开了圣讳。

清帝忌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尊名，相比其他王朝，他们多了另一重碰不得的心病：前明之讳，或者说是满汉之讳、民族之讳。

“将明之材”（张晋彦），语意诡谲，料来不是什么好词，斩！

你私修史书，刨根问底，详细记述我大清发迹前那些窝囊事，斩！

弘光、隆武、永历，絮絮叨叨，你著书不用我大清年号，斩！

“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吕留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徐述夔），你等作诗讽刺我大清，斩！——早就死了？死了也不能放过这些个老小子，传旨下去，刨出来狠剁一回，挫骨扬灰！

修私史凭吊前明、诗文句句带刺，吕留良之辈确实该死，但有很多人却是一路喊冤走向了黄泉路。

“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一把心肠论浊清”，若说这些诗句皮里阳秋骂大清，怎么说也有些牵强。但乾隆帝有御批：“‘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斩！

想哄骗圣天子？白日做梦！他老人家祖传测字神术，别说你明明白白写了“清”“明”，就连“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这般看似耿耿忠心之句他都能看出其中的反意：日月二字合而为明，居心险恶！

“胡”“戎”“虏”“夷狄”“匈奴”，这些字眼自是在严禁之列，我大清顺带着还要为当年金、元诸前辈出气，所以就连古人的名作也得重新一篇篇过秤。于是，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陈亮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如今该说“一个半个挽雕弓”。

无论今人古人，一切诗词曲赋，必须以我大清《四库全书》为准。所有“抵触本朝”的“狂悖”书籍，一律销毁，幸存的往往也免不了被阉上一回——“违碍字句”全都得改易删除干净了。

清查收缴的规模与力度都是史上空前的，很快，大清帝国内，每个文字都经过了反复的擦洗打磨，圆了所有棱角，发着熠熠金光，雍容而祥和。仅乾隆一朝，销毁的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

念及此事，鲁迅先生直到晚年仍是满腔愤懑：“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病后杂谈之余》）

避讳之本意，很好理解，只是时刻提醒各人别忘了各人的身份，所谓君臣父子也。清朝延续此制，也是使天下人牢牢记得我爱新觉罗才是尔等的真命天子，尽管严厉得多，走的倒也是几千年帝王的老路。但文字狱体现的清廷在满汉问题上的极度敏感，却暴露了一种来自骨子里的畏惧，完全没有历代大王朝的自信。

他们确实应该畏惧，畏惧汉人潜在的巨大力量。

入关之时，清朝满打满算只有一两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而抗清势力却有二三百万，此外上亿的汉人更是个可怕的天文数目。清朝乘明朝内乱得中国，靠的是“以汉治汉”，驱使汉人打汉人，大半是汉奸的功劳。

天下初定，汉奸手里的精兵猛将便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处心积虑想削平。“三藩”之乱，吴三桂起事一呼，数日之内，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如此威势定能吓出清帝一身冷汗。须知这还是头号烂污汉奸的号召呢，假如换个有气节有名望的，形势会是如何？尽管最终平了乱，但清帝想到此节便无法安睡。

“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从多尔衮起，这句口号便一次次回荡在帝国上空。看来清人想消弭民族界限，化解仇恨，同创盛世了。

真的吗？既是一家，就看看这家怎么当的吧。

清朝官制沿袭元代，满汉分别。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中央官职，皆为满汉各一人，看起来很公平，但实权全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连本部大印也摸不着。核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组成的更清一色是满洲贵族。在数量上，汉人官员也远不如满人：从顺治三年（1646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内阁和六部官员中，满人约占四百名，而汉人只有一百六十余名。

地方督抚也以满员为主，不得已才用汉人，驻防将军更不用说尽是满人了。乾隆八年，杭世骏奏疏云：“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

至于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为使汉、蒙不相接，绝不容汉人插足。

这就是口口声声的一家？有人想不通，不吐不快，却又惹来了祸事。像杭世骏那几句建议朝廷用人不宜如此严分满汉畛域的话便引得皇上雷霆震怒；好歹免了死罪，但被革去功名，永不录用。

清朝如此防忌汉人，除了悬殊的人口数量之比，应该还有在中华文化面前的自卑。国门大开的那一刻，面对如此悠久博大的文明，无论哪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民族都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强压，都会觉得自惭形秽。

