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乐器中，鼓同我这一生关系似乎更为密切。

倘若你闭上眼睛使劲回忆，总可以追想出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一两件玩具。

我曾经这么试过，浮现在我眼帘里的，总是一只拨浪鼓，鼓面大约只有铜钱那么大，是杏黄色的，两边各拴着一根红丝绳，绳端是颗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珠子，鼓槌是比筷子还细的竹棍，攥在手心里只要轻轻那么一摇撼，两颗珠子便甩动起来，拨浪拨浪地在鼓面上敲出细碎响声，拨浪鼓给我带来过无限快乐。它那清脆的声音曾冲破我儿时的孤寂。

四五岁上，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另一种鼓进入我的生活了。当时，北京有一种穿街走巷收购旧物的商贩。不同于一般的商贩，他们不是短打扮，往往身穿长褂，右肩上搭着条细长的钱口袋。那是他用以夺走穷人最后一点生活用品的资本。他一只手里握着个鼓槌，另一只拿的是比我幼时玩的那种大不了许多的小鼓，北京市民通称他们作“打鼓儿的”。

在我心坎上，“打鼓儿的”是一种文雅的强盗。每逢这种人进家门一趟，我们就少一件家具。“打鼓儿的”吆喝的是收买珍珠翡翠、玛瑙玉器，可我们那一带连见也没见过那种贵重物件。通常请“打鼓儿的”过目的，不是现由娃娃腕子上剥下的镯子，就是家里仅剩的一件木器——炕桌。“打鼓儿的”料到卖主都是些揭不开锅的，走进来脸上照例是那副不屑一顾的神情，然后撇嘴摇头说：“值不得几个大，还是留着使吧。”经过卖主再三央求，他才丢下几吊钱，过不大多会儿，掸瓶呀，条案呀，就随着那清脆的鼓声永远地消失了。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至一九六九年秋天下干校的那段日子里，“打鼓儿的”像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而且不是他来取，是卖主送上门去。一时卖主太多，又太急切了，站在委托商行柜台里的人把脸拉长，嘴撇了起来。见什么他都说声：“不要。”有个朋友好容易借到一辆平板三轮，把上百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本书拉到旧书店去了。柜台里的人说：“不要！”“可我怎么好再拉回去呢？五间房子只剩下一间啦。你随便给个价儿吧，给价儿就卖。”“你准卖？”“准卖。”“那好，我给你一毛钱。”一毛钱也卖了。因为那毕竟比再拉回去的沮丧还要好受些。）

我母亲“接三”的那个晚上，鼓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更为可怕的阴影。大概是为了体面吧，家里请来一台由两三个和尚组成的“焰口”。我作为“孝子”，跪在灵旁。也不知道他们诵的是什么经，反正咚咚闹腾了一宵。我又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扒着棺材沿儿同母亲告了别。然后，棺材上了盖，斧头就把它钉死了。

多年来，鼓声给我带来的是棺材、和尚和死亡的影子。

鼓声再度出现在生活中，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一天腰鼓队走过天安门时，我才体会到鼓声的雄壮，鼓声的优美。多少世纪以来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还有什么乐器比鼓更能表达人们的喜悦，更能表现出一个重生的民族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呢！成千的腰鼓队员排列着，整齐得像棋盘，个个头上用毛巾扎着麻花。咚——咚——咚咚咚。声音单调吗？一点也不觉得。因为每一声咚咚都敲出对旧事物的诅咒，敲出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美好的祝愿。

接着，一九五○年的冬天，我在湖南岳阳县筻口乡又听见鼓声了，咚咚咚，大堆浸着世世代代农民鲜血的地契燃着了。除了鼓，还有什么乐器更能表达从奴隶变成主人的狂喜呢！

然而六十年代中期，鼓声突然变了，变成对自己人的威胁。

一九六七年吧，我住在——更确切地说，是我被赶到一条小胡同里。隔壁住了一位老寡妇，她身边只有个独子。他们仿佛也是经抄家被赶到那里一间小东屋的。听说学校的“文革小组”勒令那个独子到边远地区插队，老寡妇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每天中午就从居委会那边咚咚咚地敲起鼓来，越敲越近。敲到寡妇门前，鼓点更紧了，而且堵着寡妇门口一敲就是几十分钟。鼓声里充满了杀气，好像有千军万马在包围。老寡妇由于怕四邻每天都得陪着受罪，终于还是咬牙让孩子走了。

