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时期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以“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中国在远古时代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往往只是片断,有故事情节的不多。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xi、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
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作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这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神话历史化的方法主要是删削和改造。在我国,神话的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出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提出“不语怪力乱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又称“六笙诗”,是《诗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诗的合称。据《仪礼》记载,这六篇诗用笙演奏,因此而得名。自汉代以来。这六篇诗都有目无辞,《诗经》三百零五篇不将其计算在内。
“雅”是“正”的意思,是“朝廷正乐”,《诗经》中包括《小雅》和《大雅》,故又称“二雅”,共105篇。大、小雅当是音乐上的区分,《大雅》3l篇,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雅》74篇,大部分作于西周末期。这些作品的产地是西周王畿地区,《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小雅》中有少量民歌。
《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指音乐曲调,国风即不同诸侯国和地区的地方土乐。《诗经》有十五国风.大部分是民歌。“雅”即正,是指周朝京都地区的雅正之乐。“雅”分为大雅、小雅,大雅3l篇,小雅74篇,“雅”诗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些民歌。“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乐曲,音乐较舒缓,“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是指《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朱熹《诗集传》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比、兴”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是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六义”说源自《毛诗序》,《毛诗序》因承《周礼》“六诗”说,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源于《周礼》中的一段话。《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曰雅,六日颂。”其分法与《周礼》相同,只是把“六诗”叫做“六义”。“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赋、比、兴”是指《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
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诗歌创作原则,确立在《诗经》时。“风雅”不是指“风雅”体裁,而是指体现在《诗经》“风”、“雅”中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它引导后代文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节操。
《诗经》“六义”中的二义。“比”,一般认为它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即相当于比喻修辞格。“兴”,朱熹认为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并说“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两义,各家所论虽或偏重社会内容,或偏重艺术表现,但都将比兴理解为与直接叙述描写相对立的,借比喻、象征等手法对某一特定内容所作的曲拆委婉的表达。“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指篇章结构上章节回环复沓、反复咏唱的民歌体,该体式在《诗经》中的运用非常显著。重章复唱是口语文学中常见的样式。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因而在复唱中不断地使用一个调子甚或是相同的句式,有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这也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在《诗经》的305篇中,占了一半以上,并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就足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提出了“思无邪说”。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向怀抱,但具体所指,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视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统一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是《毛诗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序》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均为“变风”,并且认为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是“正雅”,其余则都是“变雅”。这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此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指汉代传习《诗经》的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齐诗》出于齐人辕固,《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则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前三家是今文学家,西汉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是古文诗学,较晚出,系私学相传,后盛行于东汉。魏晋以后,直到现在,通行的《诗经》即为“毛诗”。四家诗均在注释中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但对诗之解释大同小异。
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原名《易》、《周易》,汉代人通称为《易经》。“易”字,一说为“简易”之义;另一说为“变易”之义,意为以揲蓍数目之变,推求问事之变,借以释疑。“易”前“周”字,一说指周代人的筮法;一说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汉代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易经》则指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而言。
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中的文诰都独立成篇,有完整的结构,文字古奥典雅,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的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笔法”是指在作品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用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在艺术方面,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孟子》为孟子与其弟子共同编纂的孟子的言论汇编,《中庸》和《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两篇,传为曾子所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始自宋代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诗》指《诗经》,《书》指《尚书》,《易》指《易经》,《礼》指《礼记》,五经合称始于汉武帝时。
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出来的说法:“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原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的批评原则。
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由此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作者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人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
“得意忘言”是指庄子对言、意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他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庄子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人、香草是《离骚》最引入注目的两类意象。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香草美人是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
是战国时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之名来源于“九天”,古传说上天有九重,故称天乐为《九歌》。《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从现存的《九歌》来看,它的民间文化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并不重,可以说《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风”指《诗经》中的《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和《楚辞》是我闻古典诗歌的两大典范和旅帜,故文学史上往往将其并称为“风骚”。后世诗人或受《诗经》现实主义影响,或受《楚辞》积极浪漫主义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诗经》或《楚辞》所开辟的两条道路前进。因此而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习惯上称为“风骚”传统。
“楚辞”这一名称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的由屈原吸取楚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特色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义称“骚体”.它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的加长和“兮”字的大量运用:一是指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一部楚辞体诗歌集,用“楚辞”作书名,内有屈原《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及宋玉、景差等楚辞体作家的作品。所以,“楚辞”既是一种诗体的名称,又是一部总集的名称。
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风格也不完全统一,但它有严密的体系。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成,共2l篇,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即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要略》认为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汉赋的一种,指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体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楚辟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意模仿屈原的《离骚》、《九尊》,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被称作骚体赋。骚体赋并不等于楚辞,它已经散文化了,是楚辞演变为汉大赋的过渡形式,在赋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性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等。
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摘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为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说来,文学史上所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汉初枚乘的《七发》“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它全篇是散文,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叫有摹拟,亦简称“七”。“七体”名目首见于《昭明文选》。
“文章”的概念是汉代出现的,当时指文辞。其含义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西汉文坛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散文和赋。“两司马”是指西汉著名的作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文章两汉两司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汉散文以司马迁为代表,赋以司马相如为代表。他们二人分别在散文和赋的创作领域中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是前人对汉赋著名作家枚乘、司马相如的并称。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汉初诗人,顺流而作。……枚马同其风。”汉初枚乘的《七发》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进一步确立了汉人赋的传统和体制。他们二人的作品都对汉赋的发展产生过重人的影响。
这是西汉末辞赋家扬雄在其著作《法言·吾子》中对辞赋的评论,他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指屈原的骚赋,“辞人之赋”指宋玉的赋及枚乘、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丽”指辞采之富丽,是一切辞赋的共同的艺术特征。“则”是“法则”的意思,“淫”是藻饰过分的意思,“则”与“淫”是区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界限。扬雄认为屈原的楚辞辞采华茂,合于儒家的标准,可为法则。而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则是“极靡丽之辞”铺张过分,无补于讽谏劝谕。这样的文学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语出西汉辞赋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法言》。“劝”是鼓励、提倡的意思,“讽”指“讽谏”。“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比例的悬殊,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扬雄认为汉赋本应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的篇幅和过量的辞藻铺叙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仅仅在结尾处稍微露出一点讽喻之意,结果丝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讽反谀,适得其反,助长了奢侈的心理,如扬雄指出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欲以讽谏,而帝反有飘飘凌云之志,这就深刻指出了汉赋讽喻作用的虚伪性。
《史记》原名叫《太史公书》,此书被称为《史记》是东汉后期以后的事。此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记事上起轩辕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全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本纪”是以历朝帝王的顺序年代为纲的历史大事纪,是一种编年史的摘要;“世家”是有爵位封地世代相传的家族的历史,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所存在的各个诸侯国和汉代帝王所封的王侯;“列传”是一些有才干、有作为,卓荦不群,能不失时机地建立功业,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书”是有关经济、军事、水利、祭祀,以及礼、乐方面的制度史;“表”是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谱列成表格,以使人一目了然。《史记》的内容广泛,艺术高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杰作。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发愤著书说”对后来的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有很大的影响。
又称旁见侧出法,是《史记》中塑造完整人物形象的手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驶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如《项羽本纪》中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中表现他猜忌功臣,《郦生陆贾列传》中则揭露他傲慢侮人等。
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五言古诗,现存10余首,散见于《文选》、《古文苑》、《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均为成熟完整的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味,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之作,充满感伤哀怨情调。《诗品》列李陵诗为上品,杜甫也在《解闷十二首》中推崇说:“李陵苏武是吾师”。但自六朝起,多数学者对此存疑.认为西汉时期不可能有成熟的五言作品。现一般认为“苏李诗”是东汉无名氏的托名之作,约与《古诗十九首》同时,其间可能还杂有六朝人的拟作。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两汉时期,朝廷乐府机关会采撷、演唱一些新兴的俗乐歌辞,这些歌辞有的出于文人之手,也有的出于民间。乐府民歌是汉代音乐机构从民间采集的“俗乐”,大都是劳动人民或下层士人的作品,是乐府诗中的精华。乐府民歌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感情,其主要艺术特色是以叙事为主、诗体多样、语言朴实生动,代表了汉代诗歌的主要成就。魏晋以后的文人,大力模拟乐府诗,沿用古乐府旧题而写新诗。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初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胸中的不平。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感慨的赋作。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代表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的《述行赋》。
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在精神上与屈原作品相近。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他的《思玄赋》采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他的《归田赋》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张衡成为文坛上独领风骚的作家。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色,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赋》。
指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在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是汉赋的典范之作,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二人并称为“扬马”。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而张衡的《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最,紧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二人被称为“班张”。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作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故四人又合称。
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其内容多写夫妻朋友的离情别绪和下层文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各种忧愤之情。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对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电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而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这是对汉末魏初时期的优秀诗歌创作特色所作出的概括。建安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主要成就在诗歌。建安诗人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后人把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其内涵主要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浮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涛文俱佳,风格清峻通脱。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位作家,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以七人并举,故称“建安七子”。除“三曹”和蔡琰外,“七子”是建安诗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当时的文学活动,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其中王粲成就最突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钟嵘《诗品》列之于上品。因他们同居邺中,故亦称“邺中七子”。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因而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正始之音”。嵇康、阮籍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
指正始时期的著名作家嵇康和阮籍,二人齐名,并称“嵇、阮”。正始时期,政治异常黑暗,嵇康、阮籍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更多地带有老庄思想的色彩,但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在创作风格上刘勰评价他们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和《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代表作是《幽愤诗》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三国魏正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文学创作上。以阮籍、嵇康最为著名。代表作品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
太康是晋武帝的年号,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画,一是拟占,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而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这一时期诗坛出现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但除左思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成就较高外,大都有形式主义倾向,内容稍显贫乏,追求词藻的华美,注重艺术形式技巧。
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昂,辞采壮丽,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因而在内容与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
东晋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做兰亭之会,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西晋末至东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诗体,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它在内容上宣扬老庄哲学,在艺术上缺乏形象,钟嵘《诗品》称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是指由晋末诗人陶渊明开创的以描写乡村风光、农田劳动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陶渊明厌恶官场的污浊,亲自参加劳动体验,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他的田园诗有的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其诗质朴自然而又韵味隽永,反映了诗人的社会理想,对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横吹曲”,原是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器有鼓有号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鼓角横吹曲现存歌词六十多首,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它们与汉乐府民歌十分相似,富有战斗性,语言质朴,风格刚健明快。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义叫“梁鼓角横吹曲”。
是指以山水风景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曹操的《观沧海》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南朝宋时的谢灵运,他开创了山水诗派。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欤风貌。刘勰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此时文坛上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三人齐名,有“元嘉三大家”之称。就诗歌创作而言,他们的共同点是描写山水都讲究词藻和对偶,但诗风差异明显,谢诗富艳精工,颜诗华美典雅,鲍诗雄恣奔放。在赋与文的创作中,谢灵运以《岭表赋》、《山居赋》等作品为代表,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代表作是《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代表作家是沈约、谢胱、王融。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其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再加上声病的限制,产生了“文贵形似”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弊端。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细,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倾意宾客,故一时天下文士纷纷归附,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就是“竞陵八友”,即萧衍与沈约、谢胱、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等八人,他们和周颙等人在创制“永明体”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南朝梁代在宫廷中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这类诗歌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咏物之作在官体诗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徐、庾父子及陈后主等人,都是宫体诗创作的突出代表。
所谓“徐庾体”,是指徐、庾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歌,随着萧纲的入主东宫才正式获得了“宫体”的名称。徐,是指徐摘、徐陵父子;庾,是指庾肩吾、庾信父子。他们都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创作风格流丽轻艳。《剧书·庾信传》记载:“(徐、庾父子)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昇、邢邵和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温子舁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邢邵的诗虽不够精致,却有寄寓深沉之长,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魏收著有《魏书》,他的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不逊色。
是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如沈约《愍衰草赋》有一半的篇幅使用五言诗句式,显示出五言诗与赋的有机融合。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萧悫《春赋》有“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之句。其后庾信把诗体赋运用得更为娴熟,使形式更为唇吻遒会。是对诗赋界域的一种消解。
南朝梁代吴均善为文、工写景,尤以小品书札见称,他的作品“清拔有古气”,被称为“吴均体”。吴均体的“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一种变化,是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一种回应。由于其辞笔工丽而不拘忌、简淡而清新,江南山水的清秀之美得到传神写照。其代表性作品有《与宋元思书》等。
鲁迅最早将魏晋南北朝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是记神鬼怪异之事的小说,是在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以及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置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等;讲说鬼神怪异的故事,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等;记述佛法灵异的,如王琰的《冥祥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是指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或记载历史人物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一为笑话,如魏邯郸淳《笑林》;二为野史,如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三为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这类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按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并不成熟。不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许多方面为唐传奇积累了经验。
在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主掌贞观诗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身边的北力文人和南朝文士,他们对南、北文学的不同有着清醒认识,并提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贞观诗风的新变,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太宗及其周围的一批诗人,如杨师道、李百药等早年虽有融和南北艺术技巧较为成功的作品,但后来多奉和应制之作,尽管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但在风格趣味方面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指唐初以宫廷诗人上官仪为代表的一种诗体,他的诗多为奉合应诏之作,绮靡浮艳,是齐梁宫体诗的余风。据《旧唐书·上官仪传》记载,上官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上官体代表了追求形式技巧与声辞之美的宫廷化倾向,但有一种天然媚美之敛,体现了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对律诗形式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的诗重视抒发一己之情.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同时,他们还反对继承齐梁遗风的纤巧绮靡的上官体,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领域,倡导富有“骨气”的刚健之诗,为因循的初唐诗坛吹进了一阵清新空气,使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开始形成,但他们的诗仍残留不少南朝遗风。
是七言古诗与骈赋相互渗透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体诗的一些影响。七言歌行上承乐府诗即事抒情的传统,又吸收了格律诗玲珑精致的风姿,意脉流荡,波澜开合,曼词丽调,风情万种。唐代诗人创作大量的七言歌行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真正被之管弦、播于乐章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大量的还是作为诗篇流行于世。
指继上官仪之后,武后时代的四个宫廷诗人,即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其诗较少雕饰,对近体诗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贡献,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李峤、苏味道、崔融都身居高官,其诗多为应制之作,内容空洞。与苏、李相较,崔融有些从军诗尚有可取。
“沈”指沈佺期,“宋”指宋之问,二人都曾在初唐时做过宫廷侍臣,媚附权贵,品格低下。他们所作律诗多应制奉和之作,佳篇不多,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格律形式完整,为后人所推崇,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沈宋以前,律诗前后失粘的相当多,且多为五律。沈宋使五律更趋精密,完全定型,又使七律体制开始规范化。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律诗的别称。初唐诗人在诗律方面有很大进展,他们主要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二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因此又称律诗为“沈宋体”。
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而僧诗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王梵志诗今存390首,似非出于一人之手。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层人民的贫困与不幸;表现佛教思想的,大体劝人为善,语言通俗,当时似广泛流传于民间。寒山诗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写、求仙学道和佛教内容,其中表现禅机禅趣的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在初、盛唐之交,四人齐名,他们又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一带在古代也叫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其中贺知章、张若虚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张旭是书法家,也是诗人,包融所传诗不多。诗作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为著名。“四士”性格狂放,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新的情趣,体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色。
是初、盛唐之交诗人张若虚的代表作,被称为“以孤篇盖全唐”,历来为人们所传颂。这是一首长篇歌行,采用的是乐府旧题,但作者已赋予了它全新的内容。张若虚在诗中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透彻的诗境,而在明净的诗境中。又融入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诗人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融入美的形象,诗情与画意相结合,表明唐诗意境的创造已进入炉火纯青的阶段。
是盛唐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之一,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多仕途失意,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寻求隐逸,因而诗中多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其诗诗风清新流丽,常常表现出静谧恬淡的境界。孟浩然、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两人都工于五言,都善于描写自然景物,风格也有近似之处。在艺术成就方面。二人既可并驾齐驱,又各标风韵,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王维的代表作主要有《辋川集二十首》、《山居秋暝》、《渭川田家》等,孟浩然的代表作主要有《夜归鹿门歌》、《过故人庄》、《宿建德江》等。
指盛唐时期以写七绝著名的诗人王昌龄。王昌龄诗的内容多写边塞生活。而诗体则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其《出塞》诗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胡应麟《诗薮》中说,在唐代诗人中“七言绝,太白、江宁为最”,江宁即E昌龄。王昌龄在七绝上着力尤多,成就也最高,因而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是盛唐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等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魏晋、隋及唐初以来边塞诗的创作传统,以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多方面反映边塞生活,表现了巩固国防、为国立功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进取精神。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气息,开阔了诗歌创作题材,气势磅礴,乐观向上,描写生动、形象,风格雄浑豪放.富有艺术感染力,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
指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二人一为积极浪漫主义的大师,一为现实主义的圣手,并为两大诗歌流派的代表作家。韩愈《调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旧唐书·杜甫传》则称,杜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和杜牧也以诗名并称“李杜”或“小李杜”。
诗中之仙。是对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称誉。李白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大概因其诗才飘逸如仙,多写游山求仙之事,富有浪漫主义特色而得此名。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
诗中之圣.是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称誉。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集六朝、盛唐诗歌之大成,对后代许多诗人有着重要影响。宋人谓杜甫“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为“诗之集大成者”,明代杨慎谓杜甫“圣于诗”,清代王士祯谓杜甫作“圣语”,后遂有“诗圣”之称。
是对唐代大诗人杜甫诗的称誉。杜甫的诗歌创作主要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他饱尝了那个时代的苦难,目睹和体验了唐帝国由盛到衰急剧变化的严酷现实,因而他的诗歌把写实倾向推向了艺术的顶峰。在“安史之乱”中,他与千千万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他的诗如“三吏”、“三别”、《春望》等。最早也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了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灾难,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变化的广阔画面。被誉为“诗史”。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杜甫把强烈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手法中,以叙事手法写时事。《新唐书》本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于青不少衰。世号诗史。”
是对杜甫诗《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简称,这六首诗是杜甫有计划、有安排写成的作品。中唐时期,统治者实行了无限制、无章法、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杜甫亲眼目睹了这些现象,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写成这六首诗作。杜甫在揭露统治阶级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同情和感激的心情歌颂了广大的人民。“三吏”与“三别”表现手法不尽相同,“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通篇都是人物的独自。从文学源流上看,“三吏”、“三别”上承《诗经》、汉乐府风格.下启白居易诸人新乐府,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顶点。
中唐诗人元结所编的诗集。《箧中集》收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等诗人的作品,他们是最先感受到衰败景象到来的一群诗人,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是以悲愤写人生疾苦。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予很高的评价。元结的诗歌观念,与他们是一致的,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元结与《箧中集》的诗人们。一变盛唐诗人诗中的理想色彩,而转向写人生悲苦,他们的诗有思想深度而乏艺术力量。
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的大多数,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信和磅礴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余韵,也写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十才子指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他们的生平大都不详,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钱起被公认为十才子之冠。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艺术表现上以谢胱为宗,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都写得精致工整,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
指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刘长卿。刘长卿,字文房,世称刘随州。他因一生不得志,所作诗歌多写政治失意之感,也有反映离乱之作。他的五言诗写得最好,善于描绘自然景物,以画入诗,简括鲜明,所以自称“五言长城”。代表作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等都为后人所称道。
这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杜甫诗歌奇崛的一面,力求瑰奇怪谲。孟郊诗风幽冷,尤善以“寒”字为中心,刻画对生活的特殊感受;韩愈则形成雄怪的诗风,不仅以雄大气势见长,且常跃动怨愤郁躁的情绪。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他们还大胆创新,或以散文章法结构诗篇,或在诗中大量使用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以文为诗”,对宋诗影响深远。代表人物还有贾岛、卢仝、李贺等人。
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奇崛险怪方面,中唐时期著名诗人韩愈和孟郊的诗风有近似之处,后人论诗常以“韩孟”并举。又因韩愈以散文著称,孟郊以诗名世,当时有“孟诗韩笔”之誉。唐人赵磷《因话录》:“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
是对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称谓。孟郊一生困顿,贫寒凄苦,其诗也常道穷愁凄凉;贾岛的诗注重字句的雕琢、推敲。因二人诗歌都清峭瘦硬,好做苦语,故有此称。苏轼便曾经提到“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指中唐时期优秀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交情甚笃,才华相当,而且“二十年来万事同”,政治遭遇非常接近,由此奠定了他们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刘禹锡、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因此并称“刘柳”。柳宗元的代表作品有《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刘禹锡的代表作品有《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等。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二人是好友,又都以写新乐府著称,世称“张王乐府”。张王乐府有许多共同特点:一是在古题、新题参用方面极相似;二是艺术上都好用七言歌行,并在诗的结尾两句用重笔来突出主题;三是语言也都通俗明快,凝炼精悍。在扭转大历风调,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中唐以元稹、自居易为代表的涛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以讽喻时事的乐府诗著称,是对杜甫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他们除在诗歌语言通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通过诗歌咏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白居易的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等,元稹的代表作有《乐府古题》等。
是指唐代诗人自居易、元稹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所形成的涛风。据《新唐书·元稹传》记载:“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后来模仿元白风格所作的作品,也称元和体。又因白居易编有《白氏长庆集》,元稹编有《元氏长庆集》,后人也把这种诗风称为“长庆体”。
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即所谓的“通江唱和”,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另外二人还有一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涛.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自居易的《舟中读元九诗》和元稹的《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这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学主张,是新乐府运动的创作纲领。所谓为时为事而作,也就是自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认为“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因为只有将民情七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由此可见自居易的诗歌主张是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
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这类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作家及作品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
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其特点是奇旬单行,长短不拘,书写自由。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唐代散文继承了秦汉散文传统,又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新的特点。
在古文运动中,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它是韩愈、柳宗元的杂说、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晚唐小品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生气贯注。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晚唐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擅长骈体文,时号“三十六体”.因三人在其从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此称。他们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向唯美主义方向发展,并将骈文广泛应用到书信、公文、表奏等各种文体中,不少作品无异于文字游戏。在创作技巧和文风上,他们的骈文则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大都雕镂精工,用典深僻,词采繁缛,偶对切当,风格更为华丽浓艳,其中以李商隐的骈文最具代表性。
是在前代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言小说,与传录异事、粗陈梗概而无甚作意的六朝小说相比,传奇作者更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由此形成“作意好奇”、“始有意为小说”的特点。唐传奇的题材扩大,篇幅大大加长,铺展为几千字的规模,能比较完整丰富地反映生活,写出生活的流动发展,从中展示出人物的命运,而且情节完整、生动、曲折,艺术描写趋于深入、细腻.并注意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反映更加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在唐代的文言小说中,轶事与志怪两类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真正传奇体制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很多,但却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代表性作品有王度的《古镜记》、白行简的《李娃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
也简称“变”,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宜传的一种文体。“变”是奇异之意,因其文讲唱佛经中神的奇异之事,故称“变文”。这种文体盛行于唐代,因清光绪年间才从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故又称“敦煌变文”。现存变文,其内容一为佛经故事,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为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一为当时当地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如《张议潮变文》等。变文对我国通俗讲唱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也是研究我国说唱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料。
指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清代吴锡麒《杜樊川集注序》:“义山、牧之,世亦以‘李杜’并称。”为了和盛唐李杜相区别,人们习惯地称李白、杜甫为“挛杜”,而将李商隐、杜牧称为“小李杜”。《新唐书·杜牧传》说:“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二人并称,主要因为他们当时的诗名大致相当,其实二者诗歌风格并不一致。清代刘熙裁在《艺概》中就用“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两句来概括区别二人诗风。
指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两人的诗在当时齐名.诗风也有近似之处,因而并称“温李”。金人元好问在《黄金行》中写道:“笔头仙语复鬼语,只有温李无他人。”就二人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而言,温庭筠不如李商隐,李商隐以其诗歌情调的朦胧幽美、内涵的多义性和风格的凄艳浑融,卓然成为诗国开疆辟土的大家;而温庭筠的诗多在艳丽中带有浓厚的世俗乃至市井色彩,鲜明地表现出晚唐风尚。
主要指贾岛、姚合及其追随者,他们的诗作代表了晚唐普遍的创作风尚。苦吟诗人大都将生活情趣转移到吟咏日常感受及亲友唱和上,并且苦吟成癖,以徘徊吟咏的心境和殚精竭虑的态度与方法。多方面审视自己的贫穷、窘困、闲散,对情与景进行深刻挖掘与雕琢,从而创作出“清新奇僻”的诗。其缺点足诗境狭窄,有句无篇,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
以唐代韩倔的《香奁集》为代表的一种诗风,又名艳体。因这类作品多写男女之情和妇女的服饰容态,风格绮丽纤巧而得名。它渊源于六朝宫体.而描写范围则从宫廷贵族扩大到一般士大夫的恋情和生活.对后世诗歌有一定影响。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香奁体,韩倡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
指晚唐文学家皮日休和陆龟蒙,两人为好友,并称“皮陆”。两人诗酒唱和,题咏风物,写了六百多首诗,编为《松陵唱和集》.在唐末诗坛,别成江湖隐逸一派。皮陆唱和,在淡于世事的同时,特别关注个人生活,多摄取日常和身边的器具、景物、人事为诗歌材料,所唱和的无非是酒、茶、渔钓、赏花、玩石等琐物、碎事和各种闲趣,倒是一些小诗,写得较有情味,如《春夕酒醒》的唱和诗。另外,两人在当时还以小品文著名,皮日休的代表作品是《读司马法》,陆龟蒙的代表作品是《野庙碑》。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开宗明义地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他的所谓“味”是指“咸酸之外”的诗歌的“醇美”,这种韵味不是任何一篇诗歌作品都具备的,而必须是有意境作品的特质。而有“韵味”、有意境的作品,也就是他在《与极浦书》中所说的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他的“四外”说对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了深入细致而又精辟的分析阐述,对后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宋代苏轼的“远韵”观、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稹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司空图“韵味”说的影响。
词的初期称呼。词原是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在唐代文献中称曲或曲子。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出现了曲子词的名称。所谓曲子词,“曲予”是其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种曲调相配合的唱辞,如“敦煌曲子词”。曲子词作者众多,题材广泛,词体未定型,艺术上比较粗糙,属于词的初创阶段。
唐代乐府曲名,也称竹枝、竹枝子,本来是巴渝一带的民间歌曲。崔令钦《教坊记·曲名》中已载有“竹枝子”,且在唐玄宗时已采人教坊。中唐前期诗人顾况已有《竹枝词》之作。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时,根据民歌改作新词11首,歌咏巴山蜀水自然风光、人民习俗、男女恋情,也曲折透露了自己被压抑的心情,语言通俗优美,每首七言四句,形同七绝。当时的自居易也有《竹枝》,其后竹枝词作者颇多,大都用它来写人情风土,有民歌色彩。
是近代在甘肃敦煌石窟发现的唐及五代词,其中主要是民间词作,也有少数文人作品。这些词最早写于盛唐时期,大部分为中晚唐作品。词的题材广泛,艺术成就很不一致。其中少数优秀作品想象丰富,比喻贴切,语言通俗,生活气息浓厚,如写歌伎不幸遭遇的《望江南》、《抛绣球》等。敦煌曲子词对研究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后蜀赵崇祚编,收录唐、五代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词500首。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指出这些词人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形成了缛采轻艳的花间词风。花间词的这种特点对词体文学的特征影响极大,“诗庄词媚”一说的成因即与它有很大关系。
指宋初出现的以李昉、徐铉、王禹偁等诗人为代表的“白体”;以“九僧”、林逋、寇准等诗人为代表的晚唐体;以杨亿、钱惟演等诗人为代表的西昆体。从白体、晚唐体到西昆体,宋代诗人先后在唐代诗歌中选择白居易、贾岛和李商隐作为学习的典范。它们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但是这种摸索过程事实上为后来的诗文革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宋末的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说宋初诗坛已经铲除五代旧习,稍嫌夸张,但把宋初诗风归为三体,则颇为准确。
是宋初效法自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宋初朝廷优待文臣,且提倡诗赋酬唱,所以当时的馆阁之臣唱酬成风,且编成了许多唱酬诗集,例如李昉与李至的《二李唱和集》、徐铉等人的《翰林酬唱集》等,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显然,这种诗风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其诗的主要内容是吟咏湖山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孤芳自赏的心情。晚唐体诗人中身份迥异的足寇准,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所以是晚唐体的盟主。
是宋初影响极大的重要文学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只有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它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西昆体诗人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但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
指北宋初期的诗人苏舜钦和梅尧臣,两人的诗作开宋诗之先,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苏舜钦的诗风豪放雄肆,喜以诗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抒发强烈的政治感慨,然而推敲、剪裁的功夫略嫌不足,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苏舜钦诗中已见端倪。梅尧臣诗的题材走向是写日常生活琐事,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为宋诗开辟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走向。在艺术风格上,他以追求“平淡”为终极目标。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
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到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在中唐由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在欧阳修、王安石和“三苏”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柳的成就,使古文成为文学主流,蔚为风气。他们所提倡的散文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继承,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特点。就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就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体现了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
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位散文家的合称,他们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努力写作内容充实、平易流畅的散文,扭转了唐宋的浮靡文风,影响深远。明初朱右选韩、柳等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书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例如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
是欧阳修散文的美学风格,他并不刻意选择人物、场景以及按照某种寓意的逻辑来组织内容,只是自然地叙事、自然地抒怀,在看似散漫不经的行文中,使读者慢慢地从寻常的叙事中体悟出难以言传的高远境界。他的散文一般具有笔触多情的特点,常着眼于感情的抒发。另外,文章结构层次上的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语言层次上的平易自然,都是“六一风神”的构成要索。
即“半山诗”或“半山绝句”,指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以瘦劲刚健为特征是王安石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但进入老年后,他却视奇崛为平常了,其晚年诗作雅丽精绝,既有清新闲适之作,又有沉郁悲壮之作。主要体裁是绝句。它的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既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为江西诗派的先驱。
宋代欧阳修所作,他主张诗人应对于所要再现的情境具有真切感受,这样才能曲尽其妙。《六一诗话》一书开文人诗话之风,此前论诗之作多重品评、格例、作法或本事,此书问世,始立“诗话”之名,且兼收并蓄,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创立了一种漫谈性的论诗体例。在这以后,诗话成为评论诗人诗作、发表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形式。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所谓“诗穷而后工”,就是说困厄的人生境遇,能使诗人创作出工致精妙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诗歌作品。在欧阳修之前,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大体上都是说创作主体的生活环境与创作潜能之间的关系。欧阳修继承了他们的说法,并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了诗穷而后工说。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渐趋成熟,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的就是五代这种词风,但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层殊加深了词中情感的浓度,即词中渗透着理性沉思的特质;欧阳修则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
北宋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在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最欣赏和重视此四人。《宋史·黄庭坚传》载:“(黄)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这四位作家曾得到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苏轼的文学影响,但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人的造诣各异,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秦观的词专以纤丽婉约见长,只有晁补之的《摸鱼儿》等个别作品中还能看到一些苏轼的豪放词风。
是我国古代词人的两大流派之一。豪放派取材广泛,常抒写壮志豪情,描绘奇伟景物,风格豪迈奔放,沉郁悲壮。苏轼是该词派的开创者。苏词冲破了晚唐以来词的“艳科”范围,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品和词的艺术功能,境界雄奇阔大,气势吞吐八方,给词坛吹进了一股豪放雄风。到南宋则词人众多,其中辛弃疾为豪放词派的大师。辛词回荡着铁马金戈的爱国主义强音,慷慨悲凉。骏发踔厉,充满豪情。豪放词派一直延续到晚清,影响很大。
是我国古代词人的两大流派之一。该派的特点是多以男欢女爱为题材,善于抒写委婉细腻的情思,风格含蓄蕴藉,委婉曲折。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可谓最早的婉约词派。宋代晏殊、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都是婉约词派的著名词人。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集大成者,工于持律,善于创调,章法多变,题材狭窄,艳情和羁旅之愁几乎占据他《清真词》的全部内容。婉约词派一直延续到晚清,影响很大。
宋室南渡后的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她强调词“别是一家”,以女性词人特有的细腻纤巧写闺情词而有丈夫气,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易安体”。“易安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广为流行。主要艺术特色有:一、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以寻常语度人音律是“易安体”最突出的特点,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而且能“化俗为雅”。二、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同时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三、温婉中透出刚健、洒脱。“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日:“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渊下题日:“博山道中效易安体”。
“格律”二字,指创作诗词所依据的格式与规律。古诗之格律,包括声韵、对偶、字数、句法等,凡重视这些格律的一派,即称格律派。然通常所谓格律派,多指宋词中之格律词派而言。词本协律合乐之文学,北宋时作词已渐不协律,至于苏轼,由于才情奔放,往往以诗为词,更不守词中规律,于是词与音乐渐趋分离。为恢复词之音乐性,因而兴起了格律古典词派。宋徽宗曾颁布大晟乐,诏周邦彦提举大晟府。邦彦作词,下字用韵,皆有精密法度,格调音律,最为严整,实为此派先驱。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皆为格律派翘楚。
指宋代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二人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故经常并称。苏轼开创了豪放词派,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七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词至苏轼,为之一变。辛弃疾,其词风格多样,多抒写爱国主义热情,他以文人词,独创出“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着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
指宋代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二人同为济南人,因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故并称“二安”。李清照的词前期多写爱情和自然景色,后期则充满国破家亡的沉痛与悲伤。她的词善用白描,语言清新优美,形象鲜明生动,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易安体”。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词人。辛弃疾,其词风格多样,多抒写爱国主义热情,他独创出“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稼轩词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指南宋词人吴文英和周密,因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而得名。吴文英一生的心力都倾注在词的创作上。他力求自成一家,但他胸襟气魄远逊稼轩,才情天赋不及白石,要在情思内容上有所超越突破已不可能,于是专在艺术技巧上争奇斗胜。周密的词作,融汇白石、梦窗两家之长,形成了典雅清丽的词风。他一方面取法姜夔,追求意趣的醇雅,另一方面与吴文英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并因此与之并称“二窗”。
指南宋词人姜夔和张炎。两人都讲究格律声韵,词风相近,故并称“姜张”。姜夔的词多写景咏物及记述客游之作,善用联想暗喻,意境清远,音律和谐。张炎的词早期多反映贵族公子的悠游生活,宋亡后则多追怀往昔之作,用字工巧,追求典雅。
均为词的别称。因词体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而被称为“长短句”。这种从一字句到九字句应有尽有,且交错使用,变化多端的句式,产生了词的错落变化的美。因古人把词作为诗的余绪,或认为词是由绝句、律诗发展而来,故也称“诗余”。词在起初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所以从音乐角度又称之为“琴趣”、“乐府”。
唐宋词的四种体制。“令”为令曲,即小令,每片四扪。“引”,本来是一个琴曲名词,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声,别成新腔,名之日引。“近”,是近拍的省文。“慢”,古书上写作曼,亦是延长引申的意思。引、近每片六拍,慢每片八拍。由于拍子多少不同,令词一般短小,引、近接近中调,慢词较长。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字数多少,而在于音乐的节奏不同。
慢词是依慢调填写的词,字句较多。长调指长词,是从体制上划分,明代《类编草堂诗余》以九十一字为长调。慢词和长调虽然字句都比较多,但一着眼于曲调节奏,一着眼于体制,意义上有区别。中调是词凋体式之一,因其长短适中,故名。明代《类编草堂诗余》以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凋。小令指词的短小者,《类编草堂诗余》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小令也指散曲体式之一,一般以一支曲子为独立单位。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其诗清新豪健,充满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刚柔相济的风格,是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其诗讲究修辞造句,总体风格特征是生新瘦硬,提倡“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开创了江西诗派。
宋代影响量大的一个诗歌流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发有组织的,有理论宗旨的诗歌流派。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并尊黄庭坚为师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到了宋方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江西诗派的创作主张及特色是:重视句法、喜用拗句;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风格生新瘦硬.但兼有浏亮芊绵。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黄庭坚的山谷体诗歌是元祐时期宋诗发展到高峰期的产物,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黄庭坚的诗列为“山谷体”,其总体风格特征是生新瘦硬,主要艺术特点是喜欢用拗句,所谓“拗句”,主要是将律诗中的句式和平仄加以改变,有意造成一种打破平衡和谐的效果,给人以奇峭倔强的感觉。这种刻意求奇而造拗句、作硬语的做法,是形成山谷体生新瘦硬风格的重要因素。用典也是山谷体求创新的重要方面,是“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落实于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指南宋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因宋室南渡再度中兴,故名。陆游存诗九千多首,多爱国诗篇,充满慷慨激昂、为国立功的壮志和以身报国的牺牲精神,也反映了民生疾苦,描写了自然山水和日常生活;他的诗以现实主义为主,也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杨万里的诗主要是写景,想象丰富,描写生动风趣,语言通俗活泼,独具一格。范成大的诗题材广泛,以田园诗最为突出,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只有少数作品风格峭拔。尤袤在当时也是著名的涛人,但他未能自成一家,作品大多已经散佚。
南宋诗人杨万里字诚斋,因其诗自成一格,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之为“杨诚斋体”。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投身在客观事物上,他笔下的草木虫鱼乃至山水风云无不具有知觉和情感,无不充满生机和灵性;要素之二是杨万里作诗想象奇特,但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或天矫奇崛的结构,而是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致的章法。近于口语。代表性作品有《晓行望云山》、《小池》等。
指南宋时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四灵”,并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艺术上专学贾岛,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因而内容贫弱,风格不高。
南宋后期,书商陈起刊行的《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他们身份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因而被统称为江湖诗派。江湖诗人大多数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江湖诗人中成就较大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张炎在他的词论著作《词源》中专设一节《清空》,提出了清空说。他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他的清空说的理论内涵有这样几个层面:一、在词的创作构思上,想象要丰富,神奇幻妙;二、所撷取或自造的词之意象,要空灵透脱,而忌凡俗;三、由这些意象所构成的意象结构整体,构架要疏散空灵,不能筑造太密太实。要言之,张炎所说的“清空”,主要就是指神理超越、空灵剔透的特殊的风格,这是他对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张炎的词论是宋元时期最高水平的词学理论,为词论的独立发展开拓了道路,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中国诗歌理论著作,南宋严羽著。它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五门:“诗辨”提出别才别趣之说;“诗体”专讲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作家的风格和流派;“诗法”讲诗歌作法和诗的艺术特征;“诗评”主要评析宋以前的作家作品;“考证”是对某些诗篇的作者、分段、异文等的考辨。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宋代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中国宋明理学的权威性著作。该书注重文字诠释,更着重于义理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发挥了儒家传统观点,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既辨析精微,又强调人伦日用,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以及强调认识方法、修养方法、道德实践的特点。《四书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影响极其深远。
文天祥晚期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200首,200首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所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但文天祥的集杜诗却是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
宋代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其中代表作品有《简帖和尚》、《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的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一定成就。宋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诵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但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采用歌唱与说白相间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但它的唱词中有接近代言的成分,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代表作品有《两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等。
金代一位下层文人董解元根据唐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利用当时流行的诸宫调形式而作的一本《西厢记诸宫调》,它极大地丰富了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董西厢在情节、结局、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较《莺莺传》作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闹道场、月下吟诗、拷红等情节,对一些人物也做了极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作者改变了故事的结局,使得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并由此而成为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蓝本。董西厢为王西厢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它还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诸宫调作品,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指民间散乐戏班所用的脚本,是宋杂剧在宋、金南北分治之后,保留在北方并得到发展的舞台艺术。院本的角色行当体制与宋杂剧相同,以净色为主,有末泥、引戏、副末和装孤.通常演时用五人,故又称“五花爨弄”。它以滑稽凋笑的科诨见长,可唱小曲,与以旦、末演故事的元杂剧有所不同。但其作品都已失传,仅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院本名目七百余种。
宋朝时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民间说话艺术开始分门别类,各有门庭,有“四家”之说。据宋代《都城纪胜》载,“四家”分别为:“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合声”,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由此可见,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为划分标准的。
金代大定、明昌年间,文学的发展进人了一个繁荣阶段。涌现出一批在金朝成长起来的作家,代表作家有蔡珪、党怀英和王庭筠等,他们的创作风格已与由宋入金的文人不同。从整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元好问在《中州集》里将他们归为“国朝文派”。国朝文派出现后,标志着金代文学的真正开始。
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戏剧形式。主要特点是:由“四折一楔子”构成;一折里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楔子的篇幅叫段,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代剧情,起“序幕”的作用;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如以正旦为主的戏里,只由正旦一人独唱到底,其他角色都不唱,只用旁白。在金、元之交,北杂剧的创作就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著名的杂剧作家有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多为由金入元的文人。元杂剧的前期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黄金时代。
指四部元代杂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它们都是描写爱情的优秀作品:《拜月亭》歌颂了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批判了破坏婚姻自主的封建势力;《西厢记》通过莺莺和张生为爱情自由所作的斗争,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墙头马上》通过李千金和裴少俊的自由结合和裴尚书对他们婚姻的破坏,表现了要求婚姻自主的思想;《倩女离魂》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热烈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同时也表现了在封建礼教禁锢下女性沉重的精神负担。
元明清三代评论家对元曲四大家有不同提法,但关汉卿、白朴、马致远总是被列入四大家之内,有争议的只是王实甫与郑光祖。关汉卿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作品内容丰富,善于塑造形神毕肖的形象,语言雅俗共赏,代表作品有《窦娥冤》、《单刀会》等;白朴的作品常表现出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和身世之悲,代表作有《梧桐雨》、《墙头马上》等;马致远创作的内容多是“叹世”、“归隐”,咏唱男女爱情,成就突出的有写王昭君故事的《汉宫秋》;郑光祖作品中文人事迹剧和爱情剧较为优秀,如《王粲登楼》、《倩女离魂》等;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散曲别集名,元人马致远撰,为元代前期作家散曲作品留存最丰富者。马致远,号东篱,为元代杂剧名家,主要作品为杂剧《汉宫秋》,东篱散曲之作风,豪放清逸而不离本色,盖以其早年怀才不遇之抑郁。中年之放旷,晚年之闲适,种种心情,尽寓寄于其散曲之中,故题材复杂,气概潇洒,机趣绝妙。不独自见一己之成就,亦扩展元代散曲之范畴,提高散曲之意境。其作品皆情景生动。凝炼清新,王国维比之于诗中之李商隐,词中之欧阳修。
是宋元时期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大都源于唐宋大曲、宋词和北方的民间曲调,并且吸收了金元音乐,盛行于元代,用韵依《中原音韵》。音乐上用七声音阶,声调上遒劲,朴实,大多用弦乐器伴奏,因而有“弦索调”之称。元杂剧都用北曲,明清传奇也采用部分北曲。
是宋元时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宋词和南方的民间曲调,盛行于元明。用韵以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人四声,明中叶以后也兼从《中原音韵》。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
古代戏曲、音乐名词。近人吴梅曾解释说:“宫调者,所以限定乐器管色之高低也。”我国历代均依十二律高下的次序,定官、商、角、徵、羽、变宫、变微为七声,是乐律之本。以宫声为主的调式称“宫”。以其他各声为主的称“调”。以七声配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共为八十四宫调。但俗乐多不全用,常用的有五宫(仙吕、南吕、中吕、黄钟、正宫)四调(大石、双调、商调、越调),合称九宫调。元曲中一套宫调须得一定的曲牌配合,其所用曲牌大多出于金院本之大曲、唐宋词以及隋唐以来雅乐诸宫调的各曲。
元杂剧在四折以外的短小的独立段落。一般用在最前面,作为剧情的开端;有时也用在折与折之间,用以衔接剧情。每本杂剧一般只用一个楔子,个别剧本也有用两个的。楔子的曲牌名多用北曲仙吕宫的[赏花时]或[端正好]。古代小说中有时也有楔子,类似话本的“人话”,通常加在故事开始之前,起着引起正文的作用。
“宾白”指古代戏曲剧本中的说白,是戏剧演出时须注意的各种安排的术语。徐渭在《南词叙录》中写道:“唱为主,白为宾,故日宾白,言其明白晓畅也。”单宇《菊坡丛话》则说:“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日宾,一人自说日白。”“科”又称“科范”、“科泛”,指元杂剧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或其他方面的舞台指示,如笑科、打科、见科等。“介”与“科”含意相同,但一般用于南戏、传奇中。
指虞集、杨载、范柠、揭侯斯四人。他们都是元代中期的馆阁文臣,涛歌典型地表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高。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整一性,即讲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辞典雅,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表现,在史学观念上崇尚雅正。当然“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明人胡应麟评四家,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指出四家诗风各异。“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
元代后期的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拟古之作,题材内容并不很新鲜,但在艺术风格上却使人耳目一新。杨维桢融会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
是北宋末叶至明嘉靖末期,由最初的“温州杂剧”流布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地,繁衍而成的性质相类的民间艺术的总称,亦称南词。一般认为南戏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它用南方方音演唱,音乐采取不太严格和规范的曲牌联套体,主要角色是生、旦,另有净、丑等,各种角色都可歌唱,形式比较自由。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元代时南戏在南方广泛流传,入明后出现不同的声腔,如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等,逐渐演变为“传奇”。和元杂剧相比,南戏有舒缓婉转、细腻妩媚的风格特色,后来亦为明代传奇所继承。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相结合,经昆山音乐家顾坚的歌唱和改进,推动了它的发展,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又对它予以加工提高。昆山腔经过改革之后,曲调细腻婉转,优美动听。与余姚、海盐、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对许多剧种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是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也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作品,又称“四大传奇”。柯丹邱的《荆钗记》写书生王十朋与妻子钱玉莲历经波折终得团圆的故事;无名氏的《白兔记》写刘知远被逼从军,入赘岳帅府,十五年后与妻子李三娘全家团圆的故事;施惠的《拜月亭》叙述蒋世隆、瑞莲兄妹及少女王瑞兰、少年兴福的种种悲欢离合;《杀狗记》中孙华的妻子杨月真设汁杀狗,使兄弟重归于好。这些剧本既贴近民间,又显示出文人对南戏写作的渗透,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尤其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
包括剧曲和散曲。剧曲指的是元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舞台表演样式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产生于民间的俗谣俚曲,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带过曲等,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16.散曲: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小令是单支的曲子,又叫“叶儿”,按不同的宫调曲牌创作,曲调不同,字数和句式也不一样。套数又称套曲,由两支以上同宫调曲牌的曲子连缀而成,曲牌间的联系有一定的顺序,曲词须一韵到底,结尾时有“煞调”或“尾声”。作为一种起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散曲具有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
指元代散曲家贯云石、徐再思作品的合集。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二人作品内容多逸乐生活和男女之情,形式上讲求雕章琢句,力求含蓄秀丽,风格颇为相似,故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称为“酸甜乐府”。
指在明代永乐年间官修的《永乐大典》中收录的三种宋元戏文。《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中举后婚变负心的故事,《宦门子弟错立身》歌颂豪门出身的士子完颜寿马与戏剧演员王金榜之间的坚贞爱情,《小孙屠》写孙必贵为兄复仇的故事。这三种戏文基本保持了宋元南戏的旧貌,无论在语言、情节方面,还是在曲牌运用、角色安排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早期南戏特色,质率古朴,简素无华,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当然,从三种戏文前后的发展中,也多少显示了元代统一后,杂剧对南戏的影响以及文人对南戏创作的渗透,比如由对书生负心的谴责到对文士坚贞的颂扬以及曲辞的逐渐诗化雅化、音乐的南北合套等。
元末钟嗣成撰写的戏曲史专著,此书记载了元曲作家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目录,著录作家152人,作品名目四百余种,书中最早对元杂剧创作进行了时间分期,实际上是从整体上对元杂剧的发展演变作了一次系统的考察。《录鬼簿》对每个作家写有小传和吊词。对作家里籍、生平、著述作了简要介绍及评价,此书为元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指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因四人皆居于吴中而得名。四人中以高启和杨基成就较大。高启,字季迪,其诗学习汉魏晋唐,不拘一格,而以豪放为主,其乐府诗有不少反映了农村现实生活,其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诗则写景抒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杨基的诗风清润峭拔,写景咏物之作较有特色。
是明代前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溥、杨荣,他们都是台阁重臣。当时明朝国力渐盛,以馆阁重臣为主的作家受朝廷文化的影响,其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如诗句“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开平”,很难让人感受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作者真实的个性化的思想感情。
明代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个戏曲流派,因汤显祖是临川人,戏曲史上往往将宗汤、学汤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们称为“临川派”,或者又以汤显祖室名称之为“玉茗堂派”。临川派剧作家主才情,注重剧作的“曲意”,不拘音律,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是他们所孜孜以求的重要方面。临川派以汤显祖的创作成就最大,此外还有孟称舜、吴炳等人。
是在明代成熟起来的一种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新的长篇戏曲形式。“传奇”最早特指庸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但元末明初的学者们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原因在于许多唐传奇都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明传奇在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创作主体是文人,在内容上表现出对现实、历史的关切,对作者个性、情感的张扬;而在体制上也表现出规范化的特点。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代表了明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
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四部剧作的合称。因作家是江西临川人,且四部作品皆以梦境来展开故事情节,故此得名;或以作者书斋名合称“玉茗堂四梦”。《紫钗记》是作者对个人旧作《紫箫记》的加工、改写,表现霍小玉、李十郎在爱情上的坚贞;《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南柯记》、《邯郸记》是汤显祖的晚年作品,分别取材于庸人小说《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写人生无常、窿海风波。其中《牡丹亭》成就最大,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
明代戏曲流派,也叫格律派,代表人物是沈璟。沈璟的曲论要点有二: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本色”语言,并以音律为品评戏曲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的主张在当时曾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形成势力和影响都很大的吴江派,其重要作家有沈璟、吕天成、冯梦龙等。吴江派作家除重视音律外。在创作实践上,其“命意多主风世”,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吴江派”曲家对于戏曲创作规律的研究与宣传,对于普及与推动戏曲创作。对于促进戏曲创作与演唱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对格律的过分强调与宣扬,也受到过有识之士的批评。
指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与沈璟围绕“曲律”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议。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认为为了充分表达“意”、“趣”、“神”、“色”,为了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格律束缚;沈璟则注重严守音律,认为只要作曲合乎曲律,内容倒在其次。两人的分歧,关键在于着眼点不同,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重立意、才情,而沈璟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因此他们的分歧并非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相反,正是二者的补充、融合,推动了传奇艺术的发展。
是相对于整本戏而言的,指从全本中拆出的、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折,其源头在明代,鼎盛则在清代。折子戏虽然是整本传奇的一个部分,但它大多是戏曲中的精彩片断,是那部戏曲全剧的中心或灵魂,有很强的独立性,情节浓缩.人物个性鲜明,如《牡丹亭》中的《惊梦》、《西厢记》中的《拷红》、《玉堂春》中的《苏三起解》、《白蛇传》中的《断桥》等。
是明代产生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也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讲史以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为主,开始是口头讲述为主,由于不可能一次把一部历史故事说完,必须讲若干次,因此产生了分节讲述,每节用题目的形式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讲史和小说话本的合流,作家对民间创作的加工提高,就出现r章回小说。其实《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就是章节回小说的诞生过程。
古代小说类型之一,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以歌颂历史上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或超人、半超人的传奇人物为题材,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完成。《水浒传》为后世英雄传奇小说提供了范例,继《水浒传》之后,还有《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较有名。
古代小说类型之一,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它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在叙事中往往融进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评价。其特点是:既有史实的依据,又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既有纪实的成分,又有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志演义》是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
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又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以75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它是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内容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既不同于历史著作,也不同于根据生活而纯出于虚构的一般的小说,它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它的写定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
清初康熙年间,江苏人毛纶、毛宗岗父子,仿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西厢记》之例,修改、评点《三国志演义》,他们修改调整了回目,增删了一部分情节,删改了一些多余的诗词赞语,文字上也作了不少润色加工,使情节比原来更加紧凑,文字也更精练、流畅,但也加强了作品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以及在罗本中本来并不明显的封建正统思想,自此以后,毛本即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本子。毛氏父子在《三国演义》的传播上功不可没,同时在小说的理论批评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贡献。
《水浒传》是第一部描写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茧,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明末金圣叹将一百二十回《水浒传》“腰斩”而成七十回本,题为《第五才子书耐庵水浒传》。七十回本将大聚义以后受招安的内容全部砍掉,以杜撰的卢俊义惊噩梦作结,保留了全书的精华部分,文字也比较洗练和统一,同时又附有大量精彩的批语,因而成为此后最通行的本子。
在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小说话本的影响下,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兴起了编著小说的热潮。其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在这类小说中,有的作品完全以宣扬宗教迷信、封建道德为主要目的,故事荒唐,文字粗鄙,很快被历史淘汰,但其中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一些优秀作品,往往能以生动的形象、奇幻的境界、诙谐的笔调,怡神悦目,启迪心志。
明代章回小说,未署著者姓名,明刊本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所作,它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敷演开去,以西门庆的生活史为中心线索,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细致地再现了当时畸形的世态人情和家庭关系,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合成。《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开创了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从而文人创作成了小说创作的主流;以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着重描写市井间世俗情态,开了世情小说的先河;它的写实主义精神、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直接开启着《红楼梦》的创作。
《金瓶梅》的刻本系统之一。主要特点是,有词有话,即既有唱词也有故事。现存最早的词话本是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
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小说涉及世情,自可溯源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小说,而《金瓶梅》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之后,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明代嘉靖年杭州人洪梗辑印的话本集。因洪缏斋名清平山堂,由此得名。原书共收话本六十篇,所以又名《六十家小说》,而现在仅存二十七篇,并有五篇残缺,今人汇集刊行,题名《清平山堂话本》。书中所收的话本大部分是宋元旧作,也有明代作品,作品大都照录原文,未加修改润饰,保存了话本的本来面目。
是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创作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早应用这一术语。明代文人对话本进行编辑加工,进而模仿话本写作,出现了大量供案头阅读的文人创作话本,常称拟话本。它们在体裁上受到了话本的影响,都首尾有诗,中间以诗词点缀,辞句多俚俗,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描写人物心理细致入微,个性突出,注意细节刻画。但由于是文人自创,显示出议论增多、艺术性更强的特点,而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则明显逊于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代表了拟话本的最高成就。
明代天启年间冯梦龙编刻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合称“三言”。“三言”内的作品题材多样,内容复杂,既有歌颂真挚友谊、爱情,抨击背信弃义、负心行径的名篇佳作,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也有宣传封建伦理纲常、神仙教化及语涉猥亵的糟粕败笔。“三言”的成功纂辑,使许多零散的宋元旧话本及明代拟话本得以流布于世,是古代白话小说创作由口传心受到文字表现,从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过渡的里程碑,开创了古代白话短篇创作的新局面。
明代拟话本小说集,作者是凌濛初。“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既接触到封建社会下层市民生活的不少方面,也注意到城市的阴暗角落,写出了某些人物的丑恶面貌,同时对当时新兴的市民工商业活动和社会上逐渐兴起的重商风气有所反映,妓女、商人、村妇、手工业者、书生、和尚、贪官等各色人物相继走入了“二拍”的文学长廊。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是明代后期李贽对文学的主张。《童心说》是李贽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以童心为文,才能写出好文章。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这种进步的文学发展观,打破了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的禁锢,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
“公安派”是明代重要的文学流派,“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为知名,公安派的核心口号就是由他提出的。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袁宏道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他们的诗歌脱离“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但也有些作品过于率直浅俗。
是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主张作文应学习唐宋古文的法度,因而被称为“唐宋派”。在创作主张上,唐宋派作家注重文以明道,但他们创作中较为成功的作品倒不是那些注重发明“圣贤之道”的文字,而是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唐宋派文人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他在提倡道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
明前期以李东阳为主的诗派,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等人。茶陵诗派是对明初卑冗委琐的台阁体文学的一次冲击,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主张,在如何学古方面,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从文学本身的立场出发去探讨文学的艺术审美特征,这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体现了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
明代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他们面对当时萎靡卑冗的文学局面,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他们贬斥文学受宋儒理学影响而形成的“主理现象”,提出艾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提高民间创作的地位,以为“真诗乃在民间”,这些都在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基础上,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怀疑,并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但他们过分重视古人诗文的法度格调,束缚了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作丽中作家情感的自由流露,有“守古而尺尺寸寸之”的毛病。
明嘉靖中期出现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文学复古群体,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后七子在复古主张上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他们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强化与具体。王世贞主张诗文创作都要重视“法”,要将其落实到辞采、句法和结构中;又强调格调要“本于情实”和“因意见法”,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但其创作弊病也是过于重视对古体的揣度模拟,一直难脱蹈袭的窠臼。
晚明时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派别,因其二人为湖北竟陵人而得名。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提出重“真诗”重“性灵”,受公安派影响;在复古问题上,提倡学占要学古人之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蓄文学底蕴。在创作上,他们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真的风格相对立,但是他们将创作引向了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了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这是两个在明末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它们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学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复社是文社组织,也是一个政治集团,以张溥、张采为领袖,因其宗旨是兴复古学,故名复社。他们在政治上反对阉党,主张抗清;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推崇七子,但他们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关心现实斗争,也写下了许多爱国主义诗篇。与此同时,陈子龙和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建几社,彼此呼应。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合称。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家集》,始有“岭南三家”之称。屈大均的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兼学李白、杜甫,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在遗民中乃至整个诗界独树一帜。陈恭尹的诗歌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屈、陈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胸怀一股郁愤不平之气;梁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风格较平淡。唯在反映岭南的山川风貌、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方面,三家则有共同之处。
指清初写作文学散文的三大古文家:侯方域、魏禧、汪琬。魏禧论文以有用于世为日的,要关系天下国家之政,反对模拟,散文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大铁椎传》是其名篇。汪琬则散文力主纯正,偏于保守所作原本六经,叙事有法,受到后世正统文士的推崇,代表作品为《周忠介公遗事》。侯方域的影响最大,他的散文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被推为第一,代表作品有《马伶传》、《李姬传》。“清初三大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指清初魏禧等九个文学家。魏禧的父亲魏兆凤,明朝灭亡后削发隐居于江西宁都县翠微峰,名其居室日“易堂”。魏禧与兄魏际瑞、弟魏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讲学于此,提倡古文实学,世称“易堂九子”。道光年间,彭玉逻编有《易堂九子文钞》。
指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的合称。因二人诗名相况,且都属“尊唐”一派,风格相近,又因施闰章是安徽人,宋琬是山东人,故名。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著有《愚山诗集》,长于五言诗,写景抒情字句清丽,风格接近王维、韦应物。有些诗反映民生疾苦,艺术上业比较成熟,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其诗多感伤时事之作,风格沉雄奔放,部分诗篇有一定现实意义,佳句亦清丽可诵。二人在清初诗坛上均有一定地位。
