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王睿生，1935年生，兰溪人。1948年进永康仁和堂药店做学徒。

我是1948年秋天从老家兰溪到永康“仁和堂”药店做学徒的。那年，我十三岁半。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小年纪来永康？没办法，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再说，那个年代能吃上一碗药饭，也算是有点面子的行当。我读过几年小学，识些字，而且姐姐和“仁和堂”的先生娘（老板娘）还有点交情，这才能做上学徒的。

我是由先生娘亲自带到永康的。天不亮就出门，从兰溪坐火车到金华，再在金华转汽车。那时的汽车烧炭，车厢又是闷罐，人坐在里面烟蒙蒙黑洞洞的，遇到上岭还经常打滑爬不动，有时还需要乘客下车以减轻重量。

等我到永康时天已经黑了。说实话，一下车我看到的永康城令我很意外，破破烂烂，乡下镇头差不多。你们晓得的，1949年前走水路，兰溪是大码头，很繁盛，叫“小上海”的，我家又在兰江边上的东门，算城里人，看到当时永康真的有反差。更令我发怵的，是永康人说话对我来说就像哑巴听天雷，一个字也没着落。十三四岁小侬，初来乍到，总是慌兮兮的。不过一到药店就好了，大家都讲兰溪话。

永康所有的药店内部都讲兰溪话。兰溪人做药行生意，就像你们永康人一个带一个出门磨刀铸锅补铜壶，覆盖东南好几个省。我记得永康城里统共二十一家药店，除了有家招过一个永康人，其余连先生带伙计，统统都是兰溪人。

仁和堂店不大，连我也就四五个人，先生的儿子也一起做事。和现在的学校一样，当学徒也是有时间规定的，一般三年学徒满后升“半作”，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再满三年才正式当伙计；伙计分前场后场，一般前场站柜台的先生都要挑机灵能说话，模样过得去的。学徒期间，除了包吃住，没有工资；升到半作后，开始有点零用钱。

当学徒首先当然是干杂活，扫地洗碗，上下门板（当时我身板太小，扛门板时简直还被门板压得倒仰），什么都做；很多时候干这些活其实也是先生在考验你，他经常会故意横一把扫帚在地上，观察你的反应。其次是跟着师哥做后场，比如研药、装药斗、翻晒、洗刷、挑去药材中枝梗、沙砾之类的简单工作，一般要升到半作后才能动刀切药。

学徒学徒，实际上还得靠自己自学。我记得先生教我的第一课便是让我背行情簿和学打算盘。行情簿相当于现在的价格单，有所有经营药材的名称与价格变动；熟悉药名之后，你自己在平常干活中对照摸索，不懂问问师哥，三年下来，也就有点门路了。肯学些的，还能在抓药时从药方中学通医理，不是有句行话，叫“前台伙计半个医师”嘛。

说实话，与现在的药店比，那时先生对服务和质量要求高得多。就以包药为例吧，现在很多店都用塑料袋一装了事，那时是要叠成斧头包，而且扔在地上还不能破，假如里面有芥子留行子之类的子仁果更是不能漏出。

与其他行业不同，药店其实规矩特别多。比如每日吃饭，坐的位置都有讲究，菜也不能随便挟。提到吃饭，药店还有一个“烧六”的习俗。也就是每逢农历有六的日子，如初六十六，药店先生都会买点肉，再点上两支蜡烛，祭拜店里供奉的药王菩萨（解放街老公安局那里，从前有个兰溪会馆，里面就有个小小的药王庙）。为了节省，蜡烛短得可怜，拜个三两下就烧光了；肉也差不多，每人四两（十六两秤，相当于现在的二两半），烧熟了也就一小块，不够几口的。不过也就这个日子，能吃到肉。我们还是很期待“烧六”的。

年节时药店的独门风俗也很多。除夕封门后，药店一般要到初六才开门。这期间，除了给药王菩萨烧香，柜台上还要用红纸铺着摆上一些名称吉利的药材，比如金银花、万金子、百合。而初六开门那餐饭，也很重要，因为先生如果要解雇某人，会在那时提出，与很多行业裁人都在年前不同，药行好歹先让人安心地过完年再说。

药店其实还是很讲人情的。我记得那时店里专门准备了几支烟筒，老客上门先点好递上一支。所有药店都有自己的顾客群，比如我们仁和堂就有很多大园一带的老客，因此药店之间的生意不太会冲突。老客与各自的药店相处一般都很融洽，很多乡下客甚至把药店当作城里的落脚点。很多进城卖松毛的大园人，卖完后就把空担子寄放在店里，空手去逛街。无论他们买不买药，药店一律笑脸相迎，烟茶伺候，还经常让他们赊欠药钱，年终再由我们上门讨要，实在还不出的，也只能一笔勾销。

口述人：徐锦华，1930年生，兰溪人。1946年2月进永康童德和药店做学徒。

当时，永康城里的药店，名头最响的有三家：童德和，义生和义丰，童德和最大。它本来有三个股东，都姓童，都是兰溪人。日本人打进来后，童德和接连被日本飞机炸了几次，元气大伤，其他股东就弃股了，只留下一个。不过即使这样，童德和规模照样是永康最大，有十几个伙计。那时大店的伙计是有等级的，三年学徒升为半作，三年半作后才升为伙计。伙计有前后场之分：后场分四刀、三刀、二刀、头刀；半作年满后可以逐步升刀。当然，头刀手艺最好，专管料理贵细或难下手的药材，如鹿茸、洋参、槟榔等。除了切药，头刀还得能煎膏。一般药由二刀操作，档次稍低的交给三刀，而四刀干的只是些粗活。空闲时，学徒也可以学着切一些粗草药。这是后场，主要在店堂后加工药材。前场，也就是站柜台配药的，同样也分几个档次，最低的称为末柜，以上是四柜三柜二柜，级别最高的称为头柜，半作年满后升为末柜。头柜上面就是经理，但我们称为“阿大”，他就是药店的大总管，负责全面。老板基本上是不管具体经营事务的，而主要负责企业资金的运筹。