表面上看，满人汉化得很快。到了康熙帝，他的文化素养便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康熙很用功，五岁开始读书习字，八岁便粗通了儒典，每每苦读至深夜，十七八岁时甚至读书过劳咯了血。一生勤学，连南巡都不荒废，泊于燕子矶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他的造诣应该不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他尤为重视儒学，推崇程朱理学，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俨然是一大学者。

在外国人看来，康熙就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便称他为中国“儒教的教主”。

他的孙子乾隆更是了得，一生居然赋诗四万多首，为古往今来第一人，足令乃祖欣慰。

然而他们如此苦读、如此附庸风雅，目的却不是为了真正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带领族民融入其中，而是为了掌握汉人的文明，还是老套的“以汉治汉”。

验证汉化之心孰真孰假很简单，与史上仰慕先进文明的典范一比便知。

北魏孝文帝热衷汉化，不止号召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鼓励与汉人通婚，还下令禁穿本族服饰、禁说本族语言，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他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

清廷却是将自己的满名译成汉字让汉人避讳、严令汉人薙发满服、禁止满汉通婚、满人兼习满汉双语，皇族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每年秋天皇帝要到木兰围场狩猎——

当然，此举对于健身大有好处，也能借此与同好此乐的蒙古王公联络一下感情，但他们的目的仅限于此吗？

联系东三省想想。清人入关之后，划关外三省为禁地，不许汉人随便出关。为何？万一汉人的地盘待不住，依旧出关渔猎采参过活，就像当年蒙古人退回大漠。所以不能荒废了马上功夫，否则到时沾上了汉人瘦弱的文气可就难讨生活了。

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便对族人即将面对的汉化危机深怀戒心。他常告诫满洲王公得吸取当年大金朝因废旧制、效汉俗，逐渐腐败孱弱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并一再赞扬金世宗中兴本族文化的功业，曾言他在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

在一个尚武民族的眼里，汉人的文化往往是迂腐可恶、萎靡无力的（确实，他们以旁观者的视角往往也能正中很多问题的症结），所以在研读儒典的同时，大清每朝皇帝都时时警醒自己不能忘了本来面貌，绝不能被汉人牵着鼻子走。

针对享乐惯了的满洲贵族怕辛苦、“不愿行猎”的抵触情绪，康熙苦口婆心指出：“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雍正则对本族的文化感到很自豪：“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

如此心态，岂能真正接受汉家文化？

或许，他们学汉家文化还有一重心机：我们满人不仅刀枪拳脚狠过你们，便是你们最为自豪的子曰诗云，也照样高你们一头。你们万事不如人，就死心塌地做家奴吧。

再说朕有了如此高深的修为，还有谁敢在朕面前阴阳怪气耍笔头？

但康熙的字、乾隆的诗据说都不怎么样，而且乾隆写的诗中不少被曝光为他人操刀，如诗人沈德潜便在自己的诗集中收回了好几首“御诗”。沈德潜死后，乾隆心虚，特地命他家人呈上诗集检查。一页页翻着，乾隆越来越恼怒，脸红一阵白一阵。当他看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时，终于歇斯底里发作了，立即命人去扒了他的坟，与吕留良一样伺候。

说他们没有真正接受中华文化，还可以找到一个证据：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孔孟的教诲。

当然，如果以能否真正认同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标准来衡量，几千年间，几乎没有一位帝王能及格。但对孟子的另一段名言他们似乎也没有读透：“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圣人早就说得明白透彻了：连舜帝与周文王都不是正宗的中原人，与你的出身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们如果能够真正领会这两段圣诲的要义，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挺起胸膛，不去计较自己的夷狄身份——只要你真能为天下黎民开太平，你照样能做成舜帝、文王！

其实雍正已经意识到了这两段话的巨大价值，所以他在因“曾静投书反清案”而刊布天下的上谕讯词口供汇编《大义觉迷录》中，专门就清朝入主中原是否正统而发表了看法：“本朝原居地满洲，正如中国人的籍贯在于某地一样。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于他们的圣德何曾有丝毫的损害？”用了孟子的话还怕说服力不够，又拉上了至圣先师：“如果把戎狄、西戎之类理解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王的聘请；而删定《尚书》时，更不应当把《秦誓》列在《周书》之后了。”