指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因他们都是江东人而得名,三人文学成就不同,钱谦益和吴伟业文学成就较高,龚鼎孳次之。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为当时文坛领袖,他力排七子的“诗尊盛唐而文学秦汉”,转移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是从明诗到清诗转折的一大关键人物,其诗作转益多师,风格接近晚唐和宋诗,技巧成熟。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作诗取法盛唐及元、白诸家,早期作品风格绮丽,后期作品则激荡苍凉,多写明清之际时事和民生疾苦之作。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其诗声词婉丽,有苍凉之音。
是清初诗人钱谦益最后一个诗集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取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以命名,其内容与复明水师进取东南和永历政权的形势有关,其中也贯穿了他和柳如是抗清复明的心迹和踪迹。全集共108首诗,均为七律,其中104首分为十三叠,每叠八首,均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构成有清一代绝大之组诗。《投笔集》以七律组诗的形式纪传纪史,内容博大宏厚,不仅开拓了七言律诗题材的范围,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在钱谦益的影响下,在其家乡常熟产生的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冯班为其代表人物,他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可说是虞山诗派的馀波涟漪。
梅村乃清朝诗人吴伟业的号,“梅村体”是他在继承元、白歌行体诗的基础上,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的一种叙事诗体。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抒情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性。吴伟业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把古代的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梅村体叙事诗约百余首,《圆圆曲》是代表性作品。
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也是“梅村体”的代表作。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三桂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他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不仅重新组合纷繁的历史事件,动人心魄,也使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细腻地刻画心理,委婉地抒发感情、比喻、联珠的运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此诗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入新的层次。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精警隽永,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指清代杰出的戏剧家洪昇和孔尚任。因洪昇是南方人,孔尚任是北方人,故名。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为清代两大传奇作品。《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品人物形象鲜明,场面壮阔,结构精巧,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作品较好地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结构巧妙,语言雅丽。
指清初李玉早期的四部作品《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一捧雪》写严世蕃为夺取一只玉杯对莫怀古进行陷害的故事。《人兽关》批判了忘恩负义者,也宣传了因果报应。《永团圆》描写了蔡文英、江兰芳的爱情故事,讽刺了豪门的嫌贫爱富,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占花魁》则反映了以爱情为基础的新型婚姻。这四种传奇表现的是社会下层的世态人情,着重嘲讽鞭挞的是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道德高尚者倒是出自微贱中人,这种情形近乎“三言”小说的世界,而道德意识又更重了些。也正是由于李玉是带着道德感情去写他心爱的和憎恶的人事。表现力求尽致,强化了戏剧冲突,剧作富有感染力。
清代李渔的传奇剧本集。因李渔号笠翁,集中包括十个剧本而得名。这十个剧本是:《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慎鸾交》、《巧团圆》、《奈何天》、《风筝误》、《玉搔头》、《意中缘》、《风求凰》。这十种传奇几乎全是演婚恋故事,这并不说明他特关注婚恋问题,而是反映着他的戏剧观念“十部传奇九相思”,戏曲主要是演男女情事的。这十种传奇自然也反映出晚明以来尚情的思想,赞成爱情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儿女婚事,特别欣赏对情的执著。
清代蒋士铨的杂剧、传奇剧本集。因蒋士铨号藏园,集中包括九个剧本而得名.又名“红雪楼九种曲”。这九个剧本是:杂剧《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和传奇《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冬青树》。蒋氏“藏园九种曲”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全部以典型的“忠孝节义”之士做主人公,歌颂其堂皇正大的伦理意识和义无反顾的道德壮举;但同时,对世事及功名富贵的“虚妄”感也不时流注于作者笔端,与作品主人公的伦理实践形成一种意味复杂的对置。
清代诗人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王士禛在理论上继承了钟嵘、司空图、严羽的诗学思想和南宗画论,总结了王维、孟浩然以来的山水田园诗歌的艺术传统,将神韵说发展为一套有系统的诗歌理论。他强调“兴会神到”,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有神韵的诗歌境界的审美特征是清和远。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的消遣娱乐功能。
明清时期的一种诗论。明代前后七子论诗推崇盛唐,提倡格调。清代沈德潜继承了明七子派的高古之格、宛亮之调的观点,吸收了叶燮、王士禛的诗歌理论的某些方面又加以发展,提出了“格调说”,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要“怨而不怒”,方法上讲求比兴、蕴藉。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诗歌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明清重要的诗歌理论。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性灵”说以抨击复古派的主张,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真情实感.清乾隆时期,袁枚则以“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相抗衡。袁枚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就是“真”,“真”可以不符合正统道德,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由此出发,袁枚性灵说有以下几层内涵:要求诗歌表现“真人”的真性情;诗歌在艺术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要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这就克服了公安派不注意继承传统的缺陷;在审美上主张风趣。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又加以发展,具有反传统、反理学的进步意义,但袁枚的诗学理论深度不够,重大的创造也不多。
清代作家翁方纲的论诗主张。他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以弥补“神韵”、“格调”等说法的不足。
清词流派之一,为陈维崧所开创。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轼、辛弃疾,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因其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此派的词作反映了民生疾苦,风格粗犷豪放,但沉厚含蓄不足,往往流于粗率。
清词流派之一,浙西词人朱彝尊所开创,重要作家有厉鹗、项鸿祚等。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厉鹗继承了朱彝尊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
清词流派之一,由常州词人张惠言所开创,周济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乾嘉时期,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他所提出的恢复风骚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他的词气势雄健,风格俊逸,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意旨较隐晦。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部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通称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服务当代政治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檄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
是清中叶随着骈体文的兴起,在封建正统文学内部出现的一个文艺派别。它提倡偶语、骈文,试图从理论方面为骈文的发展提供根据,对“桐城派”的文风传统起了瓦解作用。阮元是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诗文须根柢经史,并且特别注重《文选》之学。文笔论是汉学家以骈文与古文家争天下的理论武器,而阮元则充当了文沦战线上代表人物的角色;在骈文复兴的潮流中,文笔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采用嘲讽的态度,讽刺敌对的事物、势力或思想的一种小说。开讽刺小说之先的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但真正奠定我国古典讽刺小说基础的是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受了前代文学中讽刺手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当时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有密切关系,社会愈黑暗,讽刺小说愈发展。《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的先例,晚清的长篇谴责小说大都受到它的影响。
是现存能确定具体年代的时代较早的一部《聊斋志异》抄本,抄者是历城张希杰,“铸雪斋”是他的斋名。此抄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全书共十二卷,收目488篇,其中有目无文的14篇,实收作品474篇,较后来的赵氏青柯亭刻本多出49篇,在文字和各篇的篇排次序上,与原稿基本一致,是研究《聊斋志异》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目前保存作品较完整的抄本之一。
由张友鹤先生编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简称为三会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一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三会本以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基础,在版本、注释、评点三方面都带有总成的性质,作了一次在今天看来还只能说是初步的然而却是规模宏大的总结,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资料十分丰富的新版本。全书共收作品494篇,是目前《聊斋志异》收文最多、最完备的本子。
即《红楼梦》八十回本。在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刊本问世以前,这部长篇小说以八十回本的形式在群众中流传。这种钞本除正文外,大多附有符种形式的批注,有回首总批、眉批、夹注、正文下面的双行批注、回末总批等,批注者的署名以脂砚斋和畸笏叟为多。因此,这种八十回的抄本系统,就简称为“脂评本”或“脂本”。
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一次以木活字刊印,开始了《红楼梦》的印本时代。印本全题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共一百二十回,有程伟元和高鹗序,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程甲本”。
清代乾隆年间,北京、扬州等地的封建:七大夫因昆腔曲调婉转,丈词典雅,而把它称为“雅部”。昆腔以外的地方剧种。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簧调等,曲调粗犷、语言通俗,则被称为“花部”或“乱弹”。地方戏不登大雅之堂,被统治者排抑,昆腔则受到钟爱,给予扶持。花部剧种处在附属地位,主要在民间演出,但在乾隆年间,花部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雅部逐渐消歇。
明清时期的一种曲艺形式,因用三弦、琵琶等弹拨乐器伴奏而得名。弹词由宋元时的词话发展而来,体制有说、表、弹、唱四部分组成,说白部分为散文,唱词部分基本上是七言韵文。弹词多为长篇,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它主要盛行于南方。在语言上有“国音”、“土音”之分,代表作品有《天雨花》、《再生缘》、《珍珠塔》等。
主要流行于北方的一种韵白相间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因用鼓伴奏而得名。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鼓词的内容丰富,或写金戈铁马的英雄传奇,或写公案故事,或写爱情婚姻题材,甚至还有滑稽讽刺性的调笑作品,更多的则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根据以往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现存最早的鼓词是明代天启年间刊行的《大唐秦王词话》。明末清初贾凫西作《木皮散人鼓词》,是首次以鼓词命名的文人创作,作品剪裁精当,笔锋犀利,语言诙谐活泼,已是鼓词雅化后的佳品。
近代文学史上的小说改良运动。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兴起,迫切需要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他们把小说看作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并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它提到空前的地位,这就是小说界革命。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小说界革命对晚清小说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其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
近代文学史上的诗歌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戊戌变法前,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这时只不过在诗句里运用些新名词,还没有真正从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去进行革新。在“诗界革命”运动中,成就最高的是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旗帜,他提出“我手写我口”,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在表现方法上主张利用古人的优良艺术传统,并结合新事物利用新语言。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判了“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提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力求解决诗歌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
近代文学史上散文的改良运动。梁启超打破了桐城派古文的框框,创作出新体散文,在当时风靡一时,为散文家们所推崇,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适应了当时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而缺点则是往往流于浅率泛滥。新文体运动的典型代表作品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到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情绪随书中的感情变化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这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程恩泽、郑珍、何绍基等人主张写诗学习杜甫、苏轼、黄庭坚,形成了宋诗运动,此即宋诗派。明代诗人模拟盛唐,清代宋诗派试图以提倡宋诗来创新出奇,但其诗多是写山描水、怀人思旧、唱和酬答之作,内容上无新意,艺术上追求生涩险怪。宋诗派到同治、光绪年间则称为同光体。因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把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主盛唐者”称为“同光体”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
清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并称“清季四大词人”。而近代词学大家龙沐勋所撰《清季四大词人》,有文廷式,无朱祖谋。他们继承了常州词派的传统,既讲求词的传统艺术规范,又重视词的厚重内容,不把词视为“诗馀”小道。词的内容多涉及清末时事,寄兴深微,风格柔弱。
近代林纾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著名,他自己不懂外文,却和懂得西文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人们称之为林译小说,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既有古文简洁、隽永的风韵,又兼有西方文学的灵思美感,一新文坛耳目,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典范。林纾的翻译小说,适应改良运动的需要.不仅增长了人们对国外世情风习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当时文坛的眼界,改变了中国人轻视外国文学的陈腐观念,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尤其是译作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近代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类型,其名最早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近代狭邪小说受明清长篇通俗小说的影响,由短篇发展到长篇,往往多达数十回;在内容上也有变化,其中的妓女形象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代表作品有俞吟香的《青楼梦》、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从文学流派来说,狭邪小说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末流。
近代小说类型之一,其名最初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鲁迅先生因这些小说多直露的谴责而少含蓄的讽刺,故称之为“谴责小说”。作品的主要内容为暴露和抨击清末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反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艺术上受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影响,多采取联缀许多独立故事而成长篇形式,结构不甚严密,无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缺乏完整的典型塑造;表现手法上缺乏含蓄,描写夸大写实。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
近代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产物。近代以前,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各自独立发展,近代开始合流,究其原委,大抵是由于政治腐败,对于清官与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适应弘扬圣德的需要。代表性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
指近代在“小说界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最具影响的四部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几死一生”在二十年中耳闻目睹的无数怪现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代末年的社会图卷。《老残游记》写了一个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揭露了“清官”之恶。《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名妓傅彩云的爱情为线索,展开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上层社会的图景。这四部小说都采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选择了宜于反映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新小说的体裁,抨击腐败,直抉时弊,形成近代一股强劲的批判现实的文学潮流,被鲁迅先生称为“谴责小说”。
中国旧体小说的一种。风行于1917年左右,撰述目的是为了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由于作者自然主义的手法及缺乏严肃批判的态度,其客观效果并不是“劝惩”,而是教人许多做坏事的知识,其形式不像小说,颇似笔记和新闻报道。黑幕小说生命很短,“五四”前后就逐渐泯灭了。作品有汇编《中国黑幕大观》及《续编》两大册。
近代小说流派,“鸳鸯蝴蝶派”作家没有形成一个文学团体,只是由于作者的文学主张、作品内容和风格大体相近,因而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他们惯写才子佳人,故人们喻之为鸳鸯蝴蝶派,大约形成于1908年左右,辛亥革命后开始兴盛。代表作品是徐枕亚的《玉梨魂》,代表作家还有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等人,他们以上海《礼拜六》、《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等期刊为中心,既编辑又创作,有的更兼翻译。鸳鸯蝴蝶派小说反映了民国以后沉滞颓靡的社会风貌,在开明与蒙昧杂糅的时代氛围中人们的彷徨、困惑和无奈,具有社会心态史与都市文化史的价值。
中国近代王国维的文学理论著作,发表于1908年。它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而以发挥前者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这是他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另外在作家修养、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也有精辟见解。这部著作也有不足之处.表现在过于受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影响,而且过于推重唐、五代、北宋词人作品,贬抑南宋作家,有失之偏颇之处。这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在词学史上影响很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说。他说词“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即是在作品中能比较明显地看出作者主观色彩的景物描写乃至艺术境界;而“无我之境”则是涛人主观色彩较为隐晦、物我完美地统一的景物描写乃至艺术境界。他又引用西方美学思想中有关优美和壮美的区别来概括这两种境界的基本形态的美学特征:“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传奇《劫灰梦》,直抒国家兴亡感慨,成为戏剧改良之先声。1904年中国第一个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问世,发起人陈去病、汪笑侬等标举“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揭开了戏剧史上新的一页。戏曲改良运动推动传奇杂剧创作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1906年底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我国第一个戏剧团体,于J915年解散。主要成员有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他们首次演出自己改编的剧本《黑奴吁天录》可以看作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辛亥革命后,春柳社成员纷纷回国,用“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等名称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公演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剧本,表现了民族独立于民主革命的愿望。春柳社及当时其他一些话剧团体的活动,为中国现代话剧树立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中国话剧最初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发起,1909年成立于苏州。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诗歌创作对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起过积极作用,但也有些诗文流于感伤颓废。早期参加者多为同盟会会员,其后社员达千余人,政治思想面貌趋于复杂,1923年因内部分化而停止活动。1910年开始出版《南社》,分文录、诗录和词录三部分,到1923年,共出版_二十二集。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性更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也大大地加强了。
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既有多种方言,也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具有一切语言共同的属性。即从结构上说,它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从功能上说,它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就是确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明确的、一致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消除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
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是经过加工、规范的书面语,是民族共同语的高级形式。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不仅包括文艺作品语言,也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的语言。文学语言主要在书面上,也在口头上为民族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方面服务,它对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是语言内部的地方变体,是语言的地域分支。
由于在同一方言内部仍存有语言分歧现象,常常把一种大方言再分列若干方言片,又称次方言。
次方言下再分成一些小的方言点称作“土语”,即地点方言。
人类社会统一体所通用的语言。
是能为人们以某种方式(如视觉、听觉)感知得到的外在形式。
是符号形式所表示的意义或内容。
语音
语音是人类说话时由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表达一定意义的声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的交际职能能以实现的物质手段,语言必须凭借语音这个物质载体才能表达出来。一切语音都具有三方面的性质,即物理性质、生理性质和社会性质。
就是声音的高低,由发音体在一定时间内振动次数的多少决定:振动的次数多,即频率高,发出的声音就高;反之,声音就低。汉语的音调有高低升降的变化,主要是音高的变化。
就是声音的强弱,也叫音势或音量,由发音体一定时间内音波振动幅度的大小决定:音波振动的幅度大,声音就强;反之,声音就弱。普通话语音的轻声和非轻声音节的主要区别就是音强的不同。
就是声音的长短,由发音体振动音波持续时间的长短决定:音波持续的时间持久,声音就长;反之,声音就短。在普通话中,轻声音节的音长要比非轻声音节短一些。
又叫“音质”,指的是声音的个性、本质、特色,是一种声音区别于另一种声音的本质特征,是用来区别意义的最重要的要素。音色是由发音体振动的不同形式(包括发音体的不同、发音方法的不同、发音时共鸣器形状的不同)决定的,只要其中有一项因素改变,就可以形成不同的音。
是构成音节的最小单位或最小的语音片段,是从音色的角度划分出来的。对音节进行分析,得出的就是音素。音素可以分为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两大类,普通话语音共有32个音素。
发音时发音部位的某两个部分完全闭合,从肺部出来的气流积聚在受阻碍部分,阻塞部分突然打开,气流迸裂而出,造成爆发色彩的音。
发音时发音部位的某两个部分靠近,形成缝隙,气流从缝隙挤出,造成摩擦音。
发音时发音部位的某两个部分完全闭合,阻住气流,然后逐步放开,形成一条窄缝,让气流从窄缝挤出,造成塞擦音。汉语里的塞擦音有j q zh ch z c
发音时软腭下垂,鼻腔通路打开,口腔里形成阻碍的两部分完全闭合,气流不能从口腔通过,转道鼻腔流出,发出鼻音。
说话时,有时软腭、小舌上升,鼻腔通路关闭,气流在口腔发生共鸣,成为口音。
如果口腔无阻碍,气流同时从鼻腔和口腔呼出,发出的音在口腔和鼻腔共鸣,就叫做鼻化音,也叫半鼻音或口鼻音。
发音时舌尖和上腭的某一点接触,形成阻碍,舌的两边松弛、自然,气流沿舌的两边(或一边)流出,造成边音。
气流震动声带,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元音,又叫母音。元音发音时气流通过声门时要振动声带,气流在口腔中不受到发音器官的任何阻碍,只受口腔的调节。元音发音都比较响亮。普通话语音中共有10个元音:7个舌面元音,2个舌尖元音,1个卷舌元音。
气流在口腔或咽头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辅音,又叫子音。大多数辅音发音时气流不振动声带,少数辅音要振动声带。不振动声带的是清辅音,振动声带的是浊辅音。普通话音节中一共有22个辅音。
发音时声带不颤动的是清音。
发音时声带颤动的是浊音。
塞音、塞擦音发音时,阻碍气流的两个部分要完全闭塞,使口腔中的气流不能流出,当发音器官突然打开时有一股很强的气流呼出,这样的音叫送气音。
有一些音节的开头不是辅音而是元音,这就是说,它们的声母是“零”,所以把不用辅音充当声母的字称为“零声母字”。
传统的分析法把音节里开头的辅音字母叫声母。声母都由辅音充当,发音时多数气流不振动声带,声音不响亮。普通话声母共21个。
传统的分析法把音节里声母后面的部分叫做韵母。可以由一个元音充当,也可以由两到三个元音结合而成;有些韵母由元音加辅音韵尾组成。韵母中不能缺少元音,所以发音响亮;韵母可以独立自成音节。普通话有39个韵母,按结构可分为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鼻音韵母。
只有一个元音音素独立充当的韵母叫单韵母。普通话语音共有10个单韵母,分为舌面单韵母、舌尖单韵母和卷舌韵母。舌面单韵母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音节,但拼写时要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
由复元音构成,复元音指的是发音时舌位、唇形都有变化的元音,即由甲元音的发音状况快速滑向乙元音,但是这种变化是逐渐的,不是突变的、跳动的,中间有一串过渡音。按照元音数量,复元音可以分为“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按照韵腹的位置,复元音韵母可以分为:前响复元音韵母、中响复元音韵母和后响复元音韵母。
由一个或两个元音音素后面带上一个鼻辅音作韵尾的韵母叫鼻韵母。普通话语音中共有16个鼻韵母。根据鼻韵母韵尾的不同,可以把鼻韵母分为两类,韵尾是舌尖中音n的,叫舌尖鼻音韵母,又叫前鼻音韵母;韵尾是舌根鼻音ng的,叫舌根鼻音韵母,又叫后鼻音韵母。
是韵母的主干,比起韵头、韵尾来,声音最清晰响亮,所以也叫“主要元音”。
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也是自然感到的最小的语音片断。从发音来说,是发音过程中肌肉一次从紧张到松弛的过程。汉语中一个汉字读出来往往就是一个音节,但普通话语音中的儿化韵,如“盖儿”(gair),写下来是两个汉字,但读音上是一个音节。音节一般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普通话音节结构最齐全的包括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部分,每个音节至少包括韵腹和声调两个部分。普通话的音节有400个左右。
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就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的音类。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是语音社会属性的表现。由音素成分构成的音位叫音质音位;由其他特征构成的音位叫非音质音位,如从声调中归纳出来的声调音位,主要由音高特征构成。音位和音素不同,音素不辨义意义。例如:饱了/p/跑了/p’/,出现在同样的环境中,/p/和/p’/区别意义,是辨义对立,所以是两个音位。ian /e/ ao/a/中,/e/和/a/呈互补分布,不辨义对立,所以只是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表现为音素。
一个音位往往包含一些若干不同的声音相近的音素或声调,这些音就叫做这个音位的“音位变体”,音位和音位变体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音位变体就叫作条件变体。音位有不同的变体,其中分为自由变体和条件变体。如n 和l在有些方言里可以任意替换而不改变意义,属于自由变体,而ian /e/ ao/a/中的ian 和ao里的a由于受到前后音的影响,发生了音色的改变,但是不区别意义,是条件变体。
没有环境限制,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音位变体叫自由变体。
是把两个以上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诗句的同一位置上,使声音和谐悦耳的情况。韵脚指各句押韵的字。
叠韵指两个汉字的韵部相同。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苗条”[miɑu t‘iɑu],是叠韵,韵母都是[iɑu]。所谓韵部相同,指韵腹韵尾相同,韵头的有无或有什么样的韵头可以不论,如普通话“蓝天”[lan t‘ian]两字中,一个有韵头[i],一个没有韵头,可是韵腹和韵尾相同,也是叠韵。两个字是不是叠韵,不同方言区或不同时代的人认识并不完全一样。如闽南方言“屡次” [lu 堭‘u],“轮船”[lun 堭un] 都是叠韵,普通话则不是叠韵。又如“拙劣”,从《广韵》音系来说,拙,职悦切,劣,力辍切,都在薛韵,两个字是叠韵,但现代汉语则不是叠韵。
是指音节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也就是声调的实际读法。有两个主要的语音特点:1调值主要由音高构成 2构成调值的相对音高在读音上是连续的,渐变的。
是声调的种类,是按照声调的实际读法归纳出来的,调值相同的字归为一类,就是调类。
是古声调的一类,发音特点是韵母后面带有塞音韵尾,使它发音时在运维部分气流收到阻碍,因此声音不能延长,听起来特别短促。
在语流中音节与音节、音素与音素、声调与声调之间会相互影响,发生声音的变化,也就是说话时音节在一串语流中的读音变化;在共时语流音变中,主要是连读音变,普通话常见的音变有变调、轻声、儿化、“啊”字变读等。
在语流中,因为受后一个音节的影响,有些音节的声调起了一定的变化,与单读时调值不同,这种变化叫变调;汉语普通话中主要有上声变调、去声变调、“一、不”变调、“七、八变调”和形容词重叠变调。
是在一定条件下读得又轻又短的调子。轻声没有固定的调值,不属于第五种声调,而是四声的特殊音变。但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同词汇、语法都有密切的关系。
指一个音节中韵母带上卷舌音色的一种特殊音变现象。这种卷舌化了的韵母就叫做“儿化韵”,原来的非儿化韵韵母可以叫做平舌韵。
是指韵母“er”跟韵母结合并使这个韵母发音时带有卷舌色彩的语音现象。韵母er的音节很少,只有“而、二、耳、儿”等几个。但er可以跟韵母结合起来,使这个韵母发音时带有卷舌色彩,这就是儿化韵。它不是单纯的语音现象,从词汇、语法方面说,具有区别词义、词性的作用,从修辞方面说,表示细小、可爱的色彩。
贯穿整个字音的高低升降,这就是声调,汉语的一个音节基本上是一个汉字,所以声调也叫字调。
指句子里用来表达意思和感情的抑扬顿挫的调子,主要有停顿、重音和升降。停顿指说话或朗读时,段落之间,语句中间、后头出现的间歇;重音指语句中念得比较重,听起来特别清晰的音;升降指语句的高低升降,也称句调,属于超音段成分。
指朗读时把表意上需要突出的词语略为加重音量,以吸引听众对它的注意。重音分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两种。
在不表示什么特殊的思想和感情的情况下,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而把句子的某些部分重读的,叫做语法重音,也叫自然重音。
为了表示特殊的思想和感情而把句子的某些地方读得特别重的现象,可以叫做强调重音,也叫逻辑重音。
是我国传统音韵学上按有无韵头及韵头的不同对韵母所作的分类,即把韵母分为为开口、合口两类,每类又分洪音、细音两种。开口洪音称开口呼,细音称齐齿呼;合口洪音称合口呼,细音称撮口呼。以四呼为标准,普通话韵母分为下面四类:1)开口呼韵母,没有韵头,而韵腹又不是I U U的韵母;2)齐齿呼韵母,韵头或韵腹是I的韵母;3)合口呼韵母,韵头或韵腹是U的韵母;4)撮口呼韵母,韵头或韵腹是U的韵母。
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方案,1958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一共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和隔音符号。
以a o 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
发辅音时气流在口腔里要受到发音器官的各种阻碍,气流必须通过阻碍才能发音。语音学里把发辅音时发音器官形成阻碍的部分叫发音部位。普通话语音的声母共有7种不同的发音部位,即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音和舌根音。
语音学里把发辅音时发音器官形成阻碍和除去阻碍的方法叫做发音方法。21个声母共有5种不同的发音方法,即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和边音。另外,根据发音时气流强弱的不同,声带振动与否的不同,将声母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清音和浊音等不同的类别。
文字
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
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
记录音素、音节的叫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可合称为表音文字。
记录语素、词的叫语素文字、表词文字,可合称为表意文字。
是指殷商时代通行的文字,是记录商代王室贵族有关占卜的文字,因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叫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而又成批和成熟的汉字。
指西周及春秋时期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代把青铜称为金,所以得名。
分大篆和小篆,广义的大篆是指先秦时期的所有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镏文、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六国的其他文字。狭义的大篆专指春秋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大篆一般以镏文和石鼓文为典型代表,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大篆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的秦朝标准字体。
秦代时将小篆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改为方折,以便于书写,这种字体就是隶书。其特点是笔画平直、笔势发扬舒展,每一个字都用“挑法”,这种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变化叫“隶变”。隶书的产生,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端端正正可谓楷模的字体,又叫真书、正书,是现代通行的字体。楷书是由隶书演变来的,萌芽于西汉,成熟于东汉末,魏晋以后就大大流行,直到现在仍然是汉字的标准字体。
草书共有三种:章草、今草、狂草。章草是就隶书加以变化的,起于汉代;今草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从东汉末年流传至今;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
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简便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
是古代文字学家根据汉字形体和意义的关系,分析归纳出来的构形规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
是用一定的字母为书写单位,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中的音素或音位的文字。
是以音节为最小的书写单位,一个书写符号表示一个音节,不同的音节用不同的符号代表。
读音完全相同,而字形和字义不同的一组字,就是同音字。
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并且不同的读音又跟不同的字义相联系。
表示同一个意义的词中的字有不止一种读音。
是文字符号的体式,由于书写工具和承载材料不同等原因,一种文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符号体式,既包括历时的不同体式,也包括共时的不同体式。
指一般所说的结构方式或造字法,是构造字形以记录汉语的方式、方法。
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各种点和线,是字形结构的最小单位;书写汉字时笔画出现的先后顺序就是笔顺。
笔画是由点和线构成的,点和线的具体形状叫做笔形。汉字的笔形由于在汉字中所处部位和比例的制约而有不同的变化,可称为变化笔形。
书法上用“永”字作为代表概括八种主要笔形,因此有“永字八法”之说。
偏旁又称部件,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是构成汉字的预置构件,也就是汉字合体字中由一个以上笔画构成可以独立书写的组成单位,与笔画相比是高一级的构字单位,分为形旁和声旁两种;部首是具有字形归类作用的偏旁,字典字书中为了对汉字分类排列以供查验的标目,即字书中的各部的首字,也是构成合体字的基本单位。
指汉字的构造方式。一般地说,汉字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
比照事物的形体,描画事物的形状来表示字义的一种造字法。
用抽象的符号组成,或者在象形符号上加指示性符号来表示字义的一种造字法。
用两个或几个偏旁合成一个字,把这些偏旁的意义合成新字的意义,这种合字表意的造字法叫会意。
由表示字义类属的偏旁即意符,和表示字音的偏旁即音符,组成新字的造字法叫形声。形声造字法优于其他造字法,所以现代汉字也以形声造字为主。现代汉字里形声字已达90%以上。
形声字总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表意,一部分表音。表意部分称为意符,也叫形旁、形符、义符。意符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意符的作用一是提示该字所记录的语素的一类,二是区别同音字。意符在表义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表音部分称为音符,也叫声旁、声符。音符的作用是表示字音,即提示该形声字的读音与声旁读音一致。音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声旁的读音的准确率不高。
是本无其字而根据被记录的词的读音,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已有汉字来表示新词的一种方法。
指音同义同而形不同的字。其产生原因主要有造字方法不同、方言差异、书写讹变。异体字的存在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只会增加人们的负担,应予以整理。
是对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后归纳出来的两大类别
1.). 独体字:指某一汉字只有一个单个形体,由笔画与笔画直接组合而成,不能拆开,分不出偏旁来,主要来源于由古代的象形字和指事字。
2.). 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即偏旁和偏旁组合而成的汉字,多来源于形声字和会意字。不过从古代到现代,汉字的字形和结构成分发生变化,有些古代的独体字变成了现代的合体字,有些古代的合体字变成了现代的独体字。
都是对现代汉语的字量进行分类后得出的类别
1.). 常用字:指使用频率高,构词能力强的字,《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3500个,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
2.). 通用字:指除专用字(如仅用于姓氏、人名、地名、译名、科技术语等方面的字)以外的汉字。《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
就是对现行汉字进行全面整理,确定明确的标准,提高汉字的规范化水平。汉字标准化,要求对汉字进行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就是规定现代汉字的使用总量;定形就是确定汉字的字形,主要做好整理异体字、整理异形词、规范书写笔顺三项工作;定音就是规定每个汉字的标准读音,做好规范异读字的工作;定序主要是查字法的标准化。
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书写规则。任何一种字都有正字法。它要求文字有一种正确的、合乎规范的写法,以保证文字的全民性和规范化。正字法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有不同的重点。拼音文字正字法的主要内容是:文字定型法(包括字母表、印刷体及手写体式样)、字母名称法、字母音值法、缩写法、标点符号使用法、编排法(行款格式)等。汉字由于形体上和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正字法的内容重点亦不一样。汉字正字法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规范的汉字来纠正错字、别字,反对滥造简化字和滥用繁体字,淘汰异体字以及实行横写,注意行款格式,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等等。正字法是指文字的规范,即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使用规则。汉字正字法实际是汉字标准化,包括纠正错别字,规定简体字和淘汰异体字等等。以纠正错别字为重点。
就是按照字义把字分类,较早的《尔雅》、《释名》、《方言》等用过此法。
以字音作为排检标准的一种方法。
是把一个个汉字变换成可以输入计算机的代码,即汉字输入码的设计和编制,汉字编码是汉字信息处理的关键技术,可以分为形码、声码、形音结合码三类。
词汇
又称语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还可以指某一个人或某一部作品所用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词汇是词的集合体,和词的关系是集体和个体的关系。
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构词的备用单位。语素可以组合成词,有的可以单读成词。
能够独立成词的语素叫自由语素,许多自由语素也能够与其他语素自由组合成词。
不能单独组成词,只能同其他语素自由组合成词,在构词时位置不固定的语素叫半自由语素。
不能独立成词,而且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时位置固定的语素,叫做不自由语素。
就是对某个语言片断的各个成分进行同类替换。
在单词中有音有义但不适用替代法的语素。譬如“苹果”、“槐树”中的“苹”、“槐”。这类语素虽然有音有义,也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但是它们的构词能力极其有限,只能同某个特定的语素组合,不适宜替换法,只好采用剩余法来确认。也就是将一个可以自由运用的语言片段中可替换的语素首先提取,剩下的部分虽然不能被其他语素替换,但只要它有音有义,具有表义作用,就应该认定也是语素——不可替换的剩余语素。
是句中代表一定意义、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结构单位,由语素构成;是构成短语和句子的备用单位,一部分词加上句调可以单独成词。
是词和词的语法组合,是在语义上和语法上都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是造句的备用单位。也叫词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构成而不成为句子的语言单位。
是词跟词的固定组合,一般不能任意增减、改换其中的词语。可以分为专名和熟语两类,其中熟语包括成语、惯用语和歇后语。
是词跟词按表达的需要的临时组合。
是语言中经过压缩和省略的词语。可分为两类,简称和数词略语。简称和全称相对,是较复杂名称的简化形式;数词略语是对一些习用的联合短语,选择其中各项的共同语素加上短语包含的项数构成。
词中表示基本意义的语素叫词根,词根是词的词汇意义的主要承担者,同词缀相对,属于词汇学的构词法范畴,指意义实在、在合成词内位置不固定的不成词语素和成词语素。
附加在词根上边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叫词缀,其位置固定,属于词汇学的构词法范畴,指意义不实在、在合成词内位置固定在前或在后的不成词语素。
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单纯词。
由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与合成词相对的是单纯词。合成词的构词方式分为三种,分别是:附加、复合、重叠。例如:娘子(附加)、铁路(复合)、星星(重叠)。
指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拆开来的词,是由联绵语素构成的单纯词。可以分为双声、叠韵和其他三个小类。比如:慷慨、蜻蜓、峥嵘。联绵词多是古代汉语沿用流传下来的,而且都是由音得义,而不是从形得义,所以一个联绵词往往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少数联绵词中的某个音节已经语素化了,比如“麒麟”中的“麟”。还有一些已被人当成合成词使用,比如:朦胧—朦朦胧胧。不过,总体上看联绵词还是单纯词。
现代汉语中有些词可以拆开来使用,如“鞠躬——鞠了一个躬”,称之为离合词。只要是离合词,无论是合还是离,都是一个词,不过,合的时候是常式,离的时候是变式,变式是一种为了某种语用需要的特殊的表达形式,使用分离的形式可以使表达更加具体明确。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有四百多个,大部分是动宾式。
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分项说明。一个词往往有多个义项,一个词的各个义项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各有自己的出现环境。义项可以分为基本义和转义两大类,其中转义包括引申义和比喻义两种。
最常用、最基本的意义,其他意义由其转化发展出来。
在基本义的基础上经过推衍发展直接派生的义项叫引申义。
借用一个词的基本义来比喻另一种事物,这时所产生的新的意义是比喻义。
在基本义的基础上通过某种修辞手段间接派生的义项叫转借义。
通过词的借代方法派生出新的意义叫做借代义。重在相关性,比如“千金”借代为小姐,“孔方兄”借代为钱等。其形成是修辞格借代在使用中逐渐定性化和词汇化的结果。
这是从义项的多少划分的,只有一个义项的词叫单义词。
这是从义项的多少划分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彼此间有意义相联的词叫做多义词。
凡是一种词形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读音,就是同形多音词,简称多音词。
是指同一个词,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写法,又叫异体词。如:赢利—盈利等。一般情况下,异形词之间只是形体不同,也就是其构词所用的语素不同,但是在意义、读音和用法这三个方面是相同的。其产生原因相当复杂,规范和整理异形词,必须遵循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三个原则。
指语音完全相同而意义之间并无联系的一组词,同音词之间的声母、韵母、声调必须完全相同。
汉语词汇当中,有一些声音形式相类相同、同时在词义上又相近似、相联系的词,这样“音近义通”的词,语言学上叫做“同源词”。同源词在历史上曾经来自于同一个语源,常常以某一个概念为中心,形成一个词族。如:筐—框。
任何一个词都是意义与形式的结合体。意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形式又可以分为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来那个钟。所谓内部形式,其实就是构词方式,比如“国家”的内部形式就是:合成词、复合式、联合型、偏义类。
又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同组中的共同特征叫共同义素,区别特征叫区别义素。
是词义构成的最小意义单位,所以又叫区别性语义特征。有三个基本性质:1是义项的组成成分 2没有特定的语音形式 3是比较一组相关的词而分析出来的语义特征。区别性特征在义素分析和语法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义素分析法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和基本方法,它深入到词义的内部微观结构,系统地反映词义之间的相互区别和联系,能够较好地说明词义的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对于词义分析的形式化、精确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其步骤是:1明确分析对象 2进行词义间的比较 3义素确定后,采取种种方法进行表达。
指通过相关的不同词之间的对比,根据他们词义的共同特点或关系划分出来的聚合关系类。同一语义场的各词都具有共同的义素,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的义素,以显示彼此的差别。语义场内部有不同的层次,上一层次中某个词的义素必然为下一层次的各词所有,而下一层次又必然有自己的特殊义素。
关系义场中的两个词处于某种关系的两端,它们互相依存和制约,各方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如:胖—瘦,整齐—凌乱。
顺序义场的各个成员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排列,比如:小学、中学、大学。有些顺序义场可以周而复始,叫做循环义场,如:一月、二月…十二月、一月、二月…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组成的语义场,义场中的各个词叫同义词。
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可以构成反义义场,这两个词互为反义词。
指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一般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又叫社会现实语境)。上下文语境一般指该词所处的同一个句子的其他词或短语;情景语境是指说话时的人物、背景、牵涉到的人或物,时间处所、社会环境以及听说双方的辅助性交际手段(包括表情、姿势、手势等非语言因素)
是词汇中最主要的部分,和语法一起构成语言的基础;是普通话里全民族使用得最多、一般的生活中最必需的,意义最明确,为一般人所共同理解,几乎不用什么解释的词;具有稳固性、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的特点。
语言中基本词汇以外的词汇就是一般词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包括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隐语等。
是来源于古代文言著作的文言词和历史词,可以使语言简洁匀称,表达庄重严肃的感情色彩,或表达幽默、讽刺等意义。
指流行在方言地区而没有在普通话里普遍通行的词。
主要是利用原有的语言材料,按照原有的构词方法构成的,新造词表示的事物和概念是新的,它的形式也是新的。
也叫借词,指从外族语言,即外国或其他民族语言里借来的词,主要包括音译外来词、音译兼译外来词、音译加意译外来词和字母外来词。
又叫专有词语,是各种行业应用的词语,是各种职业和某些特殊生活的专门用语。它不受地域限制,受社会专业范围限制,也是丰富普通话词汇的源泉之一。
是个别社会集团或秘密组织中的一种只有内部人懂得的特殊用语。它一般是用赋予现有普通词语以特殊的含义的办法构成,不少已进入全民共同语。
又叫习用语,是人们常用的定型化了的固定短语,是一种特殊的词汇单位,也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和词汇的组成部分。它属于一般词汇,是词汇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成语、惯用语和歇后语。
是一种相沿习用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同惯用语的性质相近,常作为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而比惯用语更为稳固。它的基本特征是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其来源包括神话寓言、历史故事、诗文语句和口头俗语。成语的构造类型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也有三字、五字、六字等格式。
指人们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是一般人所熟悉的现成的固定词组,常常作为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
(黄)是由近似于谜面和谜底的两个部分组成的带有隐语性质的口头用语,有谐音和寓意两类。(胡)把一个成语的意义分作前后两部分说出来,前一部分是个比喻或隐语,后一部分是意义的解释。
是科学技术上应用的术语,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重要工具,各门科学都有一些特别应用的术语。
是一般人在口头上流传的通俗的话。
同谚语的形式没有多大区别,也是一般人所流传使用而又作为行为的规范,多数是有教育意义的。
词包含语音和意义两个方面,词的意义方面即词义。
一般的词指的都是整类事物或现象。
指的是词义的界限不清楚,它来源于词所指的事物边界不清。
不同的语言用什么词表示什么事物可以不同,就是说词义概括的对象可以不同,由此而产生了词义的民族性。
词义中同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做理性义,或概念义。
理性义是词义中的主要部分,词还有附属的色彩义,也可称做附属义。
表明说话人对有关事情的赞许、褒扬的感情,这就是词义中的褒义色彩,这样的词称做褒义词。
表明说话人对有关事物的厌恶、贬斥的感情,这是词义中的贬义色彩,这样的词叫做贬义。
又叫文体色彩,有些词语由于经常在特定的语体中使用,便带上了某种语体所特有的色彩。
表示具体事物的词,往往给人一种形象感,这种形象感来自对该事物的形象的概括。
以词语为收集的对象,主要的功用是为了考查词语。
以字为收集的对象,主要的功用是为了查字,所以注释的重点在讲明各字的读法、写法、意义和用法。
也叫专业或专门词典,收集专有名词和学术上的专门术语,以供研究、学习某些专业知识的查考。
语法
有两个含义,一个指语法构造规律本身,即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这种语法事实,一个指语法学,是研究、描写语法规律的科学,是语法学者对客观存在着的语法体系的认识和说明,又分为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
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某一语言的语法构造的发展、演变的学问。
广义的包括多种形式的比较,狭义的指历史比较语法,或称为比较历史语法,指的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的语法比较。
研究某一语法在发展中一定时期的语法构造的学问。
从十八世纪直到今天还在应用的语法,它把语法看成是一套规则,这些规则告诉人们应该怎么说,怎么写,所以又称为规范语法。
有两个含义,一个指语法系统,即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语法是各种规则交织成的整体,每种语言的语法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客观存在的;另一个是语法学体系,指语法学说的系统性。
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类语言单位的关系意义和功能意义,同词汇意义相对而言。实词的语法意义是伴随着词汇意义而存在的;虚词一般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都是抽象、概括的,而且总是处于严格的对立、互补的系统之中。
是把语法形式的共同点加以归纳成的。常用的四种有:语序、虚词、语调和重叠。语序就是通过词和词结合时排列的先后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不同虚词在语法结构中可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语调在书面上只能借助标点符号,在口语中具有表义作用;不同的词类、重叠方式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
指词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由语法功能决定的类别。语法上给词分类,为的是说明语句结构的规律,指明词的用法。对汉语的词进行分类,必须以词的语法功能为依据。
是甲类词在特定条件下为了表达的需要,故意出格一下,用作乙类,句法功能的转变是临时的,不同功能之间的意义具有内在联系。
就是词的组合能力,表现为:1能充当什么结构成分,不能充当什么结构成分 2能跟什么词组合,不能跟什么词组合,组合后表示什么样的意义和关系。
即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词与词的组合能力;词的重叠、粘附能力。前两项又称为词的语法功能。同一类别的词大体有相同的语法特征和功能,所以可以将语法特征作为划分词类的依据。
是用来计算事物或动作的单位的词,包括名量词、动量词、时量词。
指只能修饰名词表示事物的特征和分类的词。
指附在词或短语上表示某种附加意义的虚词,大都年轻声,像结构助词、动态助词等即是。
是附在谓词后面表示某一过程中动作变化的状态的词,如“着”、“了”、“过”。
是少数词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现象,即该词既具有甲类词的特点,又具有乙类词的特点。主要存在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如“报告”是名动兼类词,“困难”是名形兼类词,“端正”是动形兼类词。不同的词类分属不同的功能范畴,不同功能之间词汇意义密切相关。
指词和词按一定的语义关系和结构关系构成的结构体,包括实词跟实词的组合,也包括实词跟虚词的组合,也叫短语或词组。
指在句法结构中承担结构关系的关系项,即句法结构成分的简称。
指同音同形,句法功能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词汇意义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广义上,词和词的组合都可以叫做词组,狭义上说,专指实词和实词依靠一定的语法手段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
不能带宾语的动词和能带施事宾语的动词。
能带受事宾语或关系宾语的动词。
指由词或短语构成的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基本语言运用单位。
是根据语气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汉语句子可划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四大类。
指依据句子结构上某些特殊结构或特殊标志划分出的句子类型。
是根据句子的结构划分出来的类型,共分成两个大类:单句和复句。单句由带上一个句调的短语或词构成,可分成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复句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做句子成分的分句组成,分句是类似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言单位。
两个以上层次的复句总称多重复句。
在复句中用来连接分句并表明分句之间关系的连词、副词和短语,统称关联词语。
是能够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和代词七类。
是偏正短语、中补短语里的中心成分,根据同它相对的成分的不同可分三种:定语中心语、状语中心语和补语中心语。
指由主语和谓语两个成分构成的单句。从谓语的构成看,主谓句可分4个小类: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基尔主谓谓语句。
指分不出主语和谓语的单句,由单个的词或主谓短语以外的其他短语构成,可分为5个小类: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名词性非主谓句、叹词句和拟声词句。
指由主谓短语构成的句子。
又叫处置式,是在谓语动词前头用介词“把”引出受事,对受事加以处置的一种主动句。
是在谓语动词前面,用介词“被”引出实事或单用“被”的被动句。
是由连谓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
指由连动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构成“名+动1+动2”结构,连动短语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性词语连用,且它们之间没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关系的那种短语。
由兼语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叫兼语句。兼语短语中有前后两个动词,前一个动词后面的名词构成述宾关系,这个名词又跟后一个谓词发生主谓关系,即短语中有宾语兼主语的成分。
是谓语中心之后,先后出现指人和指事物两种宾语的句子。
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物的一种句型,分为存在句和隐现句。其基本结构是:处所词或时间词+动词+名词。
是为了强调、突出等语用目的而颠倒原有语序的句子,分为主谓倒置和定、状语后置两种情况。
汉语句法结构中成分的位置比较固定,可是在一定条件下,句中有的句法成分的位置可以倒过来,如变成谓语在前主语在后、宾语在动词前等,而且原来的主谓关系、述宾关系不变,这就是倒装现象,有这种现象的句子就是倒装句。
在一定的语境里,不至于误解的情况下,说话时往往会省略一些不言自明的成分,这样的句子就叫省略句,可分为对话省略和上下文省略两种情况。
是由复句紧缩而成,紧是指复句内部的语音停顿取消了,分句间的联系更紧密了,缩是指有些成分给缩略掉了,或者形成一些固定格式,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既不同于复句,又不同于单句的特殊句子,即紧缩句。
也叫句组,由前后连贯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意思的几个句子组成。
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或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可分为7种点号和9种标号。
修辞
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修辞规律,即修辞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规律;二是指修辞活动,即说话和写作中积极调整语言的行为,是对语言的一种加工;三是修辞学或修辞著作,即以加强表达效果的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和著作。
指具有某种修辞效果的句子格式。相同的句义可以用不同的句式去表达。任何一种句式都有其独特的修辞效果,在语言交际中,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最恰当的句式。
是形式整齐的句子。
是形式参差不齐的句子。
事物的重复和变化就构成节奏,语言的节奏表现在平仄、押韵、速度、停顿、重音等许多方面;节奏的规律就是节律。
是用语音停顿划分出来的语言单位。
用相似的事物打比方去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这种辞格叫比喻。基本要素为本体、喻体和喻词,基本类型为明喻、暗喻和借喻。
根据想像把物当作人写或把人当作物写,或把甲物当作乙物来写,这种修辞方式叫做比拟,包括拟人和拟物。
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这种辞格叫借代,也叫做“换名”。
把描写甲事物的词语移来描写乙事物的修辞方式就是移就。
即为避免语言的呆板和单调,特意使字面更换、语序变化、句式变化的修辞方式。
利用上下文的联系,把用于甲事物的词语巧妙地用于乙事物,这种辞格叫拈连,又叫“顺拈”。
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作扩大或缩小的描述,以求给人以突出印象,这种辞格叫夸张。有扩大夸张、缩小夸张、超前夸张等。
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辞格叫双关。有语义双关和谐音双关两种。
根据表达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这种辞格叫仿词。
故意使用与本来意思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本意,这种辞格叫反语,也称“倒反”、“反话”。
有意不直接说明某事物,而是借用一些与某事物相应的同义语句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这种辞格叫婉曲,也叫“婉转”。
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数相等、意义上密切相联的两个短语或句子,对称地排列,这种辞格叫做对偶。有正对、反对和流水对三种形式。
把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关联的句子或句子成分排列起来,使语势得到增强,感情得到加深,这种辞格叫排比。构成排比的一组语句往往带有共同的或相近的提示语。
根据事物的逻辑关系,连用结构相似、内容上递升或递降的语句,表达层层递进的事理,这种辞格叫层递。
用上一句结尾的词语做下一句的起头,使前后的句子头尾蝉联,上递下接,从而使结构紧密,语义连贯,声音流畅的一种辞格叫顶真,也叫联珠。
把前后语句组织成穿梭一样循环往复的形式,以表达不同事物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辞格叫回环。
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辞格,也叫对照。
为了突出主要事物,用类似的事物或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作陪衬的辞格叫映衬,也叫衬托。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强调某种感情,特意重复某个词语或句子,这种辞格叫做反复。
无疑而问,自问自答,以引导读者注意和思考问题,这种辞格叫设问。
反问也是无疑而问,明知故问,又叫“激问”。
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等五官感知外界事物时,在一般情况下,彼此不能交错;但在特殊情况下,五官功能却能出现互相转化彼此沟通的现象,这叫通感,也叫移觉。
使某些语句语简言奇,含意深刻并富有哲理性的辞格叫警策,也叫精警或警句。
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它是修辞规律的间接体现者。
公文语体也称事务语体,它是适应事务交往目的而形成的运用全民族语言特点的体系。
科技语体是适应科学技术内容、范围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运用全民族语言特点的体系。
也称宣传鼓动语体,是适应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运用全民族语言特点的体系。
也称艺术语体,它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
即语言环境,一般指在语言运用中对言语交际有影响的情景、情况和关系等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主观语境因素,指交际双方的自身情况;客观语境因素,指交际过程中设计的社会背景、时间、地点、场合等。
指修辞行为发生时。交际主体的心理活动和现场所感知的种种相关的非语言因素。
指修辞行为发生时交际主体的知识储存中的相关部分以及对对方相关知识的假定。
用同音字来注音,如“根,音跟”。
是用两个字合注一个字的音,称为“某某切”或“某某反”(唐前),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合声调,合称被注字的音。如“毛”,“莫袍切”。《康熙字典》用此法。
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复音词,用两个单音的近义词或反义词作为词素组成,其中一个词素的本来意义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而另一个只是作为陪衬。如“有缓急,非有益也。”“缓急”指的是“有急”,“缓”字无意义。
词的本来意义。如,向,本来的意义是“向北的窗户”。
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即从本义发展出来的意义。,向,本来的意义是“向北的窗户”。引申意义是“朝着”、“对着”。直接引申是从本义直接派生出来的意义。间接引申是由直接引申而再引申出来的意义,与本义为间接关系。
如同朱骏声所说是“本无其义,依声托字”,与本义不相。如解通邂(解逅即邂逅)。
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汉字形体的构造有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A、象形:把事物轮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描画出来,构成一个字,如日、月。
B、指事:用记号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如上、下、本、末、亦、刃。
C、会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把它们的意义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如及。
D、形声:是由意符(也叫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意义范畴,声符表示读音类别,如江、沐。意符相同的形声字意义上大都合意符所标示的事物或行为有关。如贝与财物有关,言与言语有关,心与心理有关。
E、转注:说法不一。
F、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令”本为“发号”的令,后来借用为“县令”的令。
由于历史的发展,汉字的演变,产生乐一个新的字代表一个字的一个或者几个意义,分担那字部分的意义,那么前一个字为古字,新产生的字为今字。如“责”,其“债务”等意义已经为“债”所替代,但“责任”等意义担任着,故而两者为古今字。
由于时间或地狱的关系,人们为同一个词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字来代表它,形成乐形体结构相差较大,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的字,如睹覩。
由于人们改革汉字,进行简化而产生的现象,简化字要比繁体字的书写简单,笔画较少,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也有一对多的情况。今天所用的许多简化字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如礼禮、气氣等。有些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词义毫不相干,因为同音而被采用。如后後、适適、征征、余餘。
以名词或名词性的词组为谓语,表示判断。在古汉语中一般不用判断词“是”,而是在谓语后用语气词“也”来帮助判断。如“董狐,古之良史也”。有时在主语后用语气词“者”表示提顿。现代汉语中主谓之间一般用“是”。
以动词为谓语、叙述人或事物的行动变化的句子。
表示否定的句子。必须有否定词,古代汉语中否定词可以是副词“不”、“弗”、“毋”、“勿”、“未”、“否”、“非”,可以是动词如“无”,可以是代词如“莫”。
在古代汉语中有些词临时改变词性,如名作动、形容词作如动词,名词作状语,动词作状语等等情况。如“秦师遂东”。
指一个音节中除声母以外其他因素的总和,包括韵头、主要元音和韵尾。
只指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的话)。
韵头不同而韵相同的字如干、满、南、叹可以互相押韵,这些互相押韵的字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就构成诗韵。
韵头不同而韵相同的字如干、满、南、叹可以互相押韵,这些互相押韵的字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就构成诗韵。汉语诗韵一般放在句尾,习惯上叫韵脚。
就是关于用韵的格律:什么地方用韵,什么地方不用韵和怎样用韵。
不一韵到底,中途变换成不同的韵押韵的押韵方式,交韵的情况不是。
民歌随口而唱,随口用韵,随时换韵的情况。
古人为了说明《诗经》的押韵和谐,认为某字是改读某音,就是“叶韵”,或称“叶句”(叶,同“协”,和谐之意)。
一种应该否定的注音法。古人认为押韵可以临时改变读音,以求和谐,没有根据。
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如现代汉语中“珍珠”,“微妙”在先秦是双声。
两个字的韵母相同,韵头不同也可以,如现代汉语中“光芒”。
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同音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或本有其字,或本无其字,借用同音近音字表示,两个字本来形体不同,意义不同。如“蚤起”,蚤通早。
传统认为,有三十六字母,字母指声母,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只好找出三十六个汉字作为声母的代表,如见溪群疑等,反映了唐宋时期汉语声母系统的情况。而上古的声母现在研究为三十二个,被分为牙音、舌音、唇音、齿音、喉音、半舌、半齿。
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分割的词,或有双声叠韵的关系,如玲珑、徘徊、参差,或没有,如蜈蚣、妯娌,或同音相重复,如匆匆、津津。
由于时代的变迁,前人的注解已经不再容易理解,出现了一种新的注解,作者不仅解释正文,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解,成为“疏”,也叫“正义”。《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就是汉代毛亨传,汉代郑玄笺、唐代孔颖达等正义。传指阐明经义,笺指补充与订正毛传的意思。
《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注疏》多为汉朝或魏晋人的注。
校勘学术语,简称“衍”,也叫“衍字”。用来指明古籍中多出了文字的现象。如“‘汉水以为池’,‘水’字衍”。
校勘学术语,简称“脱”,也叫“脱字”。用来指明古籍中脱落了文字的现象。如“‘孔世家云:颀然而长’”“‘孔’下脱‘子’字”。
指有韵的文章,有完全的韵文,也有不完全的韵文。
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分为206韵,过于细,唐代规定相近的韵可以同用。南宋平水刘渊,将同用的韵合并,成107韵,后人渐为106韵,被成为平水韵,一般叫“诗韵”。
近体诗最重要的格律因素,在诗和韵文中构成一种高低长短相互交替的节奏,即所谓的“声律”。阴平、阳平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为仄声。古代的入声现在转入其他三声中。
上联的对句和下联的出句的平仄类型必须是同一大类的。失黏:诗歌中不合乎黏的规则的现象。
每联的出句和对句必须是相反类型的。也就是对句的平仄对立。失对:诗歌中不合乎对的规则的现象。
诗歌中除了韵脚之外只剩一个平声字。是律诗的大忌。
不依照一般的平仄的句子,即该用平声的未用平声,该用仄声的未用仄声。拗救:诗人对于拗句,往往用“救”,就是一个句子该用平声的地方用了仄声,则在本句或者对句的适当位置,把该用仄声的字改用平声,以便补救。合起来叫作拗救。
诗歌特别是近体诗中,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为对仗,这是正格。另外又一种情况,只要求字面相对即词类相同,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对仗一般平仄相对。同类的词相对是工对。
一联对仗出句合对句完全或者基本同义,是诗家的大忌,叫做“合掌”。
对仗中的特殊类型。相对的两句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意思连贯下来,也就是说出句与对句不是两句话,而是一句话。如“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对仗中的特殊类型。一个词有两种以上的意义,诗人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或丙义,来与令一词相对。如“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取“寻常”本为“平常”之意,但又为古代测量单位,借对数目。
词初称为“曲子词”,了解音乐的词人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来写词,称为填词或倚声。
本指写词时所依据的乐谱,后指把前人每一种词调的作品的句法合平仄分别加以概括,从而建立的各种词调的平仄格式。
一种带科(动作)白(道白)的歌剧,唱词往往是剧中人唱。只有套数,没有小令,一个套数称为一折,全剧通常四折,有时加上一个楔子。散曲:不是戏剧,没有科白,与词的性质相近。
散曲的一种,等于一首单调的词。套数:由两个以上的同一宫调的曲子按照一定规则连缀起来的套曲。
曲中不必用韵的地方用韵。
曲律中在规定的字数之外所添加的字,或者加在句首,或者加在句中,但不能加在句尾。
律诗要求每一联中对句与出句的平仄必须相反,这就叫做“对”。如“仄仄平平仄”就要对“平平仄仄平”。如果没有做到平仄相反,就交叫做“失对”。但如果是首句入韵的话,则因为第二句句末也要是平声字(这是押韵的要求),因此就不可能完全相反,而只能部分相反。如“仄仄仄平平”作第一句,则对句只能是“平平仄仄平”,而不能用“平平平仄仄”。同样,以“平平仄仄平”作起句,则第二句也只能是“仄仄仄平平”,而不能是“平平平仄仄”,因为如果那样,就违反了必须以平声字押韵的规定。失对:诗歌中不合乎对的规则的现象。
是一个音节代表一个词,在书面语里是一个汉字记录一个词。
具有两个或几个音节的词就是复音词。
由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素构成,其意义是一个词素的意义为主,另一个词素起辅助作用。
从音节上说,它属于复音,而就结构上说,它又是具有一个词素的单纯词。
由两个或几个词素按照一定的构词方式组合而成的复音词。
古代汉语当表示同某事物或方位处所等有关的行为变化时,常常使用表示这一事物、方位处所的名词来表示,这就是名词活用为动词。
把表示某种性状的形容词按动词的语法规则使用,并表示与该性状相关的行为变化,这就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把表示某种数量的数量词按动词的语法规则使用,并表示与该数量相关的行为变化,这就是数量词活用为动词。
所谓使动用法,其动词和宾语的关系,需要用“使宾语怎么样”的语言形式去理解和语译。
是指主语所代表的人或物不施行谓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而是主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发出这个动作。
就是当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后,主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
就是当名词活用为动词后,主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成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物。
其动词和宾语的关系,需要用“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的语言形式去理解或语译。
是主语在主观上认为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和状态。
是主语把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看作这个用作意动的名词所代表的人或物。
所谓为动用法,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为宾语而动,可以用“为宾语怎么样”的语言形式去理解。
所谓对动用法,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对宾语而动,可以用“为宾语怎么样”的语言形式去理解。
是指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是被动关系的句式。
秦汉之际,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称作“经”,把解释经书的叫做“传”。“传”就是对“经”的解说。
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正义”,“注”、“说”有时也可称为“正义”。如唐代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
“笺”本来是对传的阐发和补充,后来只指注解的意思。
“注”指对古书的注解,狭义的“注”只指注解,而广义的则包括传、笺等。
解说古书的一种方法,除解释字词外,还串讲文章大意。
选取各家注解通释经传的叫“集解”。
释义术语,用来分别同义词和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释义术语,放在被解释的词后面,用它后面的话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较、影射的事物。
释义术语,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说明被释的词表示事物某种性质或状态。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样子”。
释义术语,表示注释与被释词语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近似。往往用近义词作注,或用引申义训释本义。
声训术语,被释词与注释词在声音上相同或相近,在意义上相关或相通。
注音术语,一般是用本字来注假借字。被注字在术语之前,注释字在术语之后。
注音术语,主要用来注音,有时也用来注明假借字。它实属一种譬况法,与现代用音标注音相比较是粗疏的,注释字与被释字的读音有时不完全相同。只是相近。
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训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注释体例。
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注释体例。
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文章的体裁、样式。
以立论或驳论的方式所撰写的论说文。
对一部书或一篇文章所写的说明、评介的文辞。
臣子写给皇帝的书信或公文。
“书”是书信,“说”属游说之士的说辞。
专门为赠送友人而作的劝勉性文章。
皇帝写给臣下的书信、命令。
记叙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
用以封禅、纪功等及对死者悼念赞颂的文辞。
对死者悼念赞颂的文辞,由“志”和“铭”所组成,“铭”一般是韵文。
机密性奏议,为防止泄露而用皂帛做囊封住书板。
即札子,写于竹简上的奏议。
奏议的附类。由皇帝命题,应举者回答,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一种办法。
诏令的附类。属于军事文书,用于征召、晓喻或申讨。
提供礼官为死者议定谥号或作为立传资料的文体,优秀的行状就是一篇传记。
用以歌功颂德和表彰赞扬的文辞。
用以规劝、警戒的文辞。
摹拟楚辞而写成的赋。
除骚体以外的汉赋。
源于古赋,主要指六朝时期的骈体赋。
散文化的赋体。
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的历史散文。
集中而完整地描写历史人物的文体。
以事件为主线,集中叙述有关某一专题的历史散文。
赞颂死者嘉言善行、致以哀悼怀念的文辞。
”仄仄仄平平”句式第三字(七言为第五字)不能不拘平仄,必须用仄声,否则便成了”三平调”。
是在辞赋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从不用韵的角度说,它不属于韵文而似散文;从使用对仗和平仄来说,它又不是散文,所以称它是一种特殊文体。
是指紧扣原文,按原文的字词和句子进行对等翻译的今译方法。
是指在透彻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为体现原作神韵风貌而进行整体翻译的今译方法。
古人用来断句的符号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句”,一种是“读”,合称“句读”。
①泛指古人所作的诗歌。②特指与唐代才形成的格律诗不同的(也就是不讲究格律的)古人所作的诗歌。它包括唐以前人的诗作及唐以后人们仿古的诗作。一般来说,唐代以前的诗统称为古体,又叫做古风,它用韵而比较自由,可押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又可平、仄互押,可以转韵、通韵;有平仄的区别,但不很讲究,不讲声病;有骈偶而不讲求严格的对仗,可骈可散,对仗的位置也不固定,不求工整,不避用同字;字数可以五言、七言、四言、三言、五七杂言、三五七杂言等,但以五言最常用。总之,古体诗不像近体诗有规矩极严的格律,只是用韵时一般要求双句押韵。古体的名称出现在近体诗流行之后。文人们在使用古体形式写诗时,往往摹仿汉魏六朝时期的古诗,在字数、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尽量避免律化,故意多用拗句、多犯孤平、多用非平声字押韵,这样也就形成古体诗的一些自身特点,如句末多用三平式、三仄式或仄平仄、平仄平等形式。
又叫今体诗。是指唐代形成的讲究平仄押韵对仗的有严格格律要求的诗歌。唐代人就将这种新产生的诗叫今体诗或者近体诗,而将不讲究格律的诗歌称为“古诗(唐人又称之“古风、往体”)”。格律诗又可细分为律诗和绝句两大类。律诗又分为七律、五律和长律(排律),绝句又分为七绝和五绝。所谓“七”、“五”都是就每句字数而言。
首律诗共由四联组成,第一联叫首联。
律诗的三、四两句叫做颔联。
律诗的五、六两句叫做颈联。注意:律诗的颔联和颈联一般要求由对仗句构成。
构成律诗的最后两句。流水对往往出现在尾联。但尾联未必都对仗。
每一联的上一句叫出句,下一句叫对句。也就是每首律诗的一、三、五、七句叫出句,二、四、六、八句叫对句。
每一首格律诗的偶数句句末位置的字都应属于《诗韵》中同一韵的字,读起来就感觉韵律和谐,这就叫做押韵。
如果采用“仄起平收”(仄仄仄平平)或“平起平收”(平平仄仄平)式做为格律诗的第一句,就要求这句末尾的字也要与后面的二、四、六、八句句末的韵脚字同韵。这种多了一个韵脚字的做法就叫做首句入韵。但由于首句本来是可入韵可不入韵的,所以即使首句入韵,在选字时也相对比较宽松,它可以是用同一平声韵的字押韵,也允许选用与其它四个韵脚字相邻韵的字来作韵脚。例如韦庄《金陵图》诗:“江水霏霏江草齐,六朝为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首句“齐”与“啼、堤”同为“齐”韵字押韵。但也可邻韵通押,如规定用一东韵但首句末却允许用二冬韵的字来押韵。
又叫“平水韵”。它是唐宋以来形成的专门为科举考试时写格律诗而编写的一本官修韵书,它具体规定了哪些字属于同一韵,共分106韵。每首格律诗都必须在同一平声韵中选用韵脚字。南宋时江北平水人刘渊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与此同时金人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韵略》,所以《诗韵》又叫“平水韵”。“平水韵”中平声韵共有30个。
在对仗句中出现了用同一个字相对的情况。这是律诗所不允许的。所以在律诗中很难找到例子。但在词中却是允许用同字对的,所以在词中不难找到例证。如苏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就是用同一个“有”字相对。
中古(唐宋)时期,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合称四声。汉语有声调这一事实本应是古已有之,但是直到六朝时期才由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他们于是提倡将声调变化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以平仄声调的有规律变化组合以体现汉语的音乐美。
诗句中如果最后三个字全都是平声字,就叫做三平调。这是写格律诗的大忌。是决不允许出现的。但在写古体诗时,却有意多出现,以示与格律诗相区别。如杜甫的《岁晏行》中如下的诗句:“莫徭射雁鸣桑弓、汝休枉杀南飞鸿、割慈忍爱还租庸、好恶不合长相蒙、此曲哀怨何时终”,最末三个字都是平声字,这就是三平调。
当出现了拗句,即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仄声字,就要在本句或对句的适当位置补回一个平声字,这种做法就叫做“拗救”。具体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①出句自救:在(仄仄)“平平平仄仄”句式中,因为是仄声字在句末,所以这句诗肯定是出句。这种格式又可变成“平平仄平仄”,即第三字位置该用平用了仄,于是在第四字位置补回一个平声字。叫做“三拗四救”(如果是七律就是“五拗六救”了)式。如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的首句:“凉风起天末”、王维《观猎》的尾联出句“回看射雕处”,以及杜甫的《咏怀古迹》之尾联出句“庾信平生最萧瑟”,都属于这种情况。注意:出句自救只限于这种情况。不是任何出句都可乱随意变化的。这条规定可以用四句口诀来帮助记忆:“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三拗四来救,一定要记得。”
②对句救出句:“仄仄平平仄”(七律则为平平仄仄平平仄)这种句式,又可写变成“仄仄仄平仄”(这是因为五律第三字、七律第五字可平可仄),甚至变成“仄仄仄仄仄”,不过这样一来,对句就必须变成“(仄仄)平平平仄平”,即第三个字必须变成平声字。在对句增加一个平声字来弥补出句中缺少的平声字。所以叫“对句救出句”。典型的例子如白居易的《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吹”救“不”)、陆游《夜泊水村》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无”救“万”)即是。
③孤平拗救:在(仄仄)“平平仄仄平”这种句式中,句末的平声字是押韵的要求,必须用的,因此不算它。除它之外,这句就只有前面两个平声字。这时,如果第一个字也变成了仄声,就叫做犯孤平。那么,就必须把第三个字变成平声来进行补救。这就叫做“孤平拗救”。
④两救:如果“平平仄仄平”用于对句,那么,它的出句就是“仄仄平平仄”,上面说过,这种格式又可以变成“仄仄仄平仄”甚至“仄仄仄仄仄”,这时,就要把对句的第三个字位置变成平声字以相补救,这属于对句救出句。但如果这个出句又是个“孤平拗救”式,则构成这第三个平声字既救出句的第三或者第四字,又救本句的第一字,这就是两救。如陆游《夜泊水村》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一联中,“报国有万死”就是“仄仄仄仄仄”,“向人无再青”就是“仄平平仄平”。其中的“无”就既救出句的“万”,又救本句的“向”,所以叫“两救”。可以利用这首诗构成两救的口诀:“报国有万死,向人无再青。无字救两拗,佳例要记清。”
隋唐以来新兴的音乐文学,是一种可以歌唱的特殊形式的诗,具有律化、长短句、固定字数三个特点。它本来是配乐的歌词,所以最初称为曲子词。因此词又有好多种称呼,如曲子、曲子词、长短句、乐府、乐章、琴趣、诗余等。
写词时所依据的乐谱,即曲调的音乐旋律。
每种词调的特定名称。由于每种词调的长短不同、所表达的感情不同,因而决定了不同词牌的句数、每句字数和平仄、押韵等。本来词牌就是词调的名称,但到后来绝大多数的调名和词的内容已经没有关系,所以宋人常在一首词的调名下另外写出词题或小序。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者是词调,后者是词的题目。
只有一段的词,一般都字数较少,又称为小令。如《如梦令》、《十六字令》等。
多数的词由两段构成,故称双调。每段叫作“阕”或“片”,分别称上阕、下阕或上片、下片。如果前后两段的平仄字数相同或基本相同,叫做“重头”(或“不换头”)。也有的前后阕平仄字数不同,大都是因为后阕开头的两三句字数或平仄不同的,叫做“换头”。
一首词称作一阕,但又如上所说,有时称词的一段也称为阕。
即由三段、四段构成的词。如《阳关三叠》、《兰陵王》就有三段。四段的词只有《莺啼序》一种词牌。
从分析前代名家词作的基础上概括出每一种词调的句法和平仄,从而建立了各种词调的平仄格式。这就是词谱。有用黑白圆圈式,也有用平仄文字式。详见古人的有关词谱。
“豆”就是“读”,这是词的句法特点之一。一字豆多数是虚词,如“但、正、又、渐、更、甚、乍、尚、况、且、方、纵”等等;有些是动词,如“对、望、看、念、叹、算、料、想、怅、恨、怕、问”等等。从声调看,大多数是去声字。这些字往往放在四字句前面构成五字句(上一下四式),如“渐霜风凄紧”、“更草草离筵”、“又酒趁哀弦”、“且莫思身外”、“纵豆蔻词工”、“念武陵人远”等等。所谓“一字豆”就是读到这个字时要稍作停顿(以引起下文)之意。如“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补充
是指上联的对句和下联的出句的平仄类型是同一大类的,上联是对句是A型,则下联出句是a型,上联是对句是B型, 则下联出句是b型,也就是后联出句第二字的平仄必须跟前联对句第二字的平仄一致,平黏平,仄黏仄,把两联粘连起来。
指每联的出句和对句必须是相反的类型,出句是a型,则对句是B型,出句是b型,则对句是A型,也就是在对句中,平仄是安全对立的。
不合乎黏的规则的,叫做失黏。
不合乎对的规则的,叫做失对
B型句五律第一字七律第三字,必须是平声,否则就会犯狐平
A 型句,五律第三字七律第五字,必须是仄声,否则最后三个字变为平平平,是所谓的三平调。
就是不依照一般的平仄的句子。
一个句子该用平声的地方用了仄声,然后在本句或对句的适当位置,把该用仄声的字改用平声,以便补救,合起来叫做救拗。
一联对仗的出句合对句完全同义(或者基本同义),是诗家之大忌,叫做合掌。
相对的两句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意思连贯下来,也就是说,出句合对句不是两句话,而是一句话。
是说一个词有两个以上的意思,诗人在诗中用的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或者丙义来与另一词相对。
诗、书、礼、易、乐、春秋
古代的一种文体,属于奏议的一种,是臣民对君有所陈述的一种文体。
古代的一种文体,是上给皇帝的奏疏。
古代的一种文体。表示对死者的纪念。文章正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序是死者的姓氏,爵位和生平事迹。第二部分是铭文,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赞颂。
是汉以后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有三个特点:1语句方面:偶和四六;2语言方面:平仄相对;3用词方面:用典和辞藻。
作家按照汉语声调的特点,安排一种高低长短互相交替的节奏,就是所谓的声律。
平仄在诗和韵文中的作用,构成一种节奏。
夏禹,商汤,文王
皇帝,颛顼zhuan xu,帝喾ku,尧,舜
一般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
乐府是官置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
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的白居易等掀起了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做新乐府。
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
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据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限制。
五言古体诗
七言古体诗
五言律诗,限定八句四十字
七言律诗,限定八句五十六个字
超过八句的诗叫作排律
只有四句的
受平仄格律限制
是一种带科(动作)白(道白)的歌剧,其中唱词是剧中人唱的(往往是主角一个人唱)
不是戏剧,没有科白,它和词的性质相近
等于一首单调的词,是独立的只曲,它原来是流行于民间的词调或小曲,句调长短不齐,而有一定的强调。
由两个以上的同一宫调的曲子按照一定的规则连接起来的套曲。
是在规定的字数之外所加添的字,或者加在句首,或者加在句中,但是不能加在句尾。
词来自民间文学,它本来是配乐的歌词,所以当初成为曲子词。
(倚声)在唐宋时代,了解音乐的词人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来写词的,所以叫做填词,又叫倚声。
写词时所依据的乐谱。
词调很多,多种词牌都有特定的名称叫做词牌。
前人把词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以五十八字以内的为小令,五十九到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
是最常见的形式,一般的情况是前后两调字数相等或基本相等,平仄也相同,不相等的大都是后阕起首的两句,字数不同或者平仄不同。
援引古人事迹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援引古代圣贤的言辞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由于对仗平仄和押韵的要求,古代作家往往着意造了一些词序颠倒的句子。
是一种隐晦难懂的修辞手法,作者的话不是直接说的,而是用转弯没角的方式说出来,所以叫迂回法。
在封建社会里,说话有所顾忌,怕得罪权贵,统治者以至惹祸,所以说话时往往委婉曲折地把意思表达出来。
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不是言过其词,而是一种极度的形容语《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历史著作,相传为春秋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后来经过许多人的增益,它比较系统详细地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放映了那各时代的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注疏》晋。杜预注,唐 孔颖达疏。
是清 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人编撰的,书成于康熙55年,它是在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的基础上编写的。字头按部首排列,分为214部,部首又按十二地支,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
是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作者已无可考,流传到现在的本子是经西汉刘向整理过的,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共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拟定。
是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集成的,书中辑录了孔子的言行和一些孔子弟子的言行,是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汉初所传《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出自孔子壁中,用古文字写成,孔安国曾为之作训解,但已经失传,齐论为齐人所学,鲁论为鲁人所传。魏时何何晏《论语集解》是最早的论语注本,《论语》通行的注本有《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 宋 邢丙疏宋 )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
解释古书中的词句的意思。
是以古代书面语言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词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科学。
是用分析文字的形体的方法来解释字义。
又叫音训,就是取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刘熙《释名》是声训的专著。
即用相同的字来训释字义。
即用同音的字来训释字义。
用双声叠韵的字来训释字义。
就是直陈词义,它不借助于字的读音和形体,而是利用语言环境据文证义,即用一个词或者一串词来直接说明某词的含义。
就是用下定义的方式来表达词义的内容和特点,即用一句话或数句话,给词所标志的事物下定义。
简称“同训”,就是利用词的同义关系来训释词义,它是“义训”中常见的方式之一。
简称“反训”就是用某词的反义词来解释该词的意义,它是训释词义的方式之一。
是笼统的说,也就是泛指,又称为统言。
是分析的说,也就是特指。
是指在解释词义时,不问字词之间的复杂关系,只就字面勉强解说,而这样的解说,其实跟原文的意义毫不相干。
就是在说解中加进原文所没有的词语,而所增加的词语并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增字是为了“强经就我”而自圆其说,因而又被称为“增字强解”,这是训诂的一大弊病。
是用虚构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用以劝诫或教育别人的一种写作方式,它通常用在本意不便使用或不容易说的明白的时候。
也叫用事,它是指援引历史故事或古书中的词语来说明自己观点的一种修辞方式。
就是说反话,让听者自己去领会正面的意思。运用这种修辞方式的句子有两层意思,句子的表层意思跟作者要表述的正面意思总是相反的。
用疑问的形式表示确定的内容的修辞方式就是反问。反问是无疑而故问,不需要听者回答,其答案就在句子的字面意思的反面。
用委曲婉转的话来暗示本意的修辞方式叫做委婉。
用上句的末尾作下句的开头,又用上句的开头作下句的末尾,运用语序的回环往复形式来表现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修辞方式叫作回文。
用上文的结尾作下文的开头,使邻近的章句首尾蝉联,上传下接,这种修辞方式就叫顶真,又叫连珠。
同时叙述甲乙两事物时,故意把只运用于甲事物的词拈来连用到乙事物上,临时巧妙地求得语言表达上的一致,增强两事物之间的意义联系,这种修辞方式就叫拈连。
把古书中的一个语句割裂开来,用留下的部分代指被藏去的部分或原句的意思,这种修辞方式叫做藏词。这些被藏去的词语都在原语句的结尾,可称为藏尾。有时被藏去的词语在原句的开头,可称为藏头。
上下文中相对举而独立的两个词语在意义上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种修辞方式叫做互文。
摹写人物的形状声音的修辞方式叫摹状。摹状可以分为描绘形状和模拟声音两种。描绘形状就是用形象的语言把自己所看到的人物的形貌,颜色,动作和情态描绘出来。模拟声音就是用形象的语言把所听到的人物动作的声音描摹出来。
用精练新颖的语言来概括说明深刻的道理,使人觉得意味深长,引起深思,加深印象,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警策,又叫警句,格言等。
有话不直说而故意绕弯子,说得迂回曲折但语意清楚明白,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折绕。
就是用具体常见的事物或道理(喻体)来比喻说明抽象生疏的事物或道理(本体),使它容易为人所接受。
不直接说出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而借用跟它有密切联系的东西来代替,这种修辞方式就叫作借代。
把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义相关联的句子成对使用,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对偶。
把结构相同或相似,内容密切关联,语气一致的三个以上的句子或词组成串排列,以加强语势,这种修辞方式就叫排比。
以物为人或以人为物来描写说明的修辞方式就是比拟。
运用词语的音义条件,使词语同时具有表里两重意思,言在表而意在里的修辞方式称为双关。
为了便于说明一定道理而把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加以比较,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映衬。
运用丰富的想象,故意言过其实,以突出事物的某些特点,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的修辞方式就叫夸张。
就是按事物的轻重大小先后依次层层递进地说出来的一种修辞方式。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加强某种语气和感情而有意识地重复使用某个语句的修辞方式就叫做反复。
为了避免单调平板,追求语言的生动活泼,变化多姿,故意选用别异的词面或参差错落的句式,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错综。
明知别人说错或写错,故意运用白字如实地记录或援用下来,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飞白。
说者或写者由于感情强烈,突然撇开听众或读者而呼唤不在眼前的人或物,并且跟他说起话来,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呼告
在某个语句中插进几个字以延长音节,强调语意或者暗示某种意思,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镶嵌。
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也叫文学学。文艺学是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受到文艺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并给以文学实践以指导。文艺学包括三个分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
指以文学产生、发展、演变的状况以及文学发展的经验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其基本任务是或揭示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审美文化、政治文化、哲学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对文学发展、演变的作用和影响,或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或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特别是“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
指对文学作整体和系统的研究,即关于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与判断标准进行研究的一门人文学科,它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为依据,但又高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具体而言,它的研究对象为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品、艺术家、作者和欣赏者四个基本要素。其基础内容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本——作品论、文学接受论、文学观念论和文学发生发展论。
文学观的一种。它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它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创作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个性)
一种出现很早、影响久远的文学观。“实用说”的文学观从功能角度来界定文学,强调文学是一种教化的手段,如中国古代的“兴观群怨”说、“文以载道”说、西方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等都把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摆在首位,它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特点。
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一种观点。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它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到达目的地。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工具,它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
文学观的一种,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它重视主体的个性与情感,突出天才、想象等因素在文学构成中的作用。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中国古代的“诗言志”和“诗缘情”的理论正是这种文学观的体现。在西方,这种文学观直到18世纪末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才对文学实践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等人。
文学观的一种。它重视形式、技巧、语言和结构等因素在文学构成中的作用,把文学的特质归结为语言形式,强调文本的自足性而排除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初才在西方形成一种思潮并且蔓延开来,其代表的是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在文学四要素中,客观说把作品抬到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认为作品一旦从作家的笔下诞生之后,就获得了完全客观的性质,它既与原作家不相干,也与读者无涉。
指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文学活动。文学从创作到消费是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一过程不能不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而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风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因此文学社会学无疑是文学理论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形态。
文学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接受、研究等活动的总称。它本身就是一个包含诸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同时又是作为人的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子系统而呈现出来。
按照哈马贝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任何两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可以用符号作为中介达成对话关系。文学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交往理性得以展开的理想场所。具体来说:围绕着这个作品中心,作者与世界、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话语伙伴关系。其中,分别构成了若干对主体间性关系,包括自我与自我、自我与现实他者、自我与超验他者、自我与潜在他者。
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是一种活动,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这四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中,指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相互之间交往的理论;哈马贝斯吸收了马克思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这种交往行为对诗学的贡献,是把文学艺术理解成一种交往和对话。因此文学活动就是由世界、作品、作者、读者共同对话的交往结构。
文学本体论是对文学的基本属性做出界定的学说。它是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兰色姆提出的术语,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用以指关注文艺形式的理论。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有多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把物质生活与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生产相比较,并不专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第二种意义是指实际创作的过程;第三种意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切艺术生产是为资本创造价值,一切艺术品都具有商品的属性。我们一般主要从第一种意义和第三种意义来理解马克思的“艺术生成论”。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并非孤立地存在,我们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中,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中,才可能获得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解释。
艺术真实既非生活真实亦非科学真实,而是主体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世界上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共存的审美化的真实。文学从根本上保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创作主体具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挚的感情态度,以及文学的虚构与想象要适应读者的满足心理是艺术真实构成的三个要素。三个要素互相渗透、交融统一,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亦体现了这种特殊关系对文学这种意识现象和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定。艺术真实因此可以概括为作家在假定性情景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内涵、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审美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感悟并内蕴着价值取向的真实。文学的真实性是检验文学作品在实现艺术真实上所达到的程度。
主体因素是确立价值关系的前提,主体自身的各种条件,尤其是主体的人生经验和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与理解,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对生活的把握,由此形成的文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叫作文学的主体性。