童德和常年有三个学徒。三年学徒，三年半作，就要耗去六年时间。做学徒是最苦的。学徒头一年是没有床铺的，药店门口有两个大木柜，平时白天供别人歇坐，晚上拼在一起，我就睡在上面。到了第二年，可以睡木板，第三年才能睡到药店最后一进房的楼上（那里是伙计宿舍，一间房四张床）。学徒苦虽苦，但毕竟能吃饱饭。药店里阿大的工钱最高，一个月三担米，依次减少，像我做学徒的，只有十斤米一个月，还是1949年后才有的。平时伙食四菜一汤，粗菜淡饭，没有荤腥，不许喝酒（我们这些吃过药饭的，即使改了行也很少有人会喝酒的）。只有逢“六”这一天，药店要给药王菩萨烧香摆贡，才能吃上一回肉。十天一肉，在厨房里就由厨师平分到人，不管学徒还是经理，大家一人一花（老秤四两）。当然，不想吃的也可以卖给别人；我就常把肉卖给其他伙计换点零钱，积攒起来买衣服鞋袜。说不想吃肉是假，只是家里苦，实在没钞票用。药店的伙计学徒基本都剃光头的，除了干净些，也为了省点肥皂剃头钱（伙计的衣服都不缝口袋，防手脚不干净的藏东西）。刚入行，扫地擦柜台是每天早上必做的课目。那时店里有四把招待老主顾的水烟筒，每天还要荡一次烟筒（其他小药店里的伙计，很多还要洗衣做饭倒尿桶，比我还苦还累）。做学徒要先拜师，童德和只拜一个师傅（先生），即店主本人。实际上，拜师只不过是行业规矩，平时，先生是不会来主动教你的，学徒基本上由师哥带，等晚上空闲了，跟着师哥学认中药格斗里的药材。一夜学一竖行格斗，师哥教一遍，第二夜自己再复习一遍。这样日积月累，也就慢慢入行了。

三年过后升为半作。每天早起后，要负责将每个中药格斗查一遍，量不足的加足添满，缺货的需要及时补货，顺便再把格斗里的药材翻动一次，该焙的焙，该晒的晒，有虫蛀的要及时去除，还要负责通知头刀安排切药。

童德和的丸散膏丹，除了少量从外面进货，基本都是自制的。二三年的学徒，可做些简单的八仙膏、山楂饯、戒喘药等。回春丸、眼药粉、麦冬剖开抽芯等这些精细点也省力的，头柜牵头做；量多，粗重的活交给后场做。如做中药丸，三刀主管调度，半作按方配药，学徒负责晒药碾粉，熬蜂糖，拌药粉，放进臼里捣匀成团，晚上放在柜台上大家一起搓成药丸，制好后，用纸分装成四两一包或者半斤一包，收进白铁皮箱里防受潮。山楂饯则是用开水浸泡山楂后，去掉里面的籽，沥干与蜂蜜同煎而成。现在初夏时节，枇杷正当时。那时，童德和每到这个季节就要熬枇杷膏，用八月坑的枇杷，都是老主顾送货上门；学徒负责把收进来的几担枇杷去皮去柄去籽去衣，做时还能偷吃一些。处理干净的枇杷肉榨出汁来用以煎膏。煎膏以二刀为主，汁放入铜锅里慢熬到膏汁挂旗，最后放入冰糖收膏。那时不用防腐剂，所以不能多做，做多了保存不久。繁琐的是制驴皮膏和龟板膏。驴皮从上海“一成园”整批购进，第一道工序是先将驴皮拿到水码头硝过，硝后的驴皮还要放在水中漂净，童德和东边沿城，就是华溪，那时没有污染，驴皮就用箩筐盛了日夜浸泡在溪里，也不用担心是否会被人捞走。这个过程起码两三个月，直到冬季，才能着手煎膏。驴皮要连续熬制两三天，日夜不停火，所以师傅们也是很吃苦头的。煎出的汁还要进行浓缩，最后再收膏。太烦，一年最多做一次，在我的记忆中，一共也就做过三四次光景。龟板膏同样是将先期收来的龟板用水漂净（也是日夜放在溪里，那时人纯朴，从没有丢过），熬煎时，一次下足水，熬上两天两夜，膏才制成。熬过的龟板已经酥脆，碾碎了当龟板霜用。童德和被炸之前，还自己养鹿制全鹿丸，杀梅花鹿前要抬着活鹿披红挂彩满城游街，可惜我来得晚，没看到过。

作为当时最大的药店，童德和的药材档次在同行中也是最高的。当时同一种药材分四个等级，“魁”“提”“捡”“统”。“魁”最高。童德和用的规定是魁级药材。比如芍药、淮山，粗细一定是均匀圆整的，放在桌面上还能滚动；再比如茯苓，只选夹心最大最好的那几片镜面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