假如能心口如一，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得志行乎中国”，用圣德政绩说话，倒也能就此上了正轨。但他们的学问毕竟不到家，或者说对圣德没多少自信，雍正一死，接班的乾隆便禁了他皇阿玛的书：把颁布全国的《大义觉迷录》统统上缴销毁，无论是谁，胆敢私藏，杀无赦！唯恐有人觉了迷。

如此胸襟，读再多的经典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便是诗词作得再好，书法写得再妙，也参不透汉家文化的精髓，理解不了先贤的终极目标“大济苍生”；目光所及、心思所虑，尽是为了“防备苍生”。

更确切说，是为了“防备汉人”。

所以他们的神经越来越过敏，每一个汉人，看上去都像是为朱明披麻戴孝的逆党；每一句汉话、每一个汉字，都像是包装成鲜花的定时炸弹。

于是，苦了阴曹冤死城的牛头马面，迎来送往忙得没有片时的清闲。

北京白云观有个老道，靠做法事混饭吃，不小心混出了名头，被召进宫里治病。老家伙精神振奋，手舞拂尘念念有词：“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皇帝听了，口气好大，朕的天地还得由你来主持了？那就送你去归鬼神驱使吧。

有个退休官员，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很有出息，便撰写了回忆录之类的书，在书中自称“古稀老人”，乾隆得知便明白这老厌物活够了——朕不是早就诏告天下朕才是古稀老人吗？对老人得优待，不能动刀，用绳绞了吧。

还有人拍马屁，编了本《大清天定运数》，歌颂国运长久，但皇帝过目后，掐指一算，你个奴才居然把乾隆年数只写到五十七年？罪大恶极！朕代天定了你的寿数！

……

别把这些当笑话看，朕如此果决，只是为了提醒天下人，片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奴才的身份；同时也是告诫朕的族人：对汉人，永远要警惕、要防范。

汉人的东西确实太有吸引力了，一般人哪有朕这般深谋远虑的危患意识，几代下来，还不是晕晕乎乎一步步滑了过去？得赶快拉一把！若不是朕如此三令五申吆喝着，咱满人自己就愈发忘乎所以，更记不清来历了。

乾隆年间，有个礼部侍郎，满洲正红旗人世臣，不务正业，胡乱管理祭祖的礼器，却学着汉人作诗，写了句“秋色招人懒上朝”，惹得同是诗人的乾隆生了气，说是从诗中可见世臣已经沾染了汉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接着又发现他还有一句“应照长安尔我家”，更为光火：不争气的汉人才直把杭州当汴州，你居然也把长安当成了老家，还知道祖坟在哪吗？革职、发配黑龙江。

如此处置，相比同朝的镶黄旗人鄂昌，还算手下留情的。鄂昌也是痰迷了心窍，居然在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说他们是“胡儿”，你自己又是什么东西？乾隆又听说他得闲便跟着汉人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还称呼一个汉臣为“年伯”，便动了杀机，决心清理门户了：如此数典忘祖的满洲败类留着作甚？或刀或绳或药，挑一样自行了断去吧！

传旨的太监回报之后，乾隆仍是余怒未尽，又下一旨：凡我八旗子弟：嗣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森严的文网，严严实实布满整个大清帝国，即使是满人，也滴水不漏。

爱新觉罗的子孙看来是很能领会列位先皇的圣衷的，都能算是孝子贤孙。

清朝后期，其实大半靠汉人在勉强维持，饶是如此，防忌之心丝毫不松。太平天国军锋正盛时，咸丰有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钱穆：《国史大纲》）而立此大功的曾国藩，最终只得了个一等勇毅侯。曾国藩则在事定之后便筹划着遣散手头的湘军。他是识趣的，深知朝廷的忌讳，还是及早抽身稳妥。

直到1911年，内忧外患实在没法，效仿西方成立的责任内阁中，总共十三人，满洲贵族就占了九人，汉族仅四人，被讥之为“皇族内阁”。

如此严密的大网罩了这么多年，倒也收到了一些当初预期的效果。

大半读书识字的汉人，在这泰山般的重压之下，不是战战兢兢做起了奴才，用规范空洞的文字博富贵，便是躲入了书斋，埋头故纸堆做安全的死学问，不敢再过问天下事。与国初骂骂咧咧哭哭啼啼觅死觅活相比，这天下是越来越清静了。

连肩负重任的大臣都噤若寒蝉，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曾国藩曾曰：“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这已经是过了文禁高潮多年的道光朝了。