社会实践使人与世界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关系。这种关系为我们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和发现人的价值,感受和理解人生的意义,并从中获得了与物质享受全然不同的精神上的喜悦和快慰。在美学上把这种关称为审美关系,把由此获得的感受和认识称为美感或审美意识。
是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特质的理解。首先文艺的审美实践既是从社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是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因此,建立在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基础之上的文艺活动,必然成为人类总的生命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文艺的特质更是从艺术的角度掌握世界方式与理论的、宗教的实践——精神地掌握世界方式的联系与区别中进一步显现出来。总之,文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的本质是多层次的系统结构。
文艺的本质既然是一个整体、系统的审美意识形态结构,那么,作为其本质存在的感性显现,也必定是一个整体、系统的多方面特征及构成。而审美正是其根本特征及系统构成的核心和中介。
文艺的创造活动,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总是通过人的性格、情感、命运的描写,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类文明的进程及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探求。因此,文学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创造现象,必然要以自身的特有方式,表现人类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指文学的阶级倾向性,即文学作品表达的一定阶级情感、意识和理想。在阶级尚未出现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没有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文学有一定的阶级性。
文学的人性指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全部社会属性和受社会控制的自然属性。人不是永恒的、抽象的,它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
指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在文学中的表现。文学以社会生活为源泉,是对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与时代风尚必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
文学的人民性是指文学通过艺术形象反映一定时期的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表现他们的感情、愿望并在艺术上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的属性。它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衡量古代文学遗产、区别作家的阶级性和倾向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雅与俗,指的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是文艺活动发展过程的一种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文艺现象。高雅艺术一般是指思想艺术水平高或较高的作品;通俗艺术是指水平一般或较低的作品。文学艺术的雅与俗是相对的,往往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受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与俗文学相对的概念,只要是指那种作家个体独创的、思考人与社会的终极问题、具有某种自律性、独立性、审美性和深度、并能培养读者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文学作品。
郑振铎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也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和流行的学术名词,是指民众在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里传承、传播、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辞艺术。从文类上来说,包括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民间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曲艺等。目前中国民间文学是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自设二级学科,以及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属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二级学科而并存。目前世界上民间文学研究较为发达的有美国、中国、日本、芬兰、德国、韩国、俄罗斯等。中国国内研究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话语是指在言语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语言单位,其特点在于将特定的文化知识转化成语言形式,以其意识形态内涵成为对人们的思想交流具有支配和规范作用的文化代码。
“蕴”愿意是积聚、收藏,引申为含义深奥,“藉”愿意是草垫,有依托之义,引申为含蓄。话语蕴藉指的是文学活动中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语言与意义状况,表明文学作为社会话语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
也称歧义、复义或多义,是文本的话语蕴藉的典范形态之一,指看似单义而确定的话语蕴藉多重不确定意义,令读者回味无穷。换言之,读者阅读文本时可能感到其中蕴含着多重意义,有多种“读法”。
又译为文本间性,是指任何文本的形成都与该文本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联,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在任何一个文本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中辨认出其他话语和其他文本的不同程度的存在。互文性的提出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文学语言符号的创意性与一般语言符号的物化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仅具有传达(物化)意象美的功能,而且还以其“有意味的形式”——符号,参与到艺术形象及其审美意蕴的创造过程。
在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依靠想象和联想形成的。凡是能够将审美意识通过语言外化为使他人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审美想象和联想的感性对象,都可称之为文学形象。文学形象有具体可感性、艺术概括性、审美理想性,是灌注了作家审美感情,揭示生活意蕴,具有审美价值,能唤起读者美感的形象。
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形象系统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的空间;是审美意象所系,审美情感所在的最高审美境界;充分表现为言与意、形神、实虚、显隐、景情、含蓄明朗等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运动。他是我们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审美范畴,也是我们民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意境中较实的一部分,实境是指逼真描写的景、形、境,又称“真境”“事境”“物境”。
指境界中较虚的部分。是由实境诱发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它一方面是原有画面在联想中的延伸与扩大;另一方面是伴随着这种具象的联想而产生的对情、意、神的体味和感悟,即所谓“不尽之意”,所以又称为“神境”“情境”“灵境”。
是一种由主体感知的语义形象,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这种语义形象借助于主体的心理与文学语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体头脑中呈现的以表达哲理或思想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
文学象征意象是指表意作品中呈现的以表达观念或哲理为目的,以象征为基本手段,具有荒诞性和审美求解性的艺术形象。它是表意型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
营构文学象征意象的原则和方法叫象征意象化。它是象征意象创造的必经之途,即在抽象思维的指导下追求意象应合,不惜以荒诞的意象求得意念的真实。
文学象征意象特征,指艺术家有意创造出不合常理、不合常形之象达到揭示某种哲理或观念的目的。形象的荒诞性与内在的真实性、深层的哲理性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本是符号语义学的一个术语,英美新批评的理论家维姆萨特主张用这个术语取代文学形象或意象,以避免形象概念所引起的种种混乱。他认为文学形象并不都是诉诸视觉或其他感官的,而是更多地和语言的用法有关,因此用语象更切合实际。文学语象主要是指非描摹性的,但是又能引起读者具体感受和丰富联想的各种语言用法。
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认识,以主体的审美价值追求能动介入方式,对富有特征的事物给予独特的艺术处理,从而在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创造既具有鲜明独特个性又具有相当普遍意义、体现一定审美价值取向的艺术形象的方法。
我们把文学形象能够传达丰富的内在意蕴的功能称为文学形象的概括性,这是文学形象的一般性特征。文学形象的概括性并不是都如过去理解的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而是可以借助多种艺术方法,如由少及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表达出丰富内涵,这也正是文学形象的价值所在。
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形象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用语言表现的形象只能以概念符号的形式呈现,需要通过接受者的想象和联想才可能间接地被感知。它要求接受者必须在理解语言的前提下,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才有可能通过想象感知和把握文学形象。
“类型化”是以寻求某一类事物的共性来调解个别与普遍的矛盾,试图超越个别的局限,追求某种普遍性。由于将个别抽象为普遍,所以这类形象所表现的其实是同类人的共性而不是共性在个性中的特殊表现,以至于使形象成为一种符号、图式或概念。优秀的类型化人物也具有其特定的审美价值,通俗文学类型化人物反映了大众文化心理及其审美观。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具有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凝聚着个体体验的、沟通人际情感交流的语言艺术。从社会结构看,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从作家看,文学是个体经验的凝结;从读者看,文学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从作品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对文学价值的研究既须遵循人类实践——认知活动的一般价值原则,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在需要、利益、价值的主体性与历史的合理性之间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哲学价值观;又须从文学的特质出发,强化对文学价值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构成的研究。
在精神文化领域,尽管价值关系形态千差万别,但追求的都是以超越物质实用价值为旨归的精神价值。文学价值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总是立足于对人类生命活动的诸多“生存的两歧”的深切感受和体验,通过充满审美激情的深层表现与理性拷问,积极探寻克服诸多生存矛盾的某种答案,促使人类不断走向完善与自由的世界。
文学价值的层次性,表征了文学作为整体存在,总是探寻并表现人类进程中内在与外在、意识与生命力的复杂矛盾运动过程,并以及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的精神历史。
文学之所以具有审美性认识的魅力,在于它不仅能使我们认识外部世界,还能帮助人们认识自身,认识自己的思想、灵魂、自己的内部世界。他说:“文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能了解自己。”
首先在于作家对时代生活的变动、民族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因而在作家所描写的感性形象或画面中,它所传达的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典型体验,往往要比经过抽象概念和理论判断的理性认知丰富敏锐得多。
文学在帮助人们提高对社会、人生、自身的认识的同时,还起到了教育人、净化人的意识情操,从而影响和作用于人的意志、行动。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提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功用的观点。“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既劝谕读者,又使之喜爱,在娱乐中得到教育。这里提出的双重目的、效果,通过情感作用实现教育目的。劝谕的思想内容要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思想性与艺术性、情感趣味性的结合。这种观念对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作了概括;对艺术教化作用的重视形成了后世功利主义艺术观。
文学创作
艺术创造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掌握方式,及主要通过情感体验和直观的方式掌握世界,形成对世界的审美意识并运用艺术符号将其物化、创造一个独特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形象世界的活动。
既然文学语言符号的创意性功能是根源于文学活动的审美价值、意义的创造旨归,因而它必然具有个体的独创性。独创不仅是文学的生命所在,也是文学语言符号生成意义的独具魅力,因为文学的价值、意义是具象化与抽象化的有机融合,并以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为其存在方式的。
是作家对生活进行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并对生活素材加以选择、提炼、加工,通过艺术形象反映、评价生活的创造性活动。
指处于文学创造活动中的作家、诗人,也称为艺术生产者。但在这种活动中,作家、诗人只有处于对客体的主动、主导地位,即具有主体性或者说是自觉自由的创造性时,才是文学创造的真正主体,它不同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而主要是作为审美主体出现,是美的体验者、评价者和创造者。
是作家、艺术家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作艺术家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艺术的本质、特征、价值和使命的基本看法,它对作家的审美个性、艺术趣味和创作质量有直接影响。
是作家艺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作家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美、美感、和美的创造等问题所特有的基本看法。
即文学的反映对象。文学客体是客观存在的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总和。文学创造无论直接描写和反映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作为文学创造的反映对象,是整体性的、具有审美价值或经过提炼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为作家体验过的生活。
指作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基础和条件的作家的全部生活储备与生活积累的过程。也即某一种作品创作前,作家具有一定指向性和目的性的创作准备阶段。
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指作家在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审美意义的生活素材,以及广博的生活知识和科学知识。
对美的关照与审视,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时空、心境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于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审美活动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一种超越性,也即超越外在事物本身而达到对于生命、精神本身直接地感悟。与这种超越性相对应,审美活动具有无功利性、情感性、形象性。
是人对现实对象的审美属性是否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做出的反应,它是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关系的反映。审美情感是创作活动心理结构的核心,当艺术自觉发现蕴含美的某一种事物时,主体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在审美观照中迅速对这一事物作出价值认识和判断,同时产生深切的审美情感。这种价值判断与情感,即源于主体对客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和反映,又因主客体双方在情感向度上获得认同而形成审美价值形态。
作家、艺术家所形成的审美心理定势,是有其生理心理依据的。从生理机能来看,凡是新异的对象,或对比中强度比较高的对象,往往为人们关注。从心理机制来看,只有对人有意义的对象,才能成为主体所注意的中心。审美心理定势由特定主体早先的经验和独特的审美需要、情绪、态度及其价值观等决定,同时,历史的、民族的、地狱的审美文化意识在主体意识中的积淀,及其潜在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表象是人们通过眼、耳等感官获得的关于事物的一般信息,如声音的强弱、色彩的浓淡、体积的大小,是客观反映的映像。“意象模式”是主体对既有的或眼前的表象进行改造组合而创造的新表象的心理形式,突出地传达了主客体相契合的主体价值取向。
审美意象不仅仅是对客观事物存在的反映,而是由主观情感改造并重新创造的意象,它是在审美知觉对感觉的统和中完成的。这个统和过程不是种种感觉和印象相加的过程,而是主体根据自己的情感倾向、个性特征和审美心理进行选择、过滤、变形、有机融合的过程。
文学旨在创造审美价值的艺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想品格,充分体现了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于文艺的超越现实的审美自由来说,它所体现的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文学的虚拟性与超越性的本质,来自主体对现实人生的体验与思考,“美既是客观事物,又是主观境界。它既是形式——当我们判断它的时候,又是生活——当我们感觉他的时候。它既是我们存在状态,又是我们的创造。”
是经验中见出意义、思想和诗意的部分。
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体验,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与一般的情感体验相比,其特征表现为:第一,从表现方式上看,它具有心理再现与创造想象的特征;第二,从它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来看,审美体验同时具有逼真性和虚拟性;第三,从实践效能上看,审美体验具有目的性、准功利性和准实践性。
审美体验的第一种类型为情境体验。情感总是主体需要与一定环境相互关系的产物。文学的特质在于向欣赏者传达作者曾体验过的审美情感。为此,作家就应当把自己在审美体验中产生的审美情境传达给读者。所以审美的情境性是审美体验的基本特征。
审美体验的第二种类型。审美活动中的角色体验,是在情境体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审美创造阶段,角色体验是指作家在想象中进入其笔下人物的角色位置,置身于人物的角色情境中,从而对人物的角色心理进行把握、体验和表现的全部心理过程。这是作家在戏剧小说中塑造人物性格的必由之路。
是指作家自觉地驾驭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材料,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按照“物的尺度”和“自身的尺度”,遵循“美的规律”,自由自在地创造出不同于生活原材料的艺术世界的过程。
中国古代文论观念,由王国维提出。作家的体验不但要能“入”而且要能“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入;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乎其内就是“移情式体验”。出乎其外就是体验主体对体验的反刍。
由黑格尔提出。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另一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作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
中国古代文论概念。“虚境”就是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望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所以“虚境”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时一种极端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一种特有的审美状态,即通过有限去获得无限,从而体认生生不息的宇宙之道,显示出感悟兴怀、寄托情操的特点。
艺术发现是作家被内在积累的材料所引发,并与主体当前由于某种“关注”而形成的心理趋向、优势兴奋中心联系,突然间向往在事物、事件、现象上的投射。
是推动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是文学创作活动中真正展开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对作家对材料的选择、形象的塑造、意蕴的开掘,对于创作的结果——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产生重要的影响。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其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文学艺术本质的一个概念,最早见于他的《创造家与白日梦》一文。白日梦和睡梦不同,但却与睡梦一样以幻想的满足为满足,不同的是作家不让幻想消失,而是以幻想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之外的艺术世界,让压抑的欲望通过改头换面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也就是说作家重视艺术技巧的安排的效果,用改变和伪装来减弱欲望的利己主义性质,使某些早先经验回忆的愿望在审美升华中得以实现,这既符合“快乐原则”,又可以不必为自己的本能冲动感到羞愧而责备自己,并能从中得到某些补偿后的快感。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自己的快乐和替代性的满足。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依据其精神分析理论解释艺术本质和艺术活动的一种观点。他认为社会上很多为丰富社会文化和文明所创造的活动都是人们为了使其各种本能欲望得到满足而采取的种种替代的手段和形式,这样人的本能欲望就升华为某种社会所许可乃至赞赏的崇高行为。他认为作家或艺术家都是“被过分嚣张的本能欲望所驱策着前进的人”,当他们的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出来投入到艺术创作的幻想生活中去。在这种艺术创造中,他不仅能让本能冲动在艺术改头换面的幻想中得到宣泄和象征性的满足;而且,艺术使本能欲望得到了疏导,并从低级类型升华到高级类型,这也就削减了作家或艺术家过于压抑的心理和精神负担,使其心理得到调整。
是文学化生活为艺术的途径和方式,更是实现审美意象的物态化,塑造艺术形象的实践手段。
虚构是艺术概括所需要的艺术手段。指作家为了实现艺术构思,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和联想,对生活素材进行增删拓展,重新组成新的艺术形象的创作方法。
是指文学活动中主体调动过去积累的记忆表象和经验,对他们进行艺术的加工、改造、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的心理过程,是作家在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驱动下所进行的审美创造。
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类别,指作家的一种超乎寻常的想象,一些似乎毫不相关,甚至“不合理”的情态在作家的头脑中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常表现在夸张、悖论等修辞手段运用上。
又称审美直觉,是艺术家特有的感觉能力,指艺术家用感官感知艺术对象感性形态时,能超越理性思考,省略了推理过程而对事物做出的直接了解和认知。艺术直觉勾连着文学创作的“形象”与“认识”的两极,对于文学创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又称艺术思维,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形象、情感以及联想和想象,通过事物的个别性去把握一般规律从而创造出艺术美的思维方式。
又称逻辑思维或理论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客观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同形象思维不同,在思维过程中要舍弃生动丰富的感性材料和偶然现象,抽取事物的内在联系、一般规律、和抽象本质,最终形成定义、定理和理论体系。
作为艺术美的主要加工方式,其基本要求来自艺术形象创造的内在规律,从生活中抓住个别、特殊的事物进行开掘、深化与概括,把它创造为艺术典型。
典型在希腊文中有模子的意思,意谓典型就像一个模子可以铸造出许多同样的东西,也是通过一个形象反映了某一类人的特点,所以这个术语最先强调的是概括性和普遍性。文学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一般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文学认识生活的主要方式,所以它常常是叙事文学至高的美学追求。它在叙事性作品上,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
是一个既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又有高度的审美价值的、多层次向度的有机形象结构和性格整体。它是在生命性的基础上普遍性与个性的统一,是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丰富性与特征性的统一,是在审美价值基础上的独创性与深刻性的统一。
写实型作品最基本的表现方法,即作家抓住生活中最富有特征的东西,加以艺术强化、生发的过程,这是创造典型的基本方法。
充分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
小说等叙事性作品中塑造的具有典型性的文学人物形象。指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和本质方面的人物形象。
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典型形象的方法和过程。它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创作过程,包含着同时进行和同步完成的两个方面,即个性化和概括化。在方法上,典型化要求在创作中通过丰满、鲜明和独特的人物个性、事件、环境,揭示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传达出独特而深刻的审美发现、审美意蕴和审美评价;在过程上,它要求按照典型的艺术特征,对所有的生活素材进行审美创造,使一般的生活形象转化为具有独特个性和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是文学创作典型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在创作过程中塑造具有丰满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的方法和过程,也指在塑造人物时对典型形象个性特征的描绘所达到的鲜明丰满的程度。个性化的实质是艺术形象的特征化,其使命是帮助作家创造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个性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揭示出生活的本质与规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文学创作典型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在创作中塑造具有深刻普遍性意蕴的人物形象的方法和过程,也指在塑造人物时通过丰满独特的人物个性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所达到的深广程度。它实质上是艺术形象的本质化,其使命是帮助作家创造出具有深刻意义的典型形象。概括化程度越高,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就越深刻。
指作家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所达到的概括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程度和唤起美感的程度。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主要表现于人物性格的塑造、环境情境的描绘、细节场面的刻画和情节发展的描写等方面,其中心是人物性格的典型性。
是文艺创作的一种不良倾向。指作家的创作,不是从生动丰富的生活中去进行提炼和概括,而是按照现成的抽象概念去制造“形象”,作品成了概念的图解。
近代文学理论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对境界的分类。他说词“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他的论述和所举的例子看,所谓“有我之境”是在作品中能比较明显地看出作者主观色彩的景物描写乃至艺术境界,这种境界突出主体观念性,具有强烈的感情动态,创作主体仍带有某种世俗的利害观念去观察外物,因为物我之间仍存在对立关系和利害冲突。其美学状态是壮美。
近代文学理论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对境界的分类。他说词“又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他的论述和所举的例子来看“无我之境”是诗人主观色彩较为隐晦、物我完美地统一的景物描写乃至艺术境界。在这种创作中创作主体泯灭自我意志,摒弃世俗利害观念,与外界景物达到泯然合一的状态。其美学形态是优美。
作家艺术地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使生活情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动态过程。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创作过程通常包括作家深入现实、体验生活、提高修养、获取技巧、积累素材、开掘主题、构思布局、遣词造句、润饰加工和修改定稿的过程;狭义的创作过程则主要是指一部作品的具体触发、酝酿构思和艺术传达的过程,它为艺术积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阶段。
是创作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作家运用审美感受力,用独特的艺术眼光去能动地吸收、掌握和占有创作素材的过程。
作者进行艺术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即作家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观照和审视创作对象。通过艺术观察,通过艺术观察,可以使作家生动具体地感知周围的生活事件,获取有意义的创作素材,同时,作家观察的注意点反映着他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追求,制约着创作素材的意义和价值。
作家进行艺术积累的途径之一,指作家对于对象外部世界材料的积聚中产生的作家主体自身的情绪心境、情感信息的积累和储存。
作家进行艺术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指艺术家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整个身心去承受外物的刺激,从而产生属于艺术家自己的艺术感觉的过程。
艺术积累的途径之一,指作家设身处地的、身体力行地经受和体味自己的表现对象,是一种人我不分、物我不分的心理境界。
指作家在特定创作动机的指引下,在已然激起的创作冲动的驱使下,在选定创作对象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概括、艺术变形等手法创造艺术形象,构制故事情节,最终形成完整艺术世界的思维过程。伴随的心理现象通常有回忆、想象、联想、灵感、直觉、意识、无意识等。按照艺术形象在构思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程度,通常可以把艺术构思分为发轫、孕育、、和形成三个阶段。
指作家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而在创作过程中有意将描写对象以扭曲的、畸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法。
作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因偶然机遇的触发而突然产生的豁然贯通、文思泉涌、创造力高度发挥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心境。创作灵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现象,具有不期而至的突发性、瞬间顿悟的直觉性、专注敏捷的亢奋型和超长独特的创新性等特点。
文学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指作家运用文学语言和各种表现手段把艺术构思中趋于成熟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来,使之成为客观化的文学作品。艺术表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语言文字等物质资料和各种表现手法、表现技巧,把作家构思成熟的形象和情态加以物态化,从而创造出形象生动、意境隽永、能同时诉诸读者的感官和意识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创造过程中,当孕育的内容逐渐显化成形并为作家所结构起来的时候,它的内容就消融在它的形式中,或者说转化成了形式。
语境是指人们在运用语言的环境。从狭义上来说,语境是由语言本身内部诸要素,即上下文、前言后语的关系——语义关系、语法关系、语感关系、修辞关系构成的;广义的语境则指语言内容、交流对象、表达方式、目的语言运用场合、背景等构成的外部语言环境。二者相互作用,依一定的内在关系和适度原则互相制约。
文学的艺术魅力是文学作品的诸种审美素质衍生出来的综合性审美效应,或者说是文学作品总体审美效果。艺术魅力一般表现为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它由文学典型的真实性、新颖性、诚挚性和蕴藉性构成。
作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独特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艺术追求、审美情趣和艺术才能是它的艺术素质,所有这些因素融为一体,才构成完整的创作个性。同时,一定社会时代、民族历史的审美要求,前人积累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代作家成功的艺术经验的借鉴和影响,也对创作个性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结构中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的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包括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风格。文学风格是艺术上臻于成熟、有独立创作个性的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整体性审美属性,创作个性是形成文学风格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风格的确立是作家和作品成熟的并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
指文本中由词语、体裁、结构、和形象等构成的具体话语环境。
某一时代的作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它是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的整体格调上的反映和表现。与作家的创作风格辩证统一,时代风格通过作家个人的作品风格表现出来。
某一民族的文学作品因受其民族性的影响而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显示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气派格调。它是和该民族独特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相联系的,是该民族独特的审美要求、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反映。民族风格的形成受各民族的生活、语言、表现形式表现手法等因素的制约,具体表现在民族生活的描绘、民族性格的塑造、民族精神的表现、民族情感的抒发以及民族语言、民族体裁和民族的艺术手法、结构方式的运用等方面。
指某一阶级的思想意识、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等在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倾向和特色。
也称地方风格。指某一区域的作家在创作上形成的地方格调和地方特色。它是某一地区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独特风貌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地域风格一般是不自觉地逐步形成并发生影响,然后为某些作家有意追求的。
指一些在文学观点、审美追求上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共同特色。它是同一文学流派作家的文学见解、审美追求和艺术趣味在文学创作及其作品格调上的反映。流派风格可以表现为作家创作的不同方面,如创作题材、创作原则、创作手法和地域特色等都可以体现流派的风格。
文学文本和文学种类
文本在英文里,主要是指语言的实际存在形式。文学文本是供读者阅读的包含完整意义的实际语言形态,是文学这种语言艺术品的基本存在方式,是文学作品的书写或印刷形式。现代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所使用的文本,往往是指未被阅读只是写出或印刷出的语言产品。文学文本是指作家创作出来的、未被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严格地说,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素材是作家创作的基础。指作家通过多种方式在生活实际中收集、积聚的各种原始形态的生活现象和材料。它包括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各种人或事的生动片段,亲身经历各种人际关系和矛盾冲突后留存在记忆里的事实、现象,以及作家间接地了解到的丰富多样的人间趣闻和生活轶事。
是指通过艺术形象反映在作品里的社会生活及其显现的思想意义,是客观的现实生活与作者的审美评价及审美理想的统一体。内容的主要构成因素是题材和主题。
作品内容的构成要素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题材泛指现实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生活内容,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和历史题材、现代题材等;狭义的题材是指作家从现实生活中选择、提炼而写进文学作品中的材料,即文学作品中具体描绘的生活现象。它虽然是作品所描绘的具体事物,但经过作家的选择、提炼、艺术加工以至变形后已经成为虚拟的艺术形态,而不再是客观实存的生活内容了。
作品内容的构成要素之一,又称主题思想或题旨,指通过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或主导感情,也就是一部作品的题材所蕴涵的主要思想感情。它不仅包括作品描写的特定生活内容所具有的思想意义,而且包括作家对这种生活现象的情感认识和审美理想,是这两者的有机统一。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指具体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结构和表现手段,是作品完成后的感性形态。主要构成因素是语言、结构、体裁和表现手法。
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语言泛指规范化的全民语言,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章书籍中所运用的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规范化的口头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则专指作家用来塑造形象的文学作品的语言。语言学中的语言一般是指广义的文学语言,而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语言是狭义的文学语言。
是文学文本最基本层次和直接现实,它具有表现目的性和表现个性,它包括语言层面、文法层面和辞格层面。语言层面是文学语言组织的基本层面之一,其中节奏是语言在一定时间里呈现的长短、高低和轻重。音律是由声调、语调、和韵的变化和协调而形成的内部和谐状况。文法层面是文学语言组织在语词、语句和篇章方面的构成法则。辞格层面是语言富有表现力并带有一定规律性的表现程式的运用状况。
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之一,指文学作品的组织结构和总体安排,包括剪裁、布局、联结、照应等因素。它是使作品中各个层次、各个部分的内容成为彼此有机联系的、完整统一的艺术整体的重要手段。结构的本质是以一统多,即作者从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审美理想出发,将分散的文学材料熔铸成一个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
文学作品的表层结构是指对作品中直接感知的内容进行的组织与安排。包括对故事情节的安排,作品描写场面的组织,抒情内容或景物描写的构成与调度等,作品的深层结构是指作家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和高度的结构能力结合的产物,具有复杂、隐晦、多义性的特点,并非所有作品都有深层结构。
指文本明显可辨的种类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于审视生活的角度、塑造形象的方式、语言的表现形态、体制篇幅的规模方面。体裁对作者的写作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也制约着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阐释。一般来说,我们将文学作品的体裁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
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之一,指作家运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现主题所采用的各种具体表现手段,又称艺术手法。表现手法的主要功能是使作家的审美经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把分散的生活内容组织成统一的艺术整体,从而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从表现内容划分,文学作品基本的表现手法有描写、记叙、抒情、议论等;从修辞角度来看,又可分为比喻、夸张、讽刺、象征等。
文学作品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手法,指作者用形象化的语言对人物、事件、景物等的形态、特征进行具体的描绘和刻画。作品中的生活内容通过描写能够成为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根据描写对象的不同,描写分为人物描写、环境描写等;根据描写方式的不同,又分为直接描写、间接描写、细节描写、概括描写。
文学体裁的最早分类方法。我国古代根据作品语言运用的特点,以是否用韵将文学作品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二分法是一种原始的分法,其分类观念尚未完全非别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不足以反映各类文学体裁的特点。
文学体裁的划分法之一。它根据塑造艺术形象不同的方式,把文学体裁划分为三大类: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这是西方典型的分类方法,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许多文论家对三分法的标准及类别特点作了大量的理论说明。它使用一个标准进行分类,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概括性,至今仍被广泛采用。但它相对忽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语言、结构等外形方面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文学体裁划分之一。它根据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结构安排和篇幅体制等方面的特点,将各种体裁的文学划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四个大类。这种划分法依据的不是统一的标准,而是根据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分的,它既包括对作品形式方面的特点和要求,也包括对作品内容方面的要求;同时各类体裁的名称具体明确,与作品的特点相符,便于掌握。
是一种侧重于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基本特征是再现性与逼真性。
是一种侧重于以直接抒情方式表现主观理想的文学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表现性和虚幻性。
是一种侧重以暗示的方式寄寓审美意蕴的文学形态,基本特征是暗示性和朦胧性。
指西方20世纪兴起的,比较完备的关于叙事的理论探讨。1969年,法国托多罗夫提出“叙事学”的概念,正式为这一以叙事和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命名。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巴特、热奈特等人。
就是通过语言组织起人物的行动和事件,从而构成艺术世界的文学活动。它主要包括介绍人物的经历、事迹及各种关系,交代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前因后果等。叙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六个要素。叙事的方式是多样的。
是叙事性作品的外在呈现方式,指的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
真实的作者即创作作品的本人,是生活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当现实生活中的作者进入作品中的叙事活动时,便进入了一种与日常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特殊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常被称为作者的第二自我。隐含的作者不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而是在作品整体中起支配作用的意识,这就是隐含的作者。
由隐含的作者安排,它操纵着故事的文本呈现方式,但又受制于隐含的作者,是隐含的作者在叙事文本中的代言人。叙述者和隐含的作者同样可以存在着观点和态度的分歧。叙述者也被称为叙述聚焦。
指小说家精心挑选并按照一定的时空次序和因果关系精心组合起来的发展过程。小说情节的发展由人物行动构成,由人物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决定。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方向的内在动因,小说借助情节展示出来的也就是人物性格成长和发展的历史。
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造中,情节的典型化是重要的一环。它以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为依据,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并为人物表现自己的性格提供契机和条件。同时,情节的典型化必然要求通过富有特色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之间各种关系和性格的发展。
是文本中出现的对于理解故事来说具有标志作用的叙述手段。
指叙事文学作品对所讲的素材进行加工变形的结果,也即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事件的形态,是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组成故事的要素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由这些事件组织成因果线索完整的情节,发生这些事件的具体场景这三个主要方面。
是故事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存在形态。叙事作品中的结构可以分为两层:一层是表层结构,即叙事文本自身的结构;另一层是深层结构,即超出叙事文本的文化结构。
叙事作品中存在着各种人物,而每一个人物所发挥的功能各不相同。所谓“行动元”指人物在事件中作为推动事件向前发展的动力的意义。
是素材中事件连续的前后顺序与故事中叙述语言的排列顺序相互对照所形成的关系。在叙事性作品中,常见的叙述次序有顺序、倒叙、插叙。
是叙事文学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叙述顺序,指故事中各事件的出现次序与素材中各事件出现的次序完全一致的情况,古典小说在整体上一般都以顺序的方式构成。
是一种逆时序的叙述方式,它与倒叙不同,预叙所着眼的不是讲一个事件的结果提前写出来,而是将后来要发生的另外一个事件提前讲出来。
是在情节过程中特定作用而规定的人物行为模式。对叙述功能的研究问题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和童话的形态研究中提出来的。
是一种由四个符号学要素组成的显示人物行动意义的矩形图式。是格雷马斯提出的一种研究行动逻辑的模式。
也称视点,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叙事视角的特征常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主要有四种: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人称变换叙述。
即叙述者似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它可以深入到故事中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完全了解整个故事的发展状况,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展开叙述,还可以跳出故事本身来对事件进行评述。古典作品的叙事视角从整体而言大致属于这一类。
指叙述者对整个故事并不完全知晓,它往往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只能了解到自己见到、听到、和想到的东西,当然,它也可以对故事进行自己认为合理的想象,但这种想象只能成为一种主观的想象而存在。
叙述者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也不是作品中的人物,而以一种非人物的视角试图纯客观的展现事件本身。这种叙述摒弃了叙述主体情感意志,追求冷静、客观,只限于对故事中的语言、动作、肖像作出类似机械式记录。(零视角)
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视角多为限制叙述。第一人称叙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作品中“我”是故事的主人公;第二种情况是“我”只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旁观者而存在。
指叙述者似乎完全的隐退,以外在视角进行叙述,文本中出现的人物对话、心理表述、意识流动等都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来似乎客观地予以展示的,叙述者对于故事本身的影响较弱。
指读者在文本中能直接听到叙述者声音的情形,也就是读者可以直接了解到叙述者的态度。叙事文本中时常出现的评论性文字就属于公开叙述者的声音。
指读者在叙述文本中难以发现叙述者声音的情形。它隐藏在人物背后,默默地支配人物,使他们说出叙述者想要说出的话。
叙述者讲述故事是一种语言交流行为,叙述者在叙述时心目中存在着潜在的接受者。这种由叙述者所设定的,隐含在叙述动作中的接受者就是隐含的接受者。
即叙事人自己出现现身说法,谈论对于自己作品的意见,明白地指出作品的虚构性,这种公开叙述者在西方后现代派和中国当代一些先锋小说家那里时常可以看见。
也可以称为时距,是故事和素材中的事件所占有的时间在长度方面相互对照的关系。
指的是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相互对照所形成的时间关系。
是故事中事件接续的前后顺序,也就是故事中所虚构的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间过程,这个时间的顺序和长短是由所讲述的故事内容给出的。
所谓文本时间即是叙述文本中叙述语言对素材中的事件进行交代的时间,是文本叙述语言的前后排列顺序,或者说是读者阅读文本所依照的顺序。
指在故事的叙述中对素材里某些事件的整段时间不加以叙述。在这种叙述速度中,故事时间为任意一个大于零的值,而文本时间为零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比值即叙述速度正无穷大。
指文本时间小于故事时间长度的叙述。概略的叙述中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都是不为零的正值,但故事时间是大于文本时间的一个量,二者的比值叙述速度是大于1的一个数值。
场景叙述是一种匀速叙述,叙述内容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环境组合成为场景。故事的进展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及其环境显示为生动、个别的形象。没有场景的作品尽管可以有完整的故事线索,但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故事的时间长度为零,但文本的时间速度是大于零的一个值,二者的比值叙述速度为零。这种速度在环境描写中最为突出。
指叙述作品中文本话语与故事内容之间的重复关系。包括事件的重复和话语的重复两种重复关系。
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要求具有人物、情节、环境三个要素,其基本特征是能够多方面地、细致的刻画人物性格,具有较为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可以形象地描写具体可感的环境,并在人物、情节、环境的有机统一中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小说在艺术描写上具有灵活多言的特点。小说按容量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按语言形态可以分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
人物、情节、环境是叙事作品的三个要素,其中人物是情节的动力,环境的主人,居于三要素的首位。
人物即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也可以是其他的被赋予人物特征的对象,如动物和植物等。在小说构成的三个要素中,人物总是一个核心的要素,故事的讲述总是围绕人物展开,而小说讲述的总是特定人物的故事。从小说的叙事目标来看,也就是要通过故事的讲述来展现和刻画人物的。
环境即叙事性作品中人物活动于其中,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自然、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的文化氛围,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空间。包括人物具体生活环境和围绕人物展开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扁形人物即是一般的类型化人物与“漫画式人物”,即是作者围绕一个单纯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人物,性格比较单一。扁形人物基本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优势,直接以纯净的性格形态出现,能够比较明确集中直接地反映人物的典型化,其艺术特征明显体现为单一性、稳定性、和和谐性。
是不具有性格内涵而仅仅表示某种抽象观念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形象自身往往很少有鲜明的特征,因而留给人的通常只是所蕴含的抽象观念。
与扁形人物相对,圆形人物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往往都是多义与多变的人物。这类人物的特点是性格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它打破了好的全好、坏的全坏的简单分类法,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刻画人物形象,更真实、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丰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给读者一种多侧面、立体可感的印象,往往能够带来心灵的震撼。
指一个在神话、传说、文学及其他艺术中循环出现或重复出现的单位,包括形象、描述细节情节、人物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和加拿大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弗莱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荣格强调原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本能、经验的表现,是人的一种天生能力。因而,原型成为每个人与人类早期记忆、文学与神话传说、文明与史前、个体与群体的沟通媒介。弗莱则把神话和宗教仪式中的原型概念借用到文学中,从文学的原型出发,强调原型对与文学的建构价值。他认为:原型就是反复出现的意象,他们把这部作品同其他作品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个整体,从中能够发现文学的结构就是神话的结构。而所有的文学都是整个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文学中的原型因素在情节结构、形象和意象、细节描写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也称“超小说”,指那些有关小说的小说,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这类文本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通常采用叙述者与想象的读者对话的方式,将小说的创作过程穿插于叙事之间,甚至不惜向读者披露小说的故事编造、情节构结构安排等“机关”。目的在于通过拉开读者与生活的据距离,打破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打破那种认为小说是天然的、合理的独立世界的幻觉,以加速读者对于文本叙事过程本身的反应。
文学作品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指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人物、事件的见解及评价。但文学作品的议论不同于论说文体中的议论,它必须同文学作品的其他因素和艺术形象相结合,成为艺术化的议论。议论的语言应符合文学语言的要求,议论还应同作品的艺术整体和谐统一,服从于塑造艺术形象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的议论有许多方式,它可以直接由叙述人直接发表,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展示,也可以借助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来发表。
指以形式化的语言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一类文学活动,它与叙事相对,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等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反映方式,抒情主要反映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并通过在意识中对现实的审美改造,达到心灵的自由。抒情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创造的统一。
指以表现作者个人主观情感为主、偏重审美价值的一类文学作品。与叙事性作品相对、抒情性作品具有丰富的情感意味和审美特性,是由情感内涵和抒情话语直接融合的整体。抒情性作品的体裁是抒情诗、抒情散文、杂文等,中国戏曲文学也以抒情写意为主。
是一种表现性话语。它是抒情内容直接融入其中的,不同于普通话语系统的特殊语言组织形式,具有象征性地表现情感的功能。它通过类似音乐的声音组织和富有意蕴的画面组织来表现复杂微妙的主观感受过程。与普通话语相比,抒情话语突出了直接呈示情感运动形式的表现功能,时常打破日常语言规范,既经济、精炼,又具有复杂化、陌生化特征。
指抒情话语的声音组织与其表现的情感内涵相互协调融合的状态。具体表现为抒情性作品中音调与情调、节奏与情感运动形式的高度一致,直接可感的声音组织成为抒情内容生动有力的象征性表现。
指抒情性作品中所描写的景物与情感内涵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具体表现为抒情性作品中的景是情中之景,情是景中之情,写景之语成了象征性表现情感的写情之语。
是人类生活中最早产生的一种词语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诗最初和乐与舞结合在一起,最后逐渐独立出来。诗可以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格律诗和自由诗等。基本特征是凝练性、跳跃性、音乐性。
体现在用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极其精练的文学语言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
中国古代对诗歌语言的一种评价。诗歌和小说相比是要运用最准确、最凝练、最精美、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语言,用最经济、最简洁、最富有独创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表现方式,塑造典型化程度更高的艺术形象,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形式,而含有丰富的意蕴。
闻一多对诗歌的定义。他认为诗歌要有形式美,即“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要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而且这种形式是强制性的。
音韵是构成诗歌韵律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诗歌中音韵的构成比较复杂,一般包括押韵、平仄、双声、叠韵等,这些因素有机配合,造成一种音乐性的特殊语音效果,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便于记诵。
指一种有规律的、连续进行的完整运动形式。用反复、对应等形式把各种变化因素加以组织,构成前后连贯的有序整体,是抒情性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段。节奏不仅限于声音层面,景物的运动和情感的运动也会形成节奏。
抒情作品中由字音的有序结合和变化而造成的和谐音调,谓之韵律。在西方,韵律是一个统称,它可以分为韵与律两个方面:把同一个音予以有规则的反复排列,称为韵。按照某种规律是语音的长短、高低、强弱予以重复变化,称为律。
指不用喻词、喻体与喻本直接结合的比喻方法。指以具体事物间接表现思想感情的一种修辞方式,具体表现为不是用词语直接表现而是暗示情感意义的纯意象性抒情方式。
是指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质上千真万确的语句,即所谓是非而是的语句。创造悖论的方法有很多,但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违背常情地使用语言。它或者以暴力扭曲语言的愿意,使之变形;或者把逻辑上不相关甚至相互对立的语句联在一起,令人一时不明就里。常常造成诗在语言与结构上的不协调和不一致,进而产生丰富的意义。
散文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文学散文是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它的基本特征是题材广泛多样、结构自由灵活,抒写真实感受,一般没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可以运用各种手法,语言自然简洁、优美动人。散文包括很多具体的样式,小品文、杂文、札记、游记、传记、报告文学等,一般可根据作品内容的性质及表现方式划分为抒情性、议论性、和叙述性三大类。
一种短小且富有抒情意味的散文。原称佛教的节略本为小品,后借用其名专指篇幅短小的杂记。小品文内容广泛,一人一事、一物一景,都可以成为描写内容,形式活泼多样,文笔清秀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我国古代许多文学价值较高的序、跋、传记、祭文、书信都可以列入小品文。现今一般内容分为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科学小品等。
文艺性的杂文,是散文的一种。它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艺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战斗性。它往往直接而迅速地反映某些社会事件或思想倾向,揭露现实生活中假丑恶的人物、事物的真相,针砭时弊,观点鲜明。其主要艺术特点是短小精悍、活泼犀利,多用讽刺和幽默的笔调行文,以隽永的形象和战斗的激情来影响读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杂文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主要包括杂感、杂谈、杂论、随笔等。
是散文的一种。是文艺性的通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是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而在20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兴的文学样式。其主要特点是运用文学手法,对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而及时地加以报道,它的基本特征是及时性、纪实性和文学性。
以艺术手法描述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性格和成长过程的叙事性散文。它要求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文学的艺术性,是真实性和文学性的结合,它以叙述真实人物的完整一生,也可以记叙某个历史时期人物的生活事迹。一般由别人记述,也可以由当事人记叙,但都应在不违背基本事实面貌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并对某些细节进行合理的补充,从而塑造出真实、完整、而又有艺术性的人物形象。传记文学包括具有文学性的史传、纪传、自传、回忆录等。
近年来,人们倾向于把反映当代社会真实生活现象的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性小说等体裁全称为纪实性文学。其共同特点是纪实性,即必须以实际存在和发生的真人真事为依据,而通过想象和虚构进行合理的补充和剪裁,因而也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但这种虚拟性以不歪曲事实为原则。
戏剧或戏剧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样式,戏剧艺术以演员的表演中心,演员根据剧本在舞台上的表演,以人物台词为手段,集中反映矛盾冲突,供观众直接欣赏。在文学领域内的戏剧主要指的是剧本,也即戏剧演出凭借的文字性底本。戏剧可以分为悲剧、喜剧、正剧;按场次分,还可以分为独幕剧和多幕剧等。它的基本特征是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集中地表现矛盾、以人物台词推进戏剧动作。
广义的悲剧可指一切表现人生痛苦的戏剧,但一般文艺理论中的悲剧特指内容严肃深沉,格调崇高悲壮,表现处于特定环境中的正面主人公及其事业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的因素的限制而导致失败或毁灭的戏剧体裁。悲剧的主人公是思想崇高、品质优良、具有高度精神力量的英雄或者是体现了某种进步力量的正面人物,但是却与时代环境的落后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最后导致主人公的毁灭。悲剧的风格是崇高,效果是使人恐惧和怜悯,以及对主人公的同情。悲剧也有不同的类型,如英雄悲剧、恐怖悲剧、家庭悲剧,其情感效果和意义也不尽相同。(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
是指用讽刺、夸张幽默的手法抨击和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肯定和歌颂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一种戏剧形式。根据描写对象的表现手法的不同,可以分为讽刺喜剧、幽默喜剧和抒情喜剧等,其格调一般是轻松、欢快、活泼的,主人公具有喜剧性格,作品的结构也很巧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表现为激烈残酷的斗争,而是智慧与人格的较量,其结果总是正面力量的胜利。它以“笑”为主要的艺术效果,使人们在笑声中意识到智慧、道德和美的力量,激起改造社会、追求理想的信心,“笑”是喜剧的最终的收获。
又称严肃剧,是介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一种戏剧样式,也被称为悲喜剧。它通常描写严肃的现实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冲突的性质多是正面力量与反面力量、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之间自觉的斗争,而冲突的结果一般是以正面力量获得胜利而告终。正剧的主人公多种多样,可以是平凡的普通人物,也可以是特殊的英雄人物,但都代表着积极、进步、正义的力量,并终于成为压倒邪恶势力、克服消极因素的胜利者。其风格一般是平易自然的,戏剧的情感效果兼有悲剧的严肃和喜剧的乐观,但通常更强调扬善惩恶等道德教育意义或吸引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产生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指那些主要以剖析和展示人物心理为主要内容的剧本,在这类剧本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外部的社会性冲突退隐到“幕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构成剧本结构重心的则是人物心理、意识流程。
文学的发展
关于文学源泉的观点。模仿最初是指祭祀活动中巫师表演的歌舞,后来从祭祀术语转化为哲学术语,表示对外在世界的再造或复制。西方文论的模仿说就是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强调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基础。在西方思想史上,模仿说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诗起源于模仿,而模仿是人类的天性;另一个重要的分支认为艺术起源于对理式的模仿,其源头即柏拉图的理式模仿说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物感”也就是感物而兴,作家在外物的感发下激发出创作兴趣、兴致,从而形成创作的心理动机。在中国古代艺术家看来:对物的观赏其实就是对主体的观赏,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自我是没有差别的。“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主体就是客体、对象就是自我,这种富有浓厚人伦意识与生命关照特征的“再现”与“表现”的融合,其侧重点都在表现一端,而不是再现一端。
关于文学发生的学说。巫术发生理论是20世纪在西方流行起来的一种理论,这种观点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的巫术活动其中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和弗雷泽为文学的巫术起源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他们之后不少西方学者都从巫术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原始艺术。巫术说最大的合理性在于它指出了原始时期具有功利实用性,有力地解释了“原始艺术品”的许多谜团。
关于文学发生的学说。这派观点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说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康德,他认为艺术类似于游戏,是通过自由而产生活动。继他之后,席勒提出了著名的“过剩精力说”,认为艺术是想象力的审美的游戏,后来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发展了席勒的观点:认为人的过剩精力发泄于无用的自由的模仿活动,就是游戏艺术活动。游戏说后期的代表人物古鲁斯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传统游戏说“无目的”看法,他意识到艺术活动并非纯然无功利,从而回击了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
现代西方心理学派倡导的一种艺术起源的理论。这种学说认为表现主观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精神需要,它们分别从声音、语言、形体、色彩上表现出来,就成为音乐、文学、舞蹈和绘画,因此情感是艺术产生的动因。
关于文学发生的学说。这种理论认为文学艺术活动源于人类的物质实践的劳动过程,也即人类的生活活动。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从理论的视角确立文艺的劳动起源说的是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他详细地论述原始艺术的发生问题,原始人的思维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还详细地描述了原始部落音乐活动中的节奏和劳动的密切关系。他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实践活动对艺术产生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忽视了作为物质实践活动和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艺术活动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
即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思维的源头,它具体表现为基本思维材料、主观与客观混为一体、遵循神秘互渗的原始逻辑法则等思维特点。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群体还没有分化为阶级。因此文学表现出十分单纯的全民性。所谓全民性就是指艺术活动是人类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反映着原始人共同的生活,表现着他们共同的认识、情感和幻想,不带任何阶级色彩。
是人类童年时代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是人类最初萌生的朦胧的自我意识,原始人深信各氏族部落都来源于各种特定的物类,两者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血缘或亲族关系。他们不仅以某种动物的图像符号命名自己的部落,而且相信该动物的命运即本部落的命运。这就是图腾意识,该动物即图腾。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学遗产中汲取思想和艺术的养分,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借鉴前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业已形成的文学惯例和语言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文学的继承性。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世界各民族的联系加强,各国文学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和强化,文学趋向于世界性。一方面,能够代表各民族优秀文学成就的作品已经跃出国门,流传于世界;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互相借鉴、相互汲取和交融汇合不断地催生出具有世界特征的新的文学素质。这就是文学的世界性。
我国诗歌的艺术特征。其“抒情”“言志”深受“中和”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从而在表现柔美方面竟达到一种难以超越的境界,诗人们重于本体论自然观的审美表现,是与民族文化的内向型、静态式的结构相联系的,于是,追求宁静和穆的柔美境界,便构成了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要元素之一。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提出的分析和评价文学遗产的著名学说。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潮,揭露所谓的“统一的民族文化”学说,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民族文化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相反,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具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文化;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统治着的社会的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不是把民族文化全盘接受下来。而是要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吸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列宁的这一学说对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先在意大利产生,然后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相继发展起来的,持续时间大约三四个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虽然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复苏古典文化为标志,但实质上不是为了复兴古典文化,而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古代文化作为思想武器,借以反对封建观念,摆脱教会神权和封建思想的桎梏,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它倡导人文思想,鼓吹平等仁慈博爱,反对等级观念;它反对宗教统治,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要求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个性,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有追求爱情、幸福和财富的权利。它解放了思想,促进了文学艺术领域的繁荣,使欧洲各国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得以逐步形成并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开辟了欧洲历史的新纪元,它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开端。
17世纪初起源于意大利,盛行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种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由于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而被人们称为“古典主义”,相对于罗马古典主义,也将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古典主义文学是在王权扶植下,拥护专制政体,注重理性,模仿古代的文艺思潮,古典主义以古希腊古罗马为典范,自觉学习古代经典作家的创作方法,从古典文学中发现题材和主题;它崇尚理性,把理性作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它还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结构的严谨和语言的清晰、准确;古典主义戏剧要求遵循“三一律”。代表作家有高乃依、拉辛、莫里哀、蒲柏和约翰逊等,集大成者是布瓦罗。
指作家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处理创作与现实关系时所依据和遵循的原则。作家进行艺术创造,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对象,表现对象在文学作品中呈现怎么样的状态,这些都取决于创作原则。
这一词从语义上看,来源于中世纪各国那些由拉丁文演变的罗曼方言所写的浪漫故事和传奇,即中古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和抒情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于18世纪末。它以强烈的主观态度、热情奔放的情感力量、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奇特神秘的艺术色彩,将理想型文学发展到极致。它极端强调主观精神以及主观精神在文学生产中的创造作用,崇尚人的欲望,要求感情的解放,并把文学创作看做感情的自由表现。浪漫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文艺创作中作为表现理想世界所遵循的艺术原则。浪漫主义原则偏重于抒发热情和幻想,常常采用大胆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和奔放的语言来塑造形象,表现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现实主义有思潮倾向和创作原则两重意义。现实主义原为哲学术语,表明某种理念是真实的,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名称,法国人与1826把这一术语用于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解释。忠实地、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创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中心内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客观性、典型性、历史性三条标准。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历史悠久,到19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高潮。
19世纪60年代出现在法国一个文学流派,以孔德的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受泰勒“决定论”思想影响,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性,提倡“实验小说”,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生理学、遗传学的原理分析人,着重写人的生理本能,认为人的性格、欲望、行为都受制于生物规律,尤其是遗传规律;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枝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的摄取下来,反对典型概括;主张作家对社会应持客观而科学的超党派、超政治的态度,反对作家在作品中表露思想感情和对事物作结论。其理论创立和集大成者是左拉,创作上的典型代表是龚古尔兄弟。
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是在西方非理性哲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也具有十分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极力挖掘人的非理性潜意识因素,突出人物内心的孤独迷惘、动物性、疯狂性;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又以艺术表现论为内质,衍化出了许多审美原则和表现方法,如非理性的生命感悟、直觉、唯美主义的形式感,语言的非逻辑性和非规则性等,现代主义是一个总称,它包括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
从浪漫主义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文学思潮和派别,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文学流派,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象征主义流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后期象征主义应运而生,20世纪20年代,后期象征主义达到高潮。象征主义反对描写客观世界,把客观世界视为主观世界的“象征”,主张诗歌应该表现超现实的“理想世界”,这种理想世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之间,非人们的理性可以感知,唯有默悟才能达到,通过象征才能暗示。象征主义借助外在具体事物表达内心感受,要求诗人找出对应的“象征的森林”,用物质的可感性表现内心世界,他们注重用联想、暗示等手段表现作品的主题和事物的发展,因而形象半明半暗、扑朔迷离,充满神秘主义色彩。他们讲究诗歌的神秘性、音乐性以及“交感”的手法。象征主义的先驱是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特莱尔。
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在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看来,世界早已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走向多元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衰落后西方文学中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的挑战;此外,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和对某种无选择技法的崇尚,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意义正是在这种断片叙述中被消解了。在文学批评领域内,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衰落后的各种批评风尚和阅读策略的总和。
在一定历史时期,一批作家因为在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上有相近的见解,在创作实践上有共同的艺术追求,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显示了相似的风格特色而形成的创作群体。
是指以宙斯为主的新神谱系,有十二大主神,因为他们居住在俄林波斯山上,故被称为俄林波斯神系。主要的神有神王宙斯,神后赫拉,宙斯的哥哥冥王哈得斯、海神波塞冬,还有宙斯的儿子太阳神阿波罗、战神阿瑞斯、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这些神和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和人同形同性,只是额外具有人类所没有的巨大法力。俄林波斯神系反映了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情形。
相传阿基琉斯的父母举行婚礼时,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于是她对此实施报复,在婚礼上扔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赠给最美的女子”。神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神阿佛洛狄忒都想拥有这个苹果。宙斯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判定,赫拉许他成为最伟大的君主,雅典娜许他成为最勇敢的战士,阿佛洛狄忒许他娶得最漂亮的女子。最后帕里斯将苹果判给了阿佛洛狄忒,得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为此挑起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此后,“不和的金苹果”意指不和的种子与祸根。
源于希腊神话,指阿开亚人用来隐藏士兵潜伏进入特洛伊城的木马。希腊联军久攻特洛伊10年不下,奥德修斯遂设计假意退兵,藏伏兵于巨大的木马之内,特洛伊人将木马作为战利品推进城里。当夜,希腊联军回兵,与木马中的伏兵里应外合,攻陷了特洛伊城。后人用“特洛伊木马”指隐患与诡计。
荷马史诗中的诗句自然流畅、优美动人,其比喻生动形象,被后人赞誉为“荷马式的比喻”。其特点是从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中选取比喻,如狩猎、农事等。生活气息浓郁又充满想象力,既朴素简洁,又丰富多彩。这种比喻既增强了读者的现实感,又获得了形象生动的效果。(例如,把阿喀琉斯的急驰比喻为“灌水车向百花盛开的园中注下的急流”;把两军投石作战的场面比作“石头像雪片般秘密落下,仿佛像严冬一日。”)
古希腊悲剧三部曲演出后,为调剂气氛而演出的轻松的笑剧。因歌队装扮成希腊神话中的小神“羊人”而得名。
又称“三部曲”,是古希腊悲剧的一种形式。这类悲剧由三部分组成,每部既能独立存在,各部之间又互有联系,递进发展。这种合则为一,分则为三的剧作,通称“三联剧”。首先采用三联剧形式的是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他现存唯一完整的三联剧是《俄瑞斯忒斯》。这种形式后来被索福克勒斯打破,不过至今仍有不少剧作家采用。
又称田园诗,是一种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的诗,发源于古希腊,首创者是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对后世文人的牧歌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相传为古希腊流浪艺人荷马所作,包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两部分,各24卷,均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伊利昂纪》描写战争本身,集中写阿基琉斯的两次愤怒和战争最后51天发生的事件;《奥德修纪》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的经历。荷马史诗的主题是歌颂希腊全民族的光荣业绩,赞美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德,同时也讴歌克服一切困难的奋斗精神,肯定了人与现实生活的价值。荷马史诗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结构巧妙,布局完整,比喻丰富。它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品,也是研究希腊早期社会的重要文献。
盛行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大多用来歌唱。它起源于民歌,因伴奏乐器不同而分为琴歌、笛歌(一名哀歌)和讽刺诗等。诗的内容主要是歌颂神和英雄、赞美爱情等。最著名的是女诗人萨福,她的诗篇大多抒发恋爱的欢乐和痛苦,友谊和母爱的可贵,风格细腻,感情真挚。其他著名诗人还有品达罗斯和阿那克里翁。
相传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被释奴隶伊索所作。共收集了三四百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影射现实生活与阶级矛盾,站在下层平民立场上揭示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总结了下层平民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并号召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与压迫者进行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名篇有《农夫与蛇》、《龟兔赛跑》、《狐狸与葡萄》等。对后来作家的寓言创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起源酒神颂歌,它的形式是逐步发展完善的,题材大多取自神话,其内容往往带有命运观念或其他迷信色彩。悲剧重在表现主人公的英雄行为,其形象高大雄伟,气势壮烈磅礴,一般没有悲观色彩,而是充分表现出奴隶主民主派的自豪感。古希腊最著名的三大悲剧家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亚》。
是希腊悲剧的一种,它主要写主人公个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 古希腊人认为在人与神之上,还有命运主宰一切,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是不可抗拒的,是无法解释和难以捉摸的,悲剧主人公的结局是逃不出命运的魔掌而终将毁灭的。所谓命运,其实质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古希腊人限于思想及科学水平,无法认识规律的客观性。所谓人与命运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人与外部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命运悲剧是希腊人反映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典型的命运悲剧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前身的祭神歌舞和滑稽戏。希腊喜剧主要是政治讽刺喜剧,大多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反映重大社会问题,讽刺抨击违背民意的当权人物和各种丑恶现象,以浓厚的现实性、强烈的政治性著称。希腊古典时期的阿里斯托芬,被誉为“喜剧之父”,他的代表作是《阿卡奈人》。
是希腊化时期的主要文学成就。是相对于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旧喜剧”而言的。新喜剧回避政治和重大社会问题,往往通过男女爱情和家庭关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习俗,艺术上强调情节的曲折和风格的雅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剧中没有天神,也没有合唱队。代表作家是米南德,其完整的传世之作是《恨世者》和《萨摩斯女子》。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是罗马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三大诗人。维吉尔的代表作是史诗《埃涅阿斯纪》,这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贺拉斯的代表作是文艺理论著作《诗艺》,提出“寓教于乐”的主张;奥维德的代表作是诗体故事集《变形记》,这是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汇编。
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作家群体。屋大维掌权后,重视文学创作,并竭力把文学创作纳入政治轨道,为巩固新政权服务。他通过助手麦凯纳斯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史称“麦凯纳斯文学集团”。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都是其中的成员。
所谓史诗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指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史诗中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的历史,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史诗中的英雄诗理性化的英雄,多数具有神的血统,被赋予超人的能力。
在古代埃及,如果某年发生了天灾,庄稼受损,人民就会认为事自己犯了罪惹怒了神,神降祸下来,所以人们就把一群羊赶到荒野里让羊替人类赎洗罪过。
又称僧侣文学,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和基督教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其题材主要取自《圣经》;内容是宣传基督教义,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以维持其封建统治;体裁有:圣经故事、圣徒传、圣者言行录、祈祷文、颂歌、梦幻故事和宗教剧等;一般采用梦幻、象征的手法,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缺乏真实性的缺点。教会文学在中世纪欧洲文学中占有统治地位。
欧洲中世纪文学常采用寓意手法,假托梦境、幻境或隐喻来反映生活现实,作品中常常出现地狱、天堂等,主人公往返其间,并有向导作指引,这类作品被后人成为梦幻文学。中世纪的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中有不少作品采用这种寓意手法,代表作品是法国的《玫瑰传奇》,但丁的《神曲》也采用了梦幻文学的形式。
是在中世纪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主要反映本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歌颂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中世纪欧洲的英雄史诗可分为两类:早期英雄史诗和晚期英雄史诗。早期英雄史诗反映的是封建制度确立以前各氏族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着重歌颂部落英雄事迹,代表作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欧沃尔夫》;晚期英雄史诗是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产物,以歌颂英雄武功和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代表作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
指中世纪伴随着骑士制度而产生的一种世俗封建贵族文学,是中世纪欧洲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基本内容是宣扬骑士精神,描写骑士冒险和对贵妇人的爱情。法国是骑士文学最兴盛的地方。体裁主要有抒情诗和叙事诗(诗体传奇),骑士抒情诗的中心地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以《破晓歌》最为有名;骑士叙事诗主要在法国北方,于亚瑟王与圆桌骑士是其常见体裁,出色作品是《特里斯丹和伊瑟》。骑士文学对近代欧洲抒情诗和长篇小说的发展影响极大。
是12世纪以后随着市民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国的城市文学最为发达。与教会文学不同,作者主要是城市里的街头说唱者,在内容上现实性极强,风格上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易懂,主要使用讽刺手法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贪婪愚蠢,赞扬市民的智慧。主要体裁有:韵文故事、讽诗故事诗、市民抒情诗和城市戏剧。代表作品《列那狐传奇》和《玫瑰传奇》。
又称清新体诗派,13世纪后半叶出现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抒情诗派。它在法国骑士抒情诗的影响下产生,多以爱情为主题,把爱情写成一种来自高贵心灵的能使人道德高尚的感情,一种能给人带来强烈激情的力量。以但丁的《新生》成就最高,彼得拉克发展了这一派传统,使形式更加完美,清新体诗派表达了反封建和反宗教禁欲主义的思想。
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14-17世纪初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运动。它是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产物,首先出现在意大利,随后波及到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打着“回到希腊罗马去”的旗号,声称要把久被湮没的古典文化“复兴”起来,“文艺复兴”由此得名。但它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达到反封建反教会的目的。它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而且还是思想文化体系的一次大变革,影响到哲学、政治、世界观和教育等领域,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有深远影响。
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所形成的的思想体系、世界观和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里解放出来,对“人”的肯定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用人性反对神性;第二,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第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第四,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在文学上,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
意译为“乌有之乡”、“极乐岛”“仙乡”、“乐土”,指不存在的地方或虚构的国家。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后来,人们就用乌托邦来称呼那些没有现实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学说。
音译为“商籁体”,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抒情诗体。最早泛指流行于中世纪民间的用乐器伴奏的短小诗歌,兴起于意大利,后传入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它有固定的格式,格律严谨,由两节四行诗和两节三行诗构成,但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不同的音步和韵律变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彼特拉克是十四行诗的主要代表,他使这种诗歌形式定型,因此称为“彼特拉克体”。莎士比亚是英国十四行诗的集大成者,他对其韵律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十四行诗称为“莎士比亚体”。19世纪俄国诗人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十四行诗体,使其由抒情变为叙事。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斯宾塞首创的抒情诗体,一种适用于长诗的格律形式。诗歌节数没有限制,每行九节;前八行为十个音节,最后一行为十二个音节,抑扬格。诗体严谨,富有音乐性,对英国格律诗的形成影响很大。斯宾塞本人的长诗《仙后》,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等均采用这种诗体。
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诞生的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它由6个人文主义诗人和他们的希腊语老师组成,共7人,“七星诗社”由此得名。领袖人物为龙沙(法国近代第一位抒情诗人,代表作爱情诗《十四行•致海伦》),杜贝莱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为其宣言。他们的诗歌肯定现实生活,歌颂自然和爱情,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七星诗社还对民族诗歌发展作出了贡献,提出要统一和保卫民族语言,主要用法语写作。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提出要创作大型史诗和能与希腊罗马文学相媲美的民族文学。
是16世纪后期在英国出现的一批人文主义剧作家。他们大都在牛津或剑桥受过教育,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学识渊博,在戏剧创作上颇有创新,将戏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代表作家有:李利、格林、基德和马洛等,其中年纪最小贡献最大的是马洛,代表作品是《帖木儿》、《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经过“大学才子派”们的创作实践,题材不断扩大,技巧也更趋成熟,至莎士比亚而集大成。
是16世纪产生于西班牙的一种新型小说,这种小说以流浪汉等下层人物为主人公,多采取自传体的形式写成。作品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生涯,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黑暗、弱肉强食,充满了幽默辛辣的讽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意义。代表作是无名氏的《小癞子》(又名《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流浪汉小说在刻画人物、反映现实和构造艺术上对欧洲近代小说颇有影响。
是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是封建关系崩溃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他是出身于贵族阶层的破落骑士,但缺少封建骑士的荣誉观念,混迹于市民之中,专靠偷盗和招摇撞骗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酒色之徒。福斯塔夫出入宫廷,混迹市场酒肆,是联接贵族和平民的纽带人物,他的活动为剧中主人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舞台,为读者提供了贵族和平民社会“五光十色”的生活图景。这种广阔的社会背景被恩格斯称之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恩格斯称赞这种背景,是希望作家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塑造典型、再现生活。
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像莎士比亚那样,善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作品的情节应该生动、丰富,人物应该有鲜明的个性,同时具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现实主义刻画和浪漫主义氛围要巧妙结合;语言要丰富,且富有表现力;作家的倾向要在情节和人物的描述中隐蔽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庞大固埃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代表作《巨人传》中的人物,作者以象征的手法创造了这个在身体和精神上一样高大强壮的巨人形象。庞大固埃主义象征: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乐天、达观、积极进取。
17世纪流行于欧洲尤其是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的一种文学思潮,代表人物在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视为必须效仿的崇高典范,从中吸取题材、情节、形象和创作经验,并且赋予它们新的创作内容,古典主义因此得名。这一潮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主要成就体现在戏剧上,代表作家有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以及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等剧作家。特点是在政治上拥护王权,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思想上崇尚理性,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为哲学基础;艺术形式上讲究三一律等。
即客厅文学,是17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流派,由兰蒲绮侯爵夫人发起。17世纪法国贵族将自己的客厅作为贵族文人名流的聚集地,为打发无聊时光而创作的贵族文学由此诞生。作品多为骑士小说和长篇历史故事,其文学语言矫揉造作、晦涩难懂,反映17世纪了贵族阶级庸俗无聊的趣味,曾受到莫里哀的辛辣嘲笑。
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为戏剧创作制定的一条规则,即时间、地点、情节的整一律。三一律规定一出戏只能有一个情节线索,剧情只能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三一律的积极作用在于使戏剧结构严谨、情节集中,能够迅速展开尖锐的冲突,达到高潮,但同时它又容易束缚剧作家的手脚,导致人物形象公式化、概念化,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后来随着浪漫主义兴起,三一律被彻底打破并退出了历史进程。
“巴洛克”一词来自葡萄牙语barocco,原指一种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后来被用来形容一种建筑风格和文学风格,它与严整、匀称、和谐相对立。巴洛克文学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西班牙,在17世纪的法国达到高峰,同时流行于西欧,因风格与巴洛克式艺术相像而得此名。它是一种贵族形式主义文学,主张文学为少数有文化修养的人创作。这类作品追求形式,内容空虚,语言雕琢浮夸。代表是意大利的马里诺派和西班牙的贡哥拉派。
17世纪末法国文坛上发生的文学论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正确评价古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古典主义文学为宫廷服务,以模仿拉丁古典作品为最高理想,坚持厚古薄今,代表有布瓦洛、拉辛、拉封丹等。新派人物佩罗写了《古今之比》一文向布瓦洛挑战,提倡厚今薄古。两派反复相争,相持不下。这场论战后来遍及欧洲,长达百年之久,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兴起后,欧洲文坛才彻底扫荡了厚古薄今的文学风尚。
是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新兴资产阶级主张“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影响,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倡导清洁、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因而得名。以表现清教思想为特征的清教徒文学,显示出强烈的批判锋芒,代表作家是弥尔顿和班扬,代表作品分别为《失乐园》和《天路历程》。
17世纪初在英国形成的诗歌流派,英国巴洛克文学的代表,因这派诗人“喜用玄学”(德莱顿语)而得名。德莱顿指出这一派诗人太学究气,他们用哲学辩论和说理的方式写抒情诗,用词怪僻晦涩,韵律不流畅。玄学派的创作反映了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日趋反动和旧教重新抬头的情况下人文主义传统中肯定生活、歌颂爱情、个性解放的思想遇到的危机。代表作家是约翰•多恩。
是18世纪全欧性的思想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带有明确的政治革命的性质。启蒙知识分子崇尚理性,认为要用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去启迪人们摆脱愚昧。他们将理性作为一切现存事物的裁判者,批判封建制度,批判宗教迷信,批判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同时提出“天赋人权”“契约论”等一整套启蒙理论,描绘出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因此启蒙运动实质上是法国大革命前新兴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次舆论大准备,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以启蒙思想为内容的文学,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批判性。启蒙思想家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他们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在作品中着重反映人民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感情。启蒙文学最典型的文学形式是哲理小说和启蒙戏剧。代表作家有:菲尔丁、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等。
18世纪法国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它的目的不在于情节的完整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于宣传哲理和启蒙思想。其人物形象一般具有寓意,作品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教诲性,形式上分为书信体和对话体。哲理小说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忽略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小说主人公成为作者哲学思想的代言人,因此,作品也就缺乏艺术感染力。代表作品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
产生于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其首领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他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去启迪人们的头脑,自1751—1772年用20年的时间组织编撰了《科学、艺术与工艺的百科全书》共32卷,因这一巨大工程而团结了一批名流学者,称为“百科全书派”。狄德罗把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组织起来,总结了启蒙运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政治制度、法律机构到宗教、文化、艺术,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攻击。
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运动,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一运动的名称来源于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运动中心在斯特拉斯堡,1770年,歌德与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相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强调文学的民族性,要求发扬文学的民族风格;第二,反对封建束缚,强调“天才”,要求个性解放;第三,接受卢梭的“返回自然”的影响,歌颂理想化的大自然和淳朴的人民。狂飙突进运动带有自发性,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因此这一运动没有进一步引向政治斗争,没能持久。赫尔德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家和领导者,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作品。
1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文学流派,由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而得名。是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一种反映,他们面对产业革命后的社会现实,感到自己的生活和地位的不稳。他们不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暴虐,又不理解社会变革的原因,产生了伤感的情绪。他们对“理性”社会表示失望,转为崇尚感情。在创作上突出强调感情的力量,着力描写人物内心的不幸和痛苦,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为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开辟了道路。代表作家作品是英国的斯泰恩《感伤旅行》和哥尔德斯密斯《威克菲牧师转》。
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产生的一种小说的形式,通常以一位年轻主人公的成长、发展经历为主题。这位主人公以理想化的方式达到了当时人们对于一个受过教化的人的理想。教育小说中有一些传记的成分,在主人公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教化概念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结构经常采用三段式:青少年年代-漫游年代-师傅年代。大都以积极的调子结尾,表现主人公年轻时代的许多幻想虽在生活的磨炼和挫折中破灭,但也因此找到了大有所为的新生活。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是德国教育小说的代表作。