那阵子，什么单位大约都不乏一些年轻力壮的鼓手，手持双槌，嘣嘣嘣，真是耀武扬威。鼓越做越大。先是威风凛凛地站在平板三轮上敲，“九大”时就上了彩车。

那阵子，三天两头就得跟在鼓后面游行。有时是为了庆祝一些来路不明的“最高指示”，有时是为了“报喜”。那时鼓声起的是窒息大脑的作用，然而有时候脑子偏偏还喜欢动那么一下。“出版史上的奇迹：三天之内赶印出两本书来！”当整个民族文化都瘫痪了时，这报的算是什么“喜”呢！

然而生活在达摩克利斯的剑刃下，脑子的闸门可得拧紧呀！生命就靠那拧紧的功夫来维系。

这三四年，鼓声不那么频繁了。鼓还是要敲的。管弦乐队、铜管乐队都少不了它，重大庆典也还是要敲锣打鼓的。那属于鼓的正常使用。然而鼓声不再是杀气腾腾的了，它不再对自己人显示威风。这真是大好事。有时候我也暗自担心，那些年轻鼓手会不会不甘寂寞、会不会手痒呢？

今天，国家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锣鼓喧天。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之后，它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主义修篱补墙，添砖添瓦。让马达和电子的声音压倒鼓声吧！恰当地、有节制地使用，鼓声可以振奋人心；滥用，响过了头，鼓声的作用照样也可以走向反面。

◎文章品读

萧乾的《鼓》真的犹如一面咚咚作响的鼓，敲出了不同时代的断层，敲响了尘封已久的人们的心田。

散文的层次明确，可以分为解放前、解放后两部分。在后一部分中，又可细划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各部分分类陈述，纷纭的人和事粉墨出场。篇章运笔娴熟，大巧若拙，有信手拈来的轻巧，蕴涵丰富。

对比、映衬是整篇文章具有代表性的写作手法。层层写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的精神面貌，均在无形中有了对比。如在前一部分中，同是鼓声，有儿时单纯无邪的拨浪鼓；有走街串巷，让人家徒四壁的“古董商”。后一部分中，随着作者成长，时间由民国初年延伸至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低落，早前的“打鼓儿的”仍旧无处不在，而卖掉物品的穷苦百姓拿到的钱更是少得可怜。这一时期的鼓声也最是复杂的：五十年代，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人人喜气洋洋，鼓声喧天，自豪奔放；到了“文革”，歌声犹如“充满了杀气，好像有千军万马在包围”，听到者或异常亢奋，或心惊胆寒，天差地别；动乱过后，百废待兴，鼓声不再如过去频繁，人们在奔往理想的路上开始了回顾与反思。行文中，既有作者的感伤、彷徨，也充满了对未来前景的思索与企盼。

散文中各部分事件的描绘是支撑行文的架构。在事件的选取上，不乏生动鲜活者，如走街串巷的收古董的，说是收珍珠翡翠，实际上搜刮的是穷苦百姓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由娃娃腕子上剥下的镯子、炕桌、掸瓶、条案，纷纷“随着那清脆的鼓声永远地消失了”。在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最高指示”开展得风起云涌，而老寡妇家的悲伤气氛却与时代格格不入。为了能让她的独子顺利插队，“文革小组”天天“堵着寡妇门口一敲就是几十分钟”，鼓声肃杀，听得人心惊肉跳。耀武扬威的鼓手、威风八面的彩车、出版史上的“大跃进”，花团锦簇的背后，看上去无不鲜活生动，实则与历史进程往往背道而驰。几件小事的描绘，看似零散，但均以历史暗线穿插，各部分被有机地统筹在一起。

作者一生历经沧桑，笔触间的真实可见其为人为文的风格。对于作者，评论界一致认为，其作品真诚坦荡，深邃警醒，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此评论对于一生都在用“心”写作的作者来说，也同样是平淡，却是饱含深沉的。

•作者简介•

萧乾（1910～1999年）蒙古族作家、文学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2~194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曾在《大公报》、复旦大学任职。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出版有著译作品43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