偌大的赤县神州，文人仿佛都一齐哑了。

如果不是鲁莽的洋人上门惹事，这是否就是清廷梦寐以求的太平世界？

但清帝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文字狱只能整治一伙笔墨为生的文人，对那些大字识不了几箩筐的愚笨汉民，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他们还是如讨厌的土拨鼠一般，深深隐在地下嘀嘀咕咕图谋不轨，恨不能在紫禁城的金砖下掏出一个个大窟窿。

更可怕的是，他们居然从朝廷的文字狱中学到了不少手段，能将认得的有限几个字诡异地拆分了，从而将平常的一句话说得如同符咒一般，让人听了满头雾水不知所云。

“三八二十一”，乍听之下，荒唐可笑，如此简单的算数都不会，真真是个愚民！但如果你知道这就是天地会洪门的暗号，你的后背定然得湿透：“三八二十一”，合起来岂不赫然正是一个“洪”字？

如此切口黑话数不胜数。什么“一脉溪水千古秀”，“三合河水万年流”，“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保证你听得晕头转向。更高明的甚至不用开口，用手指比画几下，同门中人便已通风。

从“天地会”“白莲教”，到后来遍地开花缠杂不清的什么“天理教”“八卦教”“清水教”“圣贤教”“九宫道”“罗教”……按下葫芦起来瓢，尽管各有各的妖言，但神神道道之外几乎家家都打着驱满的旗号，将满人视作不共戴天的恶魔。

怎么我大清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应该说不比你前明混得差，可你们汉人不分青红皂白，宁愿相信荒唐的左道旁门，也不听孔孟的真言，始终不安心，难道区区民族界限就这般难以弥合？

日本禅宗有个著名的典故。曹洞宗高僧坦山，一日带着徒弟外出，走到一条河边，见有位女子为过河发愁，坦山二话没说便把那女子抱到了对岸，放下之后师徒继续赶路。但小徒弟认为师父犯了色戒，一路上闷闷不乐，噘着嘴不说话，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实在忍不住，爬起来问坦山为什么白天要抱那姑娘过河，坦山闻言大笑：“我早已把她放下了，而你现在还抱着啊！”

让汉人放下原本并不很难的，最好的例子是李世民。谁都知道，这位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代雄主，其实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身上有胡人的血统，但这并不影响对他的历史评价，“唐太宗”之名几乎成了中华明君的同义词，世代被人称颂。

汉人的民族观念，不单纯是地域概念，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个文化的概念。

是你自己日夜纠结，总想与我们划清界限，死活放不下。

“清风不识字”，悲哉！

既然你放不下，我们就更不放下了。

一日放不下，便一日不收网。

大家都不放下，那么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手里的笔能放就放下吧。那玩意现在是最危险的东西，握在手里就像握着一条嘶嘶吐信的斑斓毒蛇，随时都会扑上来狠狠咬上一口。虽说乾隆之后朝廷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四处救火忙得晕头转向，再没那么多精力审理文字官司，但只要能缓过气来他们多半是要秋后算账的。

无论瘾头多重，那些可有可无的诗文最好还是不要作了——有那闲工夫不如睡觉，也好调养身体。

觉睡过头，万一有点头痛脑热，找人开了药方，送去抓药之前可千万得关起门来一味味认真核对明白了。万一哪个庸医颟顸，懵懵懂懂地按着老习惯写上“玄参”“玄明粉”什么的，那可真成了包治百病的妙方了——

也许一剂就能让你极乐登天。

相关医药知识摘录： 

中药的别名：中药别名的出现，从先秦便有，一直沿用到明清后期，甚至当代。别名由来原因多种，如避讳；古今字体变化、读音变化；地区称呼不一；医家避免秘方外泄而故意创造；医家或者药店为节省时间简化写法，等等。

中药别名举例（根据产地、特征，或者采用代字、拆字、隐喻、会意等方法）：

人言（信石）；坤草（益母草）；申姜（骨碎补）；丑宝（牛黄）；二丑（牵牛子）；古月（胡椒）；七厘（蒺藜）；川足（蜈蚣）；天虫（僵蚕）；大芸（肉苁蓉）；天龙（壁虎）；赤箭（天麻）；胡大海（胖大海）；回回米（薏苡仁）；万金子（蔓荆子）；夕白（薤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