18世纪末流行于英国的一种小说形式,作品多以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特别是阴森荒凉神秘的古堡为背景,写其中因恋情或财产而引起的凶杀复仇,充满神秘、怪诞、恐怖和刺激,对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和很多小说家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是瓦尔蒲的《奥特朗图堡》(第一部哥特式小说)。
指席勒部分作品中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即以“不能实现的理想”代替客观现实,以抽象概念的演绎代替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犯了“为了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的错误;理想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导致人物形象“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席勒式”是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济金根》时与“莎士比亚化”相对应而提出来的,但“席勒式”并不能概括席勒的全部创作。
是英国感伤主义文学在诗歌领域的代表,由格雷的《墓园挽歌》而得名。这一诗歌流派情调消沉,专以坟墓、死亡等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具有一种感伤的格调。重要诗人有汤姆和杨格等。
又称悲喜剧、启蒙戏剧、严肃剧,是启蒙时期创立的一种戏剧形式。它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着重反映市民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在思想上,它赞扬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判封建贵族阶级和专制制度;在形式上,采用日常语言,打破了古典主义悲喜剧的严格界限,将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融为一体,生动活泼。法国的狄德罗和莱辛对此进行了理论阐述和大力提倡,法国戏剧家博马舍是这一戏剧理论的成功实践者,著有《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等。
菲尔丁进行的一种新文学形式的尝试,他自己将这种文体叫做“散文滑稽史诗”。它既有史诗的特点---有情节有人物,又是没有韵律的含有幽默滑稽成分的散文体。用散文写史诗,用“滑稽”而不用“严肃”笔法。代表作品有《汤姆•琼斯》和《约瑟夫•安德鲁传》
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股文学思潮。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方面刺激了人的精神个性觉醒,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这个大起大落的激情时代,出现一大批作家诗人,他们打破了传统古典主义束缚,注重抒发个人感受和体验,歌颂大自然,喜欢异国情调,在诗歌小说戏剧各领域均创造了辉煌成就。形成两个对立流派: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是注重主观抒情,善于运用大胆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极力赞美大自然和诅咒城市文明,特别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等。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最后扫荡了古典主义,代表作家有雨果,拜伦,普希金等。
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第一代浪漫主义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因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都隐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该派由是得名。他们的诗作一般远离社会斗争,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或自然风景,描写奇异神秘的故事和异国风光。他们的诗作思想消极保守,充满神秘色彩,但语言优美,韵律考究,艺术成就较高。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共同创作的《抒情歌谣集》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写的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宣言。
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流派,它以创办于耶拿的文艺杂志《雅典娜神庙》为阵地,“耶拿派”由是得名。耶拿派在思想上表现出向往中世纪和美化基督教的特征,其创作具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在纯洁民族语言、推动民族文学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施莱格尔兄弟是其理论的阐述者,诺瓦利斯和蒂克是其创作代表,代表作分别是《夜的颂歌》和《民间童话集》。
是德国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流派,它以创办于海德堡的刊物《隐士报》为阵地,“海德堡派”由是得名。他们重视民间文学,收集大量民歌和民间故事,在文学影响和创作实绩上都超越了早期浪漫派,但在思想风格上仍表现出与早期浪漫派的承接关系。代表作家作品是由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合编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的号角》和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是拜伦在“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具有非凡性格和鲜明特征的人物的总称。他们不满“文明”社会的现实,敢于蔑视一切现存制度和丑恶势力,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但他们的反抗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性质,目的不外是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或爱情幸福。他们既倔强高傲又孤独无援,既脱离群众又脱离社会斗争,因而最后只能以失败或死亡的悲剧结局而告终。因这些形象既表现了诗人的反抗精神,又反映了诗人本人的高傲、忧郁苦闷的性格,故称之为“拜伦式的英雄”。如《海盗》中的康拉德,《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等。
是拜伦创造的以东方为背景的浪漫主义组诗,共六篇,包括:《异教徒》、《阿比托斯的新娘》、《海盗》、《莱拉》、《巴里西纳》、《科林斯的围攻》。它们题材新颖,充满浪漫情调。主人公都是些阴郁孤傲的反叛者,不满“文明”社会的现实,敢于蔑视一切现存制度和丑恶势力,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是典型的“拜伦式英雄”。这些主人公都是个人主义英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本人的高傲、忧郁苦闷的性格。
《欧那尼》(又称《艾尔那尼》)是雨果戏剧的代表作,剧本内容和形式都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实践了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从而遭到古典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演出过程中,该剧支持者和古典主义拥趸者爆发了法国戏剧史上一次著名斗争,史称“欧那尼之战”。古典主义者千方百计破坏演出,浪漫主义支持者与古典主义者展开一系列激烈斗争,最终浪漫主义大获全胜,古典主义戏剧从此退出舞台,这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取得胜利的标志。
在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中,雨果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背后,邪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他反对古典主义那样只写崇高和优美,认为“丑”在艺术创造中具有衬托“美”的作用,通过对丑的否定达到了对美的肯定,而且强烈的美丑对照可以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雨果肯定了“丑”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文学的审美领域,具有重要美学意义。
1825年,俄国进步贵族青年军官举行起义,试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个革命者将文学作为宣传政治思想的武器,被称为“十二月党诗人”。在文学观念上,他们反对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主张文学表现诗人的主观世界,即爱国主义的革命情感,并且重视民族文学,追求文学的人民性、民族性和浪漫精神的结合。他们的创作充满对专制政体和农奴制的憎恨,表达了对人民的热爱,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对19世纪俄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家作品雷列耶夫《沉思》。
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英法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随后波及欧美各国,成为19世纪欧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用人道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追求细节真实,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由于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高尔基称其为“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叙事文学为主,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与繁荣。代表作家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易卜生等。
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中涌现的文学称为宪章文学。宪章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宪章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形式上,它广泛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体和圣歌体,节奏明快,格调高昂,语言通俗,风格朴实。代表作家是琼斯和林顿。
是巴尔扎克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总集,共有90多部,塑造了2000多个人物形象。采用分类研究和人物再现的方法,把众多的人物和篇章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全部作品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风俗研究是主干部分,又可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部分。《人间喜剧》再现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画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封建贵族阶级的衰亡和资产阶级上升的历史,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独创的一种塑造人物的手法,其目的是将不同作品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人间喜剧》中,巴克扎克让主要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以展现他们生活的不同阶段和侧面,最后构筑这个人物的整体形象。人物再现法从情节和人物两反面加强了《人间喜剧》的内在联系,深化了主题。这个方法受到了美国作家库柏塑造的“皮袜子”形象的启发,也为后代作家所效仿,成为通过多数作品整体展现社会风貌的重要创作方法。
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后约20年间,革命者创作了大量关于公社革命活动的诗歌、小说、戏剧、杂文、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等,文学史上称之为“巴黎公社文学”,其中以诗歌数量与成就最多最大。它采用通俗活泼的形式和群众语言,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无产者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代表作家是鲍狄埃,他的《国际歌》形象而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表达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巴黎公社文学为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哈代创作的一系列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他把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罗曼史和幻想”、爱情阴谋故事”、“性格和环境的小说”,其中重要小说归在最后一类。威塞克斯是作家的故乡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的古城,哈代用威塞克斯为背景创造了上述一系列的小说,统称“威塞克斯小说”。这些小说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入侵对宗法制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毁灭性影响,展现了威塞克斯农村社会的悲剧性历史。其中小说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怀念之情,对家乡自然风光、人情风俗的描写,使得威塞克斯在小说中有了生命。代表作有《绿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
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也是俄国文学的独有成就。这些形象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满现状,渴望有所作为,但又自命清高,不愿与上流社会社会同流合污,也不愿放弃优越生活,走跟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性格脆弱,无力改变现状,最终无所作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此外还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其中奥勃洛摩夫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
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他们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自社会下层,蔑视贵族阶级,与人民联系密切,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重视实践,推崇实用科学;还有积极乐观的思想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们代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传达出时代的要求。代表人物有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罗普霍夫和拉赫美托夫。
特指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一种人物形象,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生活困苦,地位卑微,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己,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那些大人物统治的牺牲品,是被剥削、被欺凌的典型形象。作家对他们寄予同情怜悯,并通过这类形象批判沙皇专制制度。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小人物形象。
是19世纪在俄国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创始人:果戈理。它要求文学创作真实反映生活,揭露农奴制的黑暗现实,注重描写下层人民的命运。果戈理的创作使这一文学流派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许多青年作家追随果戈理,文坛出现了一批所谓“果戈理传统”的作家。批评家布尔加林他们是只写黑暗的“自然派”,别林斯基则以自己的理论著作接过这个名词,肯定“自然派”的创作,并加以理论总结。于是,“自然派”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别称。代表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代表作《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是俄国文学中最后一个“多余人”的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禀赋聪慧,也有上进的要求,但贵族子弟那种长期的寄生生活方式,已使他丧失了实际生活的能力,朋友的鼓励和美好的爱情都没能唤醒他的活力,他逐渐精神萎靡、思想麻木,整日睡在床上,成了一具活尸。冈察洛夫指出,奥勃洛摩夫性格的产生,源于不劳而获的贵族生活和贵族教育,是腐朽、寄生的农奴制的必然产物。它宣告了贵族阶级进步性已丧失殆尽,预示着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的到来。
“卡拉马佐夫性格”一词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作品中刻画了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在社会大动荡大转折面前,表现出悲观失望、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等恶性,反映出一部分俄国贵族阶级在农奴制分崩离析和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状况下,看不到出路,悲观厌世,无可奈何而自甘堕落,他们的性格带有极大的典型性,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体现,因而称之为“卡拉马佐夫性格”。
托尔斯泰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描写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称之为“心灵辩证法”。他认为托尔斯泰善于通过心理变化的过程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演变,尤其关注心理过程本身以及这一过程的形态和规律,追踪描绘一些情感和心理是怎样演变成另一些情感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托尔斯泰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带有作家自传性质、表现作者精神探索历程的人物。他们思想敏锐,对社会问题敏感,并紧张探索,努力寻找答案。但是不到结果时,他们往往转向宗教,从宗教中寻找启示。《战争与和平》中的比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等就是这类人物。
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人物类型。他们一般是有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有较高精神追求,但由于腐朽、堕落的贵族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意无意地就会做下一些坏事,伤害到他人。当他们在特殊的事件的触发下,认识到自己自私行为的恶果后,会产生剧烈的心理变化,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转变立场,批判本阶级的罪恶本质。代表人物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
是托尔斯泰晚年提出的所谓拯救俄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和道德主张。其基本内容是:“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宽恕”、和“博爱”。“托尔斯泰主义”是作家精神探索的结果,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其基本面是空想的、荒谬的,它是俄国宗法制农民政治上不成熟、消极软弱的表现。在19世纪后期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日益高涨、人民日益觉醒的时代,托尔斯泰主义所起的是麻痹人民的作用。
别里科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套中人》中的主人公,是变态的顽固保守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突出特征是顽固保守、多疑胆怯。他把自己及其物品都用套子裹着,思想也套上了套子,而且还把别人也装进套子里,以“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统辖周围环境,造成压抑气氛。别里科夫性格是沙皇反动统治制度造成的,他惧怕屈从于沙皇反动统治,但又成为反动统治的卫道士;作为旧制度、旧思想的维护者、警犬,他是凶狠的,但他保守、腐朽的本质又使他在新事物面前不堪一击;别里科夫的凶狠、脆弱正反映了造就其性格的沙皇专制统治的残暴和脆弱,也表明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俄国必须要变革。
易卜生创作的揭露社会问题的戏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通过人物的论争,这些戏剧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婚姻、道德、法律、妇女、教育等一些列社会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法律、丑恶本性和婚姻的不合理现象。虽然剧作家没有在结尾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法,但因为所设计问题的重大,剧中人物思想的尖锐对立,这些戏剧呈现出浓厚的探索精神和犀利的批判色彩。通过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将戏剧舞台用作讨论社会问题的讲坛,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扩展到戏剧领域,冲击了当时西方舞台上流行的虚幻庸俗的戏剧,指明了戏剧发展方向,推进了现代戏剧改革。代表作品:《玩偶之家》、《社会支柱》、《人民公敌》和《群鬼》等。
是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的产物。废奴文学站在反对蓄奴制度的进步立场上,从人道主义出发,描写黑奴的非人生活,揭露南方奴隶主的残酷暴行,批评蓄奴制的野蛮性和反动性,为黑奴解放运动大声疾呼,进而批判北方资产阶级的妥协、虚伪和背叛行为。废奴文学表达了强烈的民主倾向,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开展,在文学史上则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作品有希尔德烈斯的《白奴》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他在不少小说中,都把全篇的重心安排在结尾部分,小说故事极其平常,主人公也很普通,给我们的感觉是作者文笔简洁,语言幽默,娓娓说来,充满风趣。当看到小说结尾时,作者笔锋一转,让主人公的命运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使读者在惊愕之后,豁然开朗,人物的性格特征显得更加深刻。故事耐人寻味,在承认事件合情合理和赞叹作者构思巧妙的同时,感到作品揭示的社会意义很深刻。因此“欧·亨利手法”可以说是以结尾取胜的手法,是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
“复调”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以区别于“那种基本上属于独白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大意为:陀笔下的人,是破碎的完整体。作品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每个声音都是主体,议论不局限于刻画人物或展开情节的功能,还被当做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但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陀的世界,根本上属于个人的世界。小说具有对话性。
是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后流行欧美的一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定名于法国诗人莫雷亚斯1886年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先驱是法国作家波德莱尔,主要成就是诗歌。象征主义喜欢用具体的形象表现抽象的观念,用物质的可感性表现隐蔽的内心世界,着眼点不是描写客观的真实,而是追求主观的幻觉;喜欢用象征、联想、暗示、烘托等手法来表现内在的“最高真实”,重视雕塑美、音乐美和朦胧美,追求扑朔迷离的神秘境界。20世纪20年代,象征主义再次掀起高潮。此时的象征主义诗人力图超越个人情感的局限,用作品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沉,成就更高,影响更大。前期代表作家是法国的马拉美、魏尔伦和兰波,后期的代表作家有法国的瓦雷里、奥地利的里尔克、英国的艾略特、爱尔兰的叶芝、美国的庞德等。
19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文学流派,产生于法国,后波及到欧美各国。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写人,提倡描写的烦琐性,鼓吹无思想性。代表作家左拉、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等。与现实主义相同,自然主义也强调客观地反映现实,但自然主义描摹自然的主张实际上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多属偶然现象,反对现实主义通过典型概括的手法反映现实。它要求文学家成为科学家,应按照严格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创作。自然主义者认为,既然作家完成的是科学家的职能,他就应该做到绝对的冷静和客观,而不应该流露个人感情和给予评价。
是19世纪中后期在法、英等国流行的一个文学流派。唯美主义作家愤世嫉俗,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但又采取逃避现实、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他们反对“附庸美”,既反对艺术受制于金钱,也反对艺术为人生服务,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他们认为艺术不应反映生活,无需顾及道德,艺术要追求的就只是感觉和印象,是绝对的和至高无上的美。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唯美主义作家还是创作了一些从独特的角度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唯美主义的作品讲究辞藻、韵律,重视静物的描绘,形式较为精致。代表作家主要有: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戈蒂耶等。
是唯美主义提出的口号。它最早由法国诗人戈蒂埃提出,后来得到了其他唯美主义者的响应。这一口号表达了唯美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对艺术本质的看法。通过这一口号,唯美主义传达出新的文学艺术观,要求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反对其与政治、道德的联系;指出对纯粹美的追求才是艺术的任务;大力提倡对形式美的追求。当唯美主义走向沉寂以后,这一口号因为传达了新的文学艺术观念,而仍然得到一些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认同与尊崇。
得名于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左拉周围聚集了一些年轻作家,其中就包括莫泊桑和于斯曼,他们经常在左拉的家中聚会,决定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写作小说,结集起来以左拉别墅所在地梅塘的名字命名为《梅塘之夜》出版,其中就收录了莫泊桑的代表作《羊脂球》。该小说集的出版让莫泊桑一举成名,而“梅塘集团”的称呼也传播开去。梅塘集团的成员标榜自然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其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自然主义文学的特征。
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23年,领导人物是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等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多建树,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但是后来推行“左”的宗派主义文艺路线,排斥非党派作家,严重阻碍了苏联文学的健康发展。1932年,苏共中央解散了它,成立了代替性的苏联作家协会。
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将其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89年,苏联作家协会在新《章程》中删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创作和批评方法也随之消失。高尔基的《母亲》是这一创作类型的早期范本。
萨姆金是高尔基史诗性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他自私自利、自命不凡,灵魂空虚,卑鄙虚伪,海派和仇视革命,是个极端主义者的典型。“萨姆金精神”即市侩习气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代名词。
这一概念来源于爱伦堡发表于1954年的小说《解冻》。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出现了一股不同于左倾思潮的文学倾向,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迎来了文学的活跃时期,这十年来的文学被称为“解冻文学”。它不同于斯大林时代文坛上的歌颂文学,注意发扬民主精神,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尊重文艺创作的自由,反对文艺追随政治,反对个人崇拜,表达了“关心人”、“爱护人”的文学主题。“解冻文学”的主要作品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
是具有代表性的俄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之一,起源于20世纪初,它是从象征派内部分离出来的纯诗歌流派,以《阿波罗》杂志为理论阵地。一方面称象征主义为“当之无愧的父亲”,继承它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后期象征主义的神学、玄学倾向,主张文学返回尘世,描述人的内心世界、肉体感受和对生与死的认识,并且赋予其准确可感的形式。即所谓用压实的语言追求诗歌的男性力度和强烈的画感。其诗文过于雕琢而有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代表人物:阿赫玛托娃、库兹明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形成被称为“白银时代”的新的文化高潮。这时期的俄国文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托尔斯泰等老作家继续在推出新作,高尔基和蒲宁等新作家又为现实主义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新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流派又纷纷登场,出现了如别雷、勃洛克和阿尔志跋绥夫等许多各具特色的作家。
形成于“白银时代”、活跃于苏联20年代文坛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在探讨艺术创作的特性和内在发展规律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如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和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性”见解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他们对诗歌韵律和节奏、小说结构和句法,以及悲剧理论等方面的探讨也卓有成就。不过,这一学派中的不少人坚持文学发展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内在过程、文学作品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的观点,显示了它的局限。这一学派中的一些理论家后移居国外,带动了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在他的三部曲《福尔赛世家》(包括《有产业的人》、《骑虎》和《出租》)中对福尔塞家族精神的总结。索米斯·福尔赛是这个家族的精神代表,在他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即强烈的占有欲和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对人性的扼杀和对他人不择手段地榨取。这种性格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在英国上流社会具有普遍意义。
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最早是海明威在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提出的,以后又不断阐发。他说:“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意即他把自己的写作比作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剩下的都在海面以下,是作家省略掉、需要读者自己去感受的部分。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去塑造鲜明的形象,并把作者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最大限度地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刻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冰山原则的两大特点是:简约的艺术和经验的省略;四大要素是: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这些也构成了海明威的基本创作风格。
语出美国作家斯泰因对海明威及其创作的评价,后成为以海明威为中心的文学流派的名称。它由一些美国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后影响扩展到欧洲其它国家,以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为代表。这些作家大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在战争期间饱受身心的创伤,在战争结束后失去了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找不到出路,在孤独、迷惘、彷徨中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进行消极的反抗。“迷惘的一代”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战后年轻人迷惘苦闷的精神状况。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是人们对海明威小说中刻画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的精神特征的概括。这些人物有拳击手、斗牛士、猎人和渔夫等,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旺盛的精力,在同充满敌意的世界的对抗中殊死搏斗,表现出共同的性格特征:坚强刚毅、勇敢正直、百折不挠,面对暴力和死亡,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都表现出一种从容镇定的意志力,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是这类硬汉性格的最好诠释。
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屡遭磨难,失去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旧恨未除又添新仇。他们一方面努力恪守民族传统,以此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利于抵御外侮;另一方面又必须顺应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法制法规,利于生存和发展。处于异己世界的恐惧和困惑、自我人格的分裂和异化成为美国犹太文学的经久不衰的主题,而彷徨焦虑的边缘人占据了作品的中心位置。代表作家作品有: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和贝娄《洪堡的礼物》等。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该流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由一群性格粗犷豪放、自由不羁的男女青年组成。他们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关心个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以颓废、堕落和犯罪来反抗社会对个体的压抑,反抗传统价值和行为规范。在艺术上,他们否定高雅文学,其作品结构杂乱无章,语言粗鄙有力,既表现了对美国社会的反抗,也流露了悲凉、焦虑和迷惘的消极情绪。代表作家作品是金斯堡的《嚎叫》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福克纳的一系列小说的总称。福克纳以虚拟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创造了一系列文学作品。马尔科姆•考利将其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在这个想象的南方社会中,福克纳详细记录了几大家族的盛衰荣辱,细致描绘了其家族成员的坎坷人生,从多层面反映了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的南方历史,深刻揭示了社会变迁下南方人所经受的文化和心理冲击。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包括15部长篇和大量中短篇,其中重要作品如《我弥留之际》以多角度叙述方法和大量采用意识流手法创造了“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的寓言”;《八月之光》在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中重点描述了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孤独者克里斯默思挣扎于毁灭的故事;《押沙龙,押沙龙!》通过几个人的叙述与分析来表现庄园主托马斯•萨德本的盛衰史,该作具有史诗结构和浓郁的悲剧气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
现代主义文学诞生于20世纪初,它的理论基础是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哲学。这些非理性哲学从萨特时代开始,才真正向社会和文学渗透。在表达内容上,注重表现复杂多变的情绪和印象,挖掘潜在的意识世界。在表现方法上,较多运用象征和隐喻,采用荒诞、梦幻和反理性、反逻辑的结构形式。现代主义文学是个泛概念,是诸多反传统文学流派的总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可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流派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等;后一时期主要有: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有人将后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后现代主义”。
是20世纪初出现于意大利,随后流行于各国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是马里内蒂,其论文《未来主义宣言》的发表,是这一流派诞生的标志。未来主义主张彻底抛弃艺术遗产和传统文化,追求一种新的未来的美;歌颂机械文明和都市混乱,赞美速度、运动感和力量感;主张打破语言的句法与正常韵律等形式规范,用自由不羁的语句随心所欲进行艺术创造。未来主义有明显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但其创新性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为文学观念的革新和表现形式的丰富做出了贡献。代表作家:意大利的马里内蒂、俄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和法国的阿波利奈尔。代表作品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
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法国兴起并流行于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由达达主义发展而来。超现实主义强调表现超理性、超现实的无意识世界和梦幻世界;主张用纯精神的自动反应进行文学创作,描绘“超现实”;追求艰深晦涩、神秘离奇的艺术效果。由于政治和世界观的分歧,这一流派在30年代分裂,但其文学创作观念和创新意识对后来的荒诞派、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布勒东是创始人和理论家,阿拉贡、艾吕雅和苏波是代表作家。
它是前期象征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仍然坚持以象征暗示的方法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但是跳出了个人情感的狭小范围,而呈现出回应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特征。在艺术上,抛弃了前期象征主义过于隐晦艰涩的艺术风格,主张情与理、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线的统一。后期象征主义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领域,代表诗人有法国的瓦雷里、奥地利的里尔克、英国的艾略特、爱尔兰的叶芝和美国的庞德等。
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产生于20世纪初的德国,后流行于欧美各国。表现主义文学认为,艺术是表现而不是再现,主要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展现其内在的本质,或在内的生命冲动,表现作者的“主观现实”。表现主义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戏剧领域,表现主义戏剧常常以荒诞的情节、离奇的舞台形象、观念化的人物和大量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代表作家作品有:奥地利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城堡》,瑞典斯特林堡的戏剧《到大马士革去》,美国奥尼尔的剧本《毛猿》等。
是人们对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作品风格的概括。它如同“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已成为一个美学概念。在内容和主题上,“卡夫卡式”指作品大多描写人的内心状态,揭示现代西方人个性丧失、人性异化的主题,展现物化状态下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孤独无依。在艺术上,“卡夫卡式”追求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具有象征、悖谬、怪诞、神秘性和多义性的特点。
二十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意识流原本是一个心理学和哲学术语,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认为人的意识是流动的,千变万化,而不是固定的,有条不紊的。意识流小说不重视描摹客观世界,而着力于表现人的内心真实,尤其是人的意识流程,常利用心理时间来组织叙事,大量运用象征暗示、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艺术手法来追踪人的意识流程,展示人迷离恍惚的精神世界。这一流派于40年代走向衰落,但“意识流”手法已成为文学上广泛运用的心理描写手法。代表作家作品:法国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英国乔伊斯《尤利西斯》和美国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等。
是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产生于二战前的法国,战后盛行于整个西方世界。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传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揭示世界和人存在的荒诞,肯定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表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由选择和精神自由,具有鲜明的哲理化倾向。为了描绘世界的荒诞感,存在主义文学将真实性原则提到了重要高度,并采用冷漠客观的叙述语调,主要采用小说和戏剧两种文学样式。代表作家作品:萨特《恶心》和加缪《局外人》等。
萨特对自己戏剧的称谓,也有人称之“自由剧”。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区别于传统戏剧的最大特点就在“境遇”二字。其剧作不按传统戏剧原则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而是给人物提供一定的环境,强调人物在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这种剧实际上是在演绎萨特自己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自由选择等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代表作有:《禁闭》、《苍蝇》等。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反传统戏剧流派。荒诞派戏剧一词最早见于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思林的《荒诞派戏剧》一书。其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强调世界的荒诞性、人生的痛苦和反抗的无意义,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色彩。在艺术上,荒诞派戏剧完全抛弃了传统戏剧的手法,主张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放弃形象塑造与戏剧冲突,运用支离破碎的舞台直观场景、奇特的道具、颠三倒四的对话、混乱不堪的思维,表现现实的丑恶恐怖和人生的痛苦绝望,产生一种荒诞效果。代表作家作品:贝克特《等待戈多》和尤奈斯库《秃头个女》等。
又称“反小说”,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没有统一的美学纲领。新小说派作家强烈地反对传统,要求全面革新小说艺术;贬低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关切小说的技巧和表现手法,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如取消人物的中心地位,颠覆作品结构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打破语法规则的约束,给文本留下“空缺”,使读者由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参与创造。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萨洛特、布托、西蒙、杜拉斯等。
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在思想上,黑色幽默作家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关注现实,对现实的荒诞有一种痛苦而恼怒的深层体验。在艺术上,以轻松调侃、玩世不恭,实则无可奈何的语调叙述阴郁可怕的故事,获得一种悲喜剧因素混杂的审美效果,故此而被视为阴郁的幽默、绞刑架下的幽默。其主人公常常是性格乖僻的“反英雄”,情节具有非逻辑性,整体上具有寓言性。代表作家作品: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品钦《万有引力之虹》等。
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60年代达到高潮。它在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将印第安的传统观念、拉丁美洲的历史和贫穷落后的现实融为一炉,在故事情节中夹杂着神话传说、奇迹梦幻等超自然因素,运用现代主义文学象征寓意、联想暗示、时序颠倒等表现方法,展现一个魔幻与现实交织的文学世界,以此来表现拉丁美洲的独特现实,探讨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代表作家作品: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鲁尔弗《佩德罗•帕拉莫》等。
是20世纪初在英美等国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意象派诗人反对空泛的抒情和空洞的说教,主张用鲜明、凝练的意象表达诗人的情思,做到情、景、理的一致,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意象派诗歌受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俳句的影响,追求新奇含蓄的表现形式,开创了英美现代诗歌发展的新方向,也为20世纪现代主义开辟了道路。代表诗人:庞德、休姆和叶赛宁等。
外国文学作品名称名词解释
赫西奥德的教诲诗。这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最早一首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诗,共八百多行。诗人在这首长诗中,劝导弟弟走正直劳动的道路,不要走巧取豪夺的邪路。诗中还反映出当时希腊农村的现实。诗人在诗的后部,以一个亲身参加劳动的人的亲切感,描绘出许多农村景色的生动画面,是这首诗的一大艺术特色。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取材于英雄传说,描写忒拜王子俄狄浦斯反抗杀父娶母的神谕,然而又逃不出命运支配的故事。通过俄狄浦斯的遭遇,作者赞颂了悲剧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人民负责的精神,同时又对命运的合理性提出怀疑,表现了雅典人民在社会灾难面前的斗争精神和悲愤情绪。该作品结构严谨精巧,善用突转,不仅代表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艺术成就,也标志着希腊悲剧艺术的成熟。
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伊阿宋窃取金羊毛的英雄传说。作品批判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男子的不道德行为,对美狄亚的遭遇寄予深切同情。作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著称,成功塑造了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美狄亚的形象,详尽刻画了她的爱与恨、被弃与复仇的心理变化,特别是杀子前感情与理智的冲突。结构完整,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合乎逻辑,富有强烈感情色彩。
叙事长诗,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代表作。全诗14233行,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采用梦幻文学的形式,叙述了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游历地狱、炼狱,并由贝阿特丽采引导游历天堂的故事。但丁在《神曲》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人怎样从迷惘、错误和罪过中经受苦难和考验,达到至善和幸福的境地。围绕这一主题,《神曲》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鞭挞了教会教皇的罪恶势力,反对蒙昧主义,赞美人的智慧和才能,肯定文化的重要,要求感情的自由。表达了诗人渴望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透露出人文主义的光芒。《神曲》结构宏伟严密、内容广博,首次用意大利语写成,对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短篇小说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拉开欧洲文艺复兴序幕。采用框型结构,用故事套故事的形式把一百个故事编织起来,构成统一整体。作品虽然是十个男女青年在乡间逃避瘟疫时轮流讲述的故事,但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全书的红线。作品宣扬“幸福在人间”的现世思想,反对禁欲主义,用冷嘲热讽的手法揭露腐败的罗马教廷,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对摆脱宗教和封建道德约束的要求和愿望。注重人物塑造、心理刻画和景物描写,用意大利语写成,语言生动精炼,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代表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杰作,法国长篇小说的开端。小说分5卷,第1卷写高康大的出生、受教育、抵御外敌侵略和建立特来美修道院的故事;第2卷写庞大固埃的出生、巴黎求学和结识巴奴日的经过;第3卷就巴奴日是否应该结婚的问题引出各种奇谈妙论;第4、5卷描写了为探求婚姻问题的答案,庞大固埃和巴奴日、约翰修士一道外出寻找“神瓶”的经历。小说以神话般的人物形象、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妙趣横生又不免油滑粗俗的独特风格,表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严肃主题,歌颂了新兴资产阶级“巨人”般的力量,描绘了人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长篇小说,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作品模拟骑士小说的写法,主要描写堂吉诃德主仆二人游侠冒险的故事。堂吉诃德的遭遇对过时的骑士文学是一种尖锐的讽刺,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行迹反映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贵族骄奢淫逸、腐败残暴的恶行,对人民的困苦表示深切同情。作者运用夸张、对比、讽刺的手法揭露和批判丑恶现实,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一世界著名的典型形象。作者戏拟骑士小说,又吸收了流浪汉小说的写实手法,全面描写了现实生活,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为欧洲近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位列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代表着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取材于丹麦史,描写了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故事。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哈姆莱特面临着为父报仇的重任,因为敌人势力强大,以及他本身思想的局限,不得不推迟报仇的行动,但是,一旦他认定了凶手,就变得勇敢坚决,在杀死凶手的同时也牺牲了自己,不仅铲除了奸人,还达到了重整乾坤、以正视听的目的。哈姆莱特虽然以自身的毁灭结束了复仇,但戏剧并没表现出悲观情绪,而是赞扬了他的复仇以及人文主义思想在道义上的获胜。该剧通过哈姆莱特复仇表达了莎士比亚对当时英国政治形势的冷静思考,以及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刻反思。
弥尔顿的代表作,取材于《圣经》。全诗分为两条线索,表明两个主题。一条线索是亚当夏娃触犯禁令,偷尝禁果而失去地上乐园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撒旦反抗天神,经过一场激烈大战,失败而失去天上乐园的故事。通过亚当夏娃线索,表达了清教徒的宗教观和伦理观;通过撒旦反抗的线索,塑造了撒旦反抗上帝、果敢坚毅、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形象,寄托了弥尔顿的革命理想和战斗激情。长诗对人类始祖被驱逐和撒旦失败的描写,也流露出一定的苦闷和忧伤,折射出英国17世纪革命高潮消退后的时代情绪。
五幕诗体喜剧,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作品主要写一个宗教骗子的丑行。通过达尔杜弗的所作所为,对宗教骗子的伪君子面目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反映了法国贵族社会的伪善和宗教的欺骗性、危害性。作品运用夸张手法塑造人物,让中心人物在第三幕才出场,并用他自己的言行来揭露自己的丑恶灵魂,使“高尚”的言辞与卑鄙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突出其伪善的性格特征,增强作品的讽刺效果。作品结构严谨,戏剧冲突集中,语言精彩,富于个性特征。
五幕散文体喜剧,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取材于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一罐黄金》,主人公阿巴贡是一个贪婪吝啬、爱钱如命的高利贷者,作品通过阿巴贡父子间的冲突,表现了对金钱的贪婪对于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巨大破坏作用。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吝啬鬼阿巴贡的典型形象,构思巧妙,情节紧凑,心理描写细致生动。
长篇小说,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代表作。作品以一个苏格兰水手滞留荒岛的经历为蓝本,描写了主人公鲁滨逊流落荒岛28年,征服自然,创立基业的故事。鲁滨逊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新兴资产者、殖民者的典型,他出海冒险、征服自然的过程,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顽强的进取精神,作者还以此肯定了人的力量和劳动价值。小说采用自述体,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虚构的故事,讲求细节真实,语言朴素流畅,是英国近代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长篇小说,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一部幻想游记体小说,记述外科医生、船长格列佛航海漂流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等地的离奇经历。小说通过一个幻想故事集中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讽刺批判了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表现了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的正义斗争。小说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讽刺揭露了黑暗腐朽的现实生活,语言简练,形象生动。
长篇小说,英国作家菲尔丁的代表作。作品通过真诚善良的汤姆与索菲亚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描写了18世纪英国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穿了上层社会的罪恶,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和以金钱门第为前提的婚姻制度,表现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和善良愿望。作品以汤姆的经历为线索,采用对比手法塑造了汤姆和布立非两个对立的形象,以两人与索菲亚的关系为主要情节,把众多人物事件融为一体,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情节曲折,结构完美,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长篇小说,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的代表作。主人公老实人纯朴善良,头脑简单,寄居在男爵府上,信奉导师邦葛罗斯关于“世界尽善尽美”的哲学。老实人因和男爵的小姐居内贡自由恋爱,被男爵逐出家门,从此开始流浪生涯。 其主题是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哲学,小说中老实人及其意中人和他的老师最初觉得世界是完美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尽善尽美,但他们在遭遇一系列无妄之灾后,终于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完善,唯有劳动可以使人们免除烦恼、纵欲和饥寒。文中还描写了一个政治清明、黄金遍地的黄金国,国中人人过着自由平等、快乐而富裕的生活,寄托了伏尔泰的政治理想。
书信体小说,法国启蒙主义作家卢梭的代表作。描写了18世纪法国一对青年男女圣普乐和尤丽的爱情悲剧。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均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他们的爱情悲剧表现出以真挚爱情为基础的“自然道德”与蒙上等级偏见的“社会道德”间的尖锐冲突,控诉了封建传统观念压抑人的感情、扼杀人的幸福的罪恶,表达了作者主张感情自由、思想解放的人生理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小说以往返书信的形式透露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将人物情感衬托于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具有强烈抒情色彩。
对话体小说,法国启蒙主义作家狄德罗的代表作,恩格斯称之“辩证法的杰作”。小说塑造了一个集“高傲与卑鄙、才智与愚蠢”为一体的人物形象“拉摩的侄儿”。拉摩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他的侄儿是一个落魄文人,小说通过描写“我”和“拉摩的侄儿”的对话,揭示了这个人物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小说中,拉摩清贫的生活让他的侄儿采取了游戏人生的态度。拉摩的辩白,控诉了冷酷的社会;他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心理和时代特征。
诗体悲剧,德国作家歌德的代表作。取材于德国中世纪民间传说,主要写浮士德探索真理的一生。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的思想发展为线索,以两场赛赌为开端,展示了他所经历的学者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改造大自然五个人生阶段。浮士德探索真理的一生,概括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先进人士探索真理的过程,歌颂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教会的伪善,批判了德国丑恶的社会现实。诗剧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丰富深刻,背景广阔,抒情色彩浓厚,堪称一部史诗性的巨著。
书信体小说,德国作家歌德感伤主义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一个渴望自由和爱情却没有力量和勇气去争取的少年自杀的悲剧。维特的遭遇既反映了德国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代青年朦胧的革命要求,也反映出他们无力变革现实的软弱性。作品有力抨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贵族官僚阶级庸俗虚伪的本质,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袒露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写景、状物、叙事都同人物内心感受相结合,格调感伤,充满浓郁抒情气息。
悲剧,18世纪德国作家席勒的代表作。取材于现实生活,故事讲述了宰相之子斐迪南与音乐师女儿露伊斯深深相爱,然而,这段爱情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和勾心斗角的宫廷阴谋下,最终以二人死去的悲剧告终。戏剧结构紧凑,情节生动,冲突激烈,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种种阴谋与恶行,反映了18世纪德国社会宫廷贵族阶级和小市民阶级的尖锐冲突。恩格斯称之“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长篇小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代表作。中心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小说围绕冉阿让的生活经历,广泛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真实再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与习俗的残酷与虚伪。提出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表达出作者以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的信念。作品情节曲折,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通过对比手法,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
长篇小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街头卖艺的吉普赛女郎惨遭封建势力和教会迫害致死的悲剧。小说通过爱斯美拉尔达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残害平民的罪行,表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对下层人民寄予深切同情。作者根据美丑对照原则,在夸张中完成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照,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诗体小说,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代表作。作品以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与达吉亚娜的爱情纠葛为中心情节,提出了贵族青年的生活道路问题,曲折反映了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一代人的觉醒。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多余人”典型奥涅金,通过他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封建农奴制阻碍人的个性发展,扼杀人的聪明才智的罪恶。别林斯基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长篇小说,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麦尔维尔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被白鲸咬掉了一条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鲸莫比·迪克,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故事营造了一种让人置身海上航行、随时遭遇各种危险甚至是死亡的氛围,作者赋予莫比-迪克的白色象征天真无邪和恐怖,以白鲸象征善和恶的混合,这也是人世的基本状况。小说以充实的思想内容、史诗的规模和成熟的文笔,成为传世佳作。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讲述了一名女性的爱情和生活故事:女主人公白兰因为贫穷嫁给一个医生,他们没有爱情,孤独中白兰爱上了牧师,并生下女儿。白兰被当众惩罚,带上标志通奸的红字A示众,然而白兰坚贞不屈,拒不说出孩子的父亲。小说反映了殖民地社会的冷酷,教会的虚伪和不公,赞扬了勇敢面对自身过错的行为。采用象征手法,结构巧妙,在心理描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诗歌总集。包括近400首诗,反映了诗人自己以及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过程。“草叶”象征着勃勃生机,象征着发展中的美国,也代表着民主自由的理想,诗歌主题可以概括为歌颂自我、创造与民主。诗篇中,一个乐观自信的自我无处不在,同时诗人也赞美劳动者的巨大创造力以及祖国的美好山河,其民主意识从内在自我扩展到整个社会和宇宙。形式上,突破传统,创造了“自由诗体”的新诗歌形式,增强了诗歌表现力,其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对后来美国诗坛产生深远影响。
长篇小说,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作品描写贫苦孤女简爱追求自由独立生活的故事。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在压制和欺凌中得到磨练,坚强自尊、敢于反抗、敢于维护人格尊严、敢于争取平等地位和真诚爱情的平民女子形象,揭露了当时英国慈善机构的虚伪面目,抨击了以金钱门第为基础的婚姻爱情观念,赞扬了简爱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民主解放的思想。采用第一人称自述展开情节,心理描写细腻,感情丰富,读来亲切感人。
长篇小说,19世纪英国女作家爱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描写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部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全篇充满强烈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浪漫气氛。它开始曾被人看做是年青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天真幻想,但结合其所描写地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英国的社会现象,它不久便被评论界高度肯定,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长篇小说,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左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小说描写了一个平民青年于连企图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的故事。于连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作品通过他的人生经历,描写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腐朽无耻以及教会的伪善,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塑造了于连这个典型形象,刻画生动,人物形象饱满。
长篇小说,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代表作《人间喜剧》中的一部。作品主要写资产阶级暴发户葛朗台在法国大革命历史变动中的发家史及其吝啬的性格,他考投机成为巨富,然而却吝啬无比,眼看兄弟破产自杀而不救,逼走穷侄儿,断送女儿幸福。贪婪吝啬、爱情如命、狡诈冷酷是他的本性。小说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代表作《人间喜剧》中的一部。小说描写了四个交错的故事:一是破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被上流社会金钱权势腐蚀堕落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故事;二是高老头因溺爱女儿耗尽资产后惨遭遗弃孤独而死的故事;三是贵妇鲍赛昂夫人因敌不过有钱的资产阶级小姐而被情夫抛弃后归隐的故事;四是逃犯伏脱冷为金钱杀人,又因金钱被人出卖而再度被捕的故事。作品通过这些故事,尤其是中心人物拉斯蒂涅堕落为野心家的故事,揭露了金钱腐蚀导致道德沦丧的社会罪恶。结构严谨,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长篇小说,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姑娘爱玛的婚姻爱情悲剧。小说通过爱玛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悲惨死去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庸俗的风气和道德沦丧的丑恶现实。作者“客观而无动于衷”地描写故事,心理描写深刻细致,结构严谨,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长篇小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功利主义者、地区国会议员葛雷梗和资本家庞德贝的所作所为为线索,描写了尖锐的劳资矛盾,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作品通过两个功利主义者的丑行,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和经济思想的荒谬性、欺骗性,嘲讽了利欲熏心的资产者,谴责了资产阶级畸形的家庭关系,抗议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及其反抗斗争,用对比的方式突出劳资双方代表人物不同的生活道路,主题十分明显。
长篇小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伦敦和巴黎两个城市为舞台,讲述了三个故事:梅尼特医生因揭露贵族罪行身陷巴士底狱18年;代尔那放弃贵族封号和遗产,自谋生路,大革命爆发后为营救管家被捕,由卡尔登冒名顶替而获救;得伐石太太为亲人报仇雪恨。作品深刻揭示了大革命前夕贵族与人民的尖锐矛盾,形象描绘了人民起义的场面,宣扬了仁爱的人道主义思想。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情节生动,把动荡的历史同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主题鲜明。
长篇小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哈代的代表作,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作品描述了一个贫穷的农家少女苔丝悲惨的一生,被恶少奸污,又被心爱之人抛弃,最后杀死恶少被判绞刑。苔丝的不幸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小说控诉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对善良人民的迫害,有一定的悲观主义宿命论色彩。小说结构严谨,全部情节紧紧围绕女主人公的命运展开,并以自然景物烘托人物性格特征,语言质朴。
长篇小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主要描写玛丝洛娃的冤狱及聂赫留朵夫在为其奔走伸冤过程中的精神复活,成为最著名的“忏悔的贵族”形象。作品围绕玛丝洛娃的冤狱全面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社会黑暗,批判了法律、监狱、资本主义的罪恶。小说提出俄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表达了俄国农民的反抗情绪和愿望,成为一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情节线索单一,人物心理刻画细致,讽刺辛辣,也不乏大量道德说教,反映出作家的思想矛盾。
长篇小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史诗性巨著。小说以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1820年间的重大事件,包括奥斯特利茨大战、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溃退等。通过对四大家庭以及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中的思想和行动的描写,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风貌。小说场景纷繁,构思宏伟,塑造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中穿插大量议论,使作品具有鲜明论辩色彩。
长篇小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主要描写了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改革、寻求贵族出路两个故事。安娜反抗虚伪上流社会,追求真挚爱情而被迫卧轨自杀的悲剧,揭露了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反映了妇女民主意识的觉醒。列文的悲剧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转变前夕的探索。这两条线索平行发展,将家庭生活与社会巨变熔于一炉,多角度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探讨了重大社会问题,思想内涵丰富,心理描写出色,体现了作家“心灵辩证法”的艺术技巧。
长篇讽刺小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主义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中心情节是新兴资产阶级投机家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的故事 。作品通过这一情节,生动塑造了各色地主、官吏的典型,形象显示出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两种社会势力的较量,揭露了新兴资产者残暴贪婪的本性,侧面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作品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是“含泪的讽刺”,用“含泪的笑”来嘲讽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塑造了一系列鲜明人物形象,批判力极强。
五幕讽刺戏剧,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主义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作品描写了俄国外省小城中贪官污吏的丑态:纨绔子弟赫列斯达科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与批判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
长篇小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情节主线是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赎罪以及和索尼娅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超人”哲学影响犯罪与受罚的故事,深刻反映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发生的动荡与变化,宣扬了宗教的赎罪观念和反对暴力的思想。小说注重描写内心独白、梦境和幻觉,心理分析细腻而富有哲理性,特别是对病态心理的描写,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小说情节紧张,富有戏剧性,并有浓厚政论色彩。
长篇小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作品围绕农奴制改革后一个“偶然组合的家庭”的命运展开多条线索,描写了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一个亲子弑父的故事演化成一部重要的哲理小说,展示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悲剧主题。它是农奴制改革后的一个俄国社会缩影,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生活和人与人间的畸形关系。作家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鞭挞了自私贪婪、暴虐的“卡拉马佐夫气质”,体现了试图从苦难中求得新生,追求爱与宽恕的空想。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二重性。众多事件、人物相互交叉,平行发展,形成多声部、复调性的特点。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哲理小说,被称为“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小说记叙了一个丧失理想、没有信仰的极端利己者的几件往事,揭示了一个现代人自私虚荣、矛盾的卑微心理。这部小说被认为是陀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与之前充满人道主义同情的作品相比,之后的作品更具哲学意味,更富思辨性。
长篇小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描写了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父”与“子”的冲突,即以巴威尔为代表的俄国贵族与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间的冲突。通过描写巴扎罗夫同贵族阶级的交往和思想论争以及他勇敢面对贵族阶级恶意挑战等情节,表达了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这一主题。小说采用对比反衬塑造人物,情节单一,结构简单,但思想内涵丰富。
社会问题剧,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妇女娜拉为追求自由生活和妇女权利而离家出走的故事。剧本提出了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重大问题,表达了广大妇女争取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愿望,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资产阶级庸俗卑鄙的利己主义本质。作家把“讨论”带入戏剧,采用追溯手法使剧本结构紧凑、情节集中、主题突出。
长篇小说,法国作家左拉的代表作。小说真实地描绘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艰苦劳动,深刻反映了劳资矛盾和斗争,开创性地把无产阶级表现为强大的新兴社会力量,书名的象征意义就在此。小说生动地塑造了先进工人马赫、马赫嫂以及罢工领导人艾蒂安的形象,描绘出宏大斗争场面,气势雄浑,笔调豪放,对生活的反映真实细致,带有文献式的准确性,显示出较高现实主义成就。
长篇小说,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代表作。小说从政治经济、金融新闻,到教会、社交、私密,对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上流社会全方位地批判,尤其对上流社会男盗女娼的淫乱之风描画得十分细致逼真。小说以巧妙的构思、深刻的揭露、辛辣的嘲讽而令人叹服。莫泊桑敏锐地抓住了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的、杜洛阿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杀手锏”——“漂亮”两字来做文章,写尽了法国上流社会的淫荡腐败、追名逐利,画活了一群虚伪狡猾之士的群丑图。
长篇小说,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成名作。小说以普法战争为背景,通过10个法国人同乘一辆马车出逃路上发生的小事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羊脂球虽地位低下,却热爱祖国,舍已为人,与那些自私虚伪的上层人士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歌颂了下层人民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嘲讽了上层人物的丑恶嘴脸。构思巧妙,细节描写出色,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诗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法文原意“病态的花”,作者依据“从恶中去发掘美”的美学原则创作。分为六个部分:《忧郁与理想》、《巴黎风光》、《酒》、《恶之花》、《叛逆》、《死亡》。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和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
短篇小说,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一对贫穷年轻夫妇于圣诞节互赠礼物的故事。善良小职员杰姆和妻子德拉于圣诞前夕私下购买赠给对方的礼物,当二人将礼物呈现给对方时,才发现他们的礼物都已失去了使用价值,两人发出含泪的爱的微笑。作品歌颂了他们为爱所表现出的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构思巧妙,结尾出人意料,显示出作家简洁明快、机智幽默的创作风格。
长篇小说,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自耕农布兰文一家三代人精神发展的历史和两性关系的探索,表现了现代人的困惑、苦闷、挣扎和实现新生的渴望。小说重视人物的复杂心理,把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在一起,透过时代变幻去把握个人激情,使重大社会主题与个人生活主题完美结合,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社会意义和心理学意义。
长篇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代表作。小说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描写了一个平民出身的德国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一生的奋斗历程。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以个人奋斗反抗社会的英雄,他的曲折经历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彷徨、追求和幻灭的历程,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文化艺术的腐败,是一部史诗性的社会小说。从作品结构、人物形象到艺术风格都渗透着交响乐式的音乐构想,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象征手法的运用加强了作品的哲理性。因为这部作品,罗曼•罗兰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中篇小说,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描写了老渔民桑提亚哥只身与厄运搏斗的故事。小说情节简单,但寓意深刻,它告诉人们,厄运和失败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客观存在,但人不应该屈服于命运,要从精神上战胜失败,勇敢面对失败。作家精心塑造了桑提亚哥这个孤军奋战的“硬汉形象”,歌颂了人类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富有哲理意义,语言简洁,富有表现力。
长篇小说,美国作家海明威的重要作品,“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主题。作品通过主人公亨利的悲剧命运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人的罪恶,揭露了帝国主义骗人的战争宣传,表现出强烈的反战厌战情绪。小说情节简单,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简洁,富有感染力。
长篇小说,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代表作。小说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描写了一个普通美国青年走向堕落,被判处死刑的故事。作品通过主人公克莱德堕落犯罪的故事,控诉了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和毒害,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和司法制度的反动虚伪,说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一切悲剧的根源。小说结构严谨,对比鲜明,心理描写细腻,以悲剧形式提出重大社会问题,从而反映社会本质,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长篇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小说以葛利高里及其家人、乡亲的命运为中心,真实反映了哥萨克人民在巨大历史变迁中的动荡与分化,深刻揭示了哥萨克作为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由于战争和革命,在风俗、生活以及人们心理状态上的巨大变动,反映了他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历程。小说场面宏伟,气势恢宏,描写细腻,充满浓郁的哥萨克乡土气息,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悲壮史诗性作品。
长篇小说,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代表作。以真实游行为素材,小说中心人物是尼洛夫娜,作品通过巴威尔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母亲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下层劳动妇女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的历程,反映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和人的强大力量,被列宁誉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标志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小说以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特别是通过尼洛夫娜这个底层妇女的视角展示事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长篇小说,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小说以日瓦戈的生活遭遇为线索,有意避开对这一时期社会重大事件的直接描述,而将重心放在对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展示上,通过几个主要人物:日瓦戈医生、拉丽莎等在历史变革中的感受、遭际和命运,反映了时代面貌和革命的艰难曲折,揭示了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牺牲,展现了知识分子接受革命和新生活的苦难历程,同时也暴露了革命中的某些偏颇和失误。
长篇小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代表作,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作品以当时德国社会为背景,展示了一个资产阶级家族的衰亡历史。小说通过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的兴衰史,以及这个家族的竞争对手施特罗姆家族的发家史,形象说明德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过程,成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小说善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地再现社会的历史进程,结构严谨,语言生动简洁。
长诗,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作品由5章构成:《死者的葬仪》、《对弈》、《火戒》、《水淹之死》、《雷霆的话》。以“死而再生”和“寻找圣杯”两个神话原型为框架,以荒原象征战后平庸乏味、充满欲念的丑恶现代社会,通过对伦敦生活的侧面描写,展示了一战后整个西方世界的荒凉混乱的景象,说明只有依靠上帝才能使荒原得到拯救。长诗没有完整情节,运用象征、隐喻、自由联想、时空错位等暗示主题,旁征博引,晦涩难懂。
表现主义戏剧,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代表作。主人公扬克是一艘远洋轮船上的司炉,以身强力壮得到同伴的敬畏而自豪,但被资本家视为“毛猿”,他到处寻找他的生活地位,最后只好与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结交朋友,结果却死在它的大力拥抱之中。奥尼尔以“毛猿”这一意象喻指现代社会中的人,揭示现代人在工业文明中丧失自我的悲剧。
短篇小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成名作。描写一个人变为甲虫的荒诞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为甲虫,引起家人的惊骇和厌弃,最后在孤独痛苦中悄然逝去。小说通过这个荒诞故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触目惊心的人变为非人的异化现象和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理解的现状,表达了小人物的压抑感和孤独感。作品构思奇特,以荒诞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思想深刻,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名叫K的测量员从家乡赶到城堡,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城堡虽近在眼前,却可望不可即,不论K怎么努力都无法靠近城堡,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联系的一切可能性。作品贯穿着社会批判的主题,广泛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抨击了专制压迫和官僚的荒淫腐败。小说以“卡夫卡式”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加以表现,笼罩着一股神秘、梦魇般的气氛。内容怪诞离奇、形式新颖、文字简洁、结构紧凑,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
长篇小说,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里程碑。小说中除了第一部中斯万之恋故事中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余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小说开卷,“我”从床上醒来,由一杯茶和一块点心的触发,引出了他的家庭身世和个人经历的回忆,还引出了盖尔芒和斯万两大家族,引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不仅再现了客观世界,也展现了叙述者的主观世界,记录了叙述者对客观世界的内心感受。《追忆似水年华》改变了小说的传统观念,革新了小说的题材和写作技巧,关注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对后来西方文学影响很大,普鲁斯特被尊称为现代小说大师。
长篇小说,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代表作,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典范。主要描写美国南方旧庄园主康普生和他的四个儿女的生活情况。书名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名言“生命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意义。”作品正是通过康普生一家的不同命运,表达这一主题。分为四部分:班吉部分、昆丁部分、杰生部分、迪尔西部分。艺术手法上,小说叙述角度不断转化,时序错乱,大量采用潜意识描写。
长篇小说,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典范。书名从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主人公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幻化而来,分为3部分,叙述三个都柏林人在1904年6月16日不到一昼夜的经历和感受,广告经纪人布罗姆与愤世嫉俗而又迷惘苦闷的斯蒂芬巧遇,并把他带入家中,全书以长达40页的莫莉内心独白作为结束。作者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把人物内心意识乃至潜意识中自然流动的思绪准确细致地传递给读者,通过布罗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莫莉的肉欲主义的剖析,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格破裂、道德沦丧的悲剧现实。作品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五幕哲理剧,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著名作品。主要人物是一男二女:逃兵加尔散、同性恋者伊内丝和色情狂艾斯黛三个有罪的鬼魂。他们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刽子手,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证明了存在主义的基本观念: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即地狱”,同时说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自由,但总有客观因素破坏它,这就从艺术角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作品通过鬼魂间无休止的争斗和折磨,阐述了作者关于人的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
中篇小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成名作。主人公莫尔索是一名小职员,他对于母亲去世表现得麻木不仁;对情人也无所谓;朋友让他做什么他总是“怎么都行”;甚至无意中杀人之后被判处死刑,他都漠然处之,宛如脱离现实世界的“局外人”。小说以主人公这种反常的心态揭露了现实生活的荒诞,体现了存在主义者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看法,表现出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采用对比、象征等手法,于冷峻、单调叙述中表现“局外人”的性格特征。
爱尔兰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代表作。共两幕,中心人物是戈戈和狄狄,他们在荒野路边的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用无聊的动作和语言消磨时光。黄昏时分,信使小男孩说戈多明晚来,第二幕基本重复了第一幕,戈多同样没来。该剧揭示了人类处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境地,具有悲观主义倾向。艺术上集大成,怪诞的舞台形象、支离破碎的情节、逻辑混乱的语言,构成了荒诞派戏剧的重要艺术特征。
长篇小说,美国“黑色幽默”代表作家海勒的代表作。小说以二战为背景,通过对一支驻扎在意大利附近一个名叫皮亚诺扎岛上的美国空军部队内幕生活的描写,揭示了一个非理性、无秩序、梦魇式的荒诞世界。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分为42章,每章由一个人物为中心讲述一个故事,再由贯穿全书的人物尤索林将之串联起来。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荒谬绝伦的典型,性情古怪、情感冷漠、行为疯狂、不可理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第二十二条军规”有深刻内涵,指一个圈套,一个陷阱,它隐喻了一种悖论般的荒谬处境,象征着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和有理性的荒诞,象征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谁也看不到却无所不在的统治。
长篇小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奇色彩的坎坷命运,描绘了小镇马孔多由兴起、发展、鼎盛到最后被一阵旋风卷走而消亡的一百多年的图景,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作品把神话传说、梦幻幽灵,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思奇特,情节荒诞,置人物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漫长时间之内,通过时间上的回旋和手法上的反复形成一种变现实为梦幻而不失真实的艺术世界。这部作品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篇小说,阿根廷当代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代表作,拉美“文学爆炸”经典作品,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小说叙述的是一位任性不羁的拉美知识分子奥利维拉,为追求人生真谛来到西方文明天堂巴黎,却发现自己与其格格不入,失望之余,他返回“人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同样找不到自己形而上的追求,无论是巴黎还是阿根廷,都让他一次次跌入失望的绝境。《跳房子》是一部充满阅读挑战的巨著,为拉美新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篇小说,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讲述了19世纪英国的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班纳特家中五姐妹的爱情与择偶故事。片中因为男主人公富家公子达西的傲慢,从而使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其产生了偏见,险些错过心中的真爱,经过一系列的周折,最后两人终成眷属。伊丽莎白对达西先后两次求婚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女性对人格独立和平等权利的追求,这是伊丽莎白这一人物形象的进步意义。小说运用对比手法,反映出作者的婚姻观。
古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中心的神的家族,因其住在奥林帕斯山止而得名。奥林帕斯神系是按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制氏族的方式、以宙斯为首的12个主神组成的神系,乃古希腊神话中内容最丰富、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神话。
灾难和后患无穷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恼恨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在惩罚普罗米修斯的同时,迁怒于人类。他让火神赫淮斯托斯造了一个名叫潘多拉的漂亮少女,命神使赫耳墨斯将其送给普罗米修斯在人间的傻弟厄庇墨透斯为妻。时潘多拉打开了随身带着的金匣子,于是,灾难、祸患、瘟疫疾病、死亡等变成虫子飞向人间,而希望却被关在匣底。从此,人类开始了苦难而悲惨的生活。
古希腊传统的文艺学说。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当时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发展了这一观点,进一步指出诗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摹仿,强调了文艺与现实不可分离的关系,在西方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人在“神人同形同性”的基础上,塑造了高大完美的.充满着理性光辉的众神形象,并曲曲折折地折射出古代社会进化的遗迹和古代人类征服自然的进程,这种正常的思维有别于早熟的儿童和粗野的儿童,因而得名。
古希腊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萨福曾开办学校,教少女学习音乐和诗歌。她写诗9卷,其独唱琴歌歌唱爱情和美德,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有很强的感染力。柏拉图因之将她称之为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外的“第十位文艺女神”。
神话传说中至善至美至福之地。据《旧约.创世纪》,上帝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用泥土造出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并把他们放在东方的乐园─伊甸园中。此园四季如春,清泉潺潺,百花盛开,遍地是黄金和宝石。后亚当和夏娃经不起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果,遂被上帝逐出了乐园。
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后,轰动一时,许多不满现实的青年狂热地欢迎这部作品,不少人刻意摹仿维特的服饰穿戴,甚至学维特而自杀,一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维特热”。
18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德国古典时期的文学,因歌德和席勒在魏玛合作而得名。时他们刻意追求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主观瑟客观之间的和谐统一,推崇古典艺术中的和谐、宁静、纯朴的美,主张以此来改造人的个性,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因此,魏玛古典主义是德国启蒙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口号。浪漫主义文学反击资本主义文明,认为宗法制统治下的中古社会是一个神秘的、富有诗意的、和谐的时代,因此提倡回返中古。
18世纪法国作家卢梭提出的一个口号。卢梭认为,处在原始状态的人是自然的人,他们没有文明社会中的人的一切恶习,因此变革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人回返自然。这个口号有批判社会弊端的一面,也有否定社会文明和科学的一面。
亦称时代病。19世纪初期,欧洲有不少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既厌倦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习俗和冷酷的资本主义文明,又脱离人民,看不清前途,于是陷入忧郁.孤独和悲观失望之中,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流行的一种典型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态。
普希金创作中由《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和《茨冈》组成的抒情诗的总称,系俄罗斯文学中典范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一类特殊的艺术形象。他们反叛贵族上流社会的庸俗生活,要求变革专制农奴制的社会现实,但又远离人民,因而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忧郁、苦闷,最后成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他们是贵族革命时期优秀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到后来则逐渐丧失了进步性。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由普希金首创的一类贵族妇女的理想形象,她们植根在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既有俄罗斯民族纯朴.热情和善良的品格,又有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从而以其高尚、纯洁、美丽、善良、迷人的性格成为民族的灵魂。
19世纪俄罗斯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因其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而又自称为民众的精华而得名。民粹派因脱离俄国社会实际而很快失败,到了80年代蜕变为恐怖组织“民意党”,以刺杀沙皇而著称。
成立于十月革命前夕、活动于苏联建国初期的文学团体之一。起初在推动苏维埃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后来主张建立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提出文化自治的错误口号,全盘否定文化遗产,拒绝接受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监督,终于1932年被解散。
19世纪40至50年代俄罗斯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思想派别,中有屠格涅夫。其成员多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他们抨击俄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废除农奴制,但又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俄国走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英.法式君主立宪或议会制。此派成分较杂,在农奴改革后瓦解。
19世纪英国文坛上的三位姊妹作家的总称,即夏绿蒂、勃朗特、爱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著者为夏绿蒂和爱米莉两姊妹,其代表作分别为《简.爱》和《呼啸山庄》。
美国戏剧的实验运动。本世纪初期美国的戏剧舞台主要上演欧洲时兴的剧本,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一战之后,这种商业性戏剧趋于萧条,非商业性的.实验性的小剧场兴旺起来。许多戏剧爱好者在中小城市、在小剧场组织小规模演出。他们注意向欧洲戏剧学习,力求运用新精神.新手法去反映美国现实。这种业余或半业余的剧团约50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滨奥尼尔剧作的“普罗温斯顿剧艺社”。这个运动是美国戏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本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首先开设戏剧写作课,由贝克教授主持。贝克第一次把写戏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崇高地们,为当时的“小剧场运动”包括奥尼尔在内的大批剧作家、导演等戏剧人才。因该课编号为“四十七”,故称“四十七号车间”。
俄罗斯电讯社主办的附有诗文说明的街头宣传画。在外国武装干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马雅可夫斯基在这里工作了两年,他同画家合作,画了一千多幅画,写了几千首政治鼓动诗,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教育群众的作用。
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社会中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当时波格丹诺夫在革命的低潮时期,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宗教。他们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曾一度影响了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
苏联早期文艺团体“左翼艺术阵线”的简称,成立于1922年。他们绝大多数拥护未来主义,主张抛弃文学遗产,否定文艺的思想性,盲目追求艺术形式,主张使用生僻、晦涩难懂的词汇,于1929年解散。
突厥语意为“自由的人”,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内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多种民族混合的特殊阶层。大约从16世纪开始,大批的逃奴.囚犯.流民从各地汇聚到顿河地区,并形成了他们酷爱自由.勇敢骠悍的性格。后来,沙皇对他们使用两手政策,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优惠待遇,而一有战事,则要求他们自备马匹、刀枪为沙皇打仗,使他们逐渐形成了蔑视“庄稼汉”的盲目的优越感。
本世纪兴起的研究卡夫卡的学科。据瑞典哈里·夹夫的统计,截止1936年,世界上研究卡夫卡的专著.文章达5000多种;到70年代起码翻了一番,因而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一门探讨卡夫卡创作的新学科──卡夫卡学。
本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大奖,诺贝尔奖的一种。诺贝尔是瑞典著名化学家,无烟火药的发明者。他在遗嘱中规定,以其遗产一部约920万美元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种奖,1968年起增设经济学奖。从1901年开始,每年在诺贝尔的逝世日12月10日颁发。每一种奖可发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如当年无适当人选也可不发。除和平奖由挪威议会五人委员会评定外,其它各项奖均由瑞典有关科研机构评定。
乔伊斯提出的一种美学理论。他在《美学》一书中提出,“不管是通过喜剧或悲剧形式,旨在引起欲望与厌恶这些感情的艺术皆非正当艺术。正当的艺术应导致‘心灵的静止状态’”。他又借《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斯蒂芬之口说“美感情绪是静止的。它抓住人们的心灵,使之高踞于欲望和厌恶之上。”他认为艺术创作是一个非个人化的过程,作家不应在作品中评论是非曲直,进行道德说教。
(1)在维新运动直接促助下,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2)在晚清,袭廷梁呼吁提倡过白话文,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3)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晚清域外小说输入造成的开放态势被文学革命承续并扩展。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以此为肇始,1917年迁京,1919年借五四运动大势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新青年》集结的急进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其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1918年1月号起,《新青年》改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轮流编辑,鲁迅撰稿。
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文学革命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发展,新文化运动借北大学术的自由空气推波助澜,导致了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在这种背景下发生。(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了一场旨在反对文言,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自然纳入新文化运动轨道,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表现出浓厚的思想启蒙功利色彩。
(1)1917年2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了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从启蒙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已“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1)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2)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3)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4)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文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有突出贡献。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刘等人的响应,钱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意见,但在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一时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发难者们甚至有些寂寞,于是钱和刘在《新青年》发表了“双簧信”,即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因而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
文学革命先驱把批判“黑幕派”和“鸳蝴派”以及旧戏曲作为一场硬仗来打,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晚清以来那种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本质。钱玄同指出当时黑幕小说的提倡是北洋军阀政府以“复古”达到“愚民”的一种手段。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鸳蝴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鲁迅写了《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指出鸳蝴派借白话和通俗刊物流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的“异样的挣扎”!
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激流裹挟而下,虽遭旧文学势力反抗,但保守主义的声音相对较微弱,最初只有林琴南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大量外国小说,如今他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写了《论古文白话文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攻击北大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北大校长在致林琴南的公开信中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新青年》将林琴南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林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无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马肃,吴宓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影响。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某些偏激弊病不无中肯批评,但保守立场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变革趋势,梅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论新文化运动》,胡《评“尝试集”》,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鲁迅发表《估学衡》以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此外,许多拥护者写文迎击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1925年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争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重新提倡“读经救国”,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破天荒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和五四精神吻合。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作品和宣扬易卜生主义更蔚成风气,易卜生在当时中国引起巨大波澜,青年人狂热喜爱他,五四时许多新文学作者曾仿效他写“问题小说”“问题剧”入手,而转向关注和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孙伏园,叶圣陶等12人,后发展为170多人。他们将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200多种,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1921年6月在东京成立,最初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何畏等人,都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从创作看,创造社的流派特色显著,该社成员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以1925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后期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1924年11月成立,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俞平伯等。他们创作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
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1923年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曾是旅英美留学生,不久,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开辟《诗镌》作为他们的代表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他们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前期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因而又称“新格律诗派”,在诗作上有建树的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饶孟侃。
以写作爱情诗闻名,成员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
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的文学是五四时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1919年初又提出“平民文学”概念,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生物进化基本原理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其思想根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基础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石的自由思想,进化论高度重视文学形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充分强调文学的内容也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记载。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奠定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基础,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立场出发,提出了文学革命主张,认为白话文是文言文学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从而替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催生了新文学。
1902年由梁启超发起,为把小说与维新革命联系,竭力强调小说的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认为小说是“文学之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曰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古文家林琴南用文言意译的西欧小说,因其早而开风气,因其对世界小说的大量输人而引发读者对中国小说正宗位置的首肯,从鲁迅到钱钟书,现代小说家先通过它来了解世界,它为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准备了作家和读者,功不可没。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圣陶,庐隐,王统照,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不足之处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
1919-1923年间,他发表了40多篇短篇小说,收入《隔膜》《火灾》中,其中反映小市民智识分子灰色生活的题材占三分之二,描写城镇小市民生活的作品,不属小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是采取冷静批判的立场,着重揭示小市民精神状态,标志叶圣陶风格逐渐成熟的前期代表作是《潘先生在难中》。《隔膜》写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正面展开了人的精神上的相互隔绝,却不不得虚伪地无聊地互相敷衍的痛苦。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
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乡土文学的出现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其创作受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鲁彦,许杰,彭家煌,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局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较自觉可贵的民族化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彭《怂恿》,王《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地之子》。
自叙传抒情小说,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其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及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用哀伤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海滨故人》标示她转向郁达夫式的自叙传体写作,加上女性作家纤微细腻的心理笔致,个人气质上的感伤色调,很快成为了主观浪漫的“庐隐风格“。她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单调少含蓄,叹句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
宗教传奇色彩始终不离许地山小说,宗教研究家的信仰与对宗教内在感情的体验,造成了他与郁达夫,与乡土回忆者不同的浪漫传奇小说,下笔是人生实景,出笔已达超现实境界。(1)《命命鸟》:人物对生命的态度,敏明企图逃婚,加陵在离奇的佛教式冥想中大彻大悟,厌却红尘,以虔诚祈祷感化敏明,双双走入绿丝奇湖,将入世的爱寄托在达天知命的宗教理想上。(2)《缀网劳蛛》:一种只管织网而不论网破的宗教人生观,上升到哲理层面。宗教的人生信仰渗入同一般五四姿态分离。(3)《玉官》,叙述一个女基督徒的经历,宗教气愤浓厚。(4)《春桃》,民间仁义和宗教慈爱混合在一起,”主人公不再进教堂,不再布道,可他们一举一动都合乎教义,宗教由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感情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表现出来。”
人物和清新的乡村自然景物构成对应关系,河边竹林的葱绿仿佛是有意识设置的富于诗情的象征境界,为主人公三姑娘纯净美好的性格作衬托,这种描述人美景美的牧歌般意境,正是废名借鉴古典诗词的简练含蓄留空白等经验,转化为情节简单的散文化小说形式所特具的功能。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形式上继承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知识性,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视为精神消费品的,反映其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1912-1917年,是其繁盛期,鸳蝴派是指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礼拜六》是1914年创办的娱乐消闲周刊,代表鸳蝴派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特征。
1924-1929年,连载于《世界日报》,写报人杨杏园和青楼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的故事,由此展开当时社会上层下层纷繁的生活画面,继承了“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体式,它预示出作者能在章回体小说内部进行革新的潜力:(1)男女主人公已贯穿故事前后,初步将小说编成一个整体,不再形同长篇,实为短制。(2)视点纯是城市平民的,道德评价也是平民,充满对平民的关爱。(3)反大团圆模式,增加了通俗小说的悲剧感和反映社会的深度(4)虽有报界拾闻痕迹,已加强了虚构性,描写超出讲述。
全书160回,前106回是不肖生撰,后又“走肖生”续完。以湖南平江,浏阳农民争夺交界地引起械斗为线索,带出昆仑派,崆峒派的剑侠争雄,从武侠的发展看其中的武技,已由棍棒拳术发挥到呼风唤雨吞吐飞剑,武术拳师已然成神魔人物。在表现生活方面,把武侠世界和民间亚社会结合,在结构上,脱出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框子,侠客有一定独立地位。
郭沫若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中吸取泛神论思想,他曾将其内容概括为“泛神论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诗人把整个大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的奇特想像,从泛神论思想出发,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过程。
郭沫若一方面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同时认为“情绪的世界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这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基本有两种类型:(1)外在格律严禁,押韵,诗节诗行大体整齐。(2)情绪自然消涨的内在韵律与外在韵律结合,使诗在自由变动中取得整齐与和谐。
写于1925年初春,是《女神》《星空》的诗情在爱情题材上的别一种流露,《瓶》有如火山般热情喷发与奇特想像:诗人由爱极,恋极,而想到死,幻想把爱的化身一枝红梅吞进心头,这是一种浪漫化了的为爱献身的精神,《瓶》中的另一类诗,真挚大胆地表现了恋爱中的焦躁,苦闷,失望,痛苦。
《虎符》《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明确提出”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据今推古的理论。其人物反映出历史悲剧精神,他们自觉意识到“以仁义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历史要求,为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斗争,他们具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
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这就是“求似”,所谓“失事”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
梁启超设想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但新语句要打破传统诗词格律与文言语法结构,这与保留古风格是背离的,于是退一步:把诗界革命目标改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却拒绝引入新语句对传统格律与语法进行任何变革,因而晚清诗界革命限制在传统诗歌范围内,而向“散文化”方向努力,背离了唐诗传统而向宋诗靠拢,极限是:最终止步于宋诗的模仿风气中。
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胡适将上述主张概括为“作诗如作文”,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二是以白话写诗,不仅以白话词语代替文言,而且以白话语法结构代替文言语法,并吸收国外新语法,也即实行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散文化。
1920年出版。胡适是”第一白话诗人“。《尝试集》充满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尽管”真白话的新诗不多,但确实从古典诗歌形式传统中挣脱出来,开始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认为因此称它为“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
1920年成立,发起人与参与者大都是早期白话诗人,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由此开始了现代新诗”歌谣化“的努力,刘半农从故乡江阴采风同时,用江阴方言写作“四句头山歌”20余首,刘大白《卖布谣》借鉴了民间歌谣形式,这是对传统诗歌的文人化贵族化的反拨,与五四文学平民化一致。
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出版合集《湖畔》,同年出版汪静之的《蕙的风》,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文学史上称这四个诗人为“湖畔诗人”,他们是五四唤起的一代新人,他们的诗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产儿,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他们的爱情诗与自然景物诗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色。他们的首要贡献是爱情诗的创造,如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静之的《伊底眼》。
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和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影响下产生,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它的出现(1)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2)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在新诗发展史上有过渡意义。
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包括两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最忌讳说明。纯诗概念在更深层面上意味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以李金发为代表,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其诗作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和神秘性,追求“观念联络的奇特”,(1)运用象征性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2)运用想像和比喻表现微妙情境(3)依靠形象的暗示表达感觉(4)追求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1927年出版《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李大钊陈独秀《每周评论》,李辛白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新社会》等,都开辟“随感录”专栏,此外,进步报刊“杂感”“评坛”“乱谈”等栏也发表杂文,形成杂文创作浪潮。《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
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这一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以后又形成了一整套散文理论,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的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是谓之“言志派”散文。
废名即冯文炳,他的作品专写农村乡镇宁静生活了的人事,对小人物寄同情,初时尚注重社会意义,《竹林的故事》等名为小说,实乃散文,很注重意境传达,清新朴素,气息浓郁,喜闲谈琐事,以冲淡为衣,表现出朴讷哀伤的风格,后将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技巧引入追求朦胧散文意境,但语言修饰愈发生涩古怪,陷入歧途,鲁迅批评他“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此所谓“废名气”。
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其中“心中要说的话”即“爱的哲学”,即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惆怅,对祖国,故乡,家人,大海的眷恋,也有对基督教义,泰戈尔哲学等内容的融会其间。
丰子恺的散文结集,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某种源自佛理的眼光观察生活,于俗相中发现事理,能将琐细事物叙说得娓娓动听,落笔平易朴实,有赤子之心。如他的画一般,透露着心地光明一无沾染的品格风貌。作者在看见人世间的昏暗后企图逃入儿童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渗入,文章萧疏淡远,有哲理深味,染有清淡悲悯之色。
20年代人称梁遇春为中国的“伊里亚”,是因其作品确受英国ESSAY尤其是查理·兰姆随笔的影响,梁遇春耽于思索,他的随笔有许多人生哲理的探求和洞明的见解,他喜用絮语,笔调,随意而坦诚的谈吐中不乏睿智的思辨。《春醪集》谈论知识,探索人生,或旁征博引,引类取比,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语言机智而有文采,潇洒自如,玲珑剔透,时有思想火花,却缺乏如炬的目光,在小小题目里开掘微言大义,引用外国的经典警句,信手拈来,处处切题。他那懒散的绅士风度,不愿受任何拘束的个性,及享尽人生的主张,使他喜好标新立异,怀极大兴趣谈“人死观”“流浪汉”,阐发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等等。
两部散文集是瞿秋白以《晨报》特约记者身份赴汤苏考察的结晶。根据亲身见闻向国人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真相,留下了作者的思想印痕。书中并不回避世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中面临的重重困难,但以深沉的感情表现苏联人民建设的乐观精神,文中回荡着俄罗斯式的悲壮,雄浑格调,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
“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即所谓“语丝文体”,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20年代中期出现。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它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陈西滢,吴稚晖,徐的散文多属冥想型小品,即使记叙事物也常抓刹那灵感,名篇《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浓得化不开”》
陈西滢是《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家”,集成《西滢闲话》,他站在五卅运动之外,学生,民众运动之上,以貌似公允的姿态评说时事。表明了一种贵族立场,他的特点是行文流畅,有西方文学修养,议论由事而发,富幽默感。
1907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曾孝古,陆镜若)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公演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引起东京戏剧界的轰动,他们注重演出的布景道具服饰表演的“写实性”,以建立新的演出方式,1912年初,陆在上海邀欧阳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保持春柳社的宗旨作风,可算是“后期春柳”。
要创作的是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应适于现代文明需要的,主要借鉴西方的以言语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当时称为“文明新戏”,具有全国性影响。
它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创作与演出模式。以宣传革命,攻击封建统治为首要职责,即把戏剧的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孙中山题词“是亦学校也”,其特色是(1)追求现场宣传,鼓动效果,当场演讲,直面观众。(2)强调演员的即兴表演,采用“幕表制”,没有完整剧本,只有提纲,靠演员现场发挥。
1917-1918年间在《新青年》展开,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中国传统旧戏发以攻击,批判指向传统旧戏包含的充满儒教与道教思想毒素的封建性内容,新戏剧观是(1)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2)提倡现实主义戏剧,要求描写“平常”的普通人,打破“大团圆”,如实揭示现实。
留美归国生赵太侔,余上沅于1926年6月-9月在《晨报》副刊创办《剧刊》,提出“国剧运动”,提出了与《新青年》派不同的另一种选择。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目的在于娱乐”的“纯粹艺术”倾向,反对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在戏剧表现上受爱尔兰戏剧运动影响,提出要“表现生活的原力”,这些设想不适应当时社会需求而未实现。
汪仲贤首先倡议,并联合陈大悲,及新文学界中的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等人,与1921年3月成立,它是五四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同时创办《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刊物。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时代人生,负担社会教育的启蒙人物,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之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是和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一致的,他们还介绍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声势。它的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1921年成立,是中国早期戏剧团体中历史最长的一个,成员最早有应云卫,谷剑尘,后来有欧阳予倩,洪深加入。明确提出创造“适合我们社会的戏剧”。反对“摹仿与复制别人的东西”。
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即业余戏剧,爱美是AMATEUR的音译,宣言是“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新剧为宗旨”,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的独立剧团的设想。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引起社会反响,爱美剧取代了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中国话剧活动主流,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的最初尝试,在批判文明戏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学说与方法,对话剧进行革新,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
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以后风行于英德俄美日,这是一次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的革新运动,它揭开了西方现代戏剧帷幕,在戏剧观念及文学导演表演舞美等方面进行新探索,中国的小剧场运动倡导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话剧体制,使中国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科学化道路。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2)提出并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即19世纪法国戏剧家创造的“第四堵墙”理论。
由19世纪法国自然主义戏剧家创造,强调再现人生真相,自然的生活原态:“舞台上的生活正如你透过一垛墙壁看到人家屋里那样”,戏剧的最高目的是创造“舞台的幻觉”,舞台美术追求逼真的生活化效果,演员表演要求生活在舞台创造情境中,不与观众交流,追求像生活片断般的自然。
着眼于社会意义,写人物复杂性格,是为揭露军阀罪恶,对受迫害民众与作恶的士兵表同情而创作的,剧中赵大具有“做坏事嫌好,做好事又嫌坏”的复杂个性,后半部分作者袭用美国现代剧作家奥尼尔《琼斯王》的艺术手法,由于带明显仿效印记又不合乎中国观众欣赏习惯,因而未引起反响,但洪深从非现实主义流派中汲取艺术营养,具开创意义。
1923年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先是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获虎之夜》,后办《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难过社开展话剧创作主要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汉的《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南国社发展了五四时期爱美剧,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带有伤感和浪漫色彩,在中国话剧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1928年1月,全部又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由蒋光慈,钱杏邨主持,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等主持《文化批判》创刊,同月出版创造社另一刊物《创造月刊》第一卷第8号显出了“突变”,这些刊物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它的主要作者,它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生活和斗争,表现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白色恐怖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强烈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它也存在严重缺陷,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偏向未得以清算,成功作品不多,代表作家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
1930年3月左翼的成立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恐慌,于是由潘公展,朱应鹏,召集王平陵,黄震遐,范争波,傅彦长等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在宣言中提出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统一于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虽凭政权力量在各地办有十多个刊物,却未形成中心理论,未出现像样作品,只有黄震遐诗剧《黄人之血》,小说《国门之路》这种政治宣传品。
1925年后,随着革命形式发展,创造社作家分化,提倡革命文学,并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部分作家退出,郁达夫因与个别成员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又另加入了一些新成员,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 1928年1月,他们创刊《文化批评》同月出版《创造月刊》,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
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非,孟超,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努力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鲁迅在成立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是其纲领,“左联”的成立形成了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注重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不足在于思想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组织工作方面存在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问题。
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某些革命作家盲目乐观心态,批评“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的“浪漫”,他指出如果不正视现实,只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可要撞碎”。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另外还改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左联成立后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左联执委会决议中,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1930年春左联成立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和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与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的“拿来主义”是文艺大众化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由拉普提出,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关键在于通过具体人物和生活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刘西渭是李健吾的笔名,他是能容纳理解不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批评集《咀华集》所评论的对象包含了政治倾向和艺术流别彼此不同的作家:曹禺,卞之琳,沈从文,废名,夏衍,萧军,叶紫。
以茅盾为首,依靠理性分析开拓形象思维深度广度的创作方法。从典型环境中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在戏剧性强的情节中突现人物性格及成长史的写法,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影响深远。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另有沙汀,吴组缃等人跟随茅盾如此创作。
写于1927-1928年,以广阔场面宏大气势真实迅速地反映了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及失败后的社会心理,三部曲第一部《幻灭》:静女士怀着小资产阶级天真幻想向往革命身临革命实际,幻想破灭由失望空虚而退出革命,回到个人恋爱小天地,《动摇》:知识分子方罗兰身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冲突中,不敢打击敌人也不敢依靠工农,在动摇妥协中葬送了自己和革命。《追求》:男男女女在大革命失败后,看不见光明与希望又不愿苟活沉沦,只能盲目挣扎而终不免失败,《蚀》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角度反映大革命,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茅盾对革命的认识和现实主义精神。
民族资本家和时代新女性。(1)民族资本家包括:《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轮船老板王伯申,《子夜》中吴孙甫,《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清明前后》林永清夫妇。(2)时代新女性又分为两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同型。前一型和谐匀称有东方女性之美,后一型热烈狂欢,从道德伦理观,生活追求到性格都异于传统东方女性,是受欧风美雨思潮产生的西方型女性,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
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具有鲜明的三十年代特征。
茅盾为五四时代他的同辈作家所写的《鲁迅论》《冰心论》《徐志摩论》《落花生论》等作家论,其他评价叶圣陶,王统照,庐隐等的文字及《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最初成功尝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建立和扩大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影响做出了杰出贡献。
老舍40年代最主要的长篇小说。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讴歌中国人伟大爱国精神,以祁家四世同堂为主线,辅之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物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史诗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历程及生活画卷,可歌可泣,气度恢宏,荡气回肠,是一步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杰作。
老舍是京味小说源头,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注入的文化趣味,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其次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再次是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最后是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幽默和趣味。
由《雾》《雨》《电》三部中篇合成,写革命,恋爱,写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追求和苦闷,可说是《灭亡》《新生》主题的延续,不同在于它更生动更真实地展现了一群知识青年的各种思想性格,如近似雾一样的性格的“多余人”周如水,势利堕落的洋派青年张小川,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病态人物吴仁民,还有纯洁美丽坚强冷静的“近乎健全的女性”李佩珠,在《电》里,巴金用了不同以往的明快调子和诗意笔触多面展示佩珠的品质,在她身上倾注爱和理想,爱情三部曲写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使当时的青年读者读出一种同一代人的心境,思考不同的生活道路。
《家》写成于1931年,最初题名为《激流》,1938年和1940年巴金顺着《家》的情节发展线索,写了《春》《秋》。这三部长篇合称《激流三部曲》。三部小说一开始并无总体构思,写作时间间隔长,每部各有其独立结构,但写作中兼顾到各部相互关照,是整体统一的长篇系列。
那由真诚热烈的心里唱出的青春之歌,特别能唤起青年人的共鸣,《家》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肆意,语言流水行云,虽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渗透读者内心。
《寒夜》感人肺腑,是平民史诗,是战争年代普通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真实图景,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真实愤慨,用笔更为冷静,注重发掘人物内心冲突,小说构思匠心独具,意境凄凉,增强了悲剧效果,使人自觉联想到作品所要暴露的黑暗冷酷的社会。
阳翰笙长篇《地泉》(《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反映了大革命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知识分子到工人的激烈变化,从政治观念生发故事,缺乏文学描述。1932年重版时,由瞿秋白,郑怕奇,茅盾,钱杏邨与作者自己分别写了五个序言,对这种充满“革命浪漫迪克”文学从各自角度进行了历史批判性总结,显示了作家认识上的进步,提出新兴文学应唾弃概念化公式化弊病,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坚决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创作方面存在幼稚倾向,其中突出的是“革命浪漫蒂克”情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带有公式化概念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一现象受到鲁迅的批评,而后引起革命作家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英雄儿女的革命+恋爱,是普罗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了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片面的理解与表达,但它曾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说明它和时代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左联青年作家的涌现标志着现代文学在创作上真正结束了革命文学时代而向前迈进。丁玲《水》,张天翼《二十一个》,沙汀《法律外的航线》曾称为“新写实主义”势头。他们扫除了概念化描写身边琐事风气,造成左联文学崭新地位,逐渐摆脱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力图把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结合,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人物典型,注重环境典型化,体现独特生活藏量,语言储备与艺术个性造成小说风格多样化。
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一些青年作家,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白朗等人,形成于30年代中期,他们有的未加入左联,但创作实际上构成左联文学的一部分,他们开了抗日文学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他们富于激情,以萧红为代表。
李颉人从1935-1937年间,写了连续性历史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四川为背景,描写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广阔的社会图画,具有宏伟构架与深广度,人称大河小说。
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因其远离于当时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而活跃于北方的京派作家,它的基础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分子,它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是现实主义派,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和谐,节制,恰当”为其审美意识原则。
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由操新文学体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接续鸳蝴派文学商业传统再来突围,白话小说度过先锋时期,向通俗层面回落,张资平,叶灵凤带头“下海”,成为新海派作家。特点是(1)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2)过渡性地描写都市,(3)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常写常新的主题,(4)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是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登场表明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引入,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施蛰存,穆时英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这一派源于20年代日本,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原态,着重病态生活描写,畸形两性关系及心理,夜总会,舞场,酒吧,交际花是经常写的场景及对象,极力捕捉新奇的感觉,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的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表现二重人格,追求小说形式技巧花样翻新,代表作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小说“新”在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形式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开拓了文学表现内容,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由张恨水创立,一方面不放弃章回小说形式和通俗文学娱乐性,另一方面立足章回体而不断拓宽其功能,追求新潮流不甘落伍,他让章回体容纳不同时代的题材内容,注重回目格式变化,尝试言情以外的武侠,侦探,历史,讽刺,幻想,荒诞等写法,以把其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文体,并不仅仅写鸳蝴故事。
成立于1932年9月,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在上海建立总会,在北平广州及东京设有分会,上海总会有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等人,中国诗歌会诗人与后期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相对应,要求诗歌自觉表现大时代阶级斗争的急风狂雨,而不是趋向诗人内心世界,要求诗歌缩短与大众的距离,他们的创作口号是“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诗歌观包含两方面:一是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二是“诗与诗人的大众化”。
在诗的形式上,中国诗歌会诗人提出了歌谣化主张,强调“诗歌应当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民众歌唱的东西”,专门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希望“借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形态,接受他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目的是:使诗歌成为“群体的听觉艺术”“以普及到识字不多的工农大众中去,它是这一时期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外,主要有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后期新月派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1931年陈梦家《新月诗选》理论调整,称”主张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同时又”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后期新月派仍坚持超功利,自我表现,贵族化“立场,在这一基本点上与前期新月派是一致的,但”诗感“发生变化:从单纯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
十四行诗体在16世纪中叶从意大利传人英法等国以后,逐渐在多国流行,成为跨越众多国度与语种的诗体,20年代闻一多在《诗的音节的研究》《律诗的研究》里推崇它,译名为”商籁体“,后期新月派诗人将其转借与创造,徐志摩认为转借十四行诗是”我们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密致及别一种单纯的字的音乐“的可能性的较为方便的一条路”。后期新月派诗人在十四行诗中发现了中西诗歌体形式的“契合点”,为新诗形式创造提供了新的经验。
1936年出版了三位青年诗人的合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这是注重将东西方诗学融合的新一代诗人。
为了使诗歌语言利于摆脱散文中与生俱来的逻辑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于是《北平情歌》的林庚,离开了自由诗,从现代生活语言全新节奏的把握与中国民族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规律的探讨中寻找新诗的新的格律,林庚的努力显示出新诗形式的探索由着重外来形式的引入转向对传统诗歌形式发展道路的历史借鉴,有“史”的意义。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先后创办《人间世》《宇宙风》两刊,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常为《论语》撰稿的有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林语堂主张小品文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他为《人间世》的定位是:其提倡小品“不能兴邦,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也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
30年代前期文坛风行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推动这一风气的是”幽默大师“林语堂,他先后创办《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在此影响下,出现了《逸经》《谈风》《西风》《文饭小品》《天地人》等同类杂志,助长了小品的创作风气,一时间幽默之风盛行文坛。
林派刊物”超远“立场与现实拉开距离,引起左翼文坛的反向批评,1934年9月创刊的《太白》和1935年创刊的《芒种》,是两份左翼倾向的文学杂志,有意与林派刊物唱对台戏,彼此间还发生论争,左翼作家不满林语堂将幽默闲适作为散文的中心格调,指责其专讲闲适,性灵导致与时代脱节。
左联杂文作家涌现,有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瞿秋白的十几篇杂文被鲁迅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读者不能区分,唐弢《新脸谱》被误认为是鲁迅所作而受到攻击。这一时期鲁迅对左翼作家杂文创作的巨大影响,这些作家杂文风格特色可用”鲁迅风“加以概括。
丰子恺,夏丐尊,叶圣陶,多是上海立达学园同事,40年代聚集于开明书店周围,夏出任开明书店编辑部主任,开明书店出版《中学生》,提倡《科学小品文”,刘薰宇的数学小品,贾祖璋的生物小品,深受学生欢迎,开明同人散文家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操守,但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乐于把散文作为一种思索方式,重理念,讲究结构的叙事与议论结合语式,善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哲理,追求高远情境,严谨而有韵致,其文平淡如水,明白如话,许多作品的拟想读者都是青少年学生。
公认是早期报告文学代表作。作者亲自到上海杨树浦的工厂调查两个月,搜集许多素材,作者以阶级分析眼光鲜明表现这完全真实的新闻故事,用细致的描写,揭露出东洋纱厂这个人间地狱中包身工惨绝人寰的生活真相。其文学政治影响深远。
他把1933年后流亡欧洲,访问苏联的见闻写成《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这作品有爱国主义激情,对西方民主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衷心向往,属于政治性,社会性强的报告文学,特点是材料翔实可靠,叙述和分析多于描写,涉及到如何看待欧美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这个敏感题目。
1923年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先创《南国》半月刊,发表了话剧创作《获虎之夜》,后办《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开展话剧创作活动主要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汉的《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等,南国社发展了“五四”时期的爱美剧,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带伤感成分和浪漫色彩。在中国话剧史上,起承上启下作用,其成员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的骨干人员。
1929年由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共同发起,出版《艺术》《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新兴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口号,并先后组织两次公演,介绍外国左翼剧作家如法国罗曼罗兰《爱与死的角逐》,德国米尔顿《炭坑夫》,美国辛克莱《梁上君子》等有革命倾向的剧目。
1930年8月以上海艺术剧社为基础,集合了辛酉,南国,摩登等进步戏剧团体,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演剧大众化”口号下,努力把戏剧这种形式向大众普及。
开始是红军宣传对队,带有官兵自娱与自我教育性质,以后成立了专业性的八一剧团,又扩建为工农剧社,并在中央苏区各县区各红军部队建立分社,开办高尔基戏剧学校,形成专业与业余结合,部队,农村,机关结合的演出系统,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与现场鼓动,是政府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演出形式上常与歌舞结合,强调现场的即兴发挥,重视观众的参与,演出地点,布置以简便,灵活为原则,具有“广场戏剧”特色。
由崔嵬改编,是“国防戏剧”代表作,除强调“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主题外,还有充分发挥戏剧的宣传功能的要求,在艺术形式上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和方言话剧,同样向”广场戏剧“方向发展。
剧本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中,穿插两个三角恋爱,情节多离奇巧合,阿英曾评”这是多么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呦!“,也是30年代白薇从个人感受转向社会现实生活却始终保持浪漫主义特色的主要代表作。
包括《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三个剧本,都是描写农村生活,其中《五奎桥》影响最大,”五奎桥“象征封建地主阶级权威和利益,围绕桥的拆毁集中反映了江南农村广大农民和豪绅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现代戏剧史上较早用比较正确的阶级观点来反映农民斗争的剧作。《农村三部曲》是在左联影响下,对政治的认识转变以后的新思想的产物,由于不熟悉农村生活,所根据的主要是第二首材料,”三部曲“形象化不够,题材处理过于机械,表现出一种机械的现实主义倾向。
1932-1936年间,他主持下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又称戏剧大众化实验,有着复杂的思想文化背景,他认为新兴的现代话剧为了自身发展,必须走出知识分子“象牙塔”,到大众中去寻找观念,寻找“寓教于乐”的接受对象,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额的85%以上,于是他提出“在农民中创造一种新的农民戏剧”的任务,他的农民戏剧实验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创造的农民戏剧是作为一种“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社会式的教育”手段而受重视,内容包括(1)提供农民能够接受与欣赏的剧本(2)培养农民演员,后发展为“农民自己演剧给自己看”。(3)建立适应农民戏剧要求的“剧场”,(4)探讨“观众与演员混合”的形式演出方式。
1936年创作的“讽喻史剧”,用了漫画的夸张手法,来讽刺当权者的不抵抗甚至卖国求荣的政策,它是多幕剧,把艺术看作宣传手段,写它是为了骂国民党媚外求荣,将剧中人物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
多幕剧,表面情节看是一出追捕革命者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但实际上主人公不是革命者而是警察厅厅长夫人,作者不关注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而倾心于厅长夫人及剧中其他人的内心矛盾冲突,在她身上充满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虚荣和隐蔽自卑感的矛盾,这些都构成了戏剧矛盾冲突。
1933年发表的独幕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但很有戏剧性,作者利用人们的心理制作悬念,对话玲珑机智,并无长篇大论,穿插小动作,风格幽默,能吸引观众。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简称文协,发起人包括各方面代表97人,选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45人,中: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老舍,丁玲,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等,由老舍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全国各地设数十个分会,出版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刊,至1946年5月终刊,出版了71期,是贯通抗战时期的唯一刊物,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现代史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文协成立时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
文协成立时提出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毫不勉强地为众多不同派作家接受,过去丛集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作家分散各地,投笔从戎参加战地群众工作,文艺创作在非常时期与广大民众结合,其深广度空前。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有一部分留在上海租界这一类似“孤岛”的特殊环境中的作家,仍坚持创作,并利用各种艺术形式配合抗日救亡活动,史称“孤岛文学”,其中戏剧运动最活跃,包括“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上海剧艺社”在内的各种剧团,最多达120个,除了配合抗日剧目也上演翻译剧历史剧,优秀剧作有于伶《夜上海》《长夜行》,阿英《碧血花》,李健吾《草莽》,以及他改编的一些外国剧作,代表孤岛文学水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孤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轨道,此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万象》团结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大量揭示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存的馆主》,张爱玲《传奇》,苏青《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1)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2)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1)对旧形式全盘否定,(2)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辨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有重要影响。
1942年王实味发表《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论述了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的社会职能和二者关系,认为政治家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还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黑暗社会,因而艺术家改造灵魂更迫切,在《野百合花》中,批评了延安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1941年-1942年初在延安发表的上述杂文,其主张和体现的文学理论倾向,汇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潮流,对文学政治生活的讨论,既坚持了革命追求,又发挥了文学作用,实事求是,可在当时政治化环境中,被看作是异端邪说,文艺问题论争被政治斗争粗暴取替。王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清算,戴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特务”探子和“反党集团成员”等罪名与帽子,受批判,后又随意被处决。这是场较大的文艺思想斗争,由于政策上失误,出现了无端上线,影响消极。
背景是毛《讲话》传入国统区后,引起文艺界重新认真思考文坛现状及文学理论上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论争焦点是胡风从30年代起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的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倾向,认为概念化公式化的平庸作品的产生,根本上是由于教条主义扼杀了创作个性与精神,客观主义是左联时期从苏联传入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恶果。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只注重写生活趋向,忽略主体性因素发挥,为此胡风认为要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重新体验现实主义,关注点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主体因素的决定作用,他坚持能动的“反映论”,胡风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1948年,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胡风认为现实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为作家耳闻目睹,称为“感受世界”,另在作者心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世界,即“观念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过程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作家扩张观念世界中与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相适应的因素,而克服不相符。创作主体需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同感肯定或反感否定,而客观对象会以其真实性促成修改,这个“相生相克”动态过程的结果是新艺术世界的诞生,而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现实的热情。合称“主观战斗精神”。
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力图使文学恭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周扬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这种评价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其创作顺应了大众化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都有巨大影响。赵树理创作现象的出现以解放区特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推翻封建统治后获得政治经济翻身,要求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比较通俗而又有新时代特点的文化艺术,呼唤贴近他们生活与气息相通的作家,赵树理及赵树理方向适应了此要求。
赵树理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段进行了扬弃与改造,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既使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读者乐意接受,又能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与心理。
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影响到许多作家,特别是山西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这些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与赵树理相仿,既注重把创作同农村“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又保持了山西浓郁地域特色,既及时去表现新的天地和人群,又注重作品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就连给人物取外号写“中间人物”及小说的幽默轻喜剧风格也像赵树理,因而称“山药蛋派”。
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形成“赵树理方向”的提法,赵树理方向是《讲话》方向的具体体现。内涵有两点(1)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积极为政治服务,为宣传各项方针政策服务,为当前中心工作服务,(2)要求文学创作走民族化和大众化道路,具备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
抗战军兴给许多进步作家造成了走向大众的契机,如茅盾《第一阶段的故事》,主体虽宏大但为时过早,只能报道式地留下时代剪影,再如沙汀,艾芜,周文,张天翼,陈白尘,罗烽等应夏衍之邀,撰写《华北的烽火》,这些及时反映抗日战场,前方民心的作品,一时期内被称为“前线主义”小说。有很强的新闻性,纪实性,集报告文学典型化与小说报告文学话于一身,使两者很难分清。
1938年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发表讽刺名作《华威先生》,并因而在国统区内引起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长时间争论,直到40年代不可揭止地涌现越来越多的暴露作品,《华威先生》以提供了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典型形象而著称,小说急就于1938年2月的战时长沙,是作者对抗战热情掩盖下的社会现实的敏锐一瞥,积淀着他长期的生活体察。
《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淘金记》是三记中最优秀者,它围绕开采北斗镇箕背金矿的线索,展开了四川农村恶霸,粮绅,地主之间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暴露国统区统治下的一团昏黑。《困兽记》描述抗战后方一群乡村小学教师的苦闷,他们的演剧活动因政治高压而流产,在烦闷中发生了田畴,吴楣,孟瑜,三人的家庭爱情纠葛,除伤害各自当事人外毫无所得,调子灰暗窒息,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暴露及批判显示了抗战时期这一题材的发展趋向,《还乡记》写于1946年,第一次塑造了走向集体斗争的贫农形象冯大生,在沙汀小说中初次闪出反抗者光彩。
胡风主持《七月》《希望》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团结了路翎,丘东平,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及对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编入《七月文丛》,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七月派小说”,代表作者是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又称新鸳蝴体,张爱玲以1943年写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经周瘦鹃之手发表于《紫罗兰》创刊号为起点,她接受现代历史观念与文化观念,受西方小说影响,小说中活动着各色旧人物,而且偏是用改造过的言情小说体式来表达,使她创造出熔古典小说,现代小说于一炉,古今杂错,华洋杂错的新小说文体,历来被人称为“新鸳蝴体”,透出一种雅俗共存的文学气味。
南玲指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北梅指北方沦陷区的梅娘,她活动于东北华北,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女性生存状态为特色,其叙述比张“俗”,比苏青“雅”,代表作是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揭示了大家庭女性三种生命处境,行文舒展有致。获得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青睐。
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徐讦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味,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有人命其为“海派”,指出他们的小说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中,并受市场影响,投合东南沿海一带读者的文化审美心理习惯,两者结合,体现纯文学小说大众口味倾向。
认为“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它最接近口语,“新鲜而单纯”,“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艾青的诗体特点是:奔放与约束间的协调,在变化中取得统一,在参错里取得和谐,在运动里取得均衡,在繁杂里取得单纯,诗的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字数行数的划一,但运用有规律的排比。
诗人们努力寻找诗为现实斗争服务,与人民接近的方式,出现了诗朗诵运动,主张“要使得诗重新成为听觉艺术,至少是可以不全靠眼睛的艺术,而出现在群众之前,才能使诗更普遍地更有效地发挥其武器性,而服务于抗战”。高兰,冯乃超,光未然,锡金,徐迟是这一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代表作有高兰《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光未然《屈原》。不仅采用自由无拘的形式,而且融进戏剧中抒情独白的特点。
抗战初期应运而生。《给战斗者》使他在诗坛产生影响。他创造的鼓点式诗,表现了闪点似的感情突击,在第一节就唱出其他诗人在最后一节才歌唱出的东西,将铺垫,过渡全部省略,利用诗句分行形成急驰的旋律,一行精短,以诗句连续反复出现渲染雄壮气势,闪电般跳跃式疾驰强烈的节奏与时代气氛合拍,对抗战时期诗歌散文化民间化倾向是一个新的创造与推动,形式上自由,有鼓点式节奏。
在艾青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主要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曾卓,芦旬,方然,牛汉等人,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诗作大多收集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1981年编辑出版了《白色花》,收集七月诗派20位诗人的作品。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历史进入新旧中国的时代。诗人们以空前热情与勇敢,用诗歌作武器,讽刺诗与政治抒情诗成主流,郭沫若《进步赞》,讽刺反语中蕴积着巨大愤怒,臧克家《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诗集中的诗歌以尖锐的政治主题,讽刺与抒情糅合为特征,诗句朴素自然。
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受广大学生,市民欢迎,诗人把握住小市民情绪,把其日常生活中的牢骚引向反帝反国民党政权的总的革命目标,对其精神弱点给与嘲讽,显示出诗人的革命立场,艺术上融入鲁迅杂文笔法,除大量运用漫画式夸张外,常用怪诞手法,批判锋芒直指“发了昏”的反动统治者,还大量运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与歌谣形式,诗人的认识与实践,反映了毛《讲话》对国统区诗创作的影响。
遥远的西南一角昆明,大后方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现代新诗的前辈诗人——早期白话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朱自清,新月派领袖闻一多,现代派诗人中坚,“汉园三诗人”中的卞之琳,李广田,都汇合在此,还特聘英国现代派文学理论家与诗人威廉·燕卜逊任教,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批热情的,才华洋溢的年轻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赵瑞蕻等,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新诗派”的佼佼者,直到世纪末的诗坛还回荡余响,是历史机遇把中国新诗史上的代表集中于这简陋而丰富,狭小而广阔的天地里,成名不成名,成型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艺术道路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
师生们系统总结了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朱自清《新诗杂话》,李广田《诗的艺术》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又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
即九叶诗派,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结合,注重在诗歌中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传统,为新诗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诗派诗人强调“从抒情的进展到戏剧的”,其依据是“现代文化的日趋复杂,现代人生的日趋丰富直线的运用显然已不足应付这个奇异的现代世界”,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由此产生“现代诗”定义——“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有机的,现代的”。
一和新歌谣一样,“颂歌”唱革命带来的新思想,新生活,个唱革命政党政权领袖与军队,成为新诗主要内容与体式,二抒发个人感情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由此导致诗人主体消失,诗人成为大众代言人,和民谣一样,表现群体的思想感情,三导致“抒情的放逐”,趋向于群众斗争与劳动生活的如实描写与具体叙述“,四追求语言的朴实易懂,大量采用口语土语入诗,以普遍不识字的工农兵能听懂为新诗通俗化的标准,五尽量吸收借用民谣的形象原型,体式,表现手法,韵律与语言,追求自然自由又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效果。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堪称这一时期歌谣体新诗创作代表作,这首长诗以”公元一九三0年,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三边”为开篇,追求陕北民间说书的叙述语调,第一部“崔二爷收租”“王贵搅工”特别是“掏野菜”转借了陕北民歌素材,还用了本土本色的比与兴,第二部从“闹革命”到“自由结婚”,将民间爱情叙事纳入革命叙事,第三部“崔二爷回来了”戏剧性情节急转,受尽磨难,难中见忠贞,最后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无一不是对民间传统戏曲歌谣故事为原型的一个变体,融入了革命意识诗人将民间歌谣戏曲情人历难而团圆的模式创造性地转化为“在革命的考验中成长为新人”的革命诗歌新模式,在形式上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格式,这部长诗一方面可看作是民间文学与农民文化对现代新诗的一种渗透与改造,另一方面是利用民间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启蒙教育的一个尝试,对以后新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阮章竞的《漳河水》写于1949年,是一个新突破,是用民歌体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一个新尝试,同时写了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个妇女不同的婚嫁遭遇,三条故事线索平行,交错发展,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展现了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艺术表现上借用了漳河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歌,小曲,杂采成章,自由灵活,富于变化。
在国统区艰苦环境下,坚持鲁迅杂文传统,围绕文学杂志《野草》而形成以聂,秦似,夏衍等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群,《野草》1940年创刊于桂林,后迁香港改月刊为旬刊,期间出过“野草丛书”13种,聂结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早配记》《血书》,主题是抨击腐朽事物与黑暗现实之外,批判旧的伦理道德,力求改变中国人精神面貌。好用反语达到讽刺,其杂文多有冷嘲风格,他学习鲁迅笔法,善于接过论证的悖谬之论加以剖析驳难,寓庄于谐,蕴怒于嘲,平易质朴中见深沉,名篇有《我若为王》。秦似也是鲁迅的后学,其杂文用广博的生活与历史知识做基础厚积薄发,舒缓有致,文化气息浓重。
1937-1941年,诸多报刊发表杂文,以《鲁迅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影响最大,由于孤岛特殊的政治地域氛围,其写作更具现实批判性,更真切痛快,唐弢,具有鲁迅风致,杂文集《劳薪集》《识小录》《长短书》,其作尖锐泼辣富于批判性,一切社会病毒尽在扫荡之列,侧重从历史角度发掘社会病源,善于勾画世相,注重形象性,巴人杂文更多是对敌伪汉奸的挞伐,以简约之笔勾画各种社会脸谱,风格尖锐泼辣,著有《窄木集》,周木斋多写思辨性杂文,对社会现象的评论中,发微知著,有《消长集》。此外还有柯灵《市楼独唱》。阿英《月剑腥集》,孔另境《秋窗集》都是孤岛杂文的重要收获。
1943年鲁艺秧歌13人的演出采用了民间秧歌,花鼓,小车,旱船,高跷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最受欢迎的是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具有猥亵趣味的民间秧歌小调中注入了“自力更生大生产”时代内容。略具戏剧形态,农民群众感到亲切又陌生,喜欢看,干部及知识分子也感到一种来自生活的清新气息,在鲁艺带动下,1943年春节热火朝天,各地展开新秧歌运动,出现了《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惯匪周子山》《一朵红花》等新秧歌剧。它是《讲话》精神在文艺上的最初成绩,是一种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
在秧歌运动影响下创造的新歌剧,融会了西洋歌剧的形式,发挥了其善于抒情的特长,精心设计了脍炙人口的抒情唱段,如《北风吹》《扎头绳》《扑不灭的火》等,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同时又不拘于西洋歌剧只唱不说的框框,参照传统戏曲手法,适当安排剧中人物道白,使剧情进展更明快晓畅,适合农民欣赏,创造性地吸收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同时,在歌剧音乐的戏剧性与性格化方面做了大胆尝试,既区别于中国古典戏曲,又区别于西洋歌剧,是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广泛吸收各种营养而建起的综合戏剧,诗歌,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的音乐戏剧形式。代表剧作《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白毛女》是现代民族歌剧的奠基之作。
从大城市走向街头,村镇,以至战地“广场”,将戏剧“政治宣传,鼓动,教化”功能推向极致,削弱其商业性与娱乐功能,主题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情节集中,演出灵活,最显特色的是演出形式,有街头剧,广场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谐剧等,最鲜明特色是打破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墙”,使观众参与到戏剧中,整个广场成了一个剧场,不仅演员与观众之间,连观众与观众之间也产生了心灵感应与情感交流,它的演出,是戏剧政治教化与宣泄功能的统一。
历史剧兴起繁荣与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情绪高潮直接联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民族关注与探索的问题,围绕这一中心,出现“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思潮,戏剧领域历史剧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出现。现实原因是由于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剧作家失去了公开抨击时弊的自由,只有采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现实的政治功利性,借历史的“人”来表现现实“人”的思想感情心理,集中于政治意识,现实政治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总主题,郭沫若《虎符》,阳翰笙《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阿英《碧血花》,于伶《大明英烈传》。一起构成了现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高峰。
随着时代发展,讽刺对象越来越集中于反动统治者,剧作家有了历史意识,站在新时代历史高度,俯视黑暗现实中社会与人的丑类,只能以辛辣的嘲弄对待这些笨头笨脑的傻瓜,而不可能夹杂其他审美情感。于是出现了纯粹的喜剧——政治批判性极强烈的喜剧,同时又是以宣泄情感为主的,艺术上相对粗糙的喜剧,有的近乎闹剧,在整个抗战戏剧中,始终存在这样一条喜剧艺术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形成一股最后成为时代戏剧主潮的喜剧创作潮流。
袁俊《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及《美国总统号》,王文显《委曲求全》,杨绛《称心如意》《弄假成真》。上述喜剧是世态喜剧,表现“勾心斗角的丑态”,从欧洲情节剧中吸收戏剧结构技巧,台词俏皮幽默,剧中人物“游离的态度”“客气的恶嘲”。
抗战期间,夏衍的《芳草天涯》具有“史”价值地位,这是夏衍第三次艺术冒险,他试图突破前有的政治主题创作模式,深入到男女关系领域,从爱情主题去描写他珍爱的对象——大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苦闷,矛盾,挣扎,追求。观察表现角度从政治转向伦理道德,《芳草天涯》是对革命的习惯势力,对已僵化的文学模式的一次大胆挑战,,它否定了那个制造“愚蠢和悲愁”的社会与时代。
关于文学的思想和认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往往文学观念是不同的,如文学价值观、文学本质观、文学历史观等。
关于文艺的思想和认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往往文艺观念是不同的,如文艺价值观、文艺本质观、文艺历史观等。
孔子提出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从艺术方面看,此批评标准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朱熹解释为:兴,指诗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精神之兴奋,从吟诵、鉴赏诗歌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观,比较侧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心态。群,指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怨,就是文学作品(诗歌)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讽谏作用。
这是孔子在评述“韶乐”与“武乐”时对韶乐所下的定义。他认为舜时的韶乐,“既尽善又尽美”,原因是因为舜具备了圣德而受禅让,故尽善。由此也可以看到孔子在审美判断中融入道德批判的因素。
这是孔子在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所作的阐述。《论语·卫灵公》曰:“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理论基础,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这是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是孟子对体无完肤文艺思想发展的突出贡献。一般以为,“以意逆志”的“意”乃指读者之意。孟子的这种文学批评方法论,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评论的。
这是孟子关于文学批评原则的论述。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庄子的“言不尽意”说,意即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的复杂思维内容充分体现出来。这对文学艺术创作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尤其是诗歌创作,往往是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则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此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南北朝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虚静”是庄子提出的艺术创作论。他认为,要在艺术创造上达到理想境地,创作主体必须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这样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也最为旺盛。而“物化”说则要求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合而为一,这样的创作自然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了。
“以道制欲”是一个哲学上的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命题。从哲学上讲,是不允许人性的自由发展,抑制人的个性,只能让它按照礼义的方向发展。从文艺和美学上讲,要求文艺创作严格地以礼义为基本内容,把礼义作为审美的前提条件,不允许有越出礼义的文艺创作和审美观点。“乐合同,礼别异”是儒家关于以礼节外,以乐和内的思想。“礼别异”即用儒家的礼仪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乐合同”即用符合儒家伦理思想的诗乐作用于人心,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平和中正,不生非分之想,使人们的思想感情都统一在儒家的共同原则上。
儒家的诗教。孔颖达注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要求作诗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即合于“中和”的要求。
老子提出的命题,意思是说真正美妙的声音是听不见的,真正美妙的形象是看不见的。老子认为具体的声音只是声音美的一部分,不是全美,故非“大音”,而“无声”则可以使你去想象全部最美的声音,而不受有限声音的局限,故而是“大音”。“大象无形”由此类推。这对文艺美学来说,涉及艺术形象创造的虚实结合、有无相生问题。对后世的“意境”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提出的命题,是对老子“涤除玄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原意是讲对“道”的体认,须有空明虚静的心理状态。这一理论和审美心理、艺术心理是相通的。在艺术创造或艺术欣赏时,也须空明虚静的心理状态。所以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刘勰《文心雕龙 · 神思篇》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庄子· 达生》说有一个叫倕的能工巧匠,他用手指旋转画出的图形超过了用规矩画出的图形,其原因就是“指与物化”,即手指和所画的对象达到融合为一的化境。而要“指与物化”,首先必须是“心与物化”,即物我不分的精神境界。物我不分的精神境界正是艺术创作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庄子认为事物精微之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故云“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认识到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情感。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他提出“得意忘言”的主张,即认为语言可作为“得意”的工具,利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如比喻、象征、暗示等方法(《庄子· 天下篇》云“卮言”“重言”“寓言”),去获得“言外之意”。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根据历史伟大的事迹而概括出来的。他自受宫刑摧残后,因受刺激而更加坚定了其抱负信仰,并由此联想到多少先贤因遭困厄而发愤著书。其“发愤著书”说中的“愤”固然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更主要的,乃是“发愤忘食”,为珍惜光阴孜孜不倦之谓矣。
《毛诗大序》提出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运用文艺来揭露、批判现实的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诗大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它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和典型性的特征。
《毛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在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情志”说正确地阐明了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的提出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影响很大。
“疾虚妄”是王充作《论衡》的主旨,王充认为,一切文章和著作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这其实也是王充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主要贡献。
司马迁提出的。他认为许多著作家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的迫害或压制,有“道”难通,有志难申,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抒发心中怨愤,以流传后世,才著书立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动因问题,它是作者由于某种原因,心中的思想感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表现。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诗序》最早提出的。所谓“风、雅、颂”,《毛诗序》认为风,从地域上讲是属于某一个诸侯国家的;而雅,则是属于整个周王朝的。风,在内容上是以某个人的事来表现其所属国家的风尚的;雅,则是讲整个周王朝王政废兴的,不过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别。颂,是歌颂盛德而告之神明的。“赋、比、兴”,《毛诗序》没有解释,但汉人有解释,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感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从表现手法来解释,郑玄从儒家的美刺观来解释;前者侧重形式,后者侧重内容。皆可视为汉人对“赋、比、兴”的认识。
这是王充重要的美学思想。《论衡 · 对作篇》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王充认为一切文章和著作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王充对文学真实虽有所认识,如《艺增》中对《诗经》的虚构和夸张的正确分析,但还没有完全将科学真实和艺术真实区分开来。
这是《毛诗序》对荀子“以道制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承认思想情感对诗乐发生的作用,但认为必须用儒家的“礼义”来加以规范和约束。它突出和强调了儒家思想内容,明显地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保守的一面,但它肯定“情”的合理性,并有“吟咏情性”一说,可视为后来陆机“缘情”说之滥觞。
这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有关文章价值观的论述。在这里,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把文章提到了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它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曹丕的《典论·论文》分文章为四科八种。这是一种风格上的不同。而决定这种风格差异的,有的是从内容上说的,有的则是从形式上说的,并不是从一个标准出发来分的。这标志着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曹丕的《典论·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章创作意义的重要性,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特征形成的。它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这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陆机对诗歌创作的要求是:只讲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这结后来刘勰“率志委和”说颇有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体性”概念,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体”,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形式,二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而所谓“性”,则是指作家才能和个性。《文心雕龙·体性》篇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风格能直接体现作家的才性。
风骨,是刘勰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近人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一般以为,风是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骨则是一种精要劲健的言语表达。可以认为,风骨这个概念体现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审美本性的认识,同时,也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钟嵘的根本主张是提倡自然英旨强调感情真挚,强调诗歌应以抒情为主,对一切妨碍抒情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他都表示反对。
是钟嵘用来作为衡量诗歌作品的重要尺度。钟嵘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他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歌评论家。他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钟嵘的“滋味”说是古代文论中的基本审美范畴。
这是钟嵘提出的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批评理论。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只有“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钟嵘所推崇的“风力”,实际上就是钟嵘所憧憬的“建安风力”。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他将“兴”放在第一位,正是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想特征。钟嵘认为,如何运用兴、比、赋的方法来写作,正是创造作品中“深厚滋味”的关键所在。
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
曹丕提出的关于文学创作与作家的气质、才性关系的理论。认为作家的气质、才性是先天的禀赋,是不可“力强而致”的,这是决定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这一思想和传统的“有德者必有言”“文以德为主”的思想有了很大不同,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更深入了,对后世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陆机提出的关于诗歌本质的学说。认为诗歌应该语言精美,富有文采,特别强调了诗歌抒发情感的特征,这是对先秦以来传统的“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从先秦的强调伦理道德思想,到强调情感特征,这是文学观的重大变化。“诗言志”重在表现社会思想,“诗缘情”重在表现一己悲欢之情。
南齐永明时,由沈约、谢眺等人提出的关于诗歌语言的声音、韵律的理论。这是对诗歌语言形式美的理论总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如钟嵘就认为过份讲究声律,文学创作就会受到束缚,就会影响“自然英旨”的产生。
南朝时的文笔之争,是对文学与非文学的进一步认识。最早刘勰提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出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 立言》中说“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至如文者,唯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等,或从实用非实用、思维方式、语言形式等方面来区分文笔,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相当深刻了。
刘勰的文学本质观,文本于道的意思。“道”的内容,从广义的文所体现的道来说,是指宇宙万物内在的普遍自然规律,是接近于老庄所说的哲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但从狭义的人文所体现的道来说,则是指具体的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
刘勰关于艺术思维的理论。认为艺术思维是“神与物游”,即始终伴随着具体物象;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即始终伴随着情感;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即始终伴随着丰富的想象。
刘勰关于文学形象的艺术特征的理论。隐,是指意象的意而言的,它是内在的、隐蔽的,是寄寓于客观物象中的作家的心意情志,故要“以复义为工”。秀,是指意象的象而言的,它是具体的、鲜明的、突出的,是针对客观物象的描绘而言的,故要“以卓绝为巧”。
刘勰关于文学风格的理论。“风骨”指作家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貌在作品中的体现。具体地说,风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特征。骨是指作品中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量,是语言文辞所依附的枝干。理想的文学风格是“风清骨峻”。
刘勰关于文学发展的理论。认为文学发展有文学自身内部的继承与革新的原因。通,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则是历代都必须继承的;变,是指文学创作必须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而有新的发展与创造。两者互相联系,“变则堪久,通则不乏”。
这是钟嵘“不贵用事”而提出的诗歌创作主张。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只要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起诗情的景物或事情,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许文雨在《诗品讲疏》中说:“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寻妙,即禅家所谓现量是也。”所谓“现量”即“直觉”的意思。认为好的作品总是作家在触景生情,情与物冥的过程中产生,形成美妙的意象,并非由苦苦思索,呕心沥血得来。这正是钟嵘所谓“即目”“所见”的意思。
钟嵘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审美范畴。以味论诗即以美论诗,“滋味”即审美感染力。钟嵘认为五言诗比四言诗有味,是因为“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还说玄言诗“淡乎寡味”等等,说明钟嵘认识到诗歌的形象性与“滋味”有关。他还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认识到刚健的内容和优美的语言形式的有机统一,也是使诗歌有“滋味”的重要条件等等。
这是指建安时期诗歌创作表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的时代特色。“建安风力”是钟嵘诗学思想中的时代风格理想,他认为这一时代的诗歌慷慨高昂,感情炽烈充沛,语言清新,辞采华茂,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较完美的统一。这和刘勰的观点基本一致,刘勰说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时序》)“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后来唐代的陈子昂、李白都把“建安风力”当作诗歌的时代风格理想来追求的。
钟嵘在《诗品序》曾对“赋、比、兴”作了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相对于汉儒来说,已完全摆脱美刺教化说的影响,而是从他的“滋味”说出发来解说的。更为可贵的是,他阐述了如何“宏斯三义,酌而用之”,使诗歌有“滋味”,他认为:“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在中国文论史上,钟嵘第一次从艺术角度对“赋、比、兴”作了全新的解释。
这是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要主张,要求诗歌创作重视“兴寄”和“风骨”,寄怀深远,言之有物,因物喻志,托物起情,意象鲜明,语言精警。
作为文艺美学概念,最早由刘勰提出:“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 · 神思》),意象还是意中之象,但唐代以降,“意象”常用来指诗歌艺术形象。是指情与景、心与物、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的艺术形象。袁行沛教授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意境,是皎然关于诗歌内在规律的探讨中较为集中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诗歌创作,都是诗人的主体情意遭受外境的触发而开始,同时这种情意又要依赖、凭藉境象的描绘来抒发。在他看来,“取境”的问题,实际上是区分诗歌创作的品格高下、风格类别的关键。如此重视“意境”的诗论,在以往还不曾有过。
这是皎然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的论述。他关注到了诗歌的“取境”有易、难两种情况,而后一种则是前代诗论家很少触及的,然这又是创作的实情。即有时要在有些创作灵感的基础上,继之以艰苦的构思,根据诗情、诗意的需要,深入采掘。皎然诗论正视这种情况,这是难能可贵的。
白居易提出的关于诗文价值的主张。“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反映人民疾苦,使百姓的病痛“稍稍递进闻于上”,让最高统治者有所了解。“裨补时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时政的弊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改革。
这是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继承孟子“养气”说而提出的诗论。这里所谓的“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先道德而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这本是传统儒家的重要文学思想,而韩愈则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理论。他的“不平则鸣”,包括抒发各种类型的情志。因此,从本质上看,“不平则鸣”应是和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进而更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
司空图提出的关于诗歌意境的理论。这种诗歌意境在有形的具体的情景描写之外,还能借象征、暗示创造一个无形的、虚幻的、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更为广阔的艺术境界。前一个有形的具体的景象是实境,后一个无形的想象的景象是虚境,即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较大审美空间的优秀艺术形象。
司空图提出的诗歌审美理论。所谓“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就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他所说的“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就是要求诗歌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而又意境深远,含蓄不尽的意思。这和他的“象外之象”的理论是相辅相成的,“象外之象”就客体形象而言,“味外之旨”就主体审美而言。“象外之象”必有“味外之旨”;要获得“味外之旨”就必须使艺术形象具有“象外之象”的特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他所谓的“为时”、“为事”,具体地说就是“救济人病,裨补时缺”。所谓“救济人病”,就是主张用同情、怜悯的笔墨,来抒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裨补时缺”,就是要用诗歌来暴露“时缺”,提示时政的弊端。白居易的诗论虽然总的来说应该列入儒家文艺思想的大范围中,但又有很大的发展、突破,他扬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而将其积极、进步的内容发展到了最高程度。
司空图提出的“韵味”说,从理论渊源上看,是本于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他自觉强调意境的特殊内涵,即丰富的审美韵味,而且,他比钟嵘更自觉地把“味”作为论诗的原则和衡诗的标准。这些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司空图所说的“四外”,指“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谓“韵外之致”,应该是指意境作品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指意境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意境作品在表层描绘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些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表露的比较重要的思想,涉及到文学创作的两个问题:一是诗人穷而“自放”,能与外界事物建立起比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入微却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认为政治上不得志,甚至受排挤遭迫害的诗人,往往能写出好诗。这是继承韩愈的“穷苦之音易好,欢愉之辞难工”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对为什么“穷而后工”作了解释,认为一是政治上处于逆境的诗人往往更能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创作出有充实内容、有深刻思想的作品;二是处于逆境的诗人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艺术,去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他举例说“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刘禹锡、柳宗元都是失志之人,反而成就了他们的文学。
苏洵提出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创作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首先,认为文章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不是有意为之,所以说“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这一观点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其次,认为文学创作以自然为美,故曰“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
黄庭坚提出的诗歌创作主张。要求学习古人作品,达到融会贯通程度,然后从中得到启发,以构成自己作品的诗意和境界。换骨法是指吸取古人精彩的诗意境界而不袭辞,别创新语来表现。夺胎法则是参考古人诗意而重新加以形容,以创造新的诗意境界。这一理论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学习古人作品,吸收有益的成分,努力做到以故为新等等。从消极意义上来说,这一理论有剽窃之嫌。
范温《潜溪诗眼》提出的概念。“诗眼”即指句法、字法之类,也包括一篇命意之关键所在。范温说“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此说一出,后来“词眼”“文眼”不绝如缕。
叶梦得《石林诗话》提出的,原是禅宗语,开以禅喻诗之先河。三种语即“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函盖乾坤句”,用来说明诗歌三种不同境界:第一种语是指随物赋形、描绘生动的画工境界;第二种语是指意在言外、含蓄深远的神妙境界;第三种语是指与自然冥契的化工境界。这是由浅到深的三种不同境界,认为最高境界是“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即浑然天成,不落痕迹的境界。
注重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是苏轼文艺思想十分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具体的形象描写上就是“随物赋形”,强调主体在创作时与对象的一种顺应而自然的关系。这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在诗歌的创作风格上,苏轼推崇“枯淡”说。他所谓的“枯淡”,并非指某些宋诗淡乎寡味的伧父面孔,而是指在平淡之中包含有丰富的意味和理趣。苏轼对于诗歌风格的这样一种审美观念,是欧阳修评梅尧臣诗时所说的“古淡有真味”思想的继续发展。
苏轼发展、丰富了前人“传神”的美学思想,从诗与画共通规律入手,探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艺术地表现客观事物时,要以典型化的“形”来集中传达出客体之物的生命内涵“神”。通过对特殊的“形”的描写表现出其内在的“理”,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这是李清照在《论词》一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力主要严格区分诗与词的界限,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的音乐美。
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内容。在佛教禅宗里,妙悟本指主体对世界本体“空”的一种把握。就诗而论,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直觉。而“悟有浅深”,每位诗人并不是都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遵循这种艺术规律,因而造成了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了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分。
妙悟,本是佛学术语,尤为禅宗所重,指对佛法的心解和觉悟,严羽以禅喻诗,意思是凭借内在的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方能墨会艺术三昧,领略其间奥秘。对诗家三昧的领会,各人有程度深浅的差别,诗歌创作实践方面也有水平高下之区分,因而悟也有“透彻之悟”和“一知半解之悟”;“第一义之悟”和“第二义之悟”的区别。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提到的“兴趣”,实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的“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诗歌艺术的感性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
别材,指诗歌创作要有特别的才能,不是只靠书本学问就能写好诗的。这特别的才能如审美直觉能力、艺术想象能力等等;别趣,指诗歌有特别的趣味,不是发发议论、讲讲道理就可以成为诗歌的。这是指诗歌必须有美的形象,感发人的意志,激动人的感情,能引起人的审美趣味。别材,是针对以学问为诗而发;别趣,是针对以议论为诗而发的。
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可见“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笔力雄壮”“气象浑厚”的特征。具体地说,有浑然一体的整体意象美;有韵味深长的朦胧含蓄美;有不落痕迹的自然化工美;有抑扬顿挫的诗歌格律美。
金王若虚提出的诗学理论。自得,首先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严羽语)这是真知真识的意思。其次是真情,即王若虚所说的“如肺肝中流出”。最后是自然,王若虚说“与元气相侔”“浑然天成”等。“自得”说是针对江西诗派的流弊而发的。
这是张炎提出的词学理论。“清空”之词,注重虚境的作用,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仿佛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一般,善于启发读者联想能力,“使人神观飞越”,进入一个广阔的幻想世界之中,给人以丰富的回味余地;“质实”之词,较多在实境上下工夫,虽然具体详瞻,花团锦簇,但往往因说得太尽,描绘过细,反而缺少余味。他认为姜夔词清空,而吴文英词质实。
严羽以“别趣”、“别材”之说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上讲的,而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地便体现在“妙悟”上。所谓“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讲的,这种特别的“趣”便是“兴趣”,而不是有些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
张炎的《词源》是李清照后最为重要的一家词论专著。“雅正”是其主要理论观点之一。张炎所说的“雅正”,指典雅和醇正,其中有传统儒家诗教的道德伦理规范,也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要求。
“清空”的审美要求,是《词源》的主要理论观点之一。“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张炎所说的“清空”,主要是指意境作品的特殊的风格。这种理论在词论史上是颇为新鲜的,也是他着力进行阐发的思想。
张炎认为,所谓“意趣”,是和“清空”关系很密切的,指上乘词作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审美情趣,它是词作者所赋予作品的,同时也是鉴赏者参与之下才能实现的。实际上,他所说的“意趣”,就是指词中的意境美。张炎继承并发展了诗学领域中率先提出的意境理论,这也是张炎在词学领域中的主要理论贡献。
情景是谢榛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诗乃模写情景之具”。同样的景物,主体不同,后有不同的观感。诗歌内在的情感要深长,外在的景物要远大,情和景应该互相融合,而二者的融合取决于“情景适合”。
谢榛认为诗歌应有“兴、趣、意、理”四格。兴,是就诗歌的审美表现方式而言,指借他物以兴起主体的情感;趣,是就审美效果而言,指诗歌有生趣。意和理,则是就诗歌所表现的主体的意绪、道理而言,二者相较,理属理性,是议论,是道理;意则既有感性色彩,又有理性成分,介于情理之间。这四格其实就是诗歌的四种审美类型。
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李贽,他的思想对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贽主张文学要表现童心,他所谓的童心就是真心,是不受道理闻见即儒家正统教条熏染之心。童心不仅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评价一切作品的首要的价值标准。这种观点与七子派强调复古摹拟是对方的,成为公安派性灵说的直接理论源头。
公安“三袁”提出“性灵”说,其中三袁中的袁宏道更是“独抒性灵”。其所谓性灵与李贽所说的童心是一致的。性灵的唯一规定就是“真”,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物真则贵,文亦如此。
明人喜言格调,如李东阳说“诗必具眼,亦必具耳。眼主格,耳主声。”“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等。他所说的格调是指法度音调体制等等。前后七子也谈格调,如李梦阳提倡学习古人格调,遵循古人法式,所谓“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要求诗歌做到“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又说“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他所说的格调,是风格是情感是形象。王世贞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认为格调生于才思,格调之高超在才思之深远广博,故学习古人格调,不可在形貌上模拟因袭,而要在扩大自己的才思上下工夫。
“本色”是明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的诗文主张。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本色的含义就是“直写胸臆”,把内心的真实面目毫无遮掩的呈现出来,而且自然流出,不加雕琢。
李贽提出的著名学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是指人的绝假纯真的自然本性。“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和根本。童心说是针对道学家的虚伪而提出的,他认为是道学家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观念,即“闻见道理”使人失去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提倡真情反对假理,肯定人欲反对“天理”,要求恢复被封建礼教扭曲了的人的自然本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对封建礼教具有叛逆性的、有启蒙思想色彩的文艺主张,它反映了由政治思想上的解放而导致文艺思想上的解放。
公安“三袁”提出的诗文主张。“性灵”说的含义一是“真”,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感情,应该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任何的因袭模拟,剽窃仿作。二是“变”,强调诗文“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溃而通其所必变。”这实际上已涉及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认为真正的继承,不是模仿,而应当是新的创造与发展。三是“趣”,即作品要有趣味,他们所提倡的趣味是童趣,和李贽一样,具有反理学,反传统的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审美趣味。四是“奇”,袁宏道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这种新奇,就在于它不师法前人,而师法自然,凭心而出。
这是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提出关于“变”的理论。他说:“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飣餖之习者,以流丽胜;飣餖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法因于敝而成于过”是说一种倾向发展到后来,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为另一种矫正此种流弊的新的倾向所代替。优点发展到极点,就会产生流弊,于是必然会发生变化,而为新的特点所代替。“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符合文学创作发展规律的。这是针对当时复古主义文艺思潮而提出的理论。
评点是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形式或方法。其形式灵活多样,或眉批,或行间夹批,或回前评,或回后评,或总评等等;其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其作用是作者和读者的桥梁,能帮助读者充分理解作品内容与作者意图,能就作品具体内容揭示其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如李卓吾评点《水浒传》。
这是王骥德在《曲律》中对吴江派和临川派戏剧理论特点的概括。吴江派主张恪守格律,“宁协律而词不工”;临川派主张意趣,“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前者重在演出,后者重在文学剧本;前者重法度,后者重才情。王骥德说:“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碳。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齰舌。”
这是明冯梦龙关于小说构思的著名论点。是在《警世通言序》里提出的:“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这里的“事”指小说的故事情节。事真,就是要求整个故事看起来要真实,使人信服。事真,就是逼真。“理”指作品内在的逻辑。理真,指作品对现实生活合乎情理地正确反映。作品中的“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但只要合乎生活情理,在艺术上也是真实的,就可以达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这就肯定了虚构的真实,是一种合理的创作论,提出了相当于西方文学理论所说的艺术创作必须符合“可然律”“必然律”的问题。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四者不是各自独立而无关的,而是紧密联系、互相补充的;兴中可观,观中有兴,群而愈怨,怨而愈群,四者配合而使之更有艺术的感染力量,每一方面只是一个特殊的角度而已。因此对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来说,随着读者情况不同,各人从中所体会到的内容也往往各不相同。如《关雎》本是一首写爱情的兴诗,但又可以起到“康王宴朝,而即为冰鉴”的“观”的作用;《大雅·抑》本是讲周王朝如何才能修德守礼,安排政治谋略,以从中观政治得失,但谢安又可以从其振兴朝纲、统一祖国的政治理想出发,欣赏其诗而发兴,以“增其遐心”。
“现量”是禅宗术语。《相宗络索》释为“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王夫之借禅宗的“现量”来说明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心目相应的一刹那自然地涌现出来的,它是当时真实地存在着的,是“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的,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是绝对没有虚妄成分的。所以从钟嵘的“直寻”说到王夫之的“现量”说,都具有明显强调直觉思维作用的意义,认为诗歌创作中许多优秀的佳作往往不是靠理性思维,而是在直感的触发下产生的。
王夫之认为艺术家不是先有了“情”,再去找与之相应的“景”,也不是先有了“景”,再纳入一定的“情”,情景两者是互相触发、互相依存的。离开“景”则“情”无所寓,即非文学艺术之“情”;离开“情”则“景”无所依,失其灵魂,亦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之“景”。它们必须“互藏其宅”,才能形成为文学艺术的形象。故而他说“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这是叶燮的诗歌理论。他认为诗歌创作不外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主体方面要有才、胆、识、力四要素,客体方面则有理、事、情三要素。所谓“理、事、情”,他说“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即所谓“理”;在它发生之后,就表现为一定的、具体的“事”;而每一事物又有它自己特殊的情状,这就是“情”。他所说的“理、事、情”也是衡量诗歌作品的标准,所以他说“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
“才、胆、识、力”是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修养的认识。在这主体四要素中,“识”是最重要的,他说“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识”是作家辨认事物理、事、情的能力,又是鉴别诗歌及其艺术表现特点的能力。“才”指作家的才能,包括艺术发现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胆”指作家敢于突破传统观念、不囿于一般流行之见,而善于提出具有独创性新见的胆略。“力”指作家的艺术功力和气魄。他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李渔认为戏曲创作要“立主脑”。所谓主脑,是指一部戏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其所谓“立言之本意”,就是说一部戏曲是为何人而作,为何事而作。
这是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和小说区别的理论。他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是说历史中“事”(包括人物和事件)是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作者不能任意改变或虚构,只是用有文采的笔把它写出来。而小说的创作则是“因文生事”,可以虚构若干人和事,小说中的“事”是作家在概括大量生活现实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出来的,这样他就把有文学色彩的历史著作和纯粹的艺术文学作品小说的不同特点,作了明确的区分。
金圣叹提出的小说创作理论。“圣境”是指“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即手能适应心的要求,这从“人工”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并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神境”是指“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即心没有完全想到的,手也能神妙莫测地表达出来。这种境界比“人工”要高出很多很多,已经有了某种非“人工”所能达到的水平,但还没有完全与自然相合。“化境”是指“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即已经达到了心、手两忘,完全没有“人工”痕迹,而合乎化工造物的境界了。金圣叹认为施耐庵对武松打虎一段的描写已达到了“化境”。
李渔提出的戏剧创作理论。“结构第一”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把文学剧本的创作放在第一位。这是对以前的戏剧理论家重音律和词采的突破,体现了他对戏剧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典型化、创作方法、独创性、主题思想、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等一系列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看法。例如“审虚实”,强调艺术构思和创作过程中虚构和真实的关系;“戒讽刺”和“戒荒唐”,强调戏剧创作必须对现实生活作客观真实的描写,使之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反对把戏剧创作变成泄私愤、报私仇的工具,或写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作为个人的消遣之用;“脱窠臼”,提倡戏剧创作的独创性;“立主脑”“减头绪”,强调戏剧创作时,事件和人物要相对集中;“密针线”强调情节安排的合理性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等等。
李渔提出的关于戏剧语言的理论。“贵显浅”,他认为戏剧语言和其他诗文语言是不同的,诗文是给人看的,可以典雅蕴藉,可以深奥隐晦,因为可以反复阅读,而戏剧则是给人听的,应通俗易懂,浅显易晓,因为戏剧语言具有一次性。但“显浅”不是肤浅,浅薄,而是“以其深而出之浅,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这是说戏剧语言看起来通俗浅显,而这显浅的语言却包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情感内容,大约今人所说的丰富的潜台词。“重机趣”是说戏剧语言不仅要生动活泼地传达剧情,使之血脉相连,而且要能体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气质个性。他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李渔以王阳明讲学为例“阳明登坛讲学,反复辨说良知二字,一愚人迅之曰:‘请问良知这件东西,还是白的?还是黑的?’阳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点带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词,则离合悲欢,嬉笑怒骂,无一语一字不带机趣而止矣。”这是要求戏剧语言要生动活泼,机智有趣。同时,他还要求戏剧语言“勿使有断续痕,勿使有道学气”,前者要求戏剧语言必须有统一的风格,使剧情前后相连,互相之间有照应,后者要求戏剧语言要带有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是金圣叹对《史记》和《水浒传》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史记》所处理的是现成的历史事实,这对作者就构成了限制,作者的艺术才能就体现在对现成史实的组织和处理上。而《水浒传》则不然,作者可以根据艺术的需要进行自由的虚构,而这种虚构性更可以发挥作者的艺术创造才能。从纯艺术的角度可以看出,金圣叹更推崇这种虚构文学。
王夫之特别注重诗歌的意境的创造。他认为情、景之间必然有感应关系,情与景二者的结合是必然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中情景的方式有三种:其一是“妙合无垠”,结合得天衣无缝,无法分别,这是最高境界;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当中蕴涵有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能让人见到形象。情景的结合构成诗歌的境界美。
在诗歌创作上,王夫之借用佛学范畴提出了理量说。现量说的“现在义”所指的景即是眼前的当下的景,情是当下之景触发的情。这也是传统诗论所说的“即兴”。现量说的“现成义”,指的是创作过程的自发性,创作者不应该人为地从外在强制这一自发过程。现量说的显现真实义乃是上述两方面的必然结果。现量说强调情景的当下独特性,强调创作过程的自发性,这就从审美对象的审美表现过程两方面保证了诗歌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这是王夫之所强调的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理论。他认为,在欣赏过程中,读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体验和理解文艺作品的意境和内涵。这种“读者自得”说,实际上是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叶燮把创作分成“在物者”即创作客体和“在我者”即创作主体两个方面。又把创作客体分为理、事、情三个方面。在他看来,对于自然之物,理是物的本质,事是物的存在,情是物的情态。而对于社会之物来说,理是指道理,事是指所发生的事情,情是指人的感情。虽然叶燮对两者没有作出分别,但实际上其论理、事、情是兼有以上两方面含义的。
叶燮把创作分成“在物者”即创作客体和“在我者”即创作主体两个方面。又把创作主体分为才、胆、识、力四个方面。在他看来,才是审美表现力,识与才是体用关系,胆是主体的自信力,而力则是才所依赖的生理心理能量。四者之间,“识”是核心。而正是这种以“识”为核心的具有独创性的主体才构成了诗歌艺术独创性的主体基础。
是清初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其神韵说的中心就是诗歌的审美表现方式问题,对审美对象的表现应该做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即诗人对主体的情感不能直接全面地陈述出来,对景物也不能作全面精细的刻画。然,整体的世界尽管没有被直接描摹出来,但应该是具体可感的,如镜中花、水中月一样。
沈德潜所说的“格调”,实际上包括体裁和音节二方面,这是他选诗的首要标准。他主张诗歌所表现的性情应该有益于教化,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格调”说所指的体裁指的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及技巧系统,体现为一套具体的法则。而音节是字音经过选择和有规则的组合构成的语音模式,形成诗歌的音乐美。
袁枚的“性灵”说,是袁枚诗学的最高价值标准。性灵说主张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可以是和道德、政治无关的性情,只要是真性情,就是有价值的。性灵说的另一方面内容,是主张诗歌在艺术创作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要在学古中求变。在审美方面,性灵说主张风趣,摆脱庄严的道德政治面孔,凸现轻松活泼的个性表现。
袁枚的诗学理论。这一理论具有反道学,主张个性解放的特征。“性灵”说首先要求抒写真实的性情,这是对李贽的“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强调诗歌要有自己的个性,说“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再次,强调诗歌的独创性,反对雷同因袭。最后,在艺术境界上要求有自然化工之美,反对有任何的人工痕迹。
沈德潜的诗学主张。其含义一是重蕴蓄,而不尚质实。二是贵有理趣,不贵理语。三是以自然入神的化工境界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四是强调文学创作中内容的主导作用。
桐城派古文家方苞提出的理论。义,是指文章的内容,有义理的含义。法,是指与其内容相统一的形式。法随义之不同而有所变化。他所说的“义”,包括文章的叙事内容和作者的议论评价,而所谓“法”,则是文章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等。
姚鼐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的桐城派古文论的纲领。他要求这三者统一才是写文章的最高最美的境界,即既有精深而不芜杂的义理,又有翔实而不琐碎的考证,并能用鲜明、生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这才是最理想的完美的文章。他所说的“义理”有程朱理学的内容,“考据”有学问的含义,前者就思想而言,后者就题材而言。“文章”主要指语言形式。
姚鼐认为文章之美虽然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总的说起来不外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大类。阳刚之美指一种雄伟壮阔、崇高庄严、汹涌澎湃、刚劲有力之美。阴柔之美指一种柔和悠远、温婉幽深、细流涓涓、纤秾明丽之美。同时姚鼐认为这两类美来自天地阴阳的不同。
这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主要理论精髓。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梁启超发前人所未发,结合小说读者的阅读心理,深入分析了小说特有的移人性情、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熏、浸、刺、提。他对四者的论述与传统小说理论中认为小说“说孝可孝,说忠可忠”、“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等论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显然更为系统和深入;他对文学表情作用的充分认识尤其是对叙事文学理论作出了必要的补充。
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王国维认为,文学是超越功利的纯粹艺术,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其价值的根本体现,而“境界”正是从审美层面对诗词艺术提出的理想标准。唐代以来有关意境的理论至此才达到最为完善、系统、深刻的水平。
对于同是体现出自然真实之美的作品之境界,王国维从美学上根据作者主观介入程度的差异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概括出这两种境界的基本形态的美学特点:“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做主,一宏壮也。”
王国维所指的“不隔”,要求作品内容“情景真切”,艺术表现方法“自然传神、造语平淡,尽弃人为造作之痕迹。”“不隔”的思想吸纳了西方重视艺术直觉作用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更是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如钟嵘的“直寻”、司空图的“直致”,严羽的“妙悟”、王夫之的“现量”、王士禛的“神韵”等理论一脉相承。
这是龚自珍提出的理论。是对明代李贽、公安派所主张的“童心”、“真情”说的发展,要求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时代所造成的忧患意识,尊情,就是尊重自己的个性,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产生于这个特定时代的忧患意识。
龚自珍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中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人的个性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诗歌是人的个性之体现,同时也自然具有时代的特征。“完”就是真实自然的个性,《病梅馆记》中说“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的“完”也是这个意思,这和他的“尊情”说是一致的,要求重视个性,尊重人格。
这是陈廷焯提出的词学理论。他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怎样才“不浮”“不薄”?从思想内容上说须“哀怨”“忠厚”。“哀怨”中充满着“凄婉”与“感慨”,这和他所处的时代与现实环境分不开,反映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关心。他对感时伤事的评价较高。“沉郁”在艺术上的特征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他认为词不同于诗,诗可以痛快淋漓,也可以平远雍穆,而词则不然,它要求沉郁顿挫,要求凝练含蓄。
况周颐提出的词的创作理论。“词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词人创作时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他说“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这是指词人完全进入想象世界的创作的最佳精神状态。二是指作品的艺术境界。他说“词境以深静为主。韩持国《胡捣练令》过拍云:‘燕子归去春悄,帘幕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词往往有之。”况氏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词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这里所说的“万不得已者”,即是词人内心酝酿许久、不吐不快的真情。他又说“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这是说词心和书卷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传统诗学中所说的性情和学问的关系。“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正是强调词的创作必须以性灵为中心,但并不否定学问的重要作用。
况周颐提出的词学理论。是对词的意境之美学要求。“重”是指词的意境之沉著、深厚,有真情实感的蕴育,有理论抱负的寄托,神理自然而无雕琢之痕,含蓄不尽而有无穷余味。“拙”是指词的意境的朴素自然之本色美,它和人为雕琢的工巧美是相对的。此所谓“拙”,非真拙也,实为“大巧”,是纯任自然的美。“大”况氏本人没有作具体的阐述,然而,从他的整体词学思想来看,当是指词的整体的博大、精深,既有内容上的含义宽广、托旨远大,又有形式上的不假雕琢,可以说就是“重”与“拙”相结合而显示出的大气魄、大手笔。
梁启超提出的关于小说艺术感染力的理论。所谓“熏”和“浸”,都是指小说的艺术熏陶力量,不过前者是从空间上说的,后者是从时间上说的。“熏”的作用能使小说境界迅速占领人的心灵世界,其整个精神为小说境界所支配;“浸”的作用能使小说的境界在读完作品之后长期留在人的心灵里,“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所谓“刺”,是指小说在对人“熏”“浸”的过程中,所给予人的强烈刺激作用,使人感情达到不能自制的程度,并与作品中人物共悲喜、同欢戚。所谓“提”,是指读者入于小说之中,而将自身化为小说之主人公,“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此时读者的精神境界已得到净化和升华,进入到了完全虚静、物化的状态,甚至忘记了自身的存在。
王国维提出的诗学理论。“境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往往具有以下美学特征:第一,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他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第二,意境的创造必须具有自然真实之美。他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第三,意境以传神为美,重在神似而不在形似。他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已。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陶谢之诗不隔,是因为不堆砌典故,而有平淡自然,芙蓉出水之美;而颜延之的诗“殆同书抄”“雕绘满眼”,自然就“隔”了。苏轼的诗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故“不隔”;黄庭坚的诗则词语生僻,“无一字无来处”,所以就“隔”。可见,“不隔”的作品应当描写即目所见、即景会心之境界,务求自然传神,如化工造物一般。故云“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王国维这一思想,显然受到钟嵘的“直寻”说、王夫之的“现量”说的影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创作理论。所谓“入乎其内”,是指作家要对具体的“宇宙人生”有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能真正投入于其中,有亲身的实践经验,不仅要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很多生活的道理。所谓“出乎其外”是指作家必须从具体的“宇宙人生”中摆脱出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更客观地来看待“宇宙人生”,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真实的描写,而不至于“坐井观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入乎其内”是审美感受,“出乎其外”是审美评价。就创作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理式或译为“理念、观念、理型、模式”等,是柏拉图构想的一个境界,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是实体,思想中的理式世界永恒不变,绝对存在,是万物的原型,万物是他的摹本。
Catharsis 或者Catharsis,净化,又译“卡塔西斯”,后来弗洛伊德所谓的“宣泄”也是用这个词。卡塔西斯、宣泄、净化或陶冶,本指医学术语,指放血或用泻药治病。“净化”起初是指古代宗教祭祀活动所导致的一种情感作用,即通过热烈的歌、舞、乐将内心的激情摹仿出来,灵魂得到解脱,便也得到了净化。“净化”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解说悲剧的重要概念,悲剧中的“净化”,既是通过“怜悯和恐惧”,也是要排除“怜悯和恐惧”,最终求得新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过失说”,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该是犯错误的,有弱点的好人:“他不以美德或正义著称。”但是“他之所以陷入否运,并非因其恶德败行,而是因为‘错误’(过失)。”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过失”可以包括两种:一是判断不明的错误,比如俄狄浦斯;二是道德选择的错误,比如美狄亚。即无意的“失误”和故意选择的“罪过”。
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诗学》所说的“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对而言,“已经发生的事情”多半只是“个别的、偶然的”,“或然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事情,才更具普遍性。所以亚里士多德相信“诗偏重于叙述一般,历史则偏重于叙述个别”;即使诗人选用历史题材,也会从中挖掘“符合或然律或必然律的事情”,只有这样,才成其为诗人或者“创造者”。亚里士多德由此从“摹仿”得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结论:艺术不仅可以表现真理,而且“诗歌比历史更真实”。
“合式”的概念可以导源于苏格拉底对两种“和谐”的区分。第一种是一般而言的合适比例,这是抽象意义上的美,是客观的和谐;第二种才是针对一个具体对象及其特定功用而言的合适比例,这是具体的美的对象,是主观的和谐。“合式”来自后者。贺拉斯的“合式”,主要是指艺术作品的各个部分要同整体构成“恰当”、“得体”的对应关系,以保持内在的秩序和结构的整一。“合式的原则”与“借鉴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相并列,是贺拉斯所提出的“古典主义三原则”之一。后世的新古典主义者常常使“合式的原则”成为一种僵死的法则,而研究者认为贺拉斯的“合式”主要是强调艺术创作中的“节制感”。
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是《诗艺·诗人》篇最突出的内容。他主张文艺应使教益和娱乐相结合,寓教益于娱乐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他明确提出:“诗人的目的在于教益或在于娱乐,或者在诗中使娱乐和教益相结合”;但是唯有“寓教于乐的诗人才博得人人称可,既予读者以快感,又使他获益良多;这样的作品可以使书商腰囊饱和,使作者扬名海外,流芳后世不湮没”。
朗吉努斯所谓的“崇高”,主要是指文章风格的审美特征。它不仅涉及修辞学,更重要的是属于文艺学和美学的范畴。朗吉努斯认为崇高风格应该具有以下特质:高洁、深沉、不同凡响的意味、激昂、磅礴、如火如荼的热情,旷达、豪放、宛若浩海的气概,刚劲、雄健、炮击弩发的劲势,以及高超、绝妙、光芒四射的文采。他认为“崇高”的根源在于崇高的事物和崇高的心灵这主客观两方面。但他强调的是主观方面,即崇高人格。
诗人但丁在《致斯加拉亲王书》中,提出“诗歌的四重意义说”即“字面的”、“讽喻的”、“道德的”和“神秘的”,并将神学家的象征理论移植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中,用以解释《神曲》的主题。全书的主题,仅就字面意义上说不外是,灵魂死后的情况,若从讽喻的意义来了解这部作品,它的主题便是人,由他自由意志之选择,照其功或过,应得到正义的赏或罚。
古典主义文论将其作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范。卡斯特尔维特罗在解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础上,将原有的“情节 整一律”拓展为情节,时间,地点都要求整一的“三一律”,他提出在悲剧中,情节单一,事件的地点不变,事件的时间应当不超过十二小时(一天之内)。尽管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原意的“误读”,但在当时戏剧普遍存在情节散漫纷杂,地点变动不居,时间混乱漫长现象的情况下,对艺术起到了规范和革新作用。
17世纪初产生于法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后来影响扩展到欧洲各国,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其哲学基础是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在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为典范,其主要特征是具有为君主专制王权服务的鲜明倾向,注重理性,模仿古代,重视格律,追求宫廷趣味,语言华丽典雅等。
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体裁上有两次论争:一是围绕“悲哀混杂剧”,一是“传奇体”。关于“悲哀混杂剧”的论争是意大利剧作家瓜里尼(1538-1612)剧作:《牧羊人斐多》,他打破了悲剧人物为社会上层人士,喜剧人物为昔通百姓的界限,使双方同时登场,创造了“悲言混杂剧”。受到批判,他发表了《悲言混杂剧体诗的纲领》为自己辩护。马驴骡关于“传奇体”的论争是意大利作家阿里奥斯托的新型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罗兰》,主要在明屠尔诺和钦提奥之间,前者主张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创作为范例,而后者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作家和批评家,发表《论传奇体叙事诗的写作》主张谋求创新。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戏剧理论:产生时间是l5世纪中期开始的。
对“严肃剧”的倡导,是狄德罗在戏剧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所谓“严肃剧”,就是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剧种,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剧”。它以描写市民生活为主,又称“市民剧”。按照狄德罗的理解,严肃剧里面并没有使人发笑的字眼,因而不属于喜剧;也无恐怖、怜悯或其他强烈的情感,因而又不属于悲剧。令人感兴趣的是,“任何戏剧作品,只要题材重要,诗人格调严肃认真,剧情发展复杂曲折,那么即使没有使人发噱的笑料和令人战栗的危险,也一定有引起兴趣的东西。”“由于这些行动是生活中最普遍的行动,以这些行动为对象的剧种应该是最有益,最具普遍性的剧种。
维柯相信古埃及人的说法,认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经过了三个大的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里,人们具有充分的想承性创造力,维柯把这种想象性创造力称作“诗性智慧”。他所说的诗性智慧的核心意义实际就是一种创造性智慧。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是先于理性和抽象思维的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是与原始人的感觉力和想象力相联系的;诗性智慧来源于先民们的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惊奇推动了人们的想象。诗性智慧体现着三个主要的思想特征:(1)诗性智慧与理性的抽象思维有着明显的界限。(2)诗性智慧实现的基本途径是以己度物的隐喻。(3)诗性智慧以“想象的类概念”来概括事物。
最早由鲍姆加登提出。他在老师沃尔夫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性和感性的高低两级的基础上,断言:逻辑学的扩展可能会产生一门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在此基础上,鲍姆加登将认识轮学说分为两种:关于高级的认识能力、理性认识、一般的思维规律的科学,是逻辑学;而涉及低级认识能力、感性认识和想象之规律的科学,则是“关于感性的科学”,即后来译作的“美学”。正如他后来在《美学》一书中所说:“美学的目的是感性的完善,感性认识的完善就是美。”接着他提出四条解释性的定义:第一,美学是自由艺术的理论(“自由艺术”是与“技艺”相区别的纯艺术)。第二,美学是低级的认识论(这是针对研究思维规律的哲学——逻辑学而言)。第三,美学是美的思维艺术(“美的思维艺术”指向的是“想象的规律”)。第四,美学是与理性相类似的思维的艺术(这也许是德国唯理主义传统所注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鲍姆加登以“感性学”界说美的规律,他却并不认为美学理论可以来源于艺术发展的实际和美的对象。所以鲍姆加登在整理前人有关思想时,显然是根据美的主观因素和心理依据为取舍标准,并以此为自己的研究基础。
莱辛在《拉奥孔》里对雕塑、绘画与诗进行了讨论。认为雕塑和绘画是空间的艺术,它们没有时间的维度,长于在空间中的铺展,使用的媒介也是空间中存在的事物,诉诸视觉,适宜于感受的物体,产生的是“美”的效果。而诗则是时间的艺术,能表现时间中承续的动作,长于事件在时间中的延伸,使用的媒介是时间中存在的人为符号,诉诸耳朵,产生的是“真”的效果。
莱辛在《拉奥孔》中讨论雕塑、绘画与诗的基本差异,认为“画与诗无论是从摹仿的对象来看,还是从摹仿的方式来看,都有区别”。简单地说,这区别就在于雕塑和绘画没有时间的维度,诗却能表现时间中的动作。前者长于形象在空间中的铺展,后者长于事件在时间里的延伸。这样,雕塑和绘画必须抓住“包孕性瞬间”,才可能通过“瞬间”表达超出这一瞬间的事件。“包孕性瞬间”就是动作或激情到达顶点前的那一刹那,因为这一瞬间既担负着过去,又包孕着未来,“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所以“最能产生效果”。
狄德罗一直都认为,美是“对关系的感觉”,“一个物体之所以美是由于人们觉察到它身上的各种关系。”“美在关系”的命题见于狄德罗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论美”条目,即《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他认为,以往一切关于“美”的定义,只有用“关系”的范畴才能涵盖。他所谓的“关系”分为四种:第一、个别事物内部的自身关系,即比例、对称等形式因素;第二,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即就不同对象之比较而言的美或者不美:第三,个别事物与整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在特定环境之下的美或者不美;第四,对象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即最终的美或者不美是在于审美主体的感受。这四种关系就对象之于主体、对象之于环境的依赖性,做出了相当独到的分析。
《雅典娜神殿》出版于1798年5月至1800年8月之间,共出版六期,后合为三个年鉴,其中第二卷包括451条“断片”,史称“雅典娜神殿断片集”。“雅典娜断片集”中第116条,被视为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纲领的概括。其中集中表达了施菜格尔兄弟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观点。他们把诗人定义为“人类的精神器官”,而诗人之所以能够作为整个人类的“精神器官”、之所以能够表达“人类的完整性格”,则是通过表达诗人的自我而实现的。
施莱格尔兄弟认为“浪漫主义的诗”必须充分体现“诗歌是最高的真实”这一文学基本性质。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一经完成,“其他种类的诗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完全听凭于分析了。浪漫主义的诗却仍旧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况且它的实质就在于:它将不可能被任何理论彻底阐明,只有眼光敏锐的批评家才能着手描述它的理性”。“不可能被任何理论彻底阐明”,是浪漫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从根本上说,浪漫主义文学的这种理想是与“明晰性”毫不相容的,即使是“眼光敏锐的批评”也不过可以“着手描述”它。更重要的是,施菜格尔兄弟并非把浪漫主义的诗视为文学的一个“种类”,而是认为这代表着整个文学的本质:“它是诗的全部总和,因为任何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而且也应当是浪漫主义的。”这样,西方文论传统中对于“写实的目的”和“道德目的”的要求,便连同“明晰性”一起遭到了否定。
审美游戏说源于康德。康德在将艺术与手工艺相比较时明确使用了“游戏”的概念,他说:艺术“唤作自由的”,手工艺“唤作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席勒也正是在审美摆脱任何外在目的,而以自身为目的,心灵各种内力达到和谐因而是自由的这一意义上使用游戏这一概念的。但是,由于席勒对审美游戏特征的考察,是与建立完美的人性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因此,审美游戏说在席勒的美学和文艺思想中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也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华兹华斯曾经提出: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更热情、更了解人的本性、灵魂更开阔;诗人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活力使他比别人更快乐;诗人喜欢观察宇宙中相似的热情和意志,喜欢在没有它的地方创造这种热情和意志;诗人比别人更容易不被眼前的事物所感动,所以能表达并非直接来自外在刺激的思想和感情。在1815年的序言中,他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明确提出了诗人所应具有的五种能力。第一,观察和描绘的能力(被动的能力,亦即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第二,强烈的感受能力(主动的能力,即可以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第三,沉思的能力(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第四,想象和幻想的能力(想象所创造的比喻是启发我们天性中的永恒部分;而幻想只是外在的、偶然的相似,给人的新奇印象是短暂的,只能激发天性中的暂时的部分);最后他谈到一种“判断的能力”,即上述五种能力的综合。
针对华兹华斯对诗歌使用“日常口语”的极端强调,柯尔律治指出,把普通人的口语特别是田园生活的语言与真正的语言相混淆是不正确的。他主张诗的语言必须服从诗的整体效果,生动、恰到好处地象征和表现诗人的想象的成果。为达到这一目的,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不能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为标准,而更需要经过诗人头脑的提炼、加工,使它更具有诗意也更富于哲学意味。
雨果认为,诗的基础是社会,随着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前进,文学也随之变革和更新。他按原始时代、古代和近代三大发展阶段,将文学发展分成不同的各具特点的文学。他认为适应近代的新的诗学是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与共,也诞生了新的艺术形式—戏剧,其最高成就表现于莎士比亚的创作。雨果还将“近代的诗”直接称为“从基督教中诞生出来的诗”,其理由就在于“戏剧……以同一种气息融和了画集丑怪和崇高优美、可怕与可笑、喜剧和悲剧”。在他看来,“近代的诗神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与共。”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把诗引导真理”,“宗教的出发点也总是诗的出发点”。
雨果所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被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原则”。雨果提出美丑对照的原则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艺术的真实性,既然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美与丑共存,光明与黑暗相共,那么作为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作为真正的、完整的诗,无权将它们分开。雨果认为,是否实行美丑对照,是新旧艺术的区别所在,也是浪漫主义艺术与古典主义艺术的区别所在。在雨果看来,为丑在艺术表现中争得它应有的地位,其目的并不仅在于突破古典主义的束缚,也绝非为直接为显耀黑暗和丑恶,而是为了使艺术中美的东西,在与丑的东西相接触和对照中,更鲜明地显示出它的特性,显得“更纯粹、更伟大、更崇高。”
这是黑格尔所作的美的定义,是其全部美学思想的出发点。理念,即绝对理念,具体说就是绝对精神阶段的理念,它也就是真,即最高真实和普遍真理。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美是理念或真实的一种表现,这指的是艺术的内容,目的和意蕴。所谓感性显现,就是理念一定要表现或客观化为感性事物的外形,直接呈现于意识,成为能诉诸人的感官和心灵的艺术形象。这指的是艺术的形式。黑格尔的定义说,美与真又是有分别,理念要在外在世界实现自己,以感性客观存在的形式直接呈现于意识,显现出来,讲的正是美和艺术的这种特征。
“情境”是“一般世界情况”的具体化,也可以说是文艺作品当中人物借以出现的具体环境和直接机缘。由“情境”而导致冲突、推动动作、显示性格。“情境”包括三种:无定性的情境、平板状态的情境(有定性而无冲突)、导致冲突的情境(最理想的“情境”)。
即一种激情,一种允溢于人物性格、推动其动作的感情。黑格尔将“隋致”称为“存在于人的自我又渗透到他的全部心情的那种理性内容”,它支配着主体的行为。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物性格的基本的、主导的特征。
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将欧洲文学明确划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两大类。南方民族兴趣广泛,喜欢感受生活的乐趣,即使在受奴役时也无法忘记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而把自然美的形象与人的情操结合,以“艺术之爱”、“形象之美”作为精神的补偿。南方文学以其构思的精巧,形象的优美和情调的欢愉而见长。在地理上,希腊、拉丁、意大利、西班牙诸国文学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属于南方文学,典型代表是法国文学。在斯塔尔夫人的著作中,南方文学是作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同义词出现的。
北方文学具有以我相为最早范例的,表现在诗歌中的崇高伟大,想象所引起的深刻的沉思以及忧郁的气质。主要特点是忧郁、遐想、强烈的思想、对痛苦的深切感受以及它的浓厚的足以使人们进行深刻反思的哲理倾向。在地理上,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的文学则列入由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典型代表是德国文学。
发轫于18世纪末的德国,后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思潮。其特征是:反对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崇尚自我意志的绝对自由,倡导激情、创新和想象力,不断突破传统的樊篱,注重开拓新的生活和精神空间、新的题材和艺术形式。
继浪漫主义而新起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现实主义通常将法国作家司汤达1823 -1825年写作出版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视为理论宣言。现实主义的主张是:真实的描绘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注重人物和环境的细节和典型刻画。
指种族、环境、时代,是法国理论家泰勒提出来的重要文艺观念。种族是指先天遗传因素,环境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时代指的是影响文艺发展的精神气候。泰勒认为,三要素中,种族是内部原因,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泰勒“三要素”说揭示了文艺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具有深远的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黑格尔美的本质论的基础上为“美”所下的定义——“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一界定首先说明,美是客观的,它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既不属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又不是某一观念的形象显现,它就存在于现实生活本身。
德国特殊的社会群体心理气候,由康德始发的哲学思潮和浪漫的悲观主义文学氛围,是直觉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精神土壤。直觉主义本来的意义是反理性主义、反逻辑主义,强调无意识的力量,强调艺术与理性、道德、生活、功利、科学的分别。直觉主义理论家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认为艺术依靠直觉感悟,而直觉是对形式的把握、对本体的表现,因而即是创造。直觉主义文论强调直觉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理性、无意识的色彩。
新批评是一种重视形式的批评,直接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新批评派予以奠基的是英国的瑞查兹的“语义分析学”和艾略特的“有机形式主义”文学观,他们是新批评的先驱。新批评派把文学看成非个性的、具有客观标准的独立的象征有机体,才导致只能对文学做语义分析,才能探索象征意象的含义。它主张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并为此设计了一整套的批评范畴和批评方法,如客观关联物、含混、张力、悖论、反讽、语境、语调、意象、隐喻、象征、神话等等。
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形成受到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使得形式主义文论家关注文学语言,注意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研究文学本身。其理论有两大基石:一是雅克布森提出的“文学学”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性”,使文本成为艺术品的技巧或构造原则;二是什克洛夫斯基发展了“对文学自足性的信奉”这一形式主义终极前提,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独立自足的艺术整体。
柏拉图“理式论”和“灵感说”
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理式”不依存于物质存在,也不是人的意识,而是一种超时空、非物质、永恒不灭的“本体”,是一种由低向高的体系,最低的理式是具体事物的理式,最高最完美的理式是善,是神的化身。柏拉图以理式论否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现实世界是以理式世界为蓝本的,只有“理式”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要获得知识,认识真理,不需经过感觉,只需对理式的“领悟”。
在古希腊时期,“灵感”的基本含义是“神助”、“灵启”、“陶醉”、“迷狂”等,柏拉图把它集中运用到文艺创作和欣赏方面,从灵感的源泉、灵感的表现、获得灵感的过程三个方面予以解释。灵感的源泉主要是“神灵附体”或“神灵凭付”;灵感的表现是迷狂;灵感的获得过程是灵魂对真善美的理式世界的回忆,这种回忆能够把握住事物的真实体,达到对理式世界的正确认识。
亚里斯多德“净化论”、悲剧“冲突论”
“净化”一词本是宗教术语,原文是katharsis(音译“卡塔西斯”)。“净化论”是亚里斯多德对于悲剧的社会作用的解说,他认为悲剧通过人物动作“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即为“净化”。即悲剧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的心情并让压抑的心情得到疏通,通过情绪的放纵和宣泄最终使人心情恢复平静,达到心灵的净化。
即悲剧“过失说”,其本质是好人犯了错误。冲突是构成情节的基础,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他规定:悲剧人物是好人,但不是完人,他“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所以犯了错误。然而他的性格、品质又是善良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是与我们相似的人,这样,当他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时,就博得了观众的同情。由好人犯了错误引发的悲剧冲突,才能引起观众的怜悯和同情。
贺拉斯认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使他人获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必然也要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启发和教育,如诗既要给人快感和乐趣,又要增加人的知识、对生活有所帮助,二者缺一不可。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和认识教育作用的关系,但也隐含着使文学创作可能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情况,如果把文学只看作是“教”的工具,而把“乐”看作不过是“教”的手段,用这种思想指导创作,很容易导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
康德“纯粹美”和“依存美”
就是不以对象的客观合目的性为前提, 其本质特征是不涉及对象的存在因而无利害感,不涉及概念而又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由“共同感”决定而有必然性。核心问题是审美不涉及存在,只涉及表面形式,因而无利害感。
则以对象的客观合目的性为前提,受概念的制约,依存美涉及概念、利害和目的。然而依存美不低于纯粹美,相反,美的理想不在纯粹美,而在依存美。
黑格尔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绝对精神,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又称这种绝对精神为理念。在他看来,理念是运动的、联系的和要外化为现实的,理念本身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决定着它要向对立面转化,即转化为现实,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就是这种理念自身矛盾运动的表现。理念的矛盾运动有三个阶段,分别是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
“集体无意识”又称种族无意识,是比“个人无意识”更深一层的、由先天或者说由遗传得来的潜意识,它的内容主要是“原型”或称“原始意象”。原型意象或原型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原型是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范型,是一种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它决定着人类知觉、领悟、情感、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致性。原型与人类特定的存在模式或典型情境息息相关。集体无意识原型普遍存在于原始人的生活经验之中(或者就是他们的生活经验本身),保存在他们的神话、巫术和传说之中。
神话原(Mythoi)是在文学意象世界循环运动中凝成的基本要素,是在逻辑上先于题材的文学叙述程式、叙述结构或叙述模式,决定了文学类型及演变。弗莱认为,文学的叙述模式从总体上看是对自然界循环运动的模仿。弗莱把四种神话原(或叙述模式)与文学的四大类型统一起来,即喜剧是春天的神话原,浪漫传奇是夏天的神话原,悲剧是秋天的神话原,反讽和讽刺是冬天的神话原,代表着主要的神话运行方向。
雅克布森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进而提出“文学性”的概念。文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文学性”。“文学性”是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区别性特征,即使文本成为艺术品的技巧或构造原则。雅克布森把文学研究的焦点聚集于作品的形式上,使文体、语言、手法、结构、技巧和程序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陌生化”是形式主义学派最关心的问题,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语言的陌生化,是相对于语言的自动化而言,他认为,只有“陌生化”的语言才能产生文学性。“陌生化”是指对于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加以陌生化的处理,是对付机械化、自动化的武器。陌生化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对日常语言进行有组织的强暴”,诸如强化、凝聚、扭曲、拉长、缩短、颠倒位置等等,使日常语言“变形”,它是“文学性”的源泉。
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意图谬误”“感受谬误”
“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出自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合写的两篇文章《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
是指把作品的意义等同于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意图。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价值无关,不能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想获得一部作品的意义,读者只需“细读”作品本身,而把作者视为“面具人物”,研究其生平、思想、创作意图等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实证主义批评陷入了“意图谬误”,必须抛弃。
指的是把作品与读者对该作品的阅读效果混为一谈,根据读者的阅读感受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读者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作品,而是要按照作品本身的规范小心翼翼地加以解读。“感受谬见”分为四种:感情式谬见、想象式谬见、生理式谬见、幻觉式谬见。
巴赫金“狂欢化”、“小说性”“对话主义”
来自于欧洲狂欢节上形成的意蕴深邃的世界观,狂欢节的世界观可以渗透到狂欢式中,而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这就是“狂欢化”。它是一种特有的文学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一种由诙谐因素组成的、特殊的语言或符号系统,可视作更宽泛的精神文化现象,是历史诗学,尤其是题材诗学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
巴赫金认为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且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力量,在形式上是未完成的,是“唯一正在形成的体裁”;在根本上是反规范的;不允许独白,而坚持在现存体系所认可的文本与它所拒绝的文本之间对话,他称之为“小说性”。“小说性”在本性上是砸毁偶像的,永远是追求探索的,是理想的小说必须具备的特征。
是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概念从一种文学体裁转换成“哲学范畴”。对话主义体现着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文化意识。它承认世界是由差异构成的,差异就包含着矛盾和对立,但它倡导在保持各自的差异和特殊性的前提下,多元共存、相互作用,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亦不是机械地一分为二或二合为一。它反对对抗,主张对话,强调每一种理解只不过是对话链环上的一个环节。每一种理解都具有未完成的性质,而凭借它的“未完成性”可以将人们引向更广阔的天地。
莱辛认为,造形艺术和诗歌,它们有异中之同,即都要模仿自然;也有同中之异,主要表现在四方面:1. 就存在形式说,诗是一种时间艺术,画是一种空间艺术,诗的表现范围要比画广,画适宜于表现美,诗则除了美其他丑、怪、悲、喜、滑稽等均能表现。2. 就模仿的媒介说,诗用人为的符号,即时间中动作发出的声音;画用自然的符号,即空间中物体的形状和色彩。3. 就模仿的对象说,诗描绘时间中先后持续的事物即动作;画描绘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即物体。4. 就追求的效果说,诗求其真,再现人的动作的复杂冲突;画求其美,即姿态和表情上的静穆或静穆的伟大。上述诗画各自的特殊规律是相互不能超越的,否则就会招致失败,但这些规律也不是绝对的。
所谓“三一律”,指行动的单一性、时间的单一性和空间的单一性,它在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中,是作家必须遵守的铁律,来自16世纪《诗学》的意大利注释家之手。卡斯特尔维屈罗认为只有单一的空间与单一的时间和行动相适应,才能使观众信服。三一律对此后的戏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象征主义的最大特征,是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暧昧性去揭示它们所暗示的事物现象的内在性。象征主义的目的在于以主观变形来构成它的作品;把主客观两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是波德莱尔的“普遍相似性”的思想;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象征;语言成为象征主义的中心;象征主义还要求诗歌的音乐性和绘画性。
尼采认为悲剧是在日神和酒神这两种至深本质的二元冲突中产生的,日神和酒神是二元对立的两种冲动或精神。日神代表着对生命个体的肯定,酒神代表着对生命本原的肯定;日神代表梦的形象世界,酒神代表醉的现实世界;体现日神精神的艺术是造型艺术和史诗,体现酒神精神的艺术是音乐和抒情诗。
为了实现艺术美的理想,黑格尔探讨了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如人物、环境、冲突等问题,并且提出和论述了情境、情节、情致这样一些重要概念。分别介绍情境、情节、情致。
象征主义的最大特征,是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暧昧性去揭示它们所暗示的事物现象的内在性。象征主义的目的在于以主观变形来构成它的作品;把主客观两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是波德莱尔的“普遍相似性”的思想;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象征;语言成为象征主义的中心;象征主义还要求诗歌的音乐性和绘画性。
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其效果是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使人的心灵得到陶冶(净化作用);悲剧成分中,情节是最重要的,人物性格居第二位。
1这是柏拉图提出的命题。他认为,高明的诗人都是凭灵感来创作,而灵感来自于两种途径:一是“神明凭附”,一是“灵魂回忆”。
2. 当诗人获得了这种诗神的灵感或在灵魂中回忆到了理念世界,就可能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迷狂状态。
3. 迷狂说(灵魂回忆说)否定了技艺和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柏拉图)这是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的文学本体论范畴。理念,即真理。柏拉图认为现实是对理念的模仿,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相对于理念,文艺是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三层,如果说现实生活是理念的影子,则文艺就是影子的影子。
文学性是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特性质。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趣味,它存在于文学语言的联系和构造之中。文学性不存在于某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一种同类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如结构、韵律、节奏、修饰等。
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诗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显现,即诗歌的本质不在指称叙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而在具有表达目的的诗歌语言形式显现。诗歌语言往往打破符号与指称的稳固的逻辑联系,而为能指与所指的其他新关系和审美功能的实现提供可能。诗歌语言虽然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应以自指的审美功能为主。
典型,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布瓦洛,1636—1711,法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诗人,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和代言人,主要著作为《诗的艺术》,集中、系统地阐述了古典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理想。
《文学的艺术作品》,波兰哲学家、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所著的作品,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认为作品源于作者的意图而产生,是种纯粹的意向性客体。
视域融合,指多种视域在相遇中形成某种更高的、更大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和现象。
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儿童时期起,便因社会的压力,力比多冲动不能随时得到满足,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中形成“情结”,这是一种带有情感力量的无意识集结,而男孩子具有的恋母嫉父、弑父娶母的心理倾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
原型批评,又叫神话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出现的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弗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文论家、作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存在与虚无》、《什么是文学》等。
“描写躯体”,强调妇女是“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对自己的性爱、命运、奇遇、觉醒之类缘于自身体验的写作,才能抗拒男权压抑,确立妇女自己的地位。
朦胧,作品文本某处意义朦胧,即使对原文没有误解也可能产生多种解释。
伽达默尔,1900---,德国哲学家、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其中《真理与方法》是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经典著作,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学的诞生。
“陌生化”是要不断破坏人们的“常备反应”,使人们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调整心理定势,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从而重新唤起人们感知艺术的原初性。
《文学的艺术作品》,波兰哲学家、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所著的作品,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认为作品源于作者的意图而产生,是种纯粹的意向性客体。
象征主义,在法国兴起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与思潮,强调表达个人的理念和感情,运用未加解释的象征去暗示,使读者在头脑里重新创造它们。
在意识和前意识之下受到压抑的没有倍意识到的心理活动,代表着人类深层、隐秘、原始、根本的心理能量,具有动物性、野蛮性特点,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
本杰明,1892—1940,德国文艺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有创造性、给人最多启迪的思想家。主要作品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
“陌生化”是要不断破坏人们的“常备反应”,使人们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调整心理定势,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从而重新唤起人们感知艺术的原初性。
爱德华·萨义德,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对西方文化背景中的殖民主义意识进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重要的作品有《东方主义》。
日神精神,表现为梦,使人沉浸梦幻般的审美状态去忘却人生的苦难本质,将生命审美化,赋予生命存在的理由。
黑格尔,1770---1831,是一位向往自由,崇尚理性,善于思辨,富有历史使命感与政治责任感的思想家,是德国古典美学、哲学、文艺学的集大成者。重要著作有《美学》等。
《性政治》,是美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米利特的博士论文,1969年出版,标志着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米利特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指出在男性作家笔下,女性总是处于被歧视、被支配、被压迫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性政治意识的体现。
“文学性”,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英伽登,1893—1970,波兰哲学家、文论家,现象学文论的重要代表。强调建立由物质、形式、存在三方面组成的本体论,重要作品有《文学的艺术作品》。
“震惊”,电影不断地修正人们的知觉,通过蒙太奇技巧,把各不相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使观众惊讶,从而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
原型,就是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所著。对优秀的希腊文学传统高度尊崇,从罗马帝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对文学的原则合规范地阐发,成为西欧17世纪古典主义所遵奉的理论和原则。
本体论,强调文学作品本体存在,把作品看作是封闭的客观存在物,认为文学批评应该研究作品的内在因素。
席勒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两种对立而分离的因素: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感性冲动遵守自然法则,理性冲动遵守精神法则,两种冲动强制着人心,使人陷入不自由地困境,只有通过第三种冲动,才能使自然与精神的强制相互抵消,人的生存才能达到尽善尽美境界,这新的冲动就是游戏冲动。游戏冲动是以美为对象冲动。
朦胧,作品文本某处意义朦胧,即使对原文没有误解也可能产生多种解释。
主张女性要从自己独特的生理机制出发,设法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语言习性,将女性的差异刻入文本,实现真正的女性写作。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奴隶主家庭,死于公元前347年。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公元前399)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曾三次去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活动,企图实现理想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但以失败告终。主要作品为《理想国》《大希庇阿斯篇》。
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指人在痛苦与狂喜的癫狂中体现出的原始激情,个体生命与个体意识化入一种浑然忘我之境,获得与世界本体相融合的愉悦。
诗歌要兼顾内涵(intension)和外延(extension),两者结合的本质可以用两个词相同的部分tension来表示。文学既要有明晰的概念意义,又要有丰富的联想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张力。
所谓“耶鲁学派”,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并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个有影响的教授,包括保尔•德曼、哈洛德•布罗姆(Harold Bloom)、杰夫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
泰纳,1828—1893,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史学家、卓越的实证主义文艺理论大师或社会学派的批评家,强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相通的,文艺研究也应该从事实出发作客观描述和验证。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
《批评的解剖》,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所著,是一部浓缩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论著作,广泛吸收当代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及符号学的成果,建立了一个纵贯古今、包举宇内的原型批评体系,被誉为原型批评的“圣经”。
(发起者、贡献最大者、内涵、理论主张、影响、评价)
①理论渊源:1926年雅各布森与马捷齐乌斯共同创立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到1935年更名捷克结构主义。一方面肯定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一方面反对脱离历史发展过程单纯谈论共时性,以结构和功能为两个基本点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文学作品不只是言语或文学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系列结构,一种与各种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列结构。
②主要特征
⑴注重语言的功能研究。文学语言的特点是最大限度的偏离日常生活实用语言的指称功能,而把表现功能放到首位。
⑵类比方法是布拉格学派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通过对音位类比的研究来区分词语和语法的意义,从而达到对语言体系结构乃至文学作品结构的把握。
⑶把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与历时性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解释语言本质的最佳研究途径是对语言体系作共时性分析,但共时性分析不可能否认历史进程对语言体系的影响,要正确理解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就必须深入探讨历史的语言环境。
⑷读者阅读是作品审美价值实现的原因。一部作品印刷成书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只有被读者阅读之后,其审美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且由于审美标准不同,审美价值是可变的不确定的。这些观点预示着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
③地位影响
布拉格学派存在时间较长且较活跃,是连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桥梁,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提出的语言的功能研究、类比方法的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结合以及在对读者的转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过分夸大艺术形式的作用,用形式来规定文艺本质,把文学发展规律和形式发展规律等同起来。虽然艺术形式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规律是由社会文化和艺术内容的发展所决定的,艺术形式无法自我规定。且语言学方法只是一种研究文艺的手段,不能将之当成研究目的。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反传统戏剧流派。代表作有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贝克特剧作《等待戈多 》。荒诞派戏剧家提倡纯粹戏剧性、通过直喻把握世界,他们放弃了形象塑造与戏剧冲突,运用支离破碎的舞台直观场景、奇特怪异的道具、颠三倒四的对话、混乱不堪的思维,表现现实的丑恶与恐怖、人生的痛苦与绝望,达到一种抽象的荒诞效果。代表作家有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
发展概况: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主要创始人是弗莱。
理论基础主要是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
主要主张:原型批评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并强调作品中的神话类型,认为这些神话类型同具体的作品比较起来是更基本的原型,并把一系列原型广泛应用于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纵观整个原型批评,其呈现出整体性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倾向。
影响评价: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它以荣格精神分析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为基础,在文学观念上,弗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使其原型批评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文化批评的倾向。在方法论上,原型批评还吸取了斯本格勒的历史有机循环发展论和早期结构主义的一些理论,此外,原型批评虽然反对新批评,但其理论仍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文学自足论的痕迹。
细读法可以说是新批评的阅读方式,它的目的不是要找出诗歌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诗歌的意义不应从内容上来认识,而是要从诗歌的整体内在结构上来阅读和理解诗歌语言,通过这种阅读,发现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
⑴布鲁克斯认为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价,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这一观点就将文学批评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联割裂开来。
⑵文学批评就是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只有在作品中体现过的意图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而不是以作者生平为依据的猜测,读者也应该找到一个中心立足点来研究诗歌或者小说的结构。
⑶布鲁克斯的观点为现代文本理论奠定了基础,将文学作品视为独立自足的整体来研究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新批评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其割裂了文学作品与外部事物的关系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
布鲁克斯主张文学批评应当只关心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应当是一个和谐整体,对于一件成功的作品来说,形式和内容是不能分割的。作品的形式关系包含了逻辑关系但又超出了逻辑关系。总体上说,文学是隐喻的、象征的。布鲁克斯对作品形式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运用语义学方法对作品的语言和结构进行分析研究上。⑴悖论是修辞学上的一种修辞格,指的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诗歌语言和结构的各种平面不断倾倒产生种种重叠、差异和矛盾。⑵反讽指的是所说的话与所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是语词受到语境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对立矛盾的语言现象。这也是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科学语言是不会在语境的压力下改变意义的。但诗歌语言则是多义的,诗人使用的词包含多种意义,是具有潜在意义能力的词,是意义的网络。
⑴有机整体观,⑵布鲁克斯指出结构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作品的内涵、态度和意义进行平衡和协调,结构不是仅仅把不同的因素安排成同类的组合体,而是使相似的与不相似的因素相结合。结构是一种积极的统一,不是通过回避矛盾取得和谐,而是通过解释矛盾、展开矛盾、解决矛盾而取得和谐。
意图谬见在于将诗歌和诗歌的起源和产生过程相混淆,从诗歌创作的心理原因中推演批评标准最终只能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意图谬见的结果是取消了作为批评的具体对象的文学作品本身。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在诗歌之外寻找创作意图并批判诗就是多此一举。维姆萨特对意图说的批判高度强调了作品本身的重要性,这对于传统文学批评中只注重作者意图的传记式批评的批判,的确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意图说还将矛头指向历史批评、社会批评及其他传统文学研究,尤其是完全割断了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联,又走向了一种新的片面性,只将是个看作一种形式方面的风格技巧,谬误更为明显。
a 比较文学
是一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学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独立学科,它是文学研究的一支。
b 比较文学
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陈惇 刘象愚
c 比较文学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变异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实证性影响研究、文学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就是将那些相似、类似的、卓然可比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或几个民族的文学,两个或几个民族的作家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同异,并找出有益的结论。
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然后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是美国学派提倡的重要方法。
平行研究指将“类似”的、可比的,但没有直接关系的属于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其异同,得出有益的结论。同时,平行研究还强调文学与其他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研究。平行研究注重作品的内在因素和美学价值,要求研究对象具有“可比性”和“文学性”。
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类型之一,早期实践中的唯一类型,以一种强烈的历时意识通过广泛搜集材料,对事实和进行严密考据、分析、归纳,来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包含着对艺术创作活动本质的理解。
主要研究民族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直接影响和实是联系,既要研究实施以影响的民族的作家、作品,又要研究接受影响的民族作家、作品,还要研究产生影响的过程、途径、媒介的手段。
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包括作品、作家、文学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研究中心。
是指比较对象间具有某种可作比较的基础,即文学现象的同与异,只有那些同时具备相同或相异两重关系的文学现象才具有可比的价值,才可能探索出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美学本质。
在跨越性文学现象中,由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内在联系,而具有的比较研究的可能和比较研究的价值,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根基,是客观存在而又有待我们发掘的。
(俄比较文学家维谢洛夫斯基提出),它认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他们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民族的文学会出现重合和类似现象,这种重合或类似自成系统,不必考虑年代、地域或环境、影响等。
将外国名著的内容和形式改编得完全适合本国国情和读者的接受习惯。创造性叛逆经过两次变异即译者、读者及环境。
诗学
就是文艺理论,因为每个民族最早产生的文学形式一般都是诗,因而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对诗歌的研究;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探讨诗歌理论,而且探讨叙事理论和戏剧理论。
比较诗学
就是不同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
诗是广义的文学,诗学是广义的文艺理论,简言之,比较诗学即不同体系的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专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国际角度,以自觉的比较意识,超脱本民族文化体系的“模子”,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探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对中国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中西比较诗学。)
一般来讲,比较文学中的主题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中的主题,在比较文学中往往把主题看成是抽象的,比尔兹利认为,主题是指“被一个抽象的名词或短语命名的东西”,诸如“战争的无益、欢乐的无常、英雄主义、丧失人性的野蛮”等等。
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领域,它力图打破时空界限,综合各民族文化,研究同一题材、主题、母题在国际文学间的流传演变及其成因。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进而探讨这种流变的文学、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从而深刻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成就,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特点,以及民族文学之间的交往和联想。
它是研究同一主题在文学史上的不断重复和演变,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的接受和处理的学问。
母题是指最小的主题性的单位,是主题的基础,它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它好比是主题中的“基因”,能够从中生发出许多主题。母题具有客观性。
1)是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能够在文化传统中完整保存并在后世不断传承延续。
2)是文学作品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和意义单位。
3)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和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
所谓母题就是指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时空、山岳、江湖、光明、黑暗等等。母题经过作品的有机组合,便能提升为一定的主题,一部作品可以分列成多个母题。
文化转型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魏晋六朝和五四时期。
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了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
横向开拓是一种文化外求,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三是外求于他种学科。
文类是指文学的分类或类型,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类型的研究。探讨如何按照文学的特点对文学进行分类,以及各文类的特征、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也叫文体学、体裁学)比较文学的文类学就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背景中研究文学的类型,研究各种文类超越国界、语言界线的流传、影响、变异等。
研究文学的种类和类型,也就是研究文学的体裁,它可以研究无事实联系的同一体裁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发展过程及其共同的规律和特点;也可以研究某些文学类型产生于某种民族文学之中,又流传到其他民族文学的历史轨迹,以及变迁演化的过程。
对于文学形式的各个种类和类型以及文学风格的比较研究,通过历时的和共识的方法,了解文类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特征,认识作家的独创和文学的民族传统、民族特征。
一种文类在某国某民族文学中有,而在他国或他民族文学中则没有。如,王国维认为中国没有史诗。
“缺类研究”缺类研究是文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它研究在其他民族、国家中有的一种或某几种文学体裁为什么在有的民族、国家的文学中没有或缺乏,从而找出背后隐藏的原因。
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学体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传播到了其他民族文学中,被接受、消化、改造,成为该民族文学的一种新文类。如:十四行诗、流浪汉小说、中国的话剧。
情境是文学作品常见的一种典型格局。情境包括三个因素 : 第一,特定环境——人物活动的具体时空;第二,特定的情况——事件;第三,特定的人物关系。
是以放送者为研究的起点,以接受者为研究的终点,探求一件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一种国别的文学在国外的成就、声誉、反响的学问。
那些在文学发流过程中起着传递作用的人或物,把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家作品、文论、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介绍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使文学的流传或影响得以实现。
是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联系的具体途径、方法、手段及其因果规律的学问。
媒介学是指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一个作家对另一民族、国家文学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些媒介可以是翻译、评论,也可以是人员往来、国际会议等等。媒介的研究,分为对个人媒介、团体与环境媒介以及文字材料媒介的三大类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文学交流过程中起传递作用并实现文学交流的人和事物——媒介的研究。
从接受者(终点)出发,溯源而上,去寻找影响源,确认放送点。注重资料证据的搜集、整理和考核,是一种以考据为主的实证研究。誉舆学:以研究放送效果为主的研究。流传学:以研究放送起点(放送者)和终点(接受者)的内在联系,以寻找终点为目的的研究。
又称源流学。它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探求放送者即输出影响者、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在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语言等方面曾经吸收和改造过的外来因素。
见之于文字的渊源。
指风景、艺术品、音乐等在视觉和听觉中的印象,勾起了作家创作的情感和思想。
渊源研究的目的是从一部作品重新找到另一国文学作品的渊源,可以是题材,可以是情节和细节,也可以是思想。
指一个作家不是受一部外国作品或一国文学的影响,而是受到许多外国文学的影响。
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题材是指作家在观察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在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形成的,根据一定创作意图进行选择和虚构,从而进入文学作品的一定的人物、事件和生活现象。主题学中的题材概念与之不同,伊丽莎白?弗伦泽尔认为,题材就是“一个存在于这一作品之前轮廓清晰的故事脉络,一个‘情节’,它是一种内在或外在的经验,一个当代故事中的报导,一个历史的、神话的或者宗教的动作,一部由另外一作家加工了的作品,或者甚至是一件想象的产物,用文学方式进行了处理。”
主要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形态及其文化历史。1、关于造人题材的神话; 2、关于“灰姑娘”的民间文学题材;3、其他相类似的题材。
又称跨类研究,或非本科研究,简言之,跨学科研究专门探索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研究文学本身。
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最早形成的一个学派,也是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尔曼、戴克斯特、巴登斯贝尔、梵·第根、卡雷和基亚等。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着重研究各国文学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使比较文学的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研究国际间文学交流、影响与融合的独立学科。但由于法国学派只注重事实的考据,崇尚实证,而且将文学比较的范围仅仅集中在以法国文学为中心的欧洲,而缺乏更为广泛的视野和对文学的美学规律的关注,受到了后来的美国学派为主的比较文学研究新学派的攻击与批评。
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它的主要是针对法国学派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偏颇和不足而产生。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看作一种文学研究,涵盖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个方面。既包括“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研究,也包括无事实联系的跨国界文学研究,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强调文学首先是一种美学活动,它的审美价值是第一位的,因而比较文学应该首先建立在不同国别文学的自身审美规律的比较基础之上,据此,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平行研究的研究方法。
中国学派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一批中国学者为代表所形成的一支重要的比较文学队伍。他们提出了“阐发研究”等新的研究视野和角度,代表第三世界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倡导文化平等与文化对话,提出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主义,冲破了欧洲传统的比较文学观念。
阐发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比较学者的创造,作为一种研究类型首先是在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他们将“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之研究”称为“阐发研究”。 因此,阐发研究就用一种民族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民族文学的理论和作品,它可以是理论对作品的阐发,也可以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相互阐发,甚至是其他学科与文学之间的相互阐发。是一种双向的、相互的阐发,通过具体的、细微的研究来说明基本道理。
阐发研究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进行相互阐发,相互说明,以期达到对文学研究在新的层面上的理解,得出具有某种借鉴价值和审美欣赏意义的新结论。用不是本国的文艺理论,来解释本国文学。
研究作家作品对不同民族的广大读者(听众、观众)产生的作用,即一部文学作品被外民族读者大众接受的情况,是受到接受美学影响的、充分考虑读者的参与作用的研究类型。
跨学科研究又称“交叉研究”、“科技整合”、“跨类研究”等。跨学科研究主要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美术、音乐、雕塑、影视、建筑等),文学与文人社会科学(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语言学等),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它是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联系的良好途径。
情境就是作品中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人生境遇,在这种境遇之中蕴含着一定的戏剧性冲突因素和审美规律。如三角恋爱关系、仇家子女相恋等就是典型的情境。
意象是指不同民族文学中具有某种特殊文化意蕴和文学意味的物象。它常常是一些自然现象或物质客体,如日月星辰、山石云泉等;也可能是一些动植物,如梅兰竹菊、狐狸、狮子等等,还可能是想象性的神话传说中事物,如妖魔鬼怪,神灯宝石等等。
原型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研究,一般指在世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现象,包括题材、题旨、主题、意象等等。原型批评就是对这些重复的现象作世界性的综合的宏观分析。
脱胎于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门类,研究某国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关注作家在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探索异国异族神话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
比较文学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会上,传统的比较文学观点受到批评,韦勒克宣读了《比较文学的危机》,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从而引起了国际上历时十余年的辩,导致比较文学在理论上更趋成熟,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钱锺书所著,1979年问世,标志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从具体作品和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在中西文学和中西文论的阐发研究方面具有独到见解,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指由读者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欣赏水平以及个人经历等因素所构成的对文学内涵接受的范畴。当作品各作者相接触,首先遭遇的就是读者的“接受屏幕”。每一个读者都是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正是这一坐标构成了他独特的接受屏幕。这一屏幕决定了作品在他心目中哪些可以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哪些可以激发他的想象力而加以再创造,哪些被排除在外。
是指读者在接受屏幕所构成的接受前提下,对作品向纵深发展的理解和期待。读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把作者提供的框架变成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期待视野不仅因作者所属文化系统的不同而异,同时也随时代精神和风尚的变化而变化。
每一个读者都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正是一个坐标构成了他独特的,由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欣赏趣味以及个人经历等所构成的“接受屏幕”,从而决定作品在他心中哪些可以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哪些可以激发他的想象而加以再创造,哪些被排斥在外以至视而不见。不同的接受屏幕,使期待视野也不同。期待视野是作者在接受屏幕所构成的接受前提下对作品向纵深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所谓“期待视野”就是指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先就已存在的一种“意向”,这种预先就存在的意向会决定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判断和取舍。
亦称接受理论。是近十几年来在文学的总体研究中形成的一种新的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由西德文艺理论家尧斯提出。它与以往各种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不同,从接受者亦即读者出发,考察一部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外貌,研究文学的消费问题。接受美学认为一部作品的思想意义不是由作家一开始就确定的,是通过与接受者的理解水平融为一体之后才形成的。而这种理解水平则取决于不同接受着的受教育程度、心理状态及社会因素等。
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的“读者反应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社会背景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团体”所创造的这种团体决定一个读者的活动形态,也制造了这些活动所制造的文本。即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费什的这种解释概念旨在取消文本和读者的对立,把二者放在一个地方——赋予其活力的团体或体制语境当中。读者群共有的审美习惯或解读方法被他称之为“解释策略”或“解释原则”,费什认为,这种“解释策略”不仅仅出现在阅读的过程中,更为重要,所有书写活动也是按照某种策略或原则去实现的。
即把一个作品放在很多作品当中,撇开具体现象,找出其本质联系来寻找意义。结构主义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1935年,布拉格学派提出“结构主义”一词。50年代在法国兴起,60年代广泛流行于欧美许多国家,在60年代,结构主义远远超过了文学理论的范围,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认为主体和客体并非截然两分,客体并无与主体认识完全无关的、自身的确定性。主体和客体都是在相互的认知的过程中,发生变化,重新建构自身,共同进入新的认知阶段。这种认知方式研究的空间是一个不断因主体的理智、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化的而变化的、开放的、动态的空间。
比较文学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层面,使文学突破个别民族的局限和原有思维的束缚,接受新鲜事物,通过了解他者来更好的认识自己,这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功能:互识。
也就是指当文学被封闭在某一个别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时,它就不可能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来接受新鲜事物。只有认识了他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应和,以达到进一步的共识。在互相参证中找到共同问题,证实其共同性,同时反证其不同性,以达到进一步的沟通和理解。
在了解他种文化的同时,从与他种文学的比照中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特色,并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要不同程度的借鉴他者文化,谋求新的发展,即比较文学中的“互补”功能。
文学的互补可以表现为用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因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和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双向阐释。
套话,又称惯用语,是不同民族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习惯性的称谓、表述等等。如西方文学中的“伊甸园”、“禁果”、“方舟”,中国文学中的“江郎才尽”、“穷而后工”等等。套语背后往往凝聚着特定的文化意蕴和深刻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根源,是他者形象在文本中的最小单位,是在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的凝固看法。它是形象学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形象学中,套话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是他者形象在文本中的最小单位,是在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的凝固看法。
横向开拓是一种文化外求,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三是外求于他种学科。
指全社会对一个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因为想象主体式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其所属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他们被其自身所属的文化烙上了强烈的特征。当他们对另一个文化进行审视时,必然带有其社会整体想象的浓厚印记。
文学误读本来是阅读学中的概念,指偏离阅读对象本身的意思和内容的阅读。过去常用来指称不正确的阅读,误差性阅读或阅读理解错。比较文学中指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而形成的误差。
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要有艾略特,理查兹等。新批评派主张庞杂,他们的共同倾向主要是:1. 他们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成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是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为“有机形式主义”;2. 他们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批评的任务是对作品的文字进行分析,探究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秘的关系,称为“字义分析”。象征主义为他们提供了美学理论,字义分析是他们进行评论的具体方法。
在新批评派看来,关于作者的社会经历、创作意图的研究,不应影响对于文学作品文本的分析,如果用关于作家的社会学、心理学分析来替代对作品的文学分析,这是一种强加于作品的意图,被称为“意图谬误”。
读者从阅读作品中得到什么感受,是否从中更多地认识了世界或受到了教育,是教育家和社会学家的事情,与文学本身的分析无关。如果只从作品的社会效果来分析作品,这就是所谓的“效应谬误”。
“视域”是指一个人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伽达默尔认为,每个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都处于某种传统和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我们在视域中生活和理解,不存在与人的特殊视域无关的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是在某个视域中被确定的。在解释文本时,这个文本的视域和解释者当前的视域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要获得对于历史的理解,理解者必须尽力得到一个历史的视域,并且通过历史存在者本身和过去传统的视域来进行解释,而不能只通过这个人的当代尺度和偏见来进行解释。同时也不可能完全清除理解者自己的标准和偏见。我们应该意识到双方视域的特殊性,并通过建立一个将其结合的关系而克服这些特殊性。这一过程称为视域融合,在跨文化研究范畴内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解读作品时,要了解每一个字在文章中的具体含义,必须先了解其语境,也就是全篇的含义。但是要了解全篇的意思,又必须先了解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这样一种诠释的矛盾,在理论上被称为诠释循环。
由于诠释的循环性,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是螺旋式不断前进发展的,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对于作品的诠释存在一个公认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就是多度诠释。
强调以他者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反思,从而从更深刻的层面阐释自我,了解自我。
系统论强调任何事物必归于某个系统,但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任何物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但他们又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正是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统一决定着现实生活,这就是作为系统论根本原则的“整体性悖论”。
台湾学者率先也是正式提出“阐发法”。译者往往需借“外书”即中国道家和儒家学说中哲理上的名词术语,来附和“内学”,即佛教教义中类似和等同的概念。这种被称之为“格义的方法。
也称誉舆学,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模式之一。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首先将它引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使之成为比较文学实践中的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基本方法。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而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译介学则更自觉地践行着转向文化的理念。换句话说,译介学的前景正在于如何通过对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思考异质文化之间交流的深层问题。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提倡的“文化转向”特指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他们还明确提出“转向文化”的方法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文化研究的介入为译介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顾名思义就是文学和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具体而言,它体现为自觉运用和借鉴人类学的视野和模式,对各时代、各地区、各族群的各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和总结人类文学普遍的内在模式、结构、规律,并在本体论层面上进一步追问和反思“文学”的含义。
比较文学最根本的特征。比较文学是一个巨大的、不断运动的开放体系,它的开放性有三层意思
1不受时间、空间以及作家、作品本身地位高低、价值大小的限制。只要它们之间存在可比性、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2比传统文学研究具有更宽泛的内容,是一个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四极相互运动的宏大模式。
3在研究方法上以比较分析法为主兼容并包,并且具有迅速接纳(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新思想、新方法的敏锐和自觉,这一点在当代具有相当大的优越性。
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比较剖析,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胸怀。
是指按国家这样的政治概念相区别的文学,例如,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等。民族文学则指按民族区分的文学,两者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虽然在政治上组成了一个国家,但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并且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因此,这样的国家就可能包含若干个不同民族的文学。例如,我国就有汉族文学、朝鲜族文学、蒙族文学、藏族文学等。显而易见,将二者混同,会引起某些概念上的混淆。比较文学研究所超越的,在本质上,是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别的界限。
按民族区分的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
歌德最先提出的一种文学发展的美好远景。是1872年歌德提出的概念;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同样提出的概念。世界文学可解释为世界各民族最优秀的,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水平的文学宝藏的总和。
所谓“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打破了原来的各自封闭的状态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各民族的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能够共同享有。
是诗学或美学的总称,实际是文学理论的别称,没有规定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
研究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界限的那些文学运动、文学题材、文体和技巧,着重研究其在多种文学中的传播、发展和流变。是以文学位一个整体去追朔文学的发生和演进,并通过具体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出来,因此总体文学必然和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有密切关系。
神话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文类学、主题学、媒介学、形象学、思潮流派比较研究、比较诗学等。
对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它要求对具体文学现象作出分析与评价。文学批评在一定的文学历史中来进行,它必然是某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的反映,因此又必然和文学史相联系。
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的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种种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发达和凝聚。
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怀疑,否定、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和曾经被驱逐到边缘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乃至颠覆。
全球化是指所有事物都很快地以全球的规模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一体化是指完全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和同样的模式。
是指某些人总是想把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念强加于人,覆盖全球,形成单边统治。这种单边化相应地构筑了文化的一元化,破坏了文化生态,结果是使多种文化消亡。文化割据主义,是指有些人深恐受到外来影响,极力鼓吹“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拒绝交往,拒绝改变,甚至为此镇压内部改革求新的势力。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
所谓诠释循环,就是说读书的时候,你要理解一句话,必须把它放在整个文章的脉络中来了解,才有意义。孤立地解释一句话或一个字往往是不准确的。但是要了解整个篇章,又必须先了解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是一个悖论:要了解每一个字在一篇文章中的具体含义,必须先了解其语境,也就是全篇的意思;但是要了解全篇的意思,又必须现了解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要了解局部,必须先了解整体;要了解整体,又必须先了解每个局部。
“信达雅”最早是严复提出来的一个翻译标准。所谓“信”即是要求翻译外国的作品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意。“达”是指要尽可能地要用本民族的语言把外国原著的意思晓畅地表达出来。“雅”是指翻译的语言不仅要能把原意传达出来,而且要“美”。
比较文学中的亲缘关系是指在两个民族或多个民族之间,它们的文学有过交往,并且对它们的文学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阐释学是中西比较诗学中的一个术语,它指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进行阐释。
节译就是翻译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在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时加以删削。这种删削往往体现了译语国与原作国之间在审美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
是指外国文学作品中一种整体的环境描写方法和整体的环境氛围对接受者的影响。在这方面,愈是奇异的环境对接受者的影响就愈大。
指的是渊源学中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这样一种情形:即作家仿效他喜爱的外国作品的整体风格和情调来进行创作。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他接受的外国作品的整体风貌和情调,但不能具体判断他模仿了谁。
是指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必须是超越一个民族、国家的几个或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另外,学科的跨越也包括在“跨越性”之内。所谓学科“跨越”指研究文学以外的学科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
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 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出自:《校雠通义序》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即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辨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
其目的是使人一目了然,进而综述其学术源流,为做学问、科学研究者指明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方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目录学之功用和任务,凡欲做大学问者必先经此。正如古人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指导下,必须把图书的著录、分类与解说同文明史、文化史、学术史与科技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并为之服务。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最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创始于《七略》。《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因此实际上只有“六略”六类。六分法反映了当时学术和图书状况的实际。
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
即所谓“朝廷官簿”,一称官修目录,是封建社会由朝廷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自从西汉末年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编成的《七略》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由政府组织人力编修过这类目录,其中清乾隆时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是这类目录书中最突出的代表作。
即所谓“史家著录”,是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它包括历代“正史”中的或有些正史中原来没有而由后人补修的“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某些政书、专史中的目录书等。
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所缺甚多,后来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纷纷补撰与补注,王重民先生在其《普通目录学》中称已“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目录学的流派”。我们称这些补撰或补注正史的目录为“补史志”,或简称“补志”。
即非官修的,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或说起自南朝宋齐时目录学家王俭的《七志》,稍后又有梁阮孝绪的《七录》。私人藏书而又编制藏书目录,大概开始于南朝宋齐之时。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风气日盛,私人藏书目录也愈来愈多。如唐代有名的三家:吴竞《西斋书目》、蒋或《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宋代私家藏书甚富,现存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以下三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
丛书是一种按一定编辑原则汇聚群书的形式,它的特点是仍然保留所汇各书的书名和原有体例,再冠以一个总的书名(如《四库全书》),一同抄刻或印行。这种形式很便于利用。
古代统治者因为政治或某种其他原因常销毁或禁止发行阅读某些书籍,为这类书籍所编制的目录称为“禁毁书目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称“禁书目录”。
《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如《汉书》颜师古注云“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而不是图书分类。所以实际上只有“六略”六类(王充《论衡·对作》曾直接称《七略》为“六略之书”),与当时校书分工的门类相同。
西汉末年汉成帝之时,刘向等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图书与目录编制工作。刘向对所校各书校定新本,编写篇次,撰写一篇撮述全书大意的叙录,然后奏上。当时,他把所校各书的叙录汇集成编,称为《别录》。可知《别录》就是一部汇集诸书叙录的提要目录学著作。
《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全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大序,各类小序在每一类第一种书的提要中。每书写有提要,介绍作者生平,讨论书中要旨;或评论学术渊源,叙述篇章次弟。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共56卷,主要是根据他丰富的藏书历时20年而撰成。书中没有总序和大序,只有7类有小序,即语孟类(卷三)、小学类(卷三)、起居注类(卷四)、时令类(卷六)、农家类(卷十)、阴阳家类(卷十二)和音乐类(卷十四)。这些小序着重说明分类增设的原因,或叙述著录内容的分合变化,也反映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图。
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
郑樵著,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史志目录 ,其思想的精华和核心是“会通”的观点 ,与会通思想紧密联系的是他的“类例”原则。《艺文略》在著录内容上和分类体系上的两大突破 ,极大地丰富了古典目录学宝库 ,对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
元代的戏曲史料性著作,为钟嗣成著,全书为上﹑下两卷,共记述 152位杂剧及散曲作家,书中一些零星的记载,揭示了元代杂剧作家的活动和组织情况﹐并且透露了元代戏曲发展的线索﹐如院本的创作﹐杂剧作家的南迁﹐杂剧作家写南戏的情况﹐后期杂剧的音乐采用南北合套的情况等等。
清永瑢、纪昀主编。编纂《四书全书》时,将“著录书、“存目书”逐一撰写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汇编成此书,二百卷。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书后附有《别录》及《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
余嘉锡所作,其认为目录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此思想指导下,本书对目录学的发展源流各种体制的利弊得失、历代书目的类例沿革都作了详尽的探讨,被杨树达先生誉为“透辟精审”之作。
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刻板(也称雕版)印书出现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因最初的印刷是以木板为原料雕刻而成,故“版本”又称“板本”。广义的“版本”又可以指一切形式的书本。另我们似可对“版本”的定义作出如下表述:由特定工艺制作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图书物质形态。(中国古籍版本学)
又称手写本,是成书时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主要版本形式,唐以前的纸书都是手写本。
在木上刻字刷印而成的图书。
作者亲笔所写,多增删修改,一般有署名和序跋,最能体现作品原貌,可据以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过程。
非作者亲笔所写,但经过作者的校改,一般有作者印鉴。这种稿本又称为清稿本,也能体现作品原貌。
又叫传抄本,是根据底本传录而制成的副本。(中国古籍版本学)未经作者过目,更无作者笔迹。有的可能是从稿本过录,价值仅次于稿本。有的仅为转抄,其价值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些难见的珍本便依赖抄本得以保存。根据时代可以分为唐抄本、宋抄本、明抄本、清抄本等。时代难以确定的古代抄本统称为旧抄本。
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不仅原本或接近原来的版本可称善本,大凡经过名家精校过后的版本都可视为善本。
举世无双的本子。如宋刻三十卷本臣注《文选》、宋刻《昌黎先生集考异》等都是孤本。(中国古籍版本学)
用活字排印的书本。根据制造活字原料的不同,可以分为泥活字本、磁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锡活字本、铅活字本。
采用照相制版等工艺使原书或原稿得以再现的复制本。影印本具有能够保持作品原貌、出版周期短、制作成本低、价格相对便宜的优点,它的版本价值主要依赖所影印的原本的价值。根据印版材料和工艺技术的不同,影印本可以分为石印本、胶印本、珂罗版印本等。
又叫卷子装。(中国古籍版本学)把抄了书的纸粘连起来,形成长卷,在其尾端装上一根用木或竹做成的轴,收藏时用轴由尾端向前卷成一束,成为一卷。因此,卷轴装的纸本又称为卷子。卷轴装虽然有容量大的特点,但卷面过长,翻阅极不方便。
又称“龙鳞装”。是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页纸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书页的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就成为一本旋风装的书籍。旋风装不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而且增大了卷子的容量,且便于翻检。但是旋风装的散叶在卷曲后可能很难平复展开,反而增加了阅读的困难,因而这种形式后来也没有被普遍采用。
本指古印度用梵文将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装帧,而后依次将贝叶经顺好,每页穿一圆孔,用两块长条形竹板或木板上下相夹,然后用绳穿过圆孔,在再逐页穿过每页圆孔,最后穿过另一板圆孔。绳头打起比圆孔大的疙瘩,以防脱出。这种装帧方式是两板相夹,又是梵文书写,故称梵夹装。
一名折子装。是唐代后期产生的一种新的装订形式。其制作方法是将写好的长条折子,按照特定的行数,就像折扇那样均匀地折叠成长方形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保护封面和封底。(中国古籍版本学)
由经折装演变而来。是以版心中线为准,版面向里对折,然后再一叶一叶重叠在一起,在折线处对齐,用浆糊粘再一起,另外三边切齐,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打开书,可以看到一整页,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
是对蝴蝶装的一种改进。把印好的书页在版心中线处背面对折,让版心向外,单口向内,然后将单口粘连到裹背上,外面加上护叶和封面,这样就产生了包背装。这种形式的包背装也有其缺点:一是单口与包背纸的粘连比较费事,且粘连不牢则容易脱离散乱;二是为了粘连牢固使用过多的浆糊则容易造成生虫生霉,不利于书籍的保存。
是对包背装的一种改进。其基本方法和包背装一样,所不同的是,包背装用整纸裹背,而线装只在前后各加一张护页,连同正文用线装订在一起,不包书背。
版面四周的边线,上方的叫“上栏”,下方的叫“下栏”,两边的叫“边栏”或“左右栏”,它们确定了版面的大小。
即行文的款式,包括行格和字数,通常以半页计算。
也叫中缝、书口、版口,指每页正中较窄的一格,格内常常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和刻工姓名。(中国古籍版本学)
版心全长四分之一处的鱼尾形标志。以鱼尾数量区分,有单鱼尾、双鱼尾、三鱼尾等;以鱼尾的方向区分,有对鱼尾和顺鱼尾。以鱼尾的虚实图案区分,有白鱼尾、黑鱼尾、线鱼尾、花鱼尾等。(中国古籍版本学)
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牌记一般为长方形,也有作钟形、鼎形、琴形等其他形状。通常为一行或两行字,用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
也叫书皮,指包在全书最外层的一张纸,这张纸较厚,有保护全书的作用。明末毛晋汲古阁的书衣多用宋笺藏经纸或宣德纸,清初钱曾述古堂的书衣多用自造五色笺纸。
古又称校雠或雠校。雠(chóu 仇),《正字通》:言相雠对也。《韵会》:犹校也。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讹也称误,为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文献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脱漏一字或数字成为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原稿所无二传抄或出版过程中误增的文字称为衍文,亦称衍字、羡字。倒指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文字前后次序颠倒错乱的现象。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错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把各本的异同记录下来。
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称为本校。分为据相同词句、相同句式、对文、文义校勘。
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及相关文字来校勘某一文献称他校。陈垣指出:“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当我们发现了书面材料中的确存在着错误,可是又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比勘时,就不得不采用推理的方法来加以改正。
底本是校勘时选用为主的本子,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校勘处理,这个本子就是校勘用的底本。一般情况下也可叫“工作本”。 选择底本要尽量选用善本。
凡经校勘的书称校本。校本是保存校勘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校本有两个优点:一是前人据以校书的某些版本及有关资料可能已经亡佚,常能在校本中觅得。二是凡勤于校勘者多为专家学者,他们的校勘成果当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书籍经过校勘,分别异同,判断是非,然后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文字记录下来,即成定本。凡重新整理编排的文献常采用定本形式。
记录校勘内容与成果的文字,古人又名“异文”、“考异”或“辨证”、“辨误”。其撰写目的,一则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增加校本的可信性;二则备列异同,供读者分析选择。撰写校勘记,是校勘工作中的重要一步。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在一句话当中点分称为“读”。
宋代已经出现了标点一词;张舜微先生认为:“当时所谓的“标点”,必然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有了这种符号,书中的要义,便可一望而知。传中所说‘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道理便在这里。”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适用于直行文稿,同年十月政务院下达指示,要求全国遵照使用。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再版,主要用于横行文稿。
针对古籍整理,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标点部分已发表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颇适用于古籍标点工作。
一、不明古汉语词汇
1. 不明古音通假2. 不明典故3. 不明方言俗语;
二、不明专有名词1. 不明人名2. 不明地名3. 不明官名;
三、不明文献名称;
四、不明引文1直接引用的话未加引号 2非直接引用的话加了引号 3将两条引文误合在同一引号中;
五、不明语法1. 不明词类2. 不明句式3. 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结构;
六、不明文体;
七、不明文意;
八、文献有误。
一、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二、参考已有的标点结果,三、要勤于查考,四、要注意利用文体特点。
“训”是解说,“诂”是古言。合起来讲便成为一种注释、翻译古书的工作的代名词。早期的训诂还主要是词、句的解释,后来其范围逐渐扩大,凡是对古书的注释都可以叫做“训诂”。
是用两个字合注另一个字的读音,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及声调,拼读成被批注的音。
或称串解、释句,就是解释一句或几句的意思。
即解释全章全篇的大意。
起源于南北朝。其体例与“集解”大致相同,只是更为详尽。义疏有许多别称,如疏义、义记、义章、义宗、传义、章疏、讲疏等等,开唐疏先河。
注解和解释注解的文字和称注疏:《十三经注疏》。自汉以来,释经之书,有传、经、解、学等名目,今通谓之注。唐太宗诏孔颖达与诸儒,择定五经义疏,敷畅传疏,谓之正义,今通谓之疏。南宋以前,经疏皆各单行,至绍熙开始有合刊本,合称注疏。
全用白话文译释经书的一种方式。
是转述的意思,是阐明经义的。最早的传,相传是孔子所做的《易传》,又称十翼。
是注释中最通行的一种名称。以注名篇的注释,内容很广,注音、释义、阐述语法、说明表现方法或者修辞手段、阐释其他文化知识均可涉及,也有侧重一方的。
就是表识的意思,指引申、发挥,或补充、订正前人说法的一种注释。笺的体例是从汉郑玄开始的,实际是后世疏、正义的源头。
章句是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以分章析句的方式串讲经文大意,为的是使文章意义更为明显。它是传注的一种,但往往传注比较简明而章句则较为繁琐。
有两种情况,名同异实。一如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一如魏何晏的《论语集解》。
疏即正义,是对“注”解释,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即属不破注。疏不破注是训诂学的基本术语之一,指作疏者尽量依照注文的意思进行诠释,不试图去改变旧注的任何观点,这在唐代成为注释家的基本准则。疏即正义,是对“注”解释,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注,不另作主张。
这个术语涉及多音字的问题。一字有多音,在特定的上下文里,这个字要依照它本来的读音去读,叫如字。
之言、之为言,这两个术语用来释义,但释者和被释者之间还有语音关系,或是同音,或是音近,或是双声叠韵。这种注释方法,称为声训或者音训。
最常见的注释格式;它采用判断句的形式,直释其义。这种格式,注释的内容很广,单词、词组、句子、实词、虚词、名物、制度都可用这种格式注解。
在引用古代文献资料时,常常对古奥艰涩的字句今行译释,为古文的解释、翻译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有的是对译,有的是意译,有的是增文译释。
信、雅、达三者,是相互联系而又各有侧重的。所谓“信”,是真实,即孔子《周易·乾卦·文言传》中所说:“修辞立其诚”。指译文要忠实于原著,要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旨,不能任意发挥。在语言、表达方式、艺术手法、文体特征等方面,译文与原文要最大限度地保持等值。译文脱离原文,违背“信”,其实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所谓“达”,是通达。要求译文要通达,通畅,通顺,明白,文从字顺。仅仅做到了“信”,字字对应,句句对译,但生吞活剥,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行文规范,读起来不通顺,还是会让人觉得晦涩难懂;所谓“雅”,则是要求译文要典雅优美,有文采。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明好的文章是优美的,有文采的。如果信、雅、达三者兼及,必是译文中的最高境界了,然而很难。在三者中,“信”是基础,如果失去“信”,译文如果不忠实原文,就是再明白畅达,再优美,再富有文采,也是不足取的。所以古典文献的今译,应当在“信”的基础上,求“达”、求“雅”。
就是按照原文的词序,逐字逐句对应地翻译。词语的意义、词性,词在句中的位置、句法结构,译文与原文都是对应的。这是古文今译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它能够保持原文用词造句的特点,比较容易反映原文的句型结构和语言风格,方便读者借助译文去理解原文。
就是在不改变原文原著文意的前提下,可以调整原文的语法结构,调整原文的词序,也可以增减一些词语和句子,以达到使译文更符合原意,且更明确完善,更通顺自然。要注意的是在意译的时候,这些调整和增减绝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任意滥用。
隋沙门彦宗撰《辨证论》曾有译才须具“八备”之说。他谈的是翻译佛经的人才,但其中“诚心爱法”、“耽于道术”、“不惮久时”、“不过鲁拙”、“不好专执”,以及“要识梵言,乃闲正译”,“粗谙篆隶,不昧此文”,是从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讲述的,以之要求从事古典文献的翻译者,亦为不刊之言。只有具备敬业精神,具有严谨学风,又有熟悉、掌握古今汉语的能力,才能做好这一工作。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概况
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式来予以解决;“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全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朱德代表中央祝辞。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欢迎讲话,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和周扬也分别作了报告,对国统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作了总结。第一次文代会在后来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它是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订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学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解放区文学工作,开展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的经验,作为最主要的经验被继承。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华文艺界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完全符合文学艺术与科学的特点与规律,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全面促进了文化艺术工作的蓬勃发展。
所谓百花文学,是指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百花文学首先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开始大胆干预生活,尖锐地提出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塑造了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触及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尤其是对官僚车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揭露、批判和讽刺。其次,勇于冲决一些人为设置的“禁区”,展示爱情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揭示人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干巴巴的老套路,显得富有人情味,细腻、隽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如:小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诗歌:郭小川《一个和八个》;随笔:邓拓《燕山夜话》、吴南星《三家村札记》。等等。1957年夏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筌麟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见解。他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落后的群众数量始终是少数,中间群众占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故创作文艺作品时要更多地反映大多数中间人物。受到赞赏的有西戎的《赖大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这些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但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该见解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以“中间人物”反对“英雄人物”,被江青等人列人“黑八论”并遭到严重批判。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据此,周扬在《新诗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于1960年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正式确认了这一创作方法。当时不少人认为两结合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一是从理论上阐明它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征,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证明它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因此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两结合旋即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指导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十七年小说创作
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创作流派。代表作有赵《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马《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这一流派的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十七年诗歌创作
作为一种诗体,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但作为一种有独立形态的诗的体式,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土地》,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是最初的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从艺术渊源上说,政治抒情诗写作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新诗中有着浪漫派风格的诗风;一是西方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尤其是苏联的革命诗人的诗歌遗产。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政治抒情诗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有助于增强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新民歌”运动是指50年代未60年代初,以“大跃进”为背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兴起的一场诗歌运动。毛泽东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接着,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报告,“新民歌”创作由此推展开来。这是与五四新诗传统对立的诗歌发展的新道路,它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赛诗成为当时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新民歌的问题实质是政治对于诗歌的要求,背离生活、“浪漫”浮夸、粉饰生活的作品较多。代表诗人及作品有郭小川“新辞赋体”的《青纱帐——甘蔗林》和“新散曲体”的《祝酒歌》,贺敬之借用信天游形式创作的《桂林山水歌》。
十七年散文、戏剧创作
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杨朔模式是指杰出散文家杨朔创造的一种写作模式,它有着精美的构思和结构,内容诗意盎然,有着包容思想意境和艺术情趣的境界,往往先取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用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的手法,来抒写社会主义的“时代侧影”或即时性地阐释党的路线、政策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即使是写花草虫鱼,也执意去象征婉曲地阐释生活的哲理、劳动者的情操和祖国前进的步履。在痛楚的现实面前,作家过分追求乌托邦式的诗意,造成了这种模式本质上的“假”;而在艺术上刻意的象征比附,则有雷同化的倾向和求功的斧迹。由此造成了这种模式创作范围上的狭窄。
“第四种剧本”是剧作家刘川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上的一批戏剧的概括。这些剧本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农民剧本”、“部队剧本”的框框,而显示由某些特色。被称作“第四种剧本”的,主要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与其他作品相比,“第四种剧本”最突出的特点是写人,按照“人”应该有的思想、感情、意识塑造形象,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生活的“干预”。
文革时期文学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由于当时文艺生产完全纳入政治体制之中,艺术家们个性化的角色认定和自我想象的破坏、击碎,而样板戏本身的意义结构和艺术形态,则表现为政治乌托邦想象与大众艺术形式的结合。
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并点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给以后的文艺界造成极大的祸害。纪要的出笼,是林彪、江青等人篡夺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大量作品被打成毒草,大量作家受到了迫害,造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年准空白期。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同意撤销《纪要》。
是1966年2月林彪、江青勾结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文艺黑线专政”这个理论前提下,对建国后的一些文学创作理论或建议所强加的污蔑之词,具体包括:“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通过对所谓的“黑八论”的荒唐批判,彻底地否定了建国后17年的文艺成就。
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咏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最先提出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它完全违背文艺创作规律,无视生活和文学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造成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扼杀了文艺的独创性。
“潜在写作”是指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其主要特征是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而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与想象中,并由此显示了人性与艺术的觉醒。除了少数被容许的官方创造之外,文革时期大有价值的创作是这些处于地下状态的作品,作家们的潜在写作说明生活环境的严酷并不能彻底摧毁人类追求理想、反抗邪恶的决心和意志。
在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们不像主流文学那样通过常态的媒介运行、传播,而是在髙压专制下,以尽可能隐蔽的手抄渠道传阅,自发地创作,自发地传播。他们不同程度的具有“异端”因素,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中。作品常见的存在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手中流传。也有的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任何形式发表。这种文学,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这一概念,但也可以称之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关系,并为80年代出现的重要文学潮流作了准备。“地下文学”主要包括这个时期的穆旦、曾卓、牛汉、蔡其矫等诗人的创作和郭路生、“白洋淀诗群”的“知青”诗作,还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赵振开的《波动》等手抄本小说。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性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曲悲壮的政治史诗,这些诗有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歌”,有充满深情的抒情诗,有嬉笑怒骂的讽刺诗,有现代诗,也有旧体诗,虽然在艺术上是粗糙的,但其悲壮、慷慨的风格,战斗性、檄文性的鲜明特征,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歌”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同时,“天安门诗歌”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愤式”悲剧文学审美形态的滥觞。
八十年代文学(1985年之前)
八十年代文学概况
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80年代,“知青文学”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一般这一概念所指的范畴并不清晰,但总的来符合两个条件:作者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知青文学一般专指叙事体裁的创作,因而“知青文学”也常常成为“知青小说”。北岛、舒婷、芒克等创作的不是知青文学。知青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张炜等。知青文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品中常有较多的惶惑,与产生于寻求中的不安和焦虑。代表作品: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张抗抗《隐形伴侣》《北极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路遥《平凡的世界》等等。
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是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后最先出现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具有悲剧意味。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伤痕文学意义在于对文革的整体否定,但作为刚刚摆脱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也就十分明显的局限,那就是作品内涵不深,表现技法也比较幼稚。
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
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但理想主义的理性色彩,使反思文学失去了“伤痕文学”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代表作家作品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礼》、《蝴蝶》,方之的《内奸》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中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应,作家们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生活。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此后大批改革小说相继出现。总体上看,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是改革文学的重要作品。
八十年代诗歌创作
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插队,形成了白洋淀诗派,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芒克、根子、多多等人。他们的作品着重对现实社会秩序和暴力专制进行批判,表现生命中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诗歌的这种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代表作品有芒克的《天只》、《十月的献诗》,根子的《白洋淀》等。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在新中国诗坛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包括在“胡风”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和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等。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其名得之于艾青诗集《归来的歌》。
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今天》杂志,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一批年轻诗人纷纷发表诗作,以其思想感情的复杂隐蔽,与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引起强烈反响。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它并不偏重对客体的描摹,具有20世纪艺术倾向的美学特征。在内容上,朦胧诗人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人性的改善和人的自由发展。在艺术品格上,他们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文艺,注重汲取我国古代诗歌美学中的营养,采多种现代主义文学惯用的表现。舒婷、顾城等是朦胧诗创作的主要人物。代表作有:舒婷《致橡树》;顾城《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北岛《回答》《红帆船》等。他们推动当代形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歌的写作,放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
1978年,芒克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杂志《今天》,以民间刊物的形式集结了一批青年诗人,主要有食指、顾城、江河、杨炼、芒克、舒婷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早在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就崭露头角,与当时的主流诗歌显著不同,主要展现当时知识青年的真实心态,其精神意志与艺术手法均不同程度地带有现代主义的手法,由于不易懂被称为“朦胧诗”。他们的创作主要吸收了西方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等诗歌流派的表现技巧,注重象征、暗示、联想、变形、意象等手法的运用,在美学特征上更加迷蒙、多义,表达了这群诗人对人的本质的现代思考和对人的自我价值、心灵自由的追求,也表现了对于现实的严峻批判、怀疑及对美好境界的朦胧向往。代表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捧的《致橡树》、《神女峰》,顾城的《黑眼睛》等。
八十年代散文、戏剧创作
“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 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 ②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转型时期文学(1985年—2000年)
转型时期文学概况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80年代出现了两次高潮,即以1985年与1988年两个核心时段为中心的高潮时期。在80年代初王瑶等有关文学史的讨论基础上,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企图替代政治朝代更迭主宰文学分期的做法,设想厘清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给“重写文学史”以启发,在1985年唐锼等文学史家与晓诸等人展开的论争掀起讨论高潮。这场讨论为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提供了学术的氛围。赞同者认为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反对者认为其实质是违背历史主义,跟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观念,力图否定和贬低这些革命作家。
1994年,针对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初期物欲高涨、人心浮躁、精神被物质化的现实,同时也针对文化的商品化、创作中的价值漂移、作品媚俗现象的存在,《上海文学》推出关于“文化关怀”的小说,上海批评界提出了所谓“人文精神”的口号。这种人文精神在张承志长篇小说《心灵史》和张炜的两部长篇《柏慧》、《家族》的争论、评价中展现,甚至有的话题已经进人“非文学空间”。张炜和张承志也发表文章,以激烈的态度对时下思想价值迷失和道德滑坡给予了尖锐的抨击,表现了一部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化的坚定信仰。有人认为他们的追求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操守,也有人认为这表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也展现了90年代文学思潮的多元性。
转型时期小说创作
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寻根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华民族在政治反思后向更为深沉的文化反思的延续,在当代文化观念的烛照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予以批判,对民族文化的精髓加以确认,寻求民族文化之“根”。寻根小说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进入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80年代中期,文坛上一批作家开始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实验小说是批评家对于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也有人称之为先锋小说。这一实验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这些作家有:马原、莫言、残雪、格非等。代表作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拉萨河的女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残雪《山上的小屋》;格非《迷舟》等。实验小说的共同特征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拟真性、公开暴露小说的虚构本质;取消情节之间的因果联系;让幻觉、幻想和现实混在一起,真假难辨。实验小说对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拒绝使它只能在一个狭小的文学圈子里生存。
指的是1985年前后崛起的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与创作形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洪峰、孙甘露、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小说作家髙举形式主义的大旗,进行了一系列艺术实验,追求语言的充分游戏化,结构的迷宫化和叙述的感受化,认为文学本体的意义只在于文本的生成过程和阅读过程,而不在于所谓的认识意义,消解了文学的功利主义传统和“文以载道”的教条。主张小说的本质在于虚构,小说中呈现出来的“生活”是一种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结晶。主要代表作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余华的《现实一种》等。先锋小说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文体形态,进行了语言和文体实验,在小说的现代化叙事上取得了新的业绩,但由于其“先锋性”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底蕴,又脱离民族的审美心理和需求,因而在轰动一阵后便受到读者的冷落而消沉了。
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方法上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采用“零度状态”的情感模式,客观冷静地呈现人类生存本相,对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给予拒绝和背弃,力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人物内心的精神力量被消解殆尽,他们生活在机械的生活潮流中,随波逐流是其主要的生活状态。作品强调心理化的“真实”,叙述细节上带有更多个性特征的感情色彩。代表作家作品“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
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1987年前后,对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文坛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些作品以对传统历史的重新述说和新鲜的叙述视角与手法而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小说的作者以转型后的先锋派作家和致力于拓展题材的新写实小说家们为主,其创作的最大特征是不再把自己的小说作为演绎官方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史有实录或乏人问津的往事做出种种设想,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这种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方法,被称为是新历史主义,体现这种思想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
90年代中期,随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及其后的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范小青的《白日阳光》等都是其中的佳作。
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个人化写作,又称“私人化写作”,在90年代以后,或以“私人生活”为题材、个人话语为载体、以“自恋”情节为突出特征开始在文坛上弥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写作”。90年代女性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在取材上多以自身故事为蓝本,人物往往带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包括外貌、性情、爱好、经历等等,展现的都是“女性生活”场景,以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为叙述对象,自言自语,充满了“自恋”的情结和声音。代表作品有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羽蛇》、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等等。
新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是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写作方式,是指凭藉身体的写作,在女性自己的肉体感觉和感官的基础上来观望和认识自己,来体验自己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过程,来抒发女性的性别之累和生存之痛。陈染、林白是女性小说身体写作的代表。幽闭空间中女性的自我幻想,情感的自恋,“寡居”于男性世界之外的女性与女性的交往,成为她们叙事的典型方式。代表作品有《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站在无人的风口》等。
转型时期诗歌创作
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拒绝精英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提倡平民化、世俗化、个人化;拒绝“朦胧诗”的意象、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提倡口语化,诗中充满了了反讽,调侃黑色幽默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1986年“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视为“新生代”诗人在全国的集体登台亮相。
8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发生了新的转移,加上“朦胧诗”的讨论和新潮诗歌长时间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归来”诗人的创作渐趋沉寂。与此同时,推动新潮诗歌的一批青年诗人的后期创作,也更加热衷于艺术实验,迷恋抽象观念,因而也愈来愈远离现实生活和读者的感性经验。加上其中的一些骨干力量先后脱离国内诗坛,或转向其他体裁的文学写作,“朦胧诗”的创作和讨论的浪潮也开始消歇。在这期间,从新潮诗歌内部孕育生成的一股新的更年轻的创作力量,开始登上诗坛。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代”诗人。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转型时期散文、戏剧创作
在80和90年代的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文化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20世纪80年戏剧工作者借鉴西方现代派话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革新,留下了一批探索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现实主义原则之下合理地借鉴现代派话剧的手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推动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如《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狗儿爷涅槃》;一类是在主流话剧类型之外,充分借鉴现代主义的戏剧探索,无场次、多声部组合式、小说结构、写意话剧等,如《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魔方》。代表作家是高行健。
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科学。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使人们懂得关于语言的理性知识,提高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水平。语言学分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个领域。
以某一种具体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它包括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两种。总之,专语语言学只研究某一种语言。
是语言学的分支,从一个发展的横断面描写研究语言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状态和发展。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语言学的分支,又叫历史语言学,是从纵向发展的角度研究某种语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
又叫传统语言学,用于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之前的语言研究,这时的语言研究尚未独立,语言学作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存在,语言研究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古籍和语言教学,从而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或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
在中国古代,“小学”先从教授字的形(六书)、音、义开始,就把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统称为“小学”。“小学”一直是经学的一部分,包括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三个分支学科。
以人类一般语言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特征、发展规律,是综合众多语言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部分。
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部分,与应用语言学相对。理论语言学主要以语言系统的描写、语言运用机制、语言能力以及语言发展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语言应用的学科,实际上是一种交叉学科,是相关学科的学者将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同有关学科结合起来研究问题而产生的新的学科。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指语言教学(包括聋哑盲教学)、文字的创制和改革、正音正字、词典编撰等;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还包括与计算机有关的机器翻译、情报检索、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
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个语言学的重要流派,它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研究具有共同母语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它的出现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补充)
结构主义语言学
是指20世纪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作者)的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产生的学科。该理论认为语言研究对象是脱离具体环境的语言符号体系,而不是言语体系;强调共时特征的价值,轻视历时的意义。受这种理论影响的三大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转换生成语法学
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形成的以乔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强调从认知学的角度,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解释。区分先天的语言能力和后天的语言知识,认为语言有生成能力,是有限规则的无限使用,转换是生成的重要手段。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来使用的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体系。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
说话是人们运用语言材料和规则表达思想的活动。说话既要有物质媒介(语言),也要有信息内容(思想)。
是对语言的运用,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人的说和写的过程,是人的一种行为,叫言语活动,也叫言语行为;一是指人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也叫言语作品。
人类交际所使用的工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此外,身势等伴随动作是非语言的交际工具;旗语之类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文字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
思维是认识现实世界时一种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思维是人脑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机能和过程。根据思维活动的不同形态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直观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
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习惯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即一般所说的部落、部族和民族。与此相关的现象就是社会现象。
指那些与人类共同体的一切活动---产生、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的现象。
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号、标记。它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的要素,是一定的形式和一定内容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符号和隐含某种信息的自然征候(事物本身的特征,隐含的信息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同。
语言是一种符号,因为它能代表或指称现象。语言符号由音、义的结合构成的。“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表现形式,“义”是语言符号的内容,只有音和义相结合才能指称现实现象,构成语言的符号。
指语言符号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音和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没有必然联系,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它是就语言符号的音和义的相互关系来说。这种音义的任意性关系又叫约定性。
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是就语言起源时的情况来说的,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至于符号的音义关系一经社会约定而进入交际之后,对人们就有强制性,音义之间就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不得任意更改。
即语言符号的使用只能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一个符号跟着一个符号依次出现。依次出现的符号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随意编排。符号的线条性是由规则支配的,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
语言是一种分层装置。语言结构要素的各个单位,在语言结构中,并非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分为了不同的层和级。语言的底层是一套音位,即音与义相结合而划分出来的结构成分。音位经组合而与某种意义相结合就能构成语言的符号及符号的序列,这是语言的上层。这一层又可以分若干级:第一级是语素,这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结构单位,是构词材料;第二级是由语素的组合构成的词,是造句材料,是交际的基本单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词和句子都是符号的序列。语言系统的层次结构可以图示为音位→语素→词→句子。
指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语言结构的体系的演变只能采取渐变,不能爆发突变。
指语言结构体系是不平衡的,即词汇、语义、语音、语法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与社会联系最直接的是词汇、语义变化最快,语音次之,语法最慢。
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相对,表层结构赋予句子以一定的语音形式,即通过语音形式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结构,表层结构是由深层结构转换而显现的;深层结构是赋予句子以一定的语义解释的那种结构。
语言符号的组合方式是顺着时间的线条前后相续,好像一根链条,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处于组合链中的两个符号或符号列之间构成的关系称为组合关系。符号和符号的组合形成语言的结构,比如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等都是具体的组合关系类型,是符号组合而成的结构类型。
语言系统中的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如果相互之间存在着(任意)一个共同特征,那么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就构成一个聚合群。处于聚合群中的两个符号之间存在着可以用共同特征加以命名的聚合关系。聚合关系分为广义聚合关系和狭义聚合关系两种,其中的狭义聚合关系是只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之间所形成的功能聚合关系。
指的是在分析语言的一种操作方法,用以检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性质。具体操作程序是:在一个特定的结构位置上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替另一个语言单位,替换后如果整个结构单位是合法的且不改变原有的句法---语义结构关系,那么即可证明这两个单位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性质。
广义的“语言能力”指的是“抽象思维能力”和“灵活的发音能力”的结合。(教材P37. )一个具备狭义语言能力的人可能会因为智障或发音或听觉器官缺损而失去广义的语言能力。狭义的“语言能力”是从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讲的,指的是人类大脑天生就具有的语言装置/语言习得机制/语言器官。
(补充)
区别特征
如果某种语言的语音差异可以造成意义的不同,这样的语音差异就有音位的对立,构成这种差异的语音特征就叫做“区别特征”。如“搭”[tᴀ55]和“他”[tʰᴀ55]的声母就存在着音位的对立。[t]和[tʰ]的差异在于前者不送气,后者送气,所以送气与不送气的语音特征就是普通话里的“区别特征”。
语音即语言的声音,是语言符号的载体,它由人的器官发出,负载着一定的语言意义。语言依靠语音实现它的社会功能。语言是音义结合符号系统,语言的声音和语言的意义是紧密联系着的,因此,语言虽然是一种声音,但又与一般的声音有着本质的区别。
音素是从语音的自然属性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语音单位,是具体存在的物理现象。音节由音素构成,如“刊”(kān)可以分出“k、a、n”三个音素。音素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国际音标的音标符号与全人类语言的音素一一对应。
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音节是听话时自然感到的最小语音单位,由一个或几个音素组成。一般来说,一个汉字的读音就是一个音节。两个汉字读一个音节的是儿化词,如花儿(huār)。汉语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构成,少则一个音素,多则四个音素,且以元音为主。
由国际语音学会1888年8月制定公布,被各国语言工作者采用的,不带有民族特色的记录音素的符号。国际音标主要采用拉丁字母标写,拉丁字母不够用时,会采用一些希腊字母。其制定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音素只用一个音标表示,一个音标只表示一个音素。
一种比较概括的标音,又叫做“音位标音”,与区别意义无关的发音特征和差别可以不必记录。
又叫做“音素标音”,是一种详尽记录发音特征和差别的标音。
声音大都是有许多频率不同的纯音构成的复合波,其中频率最低的那个纯音叫基音,其它叫陪音。
基音的频率和陪音的频率之间总是保持一种整数倍的比例关系的声音,它的波形总是有规律的叫乐音;不具备整数倍关系,波形不规则的叫噪音。
一个音的陪音经过共振腔时,一部分引起共振腔里空气的共振,从而得到强化的一簇陪音聚集而成的高峰叫共振峰。
指同一个音素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交际中执行不同的功能。语音的这种属性是使语音从根本上与一般声音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
即声音的高低,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频率的高低。
即声音的强弱,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幅度的大小。
即声音的长短,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久暂。
也叫音质,即声音的特色,音色的差别主要决定于物体振动所形成的音波波纹的曲折形式不同。在任何语言中,音色无疑都是用来区别意义的最重要的要素。
发音时,气流振动声带,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元音。决定元音音质差异的因素有:圆唇与否、舌位的高低与前后。所有的元音都是乐音。
发音时,气流通过口腔或咽头受某一部分的阻碍而形成的音叫辅音。根据声带颤动与否可分为清辅音和浊辅音,根据气流通道可分为口辅音和鼻辅音两大类。所有的辅音都是噪音。
发辅音时,气流在口腔受阻的部位就是发音部位。
发辅音时,形成和解除阻碍的方式就是发音方法。常见的发音方法有:阻碍方式(塞、擦、塞擦)、清浊、送气不送气,等等。
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就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类。是从社会属性划分出来的。有同等实用价值的一组因素,可归并为一个音位。有些因素的不同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就要看作不同的音位。
音位变体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异形式,是音位在特定语音环境中的具体体现或具体代表。音位变体又可分为“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变体叫做“条件变体”,没有环境限制,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音位变体叫“自由变体”。
以音素的音质角度划分并归并出来的音位叫做音质音位。又称音段音位,线性音位。辅音音位、元音音位都是音质音位。
利用音高、音长、音强这些非音质要素形成的音位叫做非音质音位。又称为超音段音位。常见的非音质音位有调位、重位、时位等。
语流音变就是音位与音位组合时,受邻音的影响或由于说话时快慢、高低和强弱的不同而产生的语音变化。常见的语流音变有同化、异化、弱化和脱落。
语流中两个邻近的不同的音,其中一个受到另一个的影响而变得和它相同或相近,叫同化。例如北京话的“棉”/mian/、“面”/mian/中的/n/在“棉袍”“面包”中变成/m/,这是被“袍”和“包”的声母/pʰ/、/p/在部位上同化的结果。
语流中邻近的相同或相近的音,其中一个受到另一个的影响而变得不同或不相近,叫异化。例如北京话的上声是个发起来比较费力的调,两个上声字相连时,第一个上声要变成阳平(“土改”调同“涂改”),这是调位的异化。
语流中一个较强的音由于所处的地位或受邻音的影响而变成一个较弱的音,叫弱化。例如妈妈/ma ma/弱化成/ma mə/,木头/mu tʰou/弱化成/mutʰo/。
语流中有较弱的或不重要的音在发音时丢失了,或者为了发音的方便而省去某些音,叫脱落。例如“豆腐”/tou51fu˚/说成/tou51f˙˚/。
所谓四呼就是按韵母开头的元音口形分的类。把韵母开头的发音按唇形和舌位的不同分为开、齐、合、撮四个呼。
韵母开头不是/i/、/u/、/y/的韵母属于开口呼。
韵母开头是/i/的韵母属于齐齿呼,
韵母开头是/u/的韵母属于合口呼,
韵母开头是/y/的韵母属于撮口呼。
语法是词法和句法的汇集,包含词的构形、构词规则和词组合成句、句组合成句群的规则。
凡是能在组合的某一位置上被替换下来的片段都是语法单位。语素、词、词组、和句子是不同结构层面上的语法结构单位。
语法的组合规则是指语法单位一个接一个组合起来的规则。组合规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说话时现创造的,所以组合规则是现实的,存在于话语之中,是对现实语句结构的高度抽象概括。比如动宾结构,动词在前,宾语在后,这条组合规则适用于所有动宾结构,如“看电影、读报纸、下围棋、买车票”等等。
语法的聚合规则是指语法单位的归类和变化的规则。聚合规则是潜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借助已有的经验,运用聚合规则的替换方法,将新的词语组装在旧有的装置上,构成新的句子,满足交际需要。比如“买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格式,在杂货店可以说“买酱油”,在服装店可以说“买衣服”,在火车上可以说“买车票”,在粮店可以说买“面条”,等等。这种替换理论上可以说是无限的,可能造出的新的句子完全无法全部列举。
句子是语言中最大的语法单位,又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基本的表述单位,其最大的特点是:(1)具有一个语调,(2)经常用于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
语素是语言单位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也是最小的语法单位,是不能独立运用的构词要素。根据语素在词中的不同作用把它分为词根、词缀、词尾三类。根据是否直接成词可分为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两种;根据是否具有词汇意义分实语素和功能语素两类。
词组是词和词的组合,是词和词按照一定的句法、语义规则组织起来的,是句子里面作用相当于词而本身又是由词组成的大于词的语法单位。
词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所谓独立运用,就是它在造句中能够打出作为一个单位出现;所谓最小,就是说在能够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中它处于最低层级,其他层级的单位如词组、句子本身包含了能够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因此都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
语言中仅由一个语素构成或者只包含一个语素的词就是单纯词。单纯词不一定是一个音节的,可以由双音节单纯词(如联绵词)以及多音节单纯词(如音译外来词)等。
语言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或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的词称为合成词。合成词有复合词和派生词之分。复合词是词根语素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构成的词,派生词是词根语素和词缀组合起来构成的词。
具有形态性语法意义的词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单纯的词汇性成分、提供形态性语法意义的部分。前者就称为词干。词干作为一种成分,它是或者由词位直接充任的(books中的book)或者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位组合而成的词位序列充任的(如woman-students中的woman-student)。
词尾是指加在词的末尾,只能改变一个词的形式,而不能构成新词的语素。词尾是构形法的概念,与词干相对,是语法词的构成成分。如英语book加上-s以后成为books,walk加上-s,-ing,-ed之后而成为walks,walking,walked。
词根是词义的核心部分,词的意义主要是由它体现出来,它可以是成词语素充任的,也可以是不成词语素充任的。前者如汉语中的“人”、“人民”中的“人”,后者如汉语中“桌子”的“桌”以及“人民”中的“民”。
词缀是只能粘附在词根上构成新词的语素,它本身不能单独构成词。粘附在词根前面的词缀称为前缀,粘附在词根后面的词缀称为后缀,插入词根中间的词缀称为中缀。如汉语的“第一”的“第”是前缀,“棍子”的“子”是后缀。马来语中的patuk(啄),pelatuk(啄木鸟),“-el-”就是中缀。
广义的词法包括构词法和构形法两个部分。前者研究词汇意义上的词之内部结构及构成新词的方法。后者研究具有形态性语法意义的词的内部结构或构成问题。狭义的词法仅指构形法。
所谓直接组成成分就是句子分析中,每一层中直接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更大的语法单位的两个组成成分。分析词组的层次,就是要分析这个词组在每个层次上的两个直接成分,如果直接成分仍然是由几个成分构成的,就要依次往下分析其直接成分,直到所有的直接成分都是词为止。
直接成分分析法是分析短语和句子,它来源于国外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分析时尽量分出两个直接组成成分,即把短语和句子不断地一分为二,因此又叫“二分法”。这种分析法最能反映出短语和句子内部的组合层次,因此又把这种析句法称为“层次分析法”。
是从句法结构的关系意义出发,对句子作成分功能或作用分析的方法叫句子成分分析法,即用各种方法标出基本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和次要成分(定语、状语、补语)。
变换分析是语言研究中用于揭示句法多义和句法同义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常见的变换分析手段有移位、删除、添加、插入、替换、分合等,变换分析至少应保证句子在变换前后基本语义结构关系不变。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征的异同而分出来的类别。根据词的词汇意义给词划分的类别不是语法上的词类。常见的词类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等。
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是语法形式。语法形式是语法意义在语言中的外部表现,是语言意义的外部标志,特定的语法形式必须体现一定的语法意义,反过来讲,特定的语法意义必须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才能体现出来。在研究语法结构时,需要把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结合起来。
由特定的语法形式所表达出来的意义称为语法意义。比如books中-s这个语法形式表达的是“复数”这个语法意义,John’s中的-s这个语法形式表达的是“领属”的语法意义。特定的语法意义必须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才能体现出来,反过来讲,特定的语法形式必须体现一定的语法意义。在研究语法结构时,需要把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结合起来。
语法形式的表现手段称为语法手段。自然语言中使用的语法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就其大者言之,主要有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语序仅仅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一种语言主要采用哪一种语法手段,不同的语言很不一样。
形态即词形变化,是指词与词的组合时,由于表示语法意义的需要,而发生词形上的变化。形态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许多语法范畴,主要通过形态体现出来。如英语中代词“我”有I,me,my,mine这四种形式。
指通过词内部词根中的元音或辅音发上变化构成语法形式,表示某种语法意义,这种手段就是内部屈折。内部屈折不同于附加词缀,后者不改变词根或词的内部语音,而是附加另外的语素,前者改变词或词中语素的内部语音,而不附加另外的语素。如build-built、say-said;drink-drank-drunk等等。
语法的递归性主要是针对组合关系而言的。因此所谓的“语法的递归性”是指有限的符号和有限规则的无限运用。语法的递归性保证了语言在有限的材料和规则的基础上能够生成无限多句子或话语以满足人类无限多样的表达需要。
词形变化是语法形式,每种变化都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词形变化所表现语法意义的聚合就叫做“语法范畴”。常见的语法范畴有性、数、格、体、人称、时、态等。
一个词语序列中内含两种以上的句法结构关系,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句法多义或句法歧义。
比如“一个学校的老师”内含两个句法结构关系“一个丨学校的‖老师”、“一个丨学校的丨老师”。在前者中一个意义指向“老师”,是整个“学校老师”的定语;在后者中,“一个”直接限制“学校”,意义相当于“一所”。
几种句子格式表示相同或相近的结构意义,称为句法同义。句法同义关系不是具体句子间的关系,而是句子格式间的关系。比如“他打破了杯子。”和“杯子被他打破了。”两个句子代表的就是具有句法同义关系的两个格式(主动句格式和“被”字句格式)。
是1898年马建忠先生参阅西洋语法所撰的一部语法学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诞生。全书共十章,总论一章,八章写词法,只有一章是关于句法的,带有很深的模仿痕迹。
具有词组形式且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词的语言单位称为固定词组。固定词组最突出的特点是:(1)意义的相对凝固性;(2)成分的相对不可变更性(其中的成分一般不能更换、增删、次序不能颠倒)。它大致包括、惯用语、歇后语等。
“屈折”是指词的内部的语音形式的变化,所以又叫作内部屈折。屈折语的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因而词序没有孤立语那么重要。屈折语的一个变词语素可以同时表示好几种语法意义,一个语法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英语和俄语是比较典型的屈折语。
孤立语的主要特点是缺乏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除了词序,虚词也非常重要,常用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
黏着语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内部屈折,每一个变词语素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而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变词语素表示。词根和变词语素之间的结合并不紧密。两者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变词语素好像是黏附在词根上似的。土耳其语是比较典型的黏着语。
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黏着语。在复综语里,一个词往往由好些个语素编插黏合而成,有的语素不到一个音节。复综语的突出特点是分不出词和句子。词和句子合二为一,一个词的构成部分同时又是另一个词的组成部分,许多个成分互相编插组合在一起,难分你我。这种结构类型多见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
(补充)
词的兼类
各种语言里面都有跨类的词,就是说一个词既可以属于这一类,也可以属于那一类,这可称兼类。确定一个词的兼类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确定所讨论的是同一个词,其次是词类已经明确。如果把一个词类比作一个行业,那么兼类词就如同跨行业身兼数职的人。汉语的实词缺少形态变化,同一个词的句法功能有较大灵活性,因而跨类现象比较多,这是汉语词类系统的一个特点。兼类词一定要读音相同,词义有联系。失去了联系或意义无关的词不是兼类词。如“打门”(动词),“打今天起”(介词)这两个“打”是同形同音词。而“这件事很麻烦”(形容词),“不想麻烦你了”(动词)中“麻烦”是兼类词。
词汇就是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所有的词和成语等固定用语的总汇。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只有一个词汇,但包含的词可以多到几十万个。任何语言或方言的词汇都是一个庞杂的总体,但可大致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个部分。
语言词汇中除了基本词汇以外的词构成语言的一般词汇。一般词汇所包含的词数量大,成分杂,变化快,社会发展变化首先在一般词汇中得到反映。因此,与基本词汇相比,它有如下特点:(1)非全民常用性,(2)非稳固性,(3)构词能力不强。
语言的词汇内容尽管五花八门,门类繁多,但是只有一个核心,这就是基本词汇。基本词汇里面的词是语言词汇的核心,又称基本词。与一般词汇相比,基本词汇具有全民常用性、稳固性和构词能力强等特点。
人们对现实现象的反映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现实现象的主观评价。词典的释义所说明的一般都是词的词汇意义。理性意义是词义的核心部分。
词的理性意义又叫词的概念意义,是指以现实现象为基础,不涉及人们主观态度的词义。是词义的核心部分。
对于同样的现实现象,人们的主观态度可以不同,因而在形成理性意义的时候可以带进人们的主观态度,这就给词义加上一层附加色彩。词义还可以带有褒贬色彩。词义的这种附加色彩不是因人而异的个人现象,而是大家普遍使用的社会现象。
概括性是词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词义对现实现象的反映是概括的反映,是把特殊的、复杂的东西概括为一般的、简单的东西,以便人们能够把现实现象中特殊的东西当做普遍的、一般的东西,把复杂的东西当做简单的东西来掌握。比方说,“苹果”这个词的意义可以不管这种水果的品种、滋味、颜色、形状、大小等种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只能概括地反映所有苹果共同具有的一些特征,以便把它和桃子、梨等其他水果区别开来。一般性、模糊性和全民性是词义概括性的具体表现。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组成的语义场叫作同义义场,义场中各个词叫做同义词。同义词分等义词(绝对同义词)和近义词(相对同义词)两类。例如:自行车—脚踏车;铁路—铁道。
语言中意义相反的词叫作反义词,反义词是现实现象中矛盾的或对立的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分相对反义词和绝对反义词两种。具有反义关系的两个词之间只需要有一个义项相对或相反就可以了。例如:大--小;多—少;生—死。
单义词,顾名思义,只有一个意思,即只有一个义项的词。像“猫”“羊”等都是单义词。科学术语一般是单义的,并且没有各种附带色彩,例如“原子”“分子”“元音”“辅音”等。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且各义项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词称为多义词。如“跑”就具有“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逃走”、‹方›“走”、“为某种事务而奔走”、“物体离开了应该在的位置”、“液体因挥发而损耗”等互相有联系但又各不相同的意义,是多义词。
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中有历史可查的最初的意义叫做本义。多义词的本义是产生这个词的其他意义的基础。如“兵”本义是“兵器”,后衍生出“拿兵器的人”即“兵士”。“兵器”和“拿兵器的人”是用于战争的,于是“兵”又衍生出“战争”“军事”的意义。
指词在语言长期使用中所固定下来的、最常见、最主要的意义。
多义词中由本义衍生出来的意义叫派生义。派生义产生的途径就是一般所说的引申。引申大体上可以分为隐喻和换喻两种方式。
引申是多义词中派生义产生的途径,大体上可以分成隐喻和换喻两种方式。其中隐喻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映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换喻的基础不是现实现象的相似,而是两类现实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人们的心目中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称甲类现象的词去指称乙类现象。
派生意义产生的途径就是一般所说的引申。引申大体上可以分成隐喻和转喻两种方式。隐喻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例如,汉语“习”的本义是“数飞”,也就是鸟反复地飞的意思。从这个意义派生出“反复练习、复习、温习”的意义:“学而时习之”,这是因为“复习”“温习”是反复多次的行为,和反复地飞有相类似的地方。针的窟窿像人眼,因而“眼”可以通过隐喻指针的窟窿(英语的“eye”也有同样的引申)。隐喻是词义引申的一种重要方式。转喻的基础不是现实现象的相似,而是两类现实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人们心中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称甲类现象的词去指称乙类现象。英语的“pen”本来是“羽毛”的意思,由于古代用羽毛蘸墨水写字,羽毛和书写工具经常联系,于是“pen”增加了“笔”的意思。“China”是中国的意思,由于瓷器是中国出去的,因此可以用“china”指瓷器。
又称极性反义词。指两个反义词处在反对关系中,肯定一方就必然否定另一方,否定另一方则未必肯定另一方,二者之间存在着非此非彼的中间状态。比如大---小;高---低;多---少。
指两个反义词处在矛盾之中,肯定一方就必然否定另一方,否定一方就必然肯定另一方,两者之间没有非此非彼的中间状态存在。比如生---死;曲---直;有---无。
指词义所反映的现象之间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上位义更具有概括性,所反映的现实现象比下位义更多。
(1)词义的上下位关系是有层次的,如“麻雀”的上位词是“鸟”,“鸟”的下位词还有“喜鹊”“画眉”等,而“鸟”的上位词还有“动物”,“动物”的下位词还有“昆虫”、“鱼”等。
(2)语言中的词义的关系大致等同于逻辑上的种属关系上位义相当于属概念,下位义相当于种概念。“钢琴”、“小提琴”、“长笛”就同属于“乐器”这个上位词。
(3)词义的上下位关系要和词义表达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区别开,如“汽车”和“卡车”、“轿车”等是上下位关系,但和“方向盘”、“发动机”、“离合器”等都不是上下位的关系。
同音词是语音相同而意义之间并无联系的一组词,是多词同音现象。同音词分为同字同音词和异字同音词。例如:别有表“别离”义(别了,我的母校。),有表“绷住或卡住”义(别上校徽),有“不要,不用”(别去了)。这些是同字同音词。另有异字同音词,如“公事--公式--攻势”。
指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所以又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例如可以说“榕树死了”而不能说“木头死了”,只因为“榕树”的语义特征是[﹢生物],“木头”的语义特征是[﹣生物]。可见语义特征分析有助于说明词语的搭配和同形结构的分化问题。
义项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分项说明,是词典释义的最小单位,是从词语的各种用例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一般的、稳定的意义。例如“环太平洋”的义项是“地理区域”,后新增义项“2013年美国科幻电影”。
语义场是语义的类聚,既有共同义素又有区别义素的一组词的相关语义聚合为一个语义场。所以,语义场就是通过不同词之间的对比,根据它们词义的共同特点或关系划分出来的。
语境的含义有三个方面,
(1)首先指话语的物理语境,又叫“言谈现场”,指话语的说话者/受话者、说话当时的时空及其这一时空中的所有存在。
(2)其次还包括话语语境,指一个连贯的言语事件中前面或后面的话语。
话语语境(2015):某些代词的指代对象,某些句中的省略内容,并不在话语的物理语境中存在,但可以从话语语境中推断出来。例如:
甲:你认识昨天演讲的人吗?
乙:认识。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
这里,乙的回答,“认识”一句的完整表达是“我认识昨天演讲的人”,在话语中省略了句子的宾语,只保留了动词,但根据前面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宾语补充出来。这就是话语语境的体现。
(3)最后还包括说话者和受话者的背景知识。
甲:请问几点了?
乙:对不起,我没戴表。
背景知识:表是计时仪器,知道时间需要看表。
从这样的背景知识,就可以从“没戴表”推出“不知道几点”的回答。
语义指向指的是句法结构的某一部分在语义上和其他成分(一个或几个)相匹配的可能性。语义指向研究的是句子成分之间在语义上的搭配关系,句法结构研究的是句子成分的组合关系。
句子所表达的“判断”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真实的现象或事件,语义学中看作是“句子真假”或“句子的真值问题”。句义之间真值的两种重要关系有:
蕴含---从一个句子的句义一定可以推导出另一个句子的句义,反向推导却不成立。
eg:a.李明买了猕猴桃。b.李明买了水果。
预设---如果一个句子的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都以另一个句子的肯定式为前提,则另一句子是该句的预设。
eg:a.他哥哥昨天回来了/没回来。b.他有哥哥。
一个句子中句子信息所关涉的那个实体是句子的“话题”,针对话题展开的句子其他部分是“说明”。说话者所选择的信息关涉对象,一般是“有定”的,即说话者选择的话题,是说话者所认为的听说双方都可以确定所指的实体。如“客人来了”这句话以“客人”为话题,用来表示“客人”是说话者、听话者计划内的来访者,即“有定”的来访者。而如果改用“来客人了”这句话,则表示来客是听说双方计划外的不速之客。
话题是句子所传达的信息所关涉的实体,选择不同的句子成分做话题则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同。比如,“大象鼻子长”是要告诉受话人有关“大象”的信息,而“鼻子,大象的最长”是要告诉受话人有关“鼻子”的信息。
话题体现说话者选择哪个句法成分作为向受话者传递信息的基点,并且与整篇话语的组织有关;施事则只体现句法成分与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动程关系的对应关系。
话题与施事都落到句子同一成分上的情况比较多,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两者不一致。
比如“小王昨天去了北京”这句话中“小王”既是施事又是话题,而“昨天,小王去了北京”这句话中,“小王”仍是施事,话题却换成了“昨天”。
话题是语用概念,主语是句法概念。话题是谈话的出发点、关注点,常指明一句话中的已知信息。话题与主语相似而并不等同,主要是在句中占据的位置不同,话题出现在句首,可以由句中时间、处所状语充当。例如:“树林里,鸟儿叫得正欢。”这句话的话题是“树林里”,而主语是“鸟儿”。更多的是由主语充当,这时两者重合。例如:“明天星期一。”中“明天”既是话题也是主语。
人们之所以要说话,是为了向对方传递他们所不知道的信息,也即新信息。
从信息的角度看,句子中的新信息是说话者所传递信息的重点所在,是说话者认为受话者不知道因此希望受话者特别关注的部分。这就是句子的“焦点”。
句子传递信息所依赖的、说话者设定为自己与受话者都知道的那些知识就是“预设”。
实际话语及其中的语句自身都是有字面意义的,这是“言内”意义;除了言内之义以外,有许多话语或语句还传达一些字面意义以外的意义,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意外”,即真正的意图在字面意义之外。但任何言外之意都是建立在言内之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合称为“言内意外”。“言内意外”既是消极的“言不尽意”的结果,也是积极的“言不尽意”的一种表现。
言语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由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的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本身也构成新的人类经验,与现实世界中的其他人、物、现象、事件有着“行为—效力”的关联。言语行为可分为三个环节,分别是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人运用语言结构规则说出有意义的话语的行为;言外行为是指说话人的话语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言后行为是说话人说出话语后达到的结果。言语行为研究最关注的是言外行为,很多情况下言语行为就是指言外行为。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请大家把书翻到第8页。”这里教师运用语言单位和规则,说出有意义的句子,这是言内行为。教师说出这个句子是对学生的一种要求或指令,要使听话者做一件事,这是言外行为。最后,学生听到教师的话,做出相应的行为,这是言后行为。
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直接跟某种语言单位相联系的符号。
“文字”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一个个的字,一是指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的体系。文字是语言的“意与声之迹”,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根据字符与所记录的语言的关系,可以把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又称“拼音文字”或“字母文字”:①音位文字②辅音文字③音节文字)和意音文字。
指现代社会里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特别是政府或语言学家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不涉及历史上各种民族语言的文字的创制过程。
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最小连笔单位。从落笔到起笔所写的点和线叫一笔或一画。
偏旁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一个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构成。如“位、住、俭、停”中的“亻”,“国、围、圈、固”中的“口”,“翩、偏、篇、匾”中的“扁”,都是偏旁。偏旁不一定是部首,但部首是偏旁,一般地说,部首是表义的偏旁。
部件又称偏旁,是由笔画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一个合体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组成。
拼音文字中最小的书写单位。指英文词拆成的最小形体单位,如“cup”中的“c”、“u”、“p”。
表音文字,又叫做“拼音文字”或“字母文字”,它们的最小文字单位---字符只表示语言符号的音,而不表示语言符号的意义。表音文字还可以根据所表示的语音单位的性质分为更小的类。比如:①音位文字:有的字符表示元音,有的字符表辅音,字符可以记录语言中所有的音位。如拉丁字母。英文就是使用拉丁字母作为字符的音位文字。②辅音文字:字符只表示语言中的辅音,元音没有专门的字符表示。如阿拉伯文。③音节文字:字符表示语言中的音节。如日本的假名。
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世界上独立形成的古老的文字体系都是意音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和我国的文字都是意音文字。意音文字根据造字方法不同又可分为纯表意字(象形、会意字)、纯表音字(假借字)、表音兼表音字)(形声字)三种。
指全部字符都是义符的文字。可分为象形字和会意字两种。象形字是用和事物相似的图画来指称与该事物相关的语素或词,如“日、月、山、门、牛、木”等。会意字则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图画或指称符号来表达某个词,如“休、从、林、上”等。
指能够基本上把语言中的不同语素用不同的单字表示出来的文字。
公元前4000多年前,苏美尔民族用芦管在泥板上“压印”出来的文字。它们的笔道像一个个楔子,所以后人就叫这种文字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是一种词语文字,同时也是意音文字。
指在表意字的旁边加上另一个字,这个字只表示读音,也就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字是表意的,另一个字是以假借的方式来表音的。这样的意音文字叫做形声字。
文字的创造有两种方式:自源文字 和 他源文字
在某种语言的基础上自发产生并逐步完善的文字,称为“自源文字”。世界上有悠久历史的“自源文字”有四种。包括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文字、埃及的埃及古文字、中国中原地区的甲骨文和美洲的玛雅文字。这些早期的自源文字都是不完善的意音文字,字形的象形程度也都很高。
部分或全部、借用或参考其他民族文字的字形,再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点做或多或少的改动而形成的文字,叫做“他源文字”。两大系列的他源文字的创制或换用:一是引进古苏美尔文、古埃及文(译音表词文字、辅音文字、音位文字)的他源文字系列,二是引进汉文的他源文字系列。
凭口、耳进行交际的口头形式。口语的用词范围可以比较窄,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还可以有重复、脱节、颠倒、补说,也有起填空作用的“呃,呃”“这个,那个”之类的废话。
书面语就是用文字记载下来供“看”的语言,它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使听说的语言符号系统变成“看”的语言符号系统。书面语是用文字写成的,但书面语不是文字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口语的书写形式也不是书面语。
社会方言是社会内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阶级、阶层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异,是言语社团的一种标志。人们平常说的“官腔”“干部腔”“学生腔”“娃娃腔”等等的“腔”,都是对某一言语社团在语言表达上的一些共同特点的概括,表明这种“腔”就是一种社会方言。(“黑话”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差异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可以出现,但引人注目的还是一部分用词的不同。主要有行业用语、科技术语、阶级方言等,如“动手术”、“出诊”、“注射”、“亮相”、“花脸”、“阅卷”。
指不同阶级所拥有的自己独特的社会方言,主要表现在各阶级所用的一些特殊用语以及对一些词语的特殊理解上。
地域方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地域方言由同一种母语产生,但在不同地域发生了不同变化。 “方言”是一个总的概念,在它的下面还可以分出各种“次方言”,在“次方言”下面又可以分出各种“土语”。
从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几种独立的语言,彼此有同源关系,我们称它们为亲属语言。例如汉语和藏语来自史前的原始汉藏语,它们同出一源,是亲属语言。
不同社会集团在言语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叫社会变体,他是言语社团的一种标志。例如:知识分子们会称他人的父亲为“令尊”;在一个工薪阶层,“你爸”、“你父亲”是最为常用的;而受地理区域的影响,农民阶级则会用如“你爹”这样的口语词。这是社会变体中的阶层变体。
指语言因使用场合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变异。在北京,成年人说话形容词重叠要儿化(多多儿的、红红儿的……),而且重叠的第二个字的声调一律变阴平;要是不儿化,第二个字不变调,“听着就别扭”“实在不怎么爱听”。但是对两、三岁儿童说话,就要用成年人“听着就别扭”的说法:上街街,坐车车……语言风格变体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方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根据语音的对应关系,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来拟测原始“母语”的方法,叫做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以今证古,可推测一群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原始面貌。有了这个起点,整群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分化、发展过程也就能得到说明。所以历史比较法是推溯方言或亲属语言的演变过程的有效方法。应用这种方法研究汉语的中古音系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根据语言的亲属关系对语言所作的分类,叫做语言的“谱系分类”。在谱系分类中,凡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一个语系。同一语系中的语言还可以根据它们的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依次分为语族、语支、语群等。
又叫“通语”,它是一个民族或部族内部共同使用的语言。共同语是社会打破地域隔阂、走向统一时出现的语音形式。共同语对方言来说是一种高级形式,它引导方言的发展,吸引方言向自己靠拢,准备最后取代方言。
一种语言的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作为共同语形成基础的方言就是“基础方言”。究竟哪一种方言成为基础方言,这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
以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之间往往还需要一个共同的交际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国语”(与“国语运动”的“国语”不同)。(民族交际语: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间共同使用的语言。)
当社会上出现了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隐秘团体之后,就有可能产生隐秘语言,即黑话,也叫“隐语”。隐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有明显的排他性。
①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为语言的运用确定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把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新成分、新用法固定下来,加以推广;
②对于那些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成分和用法,应该根据规范化要求,妥善加以处理;
③语言中有些用法虽然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但是人们的交际中已经广泛使用,那就应该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肯定;
④至于那些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在群众中又不是广泛使用的新成分、新用法,在它们刚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根据规范化的要求加以剔除,以保证语言运用的纯洁与健康。
借词也叫音义外来词,它指的是音和义都借自外语的词。如英语中的telephone借到汉语中是“德律风”,其音义都来自英语。借词是民族关系的一种见证,是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借词在语言历史的研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意译词是用本民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如相对于英语中的telephone而言,汉语的“德律风”是借词,但“电话”就是音译词。
属于意译词的一种。使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它的内部构成形式也转植过来,如:黑板、足球、软件、快餐。
语言融合是随着不同民族的接触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指的是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交际工具。这是不同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基本形式。
在汉语和其他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有些民族顺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选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这种情况叫作自愿融合。
在汉语和其他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有些民族为了保持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会汉语,实现语言的融合。这种情况叫作被迫融合。(如:契丹、女真族)
指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一种语言逐渐分化成几种语言的状态。
指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几种语言或几种语言因素逐渐接近、统一起来。
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是几种语言的混合,这种现象叫语言混合。
指被融合民族的成员一般会讲两种语言,即本族语和在融合中占优势的那种语言。
双语现象的出现是融合过程中重要的、富有特征性的现象,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必经的过渡阶段。
“洋泾浜”是当地人在和外来商人、水手、传教士等打交道的过程中学来的一种变了形的外语。“洋泾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只有口头形式,用于和外国人交往的特殊场合,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
“洋泾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被社会采用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由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这种情况下,它就变成了混合语,也叫克里奥尔语(Creole,混血儿)。
指不同国家间由于交际的需要,选择一种或数种语言作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在国际会议上确定的不同国家间共同使用的语言。
指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在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这种语言的词汇材料主要取自拉丁族语言,也有一部分取自日耳曼族语和希腊语。因为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所以它不能代替自然语言作为人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
语言联盟即“语言的区域分类”。是指一片地理区域内的不同语言不仅在词汇上相互有大量的借贷,而且在语音、语法系统的结构格局、结构规则方面也十分相似,但各语言仍有相当数量的核心词跟彼此不同。例如我国南部的侗台、苗瑶语族诸语言和境外东南亚地区属于侗台语族的老挝语,在语音、语法的结构类型方面十分相似,据研究这也是语言接触造成的语言联盟。
“系统感染”是指处于同一地区的若干语言在语音、语法系统的结构格局、结构规则方面逐渐趋同,但仍然保持了各自语言的本质---有相当数量继承于自己语言祖语的核心词根。
在双语阶段,必然会产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使是被替换的语言,也会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被替代的语言在胜利者语言中留下的痕迹,被称作“底层”。底层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一是被替代的语言社团的一些特殊的发音习惯。另一个是地名,例如“哈尔滨”、“齐齐哈尔”都是满语的残留,其中“哈尔”是满语“江”的意思,“哈尔滨”就是“江滨”。
汉语音韵学、方言学经常运用的两个术语。舌面前塞擦音、擦音与齐、撮二呼的组合叫团音,如京剧中“基”的读音;舌尖前塞擦音、擦音与齐、撮二呼的组合叫尖音,如京剧中的“祭”的读音。
现代北京话和不少汉语其他方言这两类字都读一样的音,这使得中古一些不同音的字合流为同音字了,这种变化叫作“尖团合流”。比如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中,主持人对各个人提问“您幸福吗?”的句子,各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其中一山西太原的中年人回答道“我姓曾”。在这里,“幸”是团音(xìng)、“姓”是尖音(sìng),只是因为普通话把尖团音合并了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而在大多数南方方言里这种笑话出现的几率很低。
“清---浊”是中古汉语的一对区别特征,后来浊音这个区别特征在很多方言中消失了,原来的浊音与同部位、同方法的清音合并,这种现象叫作“浊音清化”。
语音演变规律(或音变规律)是同一种语言内部语音层面演变的规律。音变规律具有条件性(语音条件)、时间性(只在某一时期中演变)和地域性(只在某一地区演变)三大特点,规律性和系统性是由这些特点决定的音变的结果。
指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同义或意义上有联系的一组词在语音上呈现出来的系统性差异。注意:语音对应并不等于语音近似。
根据语音对应关系,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来拟测原始“母语”的方法叫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以今证古,可推测一群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原始面貌。有了这个起点,整群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分化、发展过程也就能得到说明。所以历史比较法是推溯方言或亲属语言的演变过程的有效方法。应用这种方法研究汉语的中古音系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的这种成系统的差异重建语言史的一门学科。著名的瑞典籍汉学家高本汉是做这一工作而取得重大成就、在汉语史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个学者。
语法中有整齐划一的趋势和抗拒这种趋势的矛盾,前者是语法演变中经常起作用的力量,叫作“类推作用”。类推作用铲平语法中的坎坷,推广新规则的适用范围,起着调整整顿的作用,给语言带来更大的条理性,便于人们记忆和使用。类推作用可以使一些不规则的形式规则化。如比例式:fell:felled=shell:shelled=swell:X,解X=swelled,类推作用铲除了swollen这个例外,让swelled代替了swollen。
即改变某类现实现象的名称,换一种说法。这也是词汇演变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引起词语替换的原因可能是社会方面的,如“邮差”改为“邮递员”、“戏子”改为“演员”等就是由于人们的社会意识的改变而替换的。而“目”改为“眼睛”则是由于现代汉语词汇双音化这一语言系统内部原因造成的。
指词的形式不变而意义发生了变化。从词义演变的结果来看,新义不外是旧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情况。
一个词的意义,如果演变后所概括反映的现实现象的范围比原来更大,就是词义的扩大。
如果演变后的词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范围比原来的小,这就是词义的缩小。
如果原来的词义表示某类现实现象,后来改变为表示另一类现实现象,这种演变就是词义的转移。
语法演变的一种反复出现的常见途径是语法化。“语法化”大致相当于我国传统语言学所说的“实词虚化”。它们都是语言系统中一些原来有实在意义的实词(或叫“词汇词”)在语法的演变中变为只表示语法意义的成分。语法化还提出了语法化(虚化)是个有等级的序列,是由语法化程度较低的那一端向语法化较高的一端的逐级演化过程。语法化的等级序列为:实词>语法词>黏附成分>屈折成分。
1. 《诗经》本只称《诗》后又以"诗三百"为代称。著名篇目《关雌》《氓》、《伐植》、《硕鼠》、《七月》。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从周初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开创我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列为"五经"之一。
2. 孔子,名丘,字仲尼,又称尼父、圣父,鲁国人,儒家创始人。书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成。主要作品为《论语 》20篇,各取篇中开头二字为篇名,如《学而》、《为政》等。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诸子哲理散文,语录体,列为 "四书"之一。
3. 左丘明,鲁国史官。主要作品为《左传》,《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曹刿论战》、《曹崤论战》、《崤之战》、《烛之武退秦师》等选自此书。我国第1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历史散文。记载春秋时期史实,富有文学性。
4. 孟子,名轲,宇子舆,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世称亚圣。书由其弟子编辑。主要作品为《孟子》共7篇,各取篇中开头儿字为篇名,如《梁惠王》、《公孙丑》、《告子》等。记载了孟子的思想和政治言论。诸子哲理散文, "四书"之一。孟子长于论辩,善用比喻,对后世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影响较大。
5. 列子,名御寇(圉寇),道家前辈。主要作品为《列子》又名《冲虚真经》。《愚公移山》出于此书。诸子哲理散文。
6. 庄子。名周,世称南华真人,道家代表人物。主要作品为《庄子》 ,又名《南华经》现存33篇。诸子哲理散文,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
7. 荀子·名况,字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称孙卿。主要作品为《荀子》其中《劝学篇》《天论》等最有代表性。另作《赋篇》对汉赋的兴起有所影响。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又兼采法家和其他各家学说的思想体系。韩非、李斯都是他法治思想的继承者。属诸子哲理散文。
8. 韩非,法家集大成者。主要作品为《韩非子》全书55篇《扁鹘见蔡桓公》、《五蠹》、《南郭处士》等都出于此书。诸子哲理散文,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
9. 吕不韦,秦相,集合门客编成《吕氏春秋》。主要作品为《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共160篇《察今》、《察传》等出于此书。收入诸子哲理散文,杂家的代表著作。
10. 屈原,名平。我国第一个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开创楚辞新诗体,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主要作品为《离骚》 《九歌》包括《山鬼》《国殇》等 11篇)《天问》《九章》包括《涉江》《哀郢》《橘颂》等9篇。西汉刘向编成《楚辞》一书,以屈作为主。因具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故称 "楚辞",后世因称这种诗体为"楚辞体"、"骚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传统《离骚》和《诗经》中的国风并称"风骚",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11·《故国策》33篇《荆轲刺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等都出于此书。西汉刘向根据史料编定。属国别体史书,历史散文,主要记载战 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相互论辩时提出的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以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对后世散文和辞赋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12. 贾谊,又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主要作品为《新书》 58篇《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出于此书。另有《论积贮疏》等奏疏《吊屈原赋》等赋《过秦论》等开"史论"之先河,其赋上承楚辞下启汉赋,影响很大。
13. 刘安,封淮南王。主要作品为《淮南子》又名 (淮南鸿烈)。"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故事出于此。
14. 司马迁,字子长,别称太史公,简称史迁。与司马光并称 "史界两司马。与班固并称。"班马"。主要作品为《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全书 130篇,包括12本纪、8书、10表30世家、70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毛遂自荐》《屈原列传》《信陵君窃符救赵》等出于此书。历史散文。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被誉为 "实录、信史"。"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学"双璧"之一,前"三史。、"四史"之首。
15. 班固,字孟坚,"班马"之一。主要作品为《汉书》《苏武传》出于此。开创断代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前 "三史"、四史"之一。
16. 乐府,主要作品为《陌上桑》、《长歌行》《上邪》《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前四者见宋代郭茂情编的《乐府诗集》后者见南朝徐凌编的《玉台新咏》其中《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 "。
17. 曹操,小名阿瞒,字孟德,追尊为武帝, "三曹"之首。主要作品为《魏武帝集》。代表作有《苦寒行》、《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属乐府歌辞。开创"建安风骨"新风。鲁迅称他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18. 曹植,字子建,封陈王,谥思,后称陈思王, "三曹"之一。主要作品为《曹子建集》代表作有《野田黄雀行》《七步诗》《洛神赋》。
19. 诸葛亮,字孔明,别号卧龙,封武乡侯。有《诸葛亮集》,《出师表》出于此。
20. 陈寿,字承祚。主要作品为《三国志》《隆中对》出于此。
21. 干宝,字令升。主要作品为《搜神记》《干将莫邪》《东海孝妇》都出于此。是我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之一 。多为志怪故事。
22.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谥靖节,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等。
23. 范晔,著《后汉书》《乐羊子妻》、《张衡传》等出于此。纪传体断代史,前"四史"之一。
24. 刘义庆,袭封临川王。主要作品为《世说》唐时称为《世说新书》宋时称《世说新语》《周处》《陈太丘与友人期》等出于此书。属笔记小说,记载魏晋人物的言谈铁事,与"志怪小说"相对,可看作"志人小说"的开端。
25. 刘勰,字彦和,晚年为僧?法名慧地。主要作品为《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艺理论专著。
26. 北朝乐府。主要作品有《木兰诗》、《敕勒歌》《折扬柳歌辞》都被收入《乐府诗集》其中《木兰诗》为 "乐府双璧之一。
27. 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另三位是骆宾王、卢照邻、杨炯 )。主要作品为《王子安集》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膝王阁序》最有名。他在 "四杰"中成就最高。
28. 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主要作品为《咏柳》 《回乡偶书》
29. 王之涣,字季陵。主要作品为《凉州词》 《登鹤雀楼》。绝句《凉州词》被誉为"唐代绝句压卷之作"。属边塞诗派。
30. 孟浩然,襄阳人。唐代第一个大量写山水诗的人,与王维齐名,世称 "王孟"。主要作品为《过故人庄》《春晓》等,结为《孟襄阳集》
31. 王昌龄,字少伯,江宁人。曾任龙标尉,世称王龙标,七绝圣手。主要作品为《出塞》《从军行》后人辑有《王昌龄集》善边塞诗、宫怨诗。
32. 王维,字摩洁,官至尚书右丞,故称王右丞。诗人兼画家。与孟浩然同为盛唐田园山水派代表。主要作品为《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门飞鸟鸣涧》《相思》《观猎》《辆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结为《王右巫集》苏拭赞为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33. 高适、字达夫,曾任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与岑参齐名,并称 "高,岑",同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主要作品为《燕歌行》《别董大》等,后人辑有《高常侍集》
34. 李白,字太白,别号青莲居士,人称 "诗仙"。与杜甫齐名,人称"李杜"。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主要作品为《梦游天姥吟留别》 《蜀道难》《子夜吴歌》《望天门山》《秋浦歌》 《秋登宣城谢跳北楼》等,结为《李太白集》属浪漫主义豪放派,古典诗歌艺术的高蜂。韩愈称赞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35. 杜甫、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拾遗、杜工部。与李白齐名,人称 "诗圣"。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主要作品为《兵车行》《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结为《杜工部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被称为"诗史"。首创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直接推动了后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
36. 岑参,曾任嘉州刺使,世称岑嘉州。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主要作品为《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逢入京使》等,结为《岑嘉州诗集》 。
37. 盂郊,字东野。与贾岛并称,著名苦吟诗人。主要作品为《秋怀》 《贫女词》、《游子吟》等,结为《孟东野诗集》。:郊寒岛瘦"。长于五言,多寒苦之音。
38. 韩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溢文,世称韩吏部,韩文公,郡望昌黎,又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 "韩柳"。主要作品为《师说》、《马说》《原毁》、《进学解》、《祭十二郎文》等,结为《昌黎先生集》。他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散文传统、掘弃南北朝以来的骄体文 ;主张文章内容的充实,并"唯陈言之务去"。在诗歌创作上主张"以文为诗",力求新奇。
39. 刘禹锡,字梦得、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合称 "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主要作品为《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等,结为《刘宾客集》、《刘梦得文集》。
40.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元稹合称"元白"。主要作品为《秦中吟》、《新乐府》(包括《卖炭翁》等)《长恨歌》《琵琶行》等,自编为《白氏长庆集》后人又编为《白香山诗集》。他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通俗派的代表,相传老妪可懂。
41. 柳宗元,字子厚,因系河东人,人称柳河东,曾任柳州刺使,又称柳柳州。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韩愈并称 "韩柳"。"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捕蛇者说》《三戒》(包括《黔之驴》)、"永州八记"(包括《小石潭记门《童区寄信》等散文,《渔翁》《江雪》等诗。结为《柳河东集》他是中国第一个把寓
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开拓了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42. 李贺,字长吉。主要作品为《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结为《昌谷集》。其作品想象奇特,用词瑰丽,有浪漫主义色彩,风格独特。被称为李鬼才。
43. 杜牧,字牧之,别称小杜,与李商隐齐名,并称 "小李杜"。晚年居樊川别墅,因号杜樊川。主要作品为《阿房宫赋》 《江南春绝句》、《清明》《泊秦淮》、《秋夕》等。结为《樊川文集大他尤擅七律七绝。赋作的散文化倾向对后世影响较大。
44.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主要作品为《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乐游原》、《锦瑟》、(无题》等。结为《李义山诗集》另有《樊南文集》《行次》是一首长篇政治诗。《无题》诗多以爱情为题材,缠绵绣丽,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45. 李煜,字重光,五代时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主要作品为《虞美人》《相见欢》、(浪淘沙令》等,与其父李碾词合刻为《南唐二主词》王国维说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46. 范仲淹,字希文,溢文正。主要作品为《岳阳楼记》 、《渔家傲》等,结为《范文正公集》兼工诗词散文,属豪放派。
47.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别称柳七,柳屯田。主要作品为《雨霖铃》《八声甘州》等,有《乐章集》传世。大量创制慢词 (长调),扩充了词的体制容量、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48. 晏殊,字同叔,溢元献。主要作品为《浣溪沙》《蝶恋花》等,存《珠玉词》《曼元献遗文》。尤擅小令,风调闲雅,气象富贵。
49.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溢文忠。北宋文坛领袖, "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出于此)。有《醉翁亭记》《秋声赋》、《六一词》等,结为《欧阳文忠集》《六一诗话》是我国第一部诗话。
50. 苏询,字明允,号老泉。 "八大家"之一,与子拭、辙合称"三苏"。主要作品有《嘉右集》《六国论》出于此)。作品以史论、政论为主。
51. 曾巩,字子固,溢文定。南丰人,又称南丰先生。 "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元丰类稿》(以年号命名)。
52.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溢文,世称王荆公、王文公。 "
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游褒禅山记》《伤仲永》《元日》《泊船瓜州》等,乡贯临川,集为《王临川集况》,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53. 司马光,字君实,封温国公,溢文正,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史界 "两司马。之一。主要作品为主编《资治通鉴》,《赤壁之战》《泥水之战》皆出于此。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上自战国下至五代计 1362年的史实。史书"双璧"之一。
54. 沈括、字存中。晚年居梦溪园。主要作品为《梦溪笔谈》 ,《采草药》《雁荡山》《活板》出于此。
55.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溢文忠。 "八大家"之一,在书法上与蔡囊、黄庭坚、米蒂并称"宋四家"。主要作品为《赤壁赋》《石钟山记》《题西林壁》《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结为《东坡七集》。宋代最伟大的文人。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开创了豪放词派。与韩愈并誉为 "韩潮苏海"。
56. 苏辙,字子由,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栾城集》
57.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主要作品有《武陵春》 《如梦令》、《声声慢》等,结为《漱玉词》古代最重要的女诗人,宋代婉约词派中成就最高者。
58.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人称"小李白"。主要作品为《书愤》《示儿》《钗头凤》等。结为《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魔笔记》。中国古代最高产的诗人(有诗9000多首)。
59.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与苏拭并称 "苏辛"。人称"词中之龙"。主要作品为《稼轩长短句》名篇有《摸色儿》》永遇乐》《清平乐》等。宋词中成就卓异者,继承并发展了苏拭的豪放词风,开拓了词的表现范围。
60.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主要作品为《白石道人歌曲》 《扬州慢》等出于此。
61. 文天祥,字宋瑞,履善,号文山,民族英雄。主要作品为《正气歌》 《过零丁洋》《指南录后序》有《文山先生全集》。爱国精怀、激昂动人。
62. 关汉卿(字),名一斋,号已斋叟。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并称 "元曲四大家"。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戏剧家, 世界文化名人。主要作品为《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
63. 王实甫,主要作品为《西厢记》元代剧本中最长的一部 (21折),也是元剧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64.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元曲 "四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等,结为《东篱乐府》元散曲作者中成就最高者之一。
65.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主要作品为《云庄休居自道小乐府》其中《山坡羊、潼关怀古》一首最成功。
66. 睢景臣,字景贤,主要作品为《哨遍、高祖还乡》套曲。
67. 施耐庵,主要作品为《忠义水游传》简称《水浒》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小说,对后世农民起义发生了巨大影响。
68.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中国第一位全力创作通俗小说的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简称《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三国》为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章回小说。
69.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主要作品为《西涝记》是著名长篇章回神魔小说,是古典文学中最辉煌的神话作品,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的新高峰。
70.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主要作品为《震川文集》有《项脊轩志》《先批事略》等)。他推崇唐宋古文,被称为 "唐宋派"。
71.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临川人。主要作品为《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铰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叫"临川四梦。是浪漫主义杰作。
72. 冯梦龙,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别号顾曲散人。主要作品为编辑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共 120篇。《灌园叟晚逢仙女》出于此。"三言"与凌檬初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最高成就。
73. 张溥、字天如,"复社"领袖。主要作品为《七录斋集》,《五人墓碑记》出此。
74. 洪升,字防思,号稗畦。主要作品为《长生殿》 (传奇写唐明皇、杨贵姐爱情故事。
75. 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主要作为《桃花扇》 (传奇)。写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剧。
76.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主要作品为《聊斋志异》《促织》《狼》《席方平》《劳山道士》《画皮》等出于此。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以谈鬼说狐方式反映现实。
77.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主要作品为《方望溪先生全钞《左忠毅公逸事》等出于此。桐城派创始人,以 "义法"为宗。"义"即"言育物";"法"即"言有序",语言风格追求雅洁。
78. 吴敬梓,字文木,敏轩。主要作品为《儒林外史》
79.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主人。主要作品为《小仓山房文集》 《祭妹文》《黄生借书说》等出于此。《随园诗话》等。论诗主张抒写性清,创 "性灵"说,不满儒家"诗教"说。
80. 曹古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芋,芹圃、芹溪。主要作品《红楼梦》 (高鹘续后40回)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古典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丧的高峰。
81. 姚鼐,字姬传,号惜抱先生。主要作品为《惜抱轩文集》有《登泰山记》等。"桐城派"奠基人之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
82. 李汝珍。字松石。主要作品为《镜花缘》以浪漫主义手法写幻想图景,如"君子国"、"女儿国“、"两面国"等。
83. 龚自珍,字瑟人,号定 an,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先驱。主要作品为《病梅馆记》《己亥杂诗》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
84. 吴沃尧,字趼人。别署我佛山人。主要作品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谴责小说。
85. 李宝嘉,字伯元,别称南亭亭长。主要作品为《官场现形记》 《制台见洋人》一节出于此。谴责小说。
86. 刘鹗,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主要作品为《老残游记》《明湖居听书》是其中一节。
87. 曾朴,主要作品为《孽海花》谴责小说 "。
88.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称饮冰室主人。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康有为合称"康梁"。主要作品为《谭嗣同》《少年中国说》等。有《饮冰室合集》他是"新文体"的创造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僵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到不检束。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 "。
89.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 (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傍惶》包括《祝福》、《伤逝》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包括《藤野先生》《范爱农》等)。
90.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主要作品为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包括《凤凰涅樊》《女神之再生》《炉中煤》等);历史剧作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武则天》等《女神》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诗集,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开了一代新诗风。奠定了新诗运动的基础。
91. 叶圣陶,名绍钧。现代作家,教育家。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有《多收了三五斗》《夜》等,童话集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
92.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笔名。现代杰出作家,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主要作品为《蚀》三部曲《幻灭》 、《动摇》、《追求》《子夜》"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杰作,显示了 "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
93. 郁达夫,现代作家。主要作品为《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94. 徐志摩,现代诗人。主要作品为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等,著名篇目有《再别康桥》《在病中》《沙扬娜拉》《偶然》等。是新月派主要诗人。
95. 田汉,著名戏剧家,我国革命戏剧的奠基人。主要剧作有《咖啡店之一夜》《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另有京剧《白蛇传》《谢瑶环》等。他是"五四"以后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后广为流传,后定为国歌。
96. 朱自清,现代作家。主要作品为诗和散文合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学术著作《经典常谈》著宅篇目有 (背影》《绿》《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生命的价格-- 七毛钱》等。
97. 闻一多。著名爱国诗人、学者。主要作品为诗集《红烛》 《死水》著名篇目有《太阳吟》《洗衣歌》《发现》《一句话》《死水》等,学术著作有《神话与诗》《古典新义》等。
98.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 1950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浓郁的地方色彩,生动活泼的北京口语的运用,通俗而不乏幽默。形成了老舍的风格,也是"京味小说"的开创者。
99. 冰心,原名谢婉莹、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为诗集《繁星》 《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樱花赞》等。用格言式诗句咏唱母爱、童贞、大海。散文也表现"爱的哲学",被誉为"美文"的代表。
100. 夏衍,原名沈端先。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为剧本《秋谨传》 、《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改编的电影剧本有《祝福》 、《林家铺子》、《我的一家》等,报告文学《包身工》创作了我国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狂流》
101. 巴金,原名李尧棠。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中篇小说《寒夜》、《憩园》等,散文集《保卫和平的人们》、《随想录》等。《家》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封建家庭历史的最成功的作品。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
102.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小说家。主要作品为小说《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之一"《李》被誉为"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其民族化,大众化,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
103. 曹禹,原名万家宝。戏剧家。主要作品为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
104. 艾青,原名蒋海澄,著名诗人。主要作品为《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光的赞歌》等。他的作品标志着"五四"以后自由体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很大影响。
105. 周立波,主要作品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暴风骤雨》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获斯大林文学奖。
106. 孙犁,原名孙树勋,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短篇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有 "诗体小说"之称。白洋淀派"创始人。
107. 梁斌,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红旗谱 )、《播火记》、作品是概括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方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史诗。
108. 柳青,主要作品为长笛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
109. 杜鹏程,主要作品为《保卫延安》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要人物有彭德杯、周大勇。
110. 李季,主要作品为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叙事诗《杨高传》 。前者以信天游形式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11. 杨沫,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反映了 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成长道路,主要人物有林道静、卢嘉川、余永泽。
112. 曲波,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故事惊险紧张,富有传奇色彩。
113. 罗广斌、杨益言,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红岩》 ,小说主要人物有许云蜂、江姐,特务徐鹏飞。
外国音乐史常识
(一)外国音乐名家名作
苏萨
美国作曲家、军乐指挥家。一生作有大量的军乐曲和轻歌剧、歌曲等,对美国铜管乐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被誉为“进行曲之王”。他所作的军乐曲中,最著名的有《星条旗永不落》、《棉花王》、《华盛顿邮报》、《越过海洋的握手》等。
格什文
美国现代派作曲家、爵士音乐钢琴家,美国流行歌曲作曲家代表之一。他的音乐成功地吸收了黑人舞曲及爵士音乐的节奏、旋律和配器风格特点,深受人们欢迎。主要作品有《蓝色狂想曲》(钢琴与爵士乐队)、《第二狂想曲》;音诗《一个美国人在巴黎》、《F大调钢琴协奏曲》;取材黑人生活全部由黑人演出的歌剧《波吉与贝丝》等。
瓦格纳
德国作曲家、剧作家、指挥家、哲学家。竭力推行歌剧改革,倡导乐剧。代表作品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代表曲目《女武神》、《众神的黄昏》)、《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另外还有管弦乐曲《浮士德序曲》等。
海顿
奥地利作曲家,古典主义音乐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推崇为“交响曲之父”与‘弦乐四重奏之父”。代表作有《伦敦交响曲》,清唱剧《创世纪》、《四季》等。
莫扎特
奥地利作曲家,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祓誉为“音乐神童”。作为古典音乐的典范,他将钢琴协奏曲这一体裁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歌剧是莫扎特创作的主流,他与格鲁克、瓦格纳和威尔第并称欧洲歌剧史上四大巨子。主要代表作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
舒伯特
奥地利作曲家,在音乐史上被誉为“歌曲之王”。其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有《魔王》、《野玫瑰》、《菩提树》、《鳟鱼》,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日的旅行》等。
老约翰·施特劳斯
奥地利圆舞曲作曲家,被誉为“圆舞曲之父”,代表作有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等。
小约翰·施特劳斯
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儿子,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施特劳斯家族的杰出代表,被世人誉为“圆舞曲之王”。代表作品有《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春之声圆舞曲》和《皇帝圆舞曲》等。
李斯特
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誉为‘钢琴之王”。他的主要音乐作品有吉普赛风格的《匈牙利狂想曲》(米高梅出品的动画片《猫和老鼠》其中获奥斯卡奖的一集《汤姆猫弹钢琴》使用了完整的《匈牙利狂想曲》作为全集的背景音乐,也显示出这个曲子弹奏的复杂技巧)、《浮士德交响曲》、《但丁交响曲》、《帕格尼尼练习曲》等。
肖邦
波苎作曲家,是浪漫主义音乐最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之一,被誉为“钢琴诗人”。他第一次在音乐中突出斯拉夫民族因素,使斯拉夫民族因素归入欧洲音乐的主流。代表作品有《f小调钢琴协奏曲》、c小调练习曲《革命》等。
斯美塔那
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是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歌剧《被出卖的新娘》、《达里波》等,标题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代表作《沃尔塔瓦河》)。
德沃夏克
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沃夏克在自己一生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把民族性这一重要因素放在首位,无论在歌剧、交响乐还是室内乐作品中,都努力将民族性、抒情性和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境地。代表作品《F大调弦乐四重奏》(黑人四重奏)、《自新大陆交响曲》(《e小调第九交响曲》)。
比才
法国作曲家。比才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歌剧《卡门》上,该剧取材于梅里美的小说《嘉尔曼》。这部作品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倾向,不仅震动了当时法国的歌剧界,而且对19世纪末的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以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歌剧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该剧被视为法国歌剧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至今西方音乐史中最突出的几部歌剧之一。经典曲目《卡门序曲》、《斗牛士之歌》、《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
柏辽兹
法国作曲家,法国浪漫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及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并列,被人尊称为“法国浪漫主义三杰”。柏辽兹一生致力于标题音乐创作,并创造了“固定乐思”的创作手法。代表作有《幻想交响曲》、《葬礼与凯旋交响曲》,眚弦乐《罗马狂欢节序曲》,歌剧《特洛伊人》,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沦》等。所著娟记器法》被世人推崇为近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典范。
德彪西
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在3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印象主义”的音乐风格,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作品有管弦乐曲《春》、《牧神午后前奏曲》、《夜曲》、《大海》,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等。
格林卡
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俄罗斯民族歌剧的创始人,有“俄罗斯音乐之父”的美称。代表作有歌剧《伊凡·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
柴可夫斯基
伟大的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柴可夫斯基的旋律纯属俄罗斯风格,凄绝美艳,虽然难免与人以窠臼的感觉,但是却带着一抹悲伤的感情,就好像寡妇夜半的哀哀啼泣。代表作品有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悲怆交响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
斯特拉文斯基
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在音乐创作风格上他经历了从早期的现代主义和俄罗斯风格到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再到晚期的序列主义的变化。主要代表作有《火鸟》、《春之祭》等。
巴赫
“巴赫”这个名字一般是指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S.Bach),伟大的“西方音乐之父”,是将西欧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浑然融为一体的开山大师。对后来将近三百年的德国音乐文化及至世界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马太受难曲》、《b小调弥撒》等。
贝多芬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世界音乐的发展(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世人尊称为“乐圣”。主要作品有《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第六六田园交响曲》、《第九合唱交响曲》、《月光曲》等。
韦伯
德国作曲家,浪漫主义歌剧酌先行者。他的作品音乐语言新颖,华丽多彩,富有民族性和戏剧性。他创作的歌剧《魔弹射手》(又译《自由射手》)标志着欧洲歌剧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成为欧洲浪漫主义歌剧的奠基之作,韦伯也被誉为西欧浪漫主义歌剧的创始人。代表作品歌剧《魔弹射手》、《奥伯龙》等,钢琴曲《邀舞》等。
门德尔松
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被誉为浪漫主义杰出的“抒情风景画大师”,作品以精美、优雅、华丽著称。独创了“无言歌”这种钢琴曲体裁。1842年,与舒曼等人一起创办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莱比锡音乐学院。当今门德尔松最著名的作品是《婚礼进行曲》(《仲夏夜之梦》第四乐章)以及《春之歌》交响曲。
舒曼
德国著名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是浪漫主义音乐成熟时期的代表之一,他生性感情敏感,并且有民主主义思想。1834年创办了《新音乐杂志》,对改变当时陈腐的音乐空气,促进浪漫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当时德国进步音乐思想的喉舌。舒曼的代表作有钢琴名曲《蝴蝶》、《狂欢节》、《交响练习曲》、《幻想曲集》等,最著名的歌曲集有《桃金娘》、《诗人之恋》、《妇人的爱情和生活》等,之后还写下了四部交响曲及《a小调钢琴协奏曲》、《曼弗雷德序曲》等杰出的作品。
勃拉姆斯
德国作曲家。人们把勃拉姆斯与巴赫、贝多芬并列为“三B”。勃拉姆斯创作了除歌剧以外一切体裁的作品,在交响曲、室内乐、协奏曲和艺术歌曲方面留下了众多杰作。代表作品有《第一交响曲》(被誉为“贝多芬第十交响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匈牙利舞曲》第五、第六,管弦乐《学院典礼序曲》及声乐作品《摇篮曲》等。
维瓦尔第
巴洛克末期重要的作曲家,杰出的小提琴家,对巴洛克音乐走向古典主义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数量很多,以歌剧、神剧、奏呜曲和协奏曲闻名。大协奏曲《四季》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以小提琴为中心,显示出主调音乐的风格。
帕格尼尼
意大利小提琴大师、作曲家。他的演奏将小提琴的技巧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为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勃拉兹称帕格尼尼是“操琴弓的魔术师”。作品有《二十四首随想曲》、《女巫之舞》、《无穷动》、《威尼斯狂欢节》等。
罗西尼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一生作有大、小歌剧三十八部。其中《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是19世纪意大利喜剧的代表作。根据德国席勒的同名诗剧写成的歌剧《威廉·退尔》也是浪漫派歌剧名作,此剧的序曲(共四乐章)是音乐会上经常被独立演出的器乐名曲。
威尔第
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有“意大利革命的音乐大师”之称。他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代表作有《茶花女》、《弄臣》、《阿依达》、《奥赛罗》。
普契尼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19世纪末至一战前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普契尼的音乐中吸收话剧式的对话手法,注意不以歌唱阻碍剧情的展开,除直接采用各国民歌外,还善于使用新手法。代表作品有《托斯卡》、《胡蝶夫人》、《西方女郎》、《图兰朵》(其中采用了中国民歌《茉莉花》)等。
(二)音乐流派
古典主义音乐
常指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音乐潮流及创作风格。讲求严谨的结构、完美的形式、优美的旋律、精湛的技艺、和谐的音响与严密的逻辑。乐曲多以严肃、稳重为主,崇尚理性,而对感情的表现较为含蓄内在。器乐曲多是无标题音乐。这一时期出现了三个重要的乐派:曼海姆乐派、柏林乐派和维也纳古典乐派。主要作曲家有: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
浪漫主义音乐
19世纪初至中叶在欧洲兴起的一种新的音乐潮流及创作风格。音乐强调个人主观情感的表现,追求乐队丰富的色彩,注重对自然的描写和感情的抒发。这一时期人才荤出,作品繁多,对欧洲民族乐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及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浪漫主义音乐发端于德奥,主要作曲家有:德奥作曲家舒伯特、韦伯、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法国的柏辽兹,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以及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罗西尼等。
民族乐派
19世纪中叶,东欧、北欧和俄罗斯作曲家在吸收西欧传统音乐创作经验的同时,着重民族音乐的建立和发展。他们采用本民族的音乐语言或题材,致力于创作表现本民族的性格、愿望和风土人情,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音乐作品。主要作曲家有:俄罗斯的格林卡、斯克里亚宾、拉赫马尼诺夫、五人“强力集团”(巴拉基列夫、居伊、鲍罗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穆索尔斯基)及捷克的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等。
印象主义音乐
19世纪末受印象主义文学和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而出现的音乐流派。主张用音乐描绘自然界瞬间即逝的印象,如:光、影、云、雾等,渲染神秘朦胧、若隐若现的气氛和色调。重视和声的色彩表现,旋律趋向片段零散。主要作曲家有:德彪西、拉威尔等。
表现主义
现代音乐的第一个主要流派。表现主义音乐的最大特征是无视传统,无视规则,不追求庞大、夸张,刻意追求精致、纯朴,抛弃印象派的玄妙模糊,以无调性为其基本成分。他们主张艺术要表现人类的思想本质和心灵世界。以奥地利音乐巨人勋伯格和他的两个学生贝尔格、韦伯恩为代表。
现代乐派
“现代乐派”这个名称是19世纪末到现在的音乐艺术的各种流派的总称。其中除了仍继承古典——浪漫音乐传统进行创作(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曲家外,专业创作出现许多反浪漫主义的新流派。其创作的总趋向是从多调性走向无调性,以至否定乐音和音阶,只用自然音响,完全脱离古典的美学传统。主要流派包括晚期浪漫主义(理查·施特劳斯等)、印象主义(德彪西等)、表现主义(勋伯格等。勋伯格与韦伯恩又是无调性音乐的创始人,他们与贝尔格被称为“新维也纳乐派”)、原始主义(斯特拉文斯基)、十二音主义(勋伯格、贝尔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肖斯塔科维奇等)等。
(三)现当代世界乐坛
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是根据英语popularmusic翻译过来的,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流行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在声乐作品中,主要是指各种通俗歌曲。世界著名的流行音乐家(组合)有猫王(普雷斯利,被称为“摇滚音乐之神”)、迈克尔·杰克逊(摇滚乐歌王)、英格玛、恩雅、雅尼、神秘园、喜多郎等。
通俗音乐
所谓通俗音乐,准确的概念应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进行创作的音乐。它的商品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通俗音乐主要有WorldMusic(世界音乐,中国代表:朱哲琴)、NewAge(新纪元音乐,代表人物:恩雅、喜多郎、雅尼)、Britpop(英伦摇滚)、Disco(迪斯科)、Punk(朋克)、Rap(说唱音乐)、Pop(波普音乐,代表人物:惠特妮·休斯顿、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等诸多类别。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
英国作曲家,20世纪音乐剧最重要人物,当代最重要的音乐剧作家。其经典作品《猫》是世界上上演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音乐剧。剧中一曲《回忆》 (Memory),已成为音乐剧音乐经典。其他作品有《剧院魅影》、《艾薇塔》等。
二十世纪欧美流行音乐四大天后
玛利亚·凯莉(代表作《英雄》、《当你相信》);惠特妮·休斯顿(代表作《我会永远爱着你》);麦当娜(代表作《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席琳·狄翁(代表作《我心永恒》)。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猫王”,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摇滚歌手,被称为“摇滚乐之王”。经典曲目有《温柔地爱我》等。
迈克尔·杰克逊
世界流行文化象征性的人物,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王”。其单曲《Thriller》的音乐录像带为全球第一支现代MV,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录像带”,他拥有世界销量第一的专辑《Thriller》,,被载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卡朋特
中国听众较早熟悉和喜爱的美国女歌手,《昨日重现》是其经典曲目。
莎拉·布莱曼
英国跨界音乐女高音歌手和演员。因演绎韦伯的音乐剧而闻名于世。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与何塞·卡雷拉斯演唱了《永远的朋友》(Friend sforLife)一曲,并与中国歌手刘欢同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You and me)。
著名的曲目包括《告别的时刻》(Time to Say Goodbye)
恩雅
爱尔兰著名女歌手。她的音乐融合了爱尔兰传统与现代高科技,注重和声及气氛的营造,有一种清冷柔美的强烈的个人色彩。被人称为“英伦玫瑰”。代表作品《牧羊人之月》、《水印》等。2002年3月,恩雅为影视大片《魔戒1》(《指环王1》)演唱的主题曲《MayItBe》荣获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
雅尼
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将高雅的古典交响乐与绚丽的现代电声乐巧妙地结合。代表作品有的《夜莺》等。雅尼曾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
神秘园
一支著名的新世纪音乐风格的乐队,由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组成:RolfLovland(罗尔夫·劳弗兰)和FionnualaSherry(菲奥诺拉·莎莉)。乐队成立于1994年,其音乐融合了爰尔兰空灵缥缈的乐风以及挪威民族音乐及古典音乐,乐曲恬静深远,自然流畅,使人不知不觉便已融入其中。代表作品有《Nocturne》(夜曲)、《SongFromASecretGarden》(神秘园之歌)等。
喜多郎
日本著名的新世纪音乐作曲家、音乐家。1993年凭同名电影《天与地》专辑获得全球最佳原创音乐奖。继《天与地》之后他又创作专辑《宋家皇朝》,赢得台湾金马奖和香港。他最高的音乐成就是他凭个人专辑《思慕》(Thinkingofyou)于2001年获得格莱美奖。很多港台电视剧或电影都曾用其音乐作为配乐,如: TVB《神雕侠侣》(1995)、TVB《圆月弯刀》(1996)、TVB《天龙八部》(1996)、TVB《鹿鼎记》(1998)等。代表作品《丝绸之路》、《宋家皇朝》。
甲壳虫
甲壳虫乐队,也译作“披头士”,是摇滚乐史上最成功和最重要的一支乐队。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约翰·列侬是乐队的核心。经典歌曲有《Yesterday》(昨天)、《LetItBe》(让它过去)等。
肯尼·基
美国萨克斯风演奏大师,其经典曲目《回家》深受中国听众熟悉和喜爱。
理查德·克莱德曼
被称为法国的“钢琴王子”,是中国听众最早熟悉的一位当代外国钢琴家。他是当今世界上拥有金唱片最多的钢琴演奏家和唯一的金钢琴奖获得者。著名演奏曲目有《秋日私语》、《水边的阿狄丽娜》等。
维亚纳新年音乐会
为庆祝新年,于每年的当地时间1月1日上午(北京时间1月1日l8:00)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举行,演出的曲目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家族的音乐作品,由世界历史最悠久、素质最高超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负责演奏。
(1)宙斯(罗马神话称为朱庇特),希腊神话中最高的天神,掌管雷电云雨,是人和神的主宰。
(2)阿波罗,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等,常以手持弓箭的少年形象出现。
(3)雅典那,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城邦的保护神。
(4)潘多拉,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貌美性诈。私自打开了宙斯送她的一只盒子,里面装的疾病、疯狂、罪恶、嫉妒等祸患,一齐飞出,只有希望留在盒底,人间因此充满灾难。“潘多拉的盒子”成为“祸灾的来源”的同义语。
(5)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间的神。盗取天火带到人间,并传授给人类多种手艺,触怒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受神鹰啄食,是一个反抗强暴、不惜为人类牺牲一切的英雄。
(6)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的狮身女怪。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害;后因谜底被俄底浦斯道破,即自杀。后常喻“谜”一样的人物。与埃及狮身人面像同名。
(7)荷马,古希腊盲诗人。主要作品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被称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叙述十年特洛伊战争。《奥德赛》写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赛历险回乡的故事。马克思称赞它“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
(1)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 主要作品有剧本37部,悲剧有《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喜剧有《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等,历史剧有《理查二世》、《亨
利四世》等。马克思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 。
(2)笛福,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鲁滨逊漂流记》 ,描写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英雄。
(3)拜伦,伟大诗人。代表作诗体小说《唐璜》通过青年贵族唐璜的种种经历,抨击了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
(4)雪莱,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抒情诗《西风颂》、《云雀颂》、《自由颂》等。诗剧表达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必将胜利的信念。他是浪漫主义诗人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歌颂空想社会主义的诗人之一。
(5)狄更斯,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卫 ?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双城记》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伪善和司法、行政机构的腐败,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6)柯南道尔,作家。主要作品有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
(7)肖伯纳,戏剧家。主要作品有《华伦夫人的职业》 、《鳏夫的房产》、《巴巴拉少校》、《苹果车》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同情工人阶级。
(1)莫里哀,伟大的喜剧家,是世界喜剧作家中成就最高者之一。主要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又称《吝啬鬼》)等共37部喜剧。鞭挞了封建制度和丑恶势力,是世界喜剧中最出色的作品。
(2)雨果,伟大作家,欧洲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最卓越的代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等。《悲惨世界》写的是失业短工冉阿让因偷吃一片面包被抓进监狱,后改名换姓,当上企业主和市长,但终不能摆脱迫害的故事。
(3)司汤达,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红与黑》 ,写的是不满封建制度的平民青年于连,千方百计向上爬,最终被送上断头台的故事。“红”是将军服色,指“入军界”的道路;“黑”是主教服色,指当神父、主教的道路。
(4)巴尔扎克,19世纪上半叶法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主要作品有《人间喜剧》,包括《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等。《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中规模最宏伟的创作之一, 也是人类思维劳动最辉煌的成果之一。马克思称其“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5)都德,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代表作《小东西》等,短篇小说有《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与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屠格涅夫组成文学社团“五人聚餐会”。
(6)莫泊桑,被称为“短篇小说巨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短篇小说《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项链》。
(7)欧仁•鲍狄埃,工人诗人。主要作品有《国际歌》 (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谱曲),列宁说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
(8)罗曼•罗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约翰 •克利斯朵夫》描写的是一个以个人奋斗来反抗社会的艺术家的悲剧人物 (以贝多芬为原型)。
(1)歌德,德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者。主要作品有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
(2)席勒,诗人,剧作家。主要作品有《阴谋与爱情》(剧本)、《欢乐颂》(诗)。
(3)海涅,诗人,政论家。主要作品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4)普希金,伟大诗人。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自由颂》,叙事诗《青铜骑士》,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对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典范,享有世界声誉。
(5)果戈理,19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长篇小说《死魂灵》。
(6)屠格涅夫,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 、《父与子》、《贵族之家》,散文故事集《猎人笔记》,中篇小说《木木》。《猎人笔记》描写农奴的悲惨生活,抨击农奴制度,被誉为“一部点燃火种的书” 。
(7)列夫•托尔斯泰,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列宁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8)契诃夫,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 、《变色龙》、《套中人》,《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他是俄罗斯惟一以短篇小说创作登上世界文坛高峰的作家。
(9)高尔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在人间》、《我的大学》,长篇小说《母亲》,散文诗《海燕》等。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称《母亲》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
(10)奥斯特洛夫斯基,主要作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1)但丁,意大利人,伟大诗人,文艺复兴的先驱。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主要作品有叙事长诗《神曲》,由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组成。《神曲》以幻想形式,写但丁迷路,被人导引神游三界。在地狱中见到贪官污吏等受着惩罚, 在净界中见到贪色贪财等较轻罪人,在天堂里见到殉道者等高贵的灵魂。
(2)薄伽丘,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十日谈》。
(3)塞万提斯,西班牙人。主要作品《堂吉诃德》 ,描写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乔•潘萨的冒险经历,揭露封建势力的丑恶,讽刺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是欧洲最早的优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4)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主要作品有《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5)密茨凯维支,波兰杰出诗人,被誉为“飞禽之王——鹰”。主要作品《青春颂》,被誉为波兰青年的“马赛曲”。
(6)裴多菲,匈牙利人,19世纪最优秀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民族之歌》、《反对国王》等。
(7)易卜生,挪威戏剧家。“问题剧”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20多个剧本。
(8)惠特曼,美国伟大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草叶集》 。打破传统诗的格律,首创自由体新诗。
(9)马克•吐温,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讽刺小说《镀金时代》,儿童文学《汤姆 ·索亚历险记》,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百万英镑》等。他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认识不断深化,由轻松的幽默转向了辛辣的讽刺。
(10)欧.亨利,美国短篇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麦琪的礼物》 、《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藤叶》等,约 300篇,被誉为“美国生活幽默的百科全书”。
(11)海明威,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描写一个老渔夫与鲨鱼搏斗的故事, 表现“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描写人的灵魂的尊严”。
(12)小林多喜二,日本作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者。代表作中篇小说《蟹工船》,描写渔工悲惨的生活和觉醒、斗争。
(13)泰戈尔,印度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集有 代表作 《吉檀迦利》,《飞鸟集》和《园丁集》 。小说《戈拉》 。
1. 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2.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地端(即希腊半岛)、爱琴海中数百个岛屿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一带。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地中海中的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地区已经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史称“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地理位置、特点、什么文化)
3. 古代希腊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两部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相传这两部作品是诗人荷马所作,所以又叫“荷马史诗”。荷马问题的核心是史诗的作者和形成问题。十八世纪末十九世初的德国学者沃尔夫和拉赫曼提出“短歌说”,以尼奇为代表的另一些德学学者坚持“统一说”,赫尔曼为代表提出“基本核心说”。
《伊利昂纪》是描写特洛亚战争的。希腊主帅阿伽门农,主将阿基琉斯。特洛亚方面的主将赫克托尔。
《奥德修纪》主人公是木马计的策划者奥德修斯。史诗写他从特洛亚回国途中在海上飘流期间发生的故事。他的妻子珀涅罗珀,儿子帖雷马科。
4. 古代希腊戏剧起源:是从狄俄倪索斯的祭典发展而来的。狄倪索斯是酒神,也被希腊人尊为自然之神。
5. 希腊悲剧艺术形式:戏剧的成分和合唱队的抒情成分,始终是悲剧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6. 古希腊主要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史称三大悲剧诗人。
7. 阿里斯托芬被恩格斯称为“喜剧之父”。作品《云》、《蛙》、《阿哈奈人》。
8. 教会统治和教会文学:欧洲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特点是:基督教在文化、教育、哲学、文艺以至整个精神领域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支柱。(1405年基督教东西两派分裂,西派称为天主教)。
教会思想统治的主要武器是《圣经》。《圣经》分《旧约》和《新约》(西方教会文学最重要的是《新约》,东方最重要的是《旧约》)。
9. 人民英雄史诗:中世纪早期人民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各族人民的英雄史诗,像日耳曼人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冰岛人民的“埃达”和“萨迦”。“埃达”较完整地保留了北欧人民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是欧洲文学中仅存的异教作品,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北欧的神话。“萨迦”是散文叙事文学。
10. 英雄史诗和民间谣曲:史诗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为四大史记。其中以《罗兰之歌》最为著名。“罗宾汉谣曲”是一组歌唱侠盗罗宾汉的作品。
11. 骑士文学:法国是骑士制度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也是骑士文学最兴盛的地方。骑士文学的主要体裁是骑士抒情诗和骑士叙事诗。骑士抒情诗最早产生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
12. 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是骑士叙事诗常写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骑士有郎斯洛、格莱斯、盖兰德和圣杯的保护者契莱尔等。描写亚瑟王传奇的最有名的作家是法国诗人克雷蒂安·德·特罗阿。他的著名作品《郎斯洛》。
13. 城市文学:城市文学的主要形式是韵文故事、讽刺叙事诗和寓言诗。韵文故事(又称“笑话”)是一种短小精悍的诗体小故事。作品《驴的遗嘱》。讽刺叙事诗的代表作是法国的《列那狐传奇》。市民文学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法国的《玫瑰传奇》。法国的吕特博夫和维庸是比较著名的市民诗人。
14. 恩格斯评价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15. 但丁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小贵族家庭。《新生》写贝雅特里齐,共三十一首,又用优美的散文把它们串连起来。《新生》中的诗歌属“温柔的新体”诗派。
16. 但丁的学术著作《飨食》和《论俗语》(均未写完)。《论俗语》是一篇语言学著作,也是一篇美学著作。
17. 《神曲》的意大利文原意是“神圣的喜剧”。但丁只给自己的作品取名《喜剧》。《神曲》全长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三行,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但丁随维吉尔而行,首先来到地狱和炼狱。在维吉尔带领下,一层层地上千到了乐园。这时维吉尔突然不见,天空中祥云浮现,仙乐声中出现了万花蔟拥的贝雅特里齐。这位圣女把他带进了天堂。(两个引路人)
18.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但丁的作品中已露端倪。到十四世纪下半期,在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又出现两位人文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19. 意大利的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被史学家认为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的诗集《歌集》开一代诗风。彼特拉克大量采用十四行诗体。
20. 意大利的乔万尼·薄伽丘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十日谈》的框式结构是学习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结果。故事的重要主题是反教会,揭露天主教会和僧侣的腐败、虚伪。通过爱情题材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封建偏见。小说用意大利语言写成。
21.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作表作《疯狂的罗兰》。
22. 托夸多·塔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作家。代表作是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23. 法国以龙沙为首的贵族派人文主义集团——“七星诗社”推崇古典文学。后期人文主义作家代表是蒙田,作品《随笔集》。
24. 法国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是弗朗索瓦·拉伯雷。长篇小说《巨人传》,前两部写巨人国王卡冈都亚和他的巨人儿子庞大固埃的出生、教育、游学和他们的文治武功,后三部写庞大固埃和他的朋友巴汝奇如何探讨婚姻问题,以及他们为寻找“神瓶”而游历各地的见闻。
25. 十六世纪以来,西班牙文学进入繁荣时期,文学史上称为“黄金时代”。
洛贝·德·维加是“黄金时代”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代表。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羊泉村》。
26. .西班牙最早出现的也是最好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中译本名《小癞子》)。
27. “黄金时代”西班牙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塞万提斯的创作。西班牙文学由于他的成就而登上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高峰。他的不朽名作《堂吉诃德》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硕果之一。
28. 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在十四世纪已经露出曙光。杰佛利·乔叟就是英国第一个表现出这种新思想倾向的文学代表。他的名著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大部分用诗体写成)
29. 十五世纪末,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对话体幻想小说《乌托邦》(1516),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的开端,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30.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人文主义文学发展到兴盛时期。埃德曼·斯宾塞,长诗《仙后》被认为是当时英国诗歌的代表作。
31. “大学才子派”剧作家有约翰·黎里、罗伯特·格林、托马斯·基德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等。其中以马洛最为重要,他的三部悲剧《帖木儿》、《马尔他岛的犹太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32.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也是西班牙的国际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代表作《堂吉诃德》。
33. 17世纪,意大利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小说《太阳城》和伽利略的哲理著作,还保留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力量。德国只有格里美尔豪生的小说《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中译本《痴儿西木传》),还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激流的微波,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十七世纪文学高峰”。
34. 十七世纪意、德、西三国文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夸饰主义文学流派(即“巴洛克”文学)的兴起(知道即可)。
35. 复辟时期,宫廷古典主义盛行一时,代表人物是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民主倾向的文学家约翰·班扬,其讽喻小说《天路历程》。
36.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革命诗人弥尔顿(双目失明)的创作。其政治散文《为英国人民声辩》,以口授方式创作两部长诗《失乐园》(取材于《圣经》,写亚当夏娃在撒旦引诱下偷食禁果,因而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和《复乐园》(也是写宗教故事的长诗,诗中的撒旦不是反叛者而是诱惑者,他以金钱、荣誉、权势、常识等引诱耶稣,企图使耶稣放弃拯救人类的理想。这里耶稣的形象表现了复辟时期清教徒革命家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也可以说是诗人的自况)。一部诗剧《力士参孙》。
37. 路易十三时期的朗布叶夫人组织“贵族沙龙文学”。
38. 古典主义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以高乃依、拉辛为代表的悲剧作家和以莫里哀为代表的喜剧作家。高乃依悲剧《熙德》,被认为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作。拉辛代表作《安德罗马克》和《费德尔》。
39. 文艺理论方面,布阿洛的诗体文艺理论著作《诗的艺术》,提出一整套古典主义文艺的理论主张,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举。让·德·拉封丹是以寓言诗出名的诗人。
40. 生平和创作(记喜剧作品):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喜剧作家。其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658年到1663年是他初返巴黎,逐渐接受近王权,接受古典主义的时期。进京后第一个作品《可笑的女才子》,而后《丈夫学堂》、《妇人学堂》。1664年开始创作的《伪君子》,标志着莫里哀创作全盛时期的到来。《唐璜》和《恨世者》(被称为是“高级喜剧”的典范),是揭露贵族阶级的作品。《悭吝人》(1668年)主人公阿巴公。1669年以后,莫里哀的剧作又发生变化。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无病呻吟》。
41. 《伪君子》(记作品中人物)(又译《达尔杜弗,或者骗子》),主人公答丢夫是一个伪装虔诚的恶棍,他用欺骗手段博得巴黎富商奥尔恭的信任。奥尔恭的太太欧米尔。女仆桃丽娜。
42. 十八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次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其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43. 笛福发表《鲁滨逊飘流记》,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
44. 撒谬尔·理查逊是这一时期较重要的小说家。作品《帕美勒》(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和《克拉丽莎》(又名《一个青年妇女的故事》)
45. 多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是这一时期另一个小说家,作品《蓝登传》。
46. 感伤主义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日益显露的情况下产生,反映了中小资产阶段的情绪。代表作家是哥尔斯密斯和斯泰恩,感伤主义的名称即从斯泰恩的小说《感伤的旅行》而来。
47. 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第一卷是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记。第二卷布罗卜丁奈(大人国)游记,第三卷主是写飞岛国,第四卷写慧马因国。
48. 亨利·菲尔丁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作品《约瑟·安德鲁传》、《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汤姆·琼斯》和《阿米利亚》。
49. 十八世纪初期法国文坛上,出现了批判封建社会的讽刺性写实文学,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阿兰--列内·勒萨日,作品是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属于流浪汉小说)。
50. 早期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的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信札》是启蒙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开哲理小说之先河。
51. 博马舍的两部剧作《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作为大革命的先兆而载入史册。
52. 伏尔泰作品《查第格》、《天真汉》、《老实人》,其中《老实人》是最重要的一部,全名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
53. 狄德罗是法国新一代启蒙主义者的代表,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百科全书》的组织者和主编。他的小说《修女》(是书信体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拉摩的侄儿》。
54. 让-雅克·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是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爱弥儿》是一部教育小说,《忏悔录》是他的自传性作品。
55. 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高特舍特和莱辛。
56. 德国“古典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歌德和席勒
57. 莱辛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58. 《塔索》是歌德重返魏玛后于1790年完成的一个剧本。主人公塔索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著名诗人。
59. 1974年秋,歌德与席勒订交。
60. 歌德模仿东方文学的风格写成诗集《西东合集》和十四首《中德四季晨昏吟咏》。
61. 晚年,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和《亲和力》、自传《诗与真》等作品。《威廉·迈斯特》包括《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是歌德仅次于《浮士德》的重要作品。
62. 《浮士德》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宗教改革时期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诗剧《浮士德》共两部,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其中主人公浮士德的两场赌赛:浮士德和魔鬼靡非斯特赌赛;天帝与魔鬼的赌赛。
63. 历史背景: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于1830年前后,欧洲民族主义觉醒,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
64. 史雷格尔是德国浪漫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通过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宣传和古典主义对抗的文学主张,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号。
65. 霍夫曼是德国晚期浪漫主义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用荒诞离奇的形象和情节来揭露讽刺社会的黑暗面,小说中恐怖的、病态的幻想和庸俗丑恶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人物往往受着神秘力量的支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代表作《侏儒查赫斯,绰号朱砂》。
66. 海涅是德国十九世纪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恩格斯称赞他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
67. 骚塞积极参加英国政府对拜伦和雪莱的迫害,攻击他们是“恶魔派”。
68.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代表人物是拜伦和雪莱。雪莱的作品: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著名的长诗《麦布女王》、《伊斯兰起义》、代表作是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抒情诗《云》、《致云雀》、《西风颂》。
69. 拜伦政治诗《东方叙事诗》是以东方为题材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传奇诗,共六篇:《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海盗》(是《东方叙事诗》的代表作)、《莱拉》、《柯林斯的围攻》、《巴里西纳》。每篇都是诗体的中篇故事。
70. 拜伦后期代表作是诗体小说《唐璜》,被歌德称赞为“绝顶天才之作”。
71. 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共四章。
72. 法国最早具有现实主义因素的作家是民主诗人贝朗瑞。
73. 司汤达发表文学评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提出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1830年出版《红与黑》,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
74. 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人间喜剧》。
75. 梅里美中篇小说《高龙巴》、《卡门》(又译《嘉尔曼》、《卡尔曼》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主人公是卡门。
76. 福楼拜是巴尔扎克以后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77. 十九世纪中期,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拉马丁、维尼等,还有大仲马、欧仁·苏、戈蒂耶(是诗人、文艺理论家)和乔治·桑(女作家,作品《安吉堡磨工》)。
78. 波德莱尔代表作是诗集《恶之花》。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成为象征主义的奠基人。
79. 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人艾内斯特·琼斯和威廉·林顿。
80. 英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先以劳资矛盾为创作题材。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夏绿蒂·勃朗特的《谢利》、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萨克雷代表作《名利场》,主人公穷画家的女儿蓓基·夏泼。夏绿蒂·勃朗特是英国文学中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长篇小说《简·爱》。
81. 浪漫主义文学方面,夏绿蒂·勃朗特的妹妹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82. 四十年代,德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是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格斯称他是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此期,代表德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亨利希·海涅。
83. 波兰的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是杰出代表之一,他的长诗《塔杜施先生》表现出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思想。匈牙利革命诗人斐多菲·山陀尔长诗《使徒》。
84. 北欧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野天鹅》、《丑小鸭》、《海的女儿》。
85. 早期活动:司汤达原名玛利·亨利·贝尔。1812年,他随拿破仑远征军到莫斯科。
86. 王政复辟时期的创作:1821-1830年,此期长篇小说《阿尔芒斯》、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和长篇小说《红与黑》。
《阿尔芒斯》是司汤达第一部小说,副题是《一八二七年巴黎一个沙龙的若干场面》。《法尼娜·法尼尼》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主人公彼特罗是烧炭党首领。
87. 七月王朝时期的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后来收在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中。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
88. 巴尔扎克第一部作品——浪漫主义的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1820年写成,结果失败。
89. 1829年,他第一次以巴尔扎克的名字发表长篇小说《舒昂党人》(历史小说),获得成功,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标志巴尔扎克的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此,他进入《人间喜剧》的创作阶段。
90. 《高老头》中人物: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鲍赛昂夫人等。拉斯蒂涅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形象。他的第一个引路人是鲍赛昂夫人,第二个引路人是伏脱冷(是强盗)。
91. 1827年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克伦威尔序言》被认为是一篇浪漫主义的宣言。
92. 1829年发表抒情诗集《东方杂咏》,标志由古典转向浪漫。还发表了剧本《欧那尼》,受到欢迎。
93.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浪漫主义):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尔达,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敲钟人喀西莫多。
94. 三十年代,诗歌《秋叶集》和《微明之歌》。以后发表《心声集》、《光与影》。
95.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取消了共和国。1853年,雨果发表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主要内空揭露窃国大盗拿破伦三世。
96. 1962年发表代表作《悲惨世界》(思想内容:主要是“人道主义”)。1866年发表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8年《笑面人》。
97. 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海涅的代表作(政治讽刺抒情诗),全诗以诗人游历的踪迹为线索。
98. 《艰难时世》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国会议员、退休五金批发商和教育家葛雷硬(“事实的哲学”),工厂主、银行家庞得贝。他们都信奉功利主义哲学,追求个人的实际利益。
99. 福楼拜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描写爱玛·包法利堕落的悲剧)、《萨朗波》和《情感教育》。
100. 唯意志论:叔本华、尼采;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法国哲学家柏格森。
101. 鲍狄埃(《国际歌》的作者)的诗《1870年10月31日》。
101. 小说:菇尔·瓦莱斯和克拉代尔。
102. 十九世纪后期西欧最有成就的作家,是法国的左拉、莫泊桑、法朗士,英国的哈代、肖伯纳和挪威的易卜生等。
103. 法朗士晚年主要作品《企鹅岛》、《诸神渴了》、《天使的反叛》。1921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
104. 九十年代,肖伯纳创作了三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愉快的戏剧》和《为清教徒写的戏剧》。其中以《不愉快的戏剧》中的《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最为出色。
105. 受泰纳(艺术理论家)影响,以及文学上龚古尔兄弟的对人进行病理分析的小说的影响下,左拉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他的理论文章《实验小说》、《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小说家》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观点。
106. 兰波有名的十四行诗《母音》,这首诗里,五个母音竟各代表一种颜色——黑A、白E、红I、绿U、蓝O。另一首有名的诗《醉舟》。
107. 马拉梅重要作品《牧神的午后》。
108. 法国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到九十年代初就解体了。但它的思潮却传到了比利时、奥地利、德国和俄国。
109. 比利时的梅特林克是象征派最重要的剧作家。
110. 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了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它也是西方“纯艺术”流派的一支。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集》。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剧本《莎乐美》。
111. 左拉在建立自己自然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创作上进行了实验。在《黛莱丝·拉甘》和《玛德兰·费拉》这两部小说里,可以明显看出左拉把他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的努力。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生理主义”的观点。
112. 左拉从1868年起,着手准备写一部多卷集的《人间喜剧》式的宠大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这将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部巨著以生理学新的发现为线索,写作时间正是故事发生时间,按时间顺序来写。他从1869年写《卢贡家族的家运》起到1893年完成《巴斯卡尔医生》止,前后经过二十五年辛勤的劳动,终于完成了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社会史诗《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巨著中的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小酒店》和《萌芽》十分有名。《小酒店》描写工人们的贫困,描写工人生活中那些堕落、落后的丑恶的方面,这是一种绝对真切的现实。
113. 左拉之后开始写作三部曲《三城市》,包括《鲁尔德》、《罗马》、《巴黎》三部。基本内容是揭露宗教的欺骗和提倡通过科学改造社会。
114. 1894年,法国发生了“德雷弗斯案件”。1898年左拉发表的致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一文影响巨大。
115. 《三城市》后,左拉创作《四福音书》,第一部《繁殖》,第二部《劳动》,第三部《真理》,第四部《正义》(未完成),总的倾向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
116. 《萌芽》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部小说,是一部描写煤矿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剥削而奋起斗争的作品。
117莫泊桑的舅舅普瓦勒万是文学家,是大作家福楼拜的朋友。因此他尚未进入文坛就得到福楼拜的指导。
118. “梅塘集团”在187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六作家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短篇小说,结集为《梅塘之夜》。左拉的《磨坊之役》,莫泊桑的《羊脂球》。
119. (选择)莫泊桑的六部长篇小说,特别是他的第一部《一生》和第二部《漂亮的朋友》思想艺术成就较高。另外四部《温泉》、《皮埃尔和若望》、《像死一般坚强》、《我们的心》。莫泊桑的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中名篇佳作很多。
120. 《羊脂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在1870年的冬天,普鲁士军队开进的鲁昂城。
121. 哈代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小城附近的农村。他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属于“人物和环境的小说”一类。都以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广大农村地区为背景,所以又称之为“威塞克斯小说”。
122. 哈代的第一部“人物与环境的小说”《绿荫下》描写了农村青年狄克和乡村女教师范希的爱情故事。长篇小说《远离尘嚣》,《还乡》。
123. 哈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
124. 哈代的诗作中,史诗剧《列王》。
125. 《德伯家的苔丝》主人公:苔丝·德北,亚雷,安玑·克莱。
126. 易卜生是挪威伟大戏剧家,是欧洲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他早期创作了《布朗德》和《培尔·金特》。他从1868年到德国起,直到八十年代初,即他的创作生涯的中期,他创作了一系列内容深刻的“社会问题剧”。这些作品涉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宗教、道德、家庭、妇女、教育、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笔锋犀利,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是以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和家庭问题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从《野鸭》的发表到作家逝世,是易卜生创作的后期。
127. 《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海尔茂
128. 十九世纪美国最早写出具有民族风格作品的人是欧文和库柏。他们是美国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被认为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欧文的代表作是《见闻札记》,其中的《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两篇故事非常有名。库柏的代表作是一组包括五篇小说的《皮袜子故事集》,皮袜子是小说主人公一个猎人的绰号。
129. 美国超验主义的主要代表:爱默生(是19世纪中期美国浪漫主义的领袖)和梭罗(散文作家,代表作《华尔登,或林中生活》,又译为《瓦尔登湖》)。
130. 梅尔维尔和霍桑的创作带有神秘和悲观的色彩。霍桑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红字》。梅尔维尔长篇小说《白鲸》。
131. 爱伦·坡被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开拓者。
132. 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是诗人惠特曼,作品《草叶集》。
134. 19世纪美国“乡土文学”代表马克·吐温。
135.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心理分析小说家。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画像》。晚期“三大
杰作”是《鸽翼》、《专使》、《金碗》。他对意识流小说的产生也有影响,说他是意识流小说理论上的先驱。
136. 美国最先起来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是豪威尔斯,被称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比他稍晚的有弗朗克·诺里斯,克莱恩,欧·亨利,杰克·伦敦,德莱塞等人。
137. 1855年,惠特曼诗集《草叶集》第一版问世。
138. 马克·吐温在1865年发表幽默故事《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1874年,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是和查尔斯·华纳合写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是马克·吐温七十年代创作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它与八十年代写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姊妹篇,都是著名的描写儿童的作品。他在八十年代写了两部“历史”题材的作品——《王子与贫儿》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99年他写成中篇小说《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是一部深刻批判现实社会的作品。
139. 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人物:黑人吉姆,小说通过黑奴吉姆逃亡的故事,表现了他对压迫黑人的制度的否定。吉姆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思想感情和优秀品质的人物。
140. 1816年在彼得堡进步的军官们中间,形成了“救国同盟”,是后来十二月党人的组织。1825年12月,十二月党人起义。
141. 在十九世纪初期,俄国文坛一个显著特点是几种文学流派同时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冯维辛、拉吉舍夫、克雷洛夫和格利鲍耶陀夫。
142. 普希金是俄国伟大的人民诗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出贡献的另一位作家是莱蒙托夫,他为悼念普希金而写的著名诗篇《诗人之死》,震惊全俄国。他的长篇《当代英雄》由五个中篇小说构成,这五个中篇小说都有自己独立的情节,由彼巧林的活动联结成一部长篇小说。彼巧林是俄国三十处代“多余人“的形象。他比二十年代的奥涅金要痛苦、烦闷得多。
143.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成果,把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把讽刺的锋芒集中地指向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成了俄国“自然派”文学的“鼻祖”。
144. 伟大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然派”的胜利。
145. 俄国五六十年代进步的杂志《现代人》。
146. 俄国进步文学在六十年代繁荣。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沙列夫等。冈察洛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刻画了著名的文学典型“奥勃洛摩夫性格”即“懒鬼”,他是五十年代的一个“多余人”形象。
147. 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860年发表了著名剧本《大雷雨》,其中妇女形象卡杰林娜。
148.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
149. 涅克拉索夫是民主派诗人,他的著名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是民歌体。
150.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七十年代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哥略夫里奥夫家族》。
151. 七十年代俄国文学在戏剧方面巨大成就,是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来得容易,去得快》,他被称为“俄罗斯民族戏剧之父”。
151. 普希金早期主要是抒情诗,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在南俄期间主要作品有《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茨冈》。在1824年至1826年间,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历史悲剧。1830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晚年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是历史题材。
152.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主要代表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是用十四行诗构成。主人公奥涅金。
153. 1831年和1832年,果戈理发表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集和第二集。1835年发表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计三篇小说《旧式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篇《塔拉斯·布尔巴》)。《彼得堡故事集》包括《小品集》,《狂人日记》,《外套》,喜剧《钦差大臣》。
154. 长篇小说《死魂灵》,人物:乞乞科夫是小农奴主兼资产阶级商人形象。马尼罗夫是地主,女地主科罗皤契加,梭巴开维支是有能力管理土地和农奴的地主,罗士特莱是个恶霸类型的地主,泼留希金。
155. 屠格涅夫作品《猎人笔记》(短篇集锦)、中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长篇《父与子》(中心人物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作品中人物两大类,一类是贵族,一类是平民)、长篇《烟》、《处女地》(最后一部长篇)。
156. 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狱中所写),第二部长篇小说《序幕》。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
157. 列夫·托尔斯泰自传体三部曲是《童年》(中篇)、《少年》和《青年》。50年代中期发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长篇小说《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未完成,写成的片断在1857年以《一个地主的早晨》为题发表。
158.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是托尔斯泰创作活动的中期。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俄战争)和《安娜·卡列尼娜》。
159. 1890年契诃夫到库页岛旅行。此期前后,作品有《草原》,《跳来跳去的女人》,《我的一生》,《带阁楼的房子》,《第六号病房》是契诃夫库页岛之行的艺术总结。
160.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说《农民》,《在峡谷中》,《姚内奇》,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海鸥》(心理现实主义)
161. 在国内战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的繁荣,最有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长诗《十二个》)、叶赛宁。
162. 二十年代的文学取得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三部在苏联文学史上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就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
163. 三十年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64. 卫国战争(1941-1945)时期,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待着我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华西里·焦尔金》是战时最有名的长诗。小说有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描写敌后斗争的小说有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2年夏天出现的三个剧本有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列昂诺夫的《侵略》,柯涅楚克的《前线》。
165. 战后初期(1945-1953)作品:1946年决议对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家)和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初俄国著名女诗人)两位作家的态度,是错误的批评。战后初期描写卫国战争的有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
166. 高尔基早年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1892年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笔名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
167. 进入二十世纪,高尔基写了一系列剧本,如《小市民》。1902年高尔基写了剧本《在底层》,游方僧鲁卡,流浪汉沙金。
168. 1906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品《母亲》(主人公巴威尔,他的母亲尼洛芙娜),《敌人》。
169. 高尔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写了一系列揭露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如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
170. 马雅可夫斯基:长诗《穿裤子的云》。最出色的讽刺诗是《开会谜》。1927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诗人创作了长诗《好!》。讽刺喜剧《臭虫》和《澡堂》。长诗《列宁》。
171. 肖洛霍夫于192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1926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问世。
172. 1926年,肖洛霍夫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他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巨著。1932年,肖洛霍夫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
173. 1956年和1956年之交,肖洛霍夫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篇小说开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苏联一系列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之先河,受到苏联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在它之后,出现了不少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调子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如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他们被称为“战壕真实派”。肖洛霍夫1965年度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174. 肖伯纳的《伤心之家》、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世家》三部曲、威尔斯前期的科幻小说、毛姆《人生的枷锁》和《月亮和六便士》、格林、西利托等;罗曼·罗兰和德莱塞是本世纪两位现实主义的大师。法国的罗曼·罗兰、马丹·杜伽尔、莫里亚克的成名作《和麻疯病人亲吻》,其作品《爱的荒漠》,代表作《蝮蛇结》、巴比塞等;德国的亨利希·曼、布莱希特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叙事剧:根据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改编的《高加索灰阑记》,取材于十七世纪的小说家格里美尔斯豪森的小说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离间效果”(陌生化效果)是布莱希特理论的中心内容,与他的“叙事剧”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是轰动全世界的反战作品;美国的德莱塞、路易斯是与德莱塞齐名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第一部代表作是《大街》。斯坦贝克是三十年代美国进步作家之一,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沃尔夫、马拉默德、密勒等。另一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较多地结合了各种新的表现手法的作家。这类作家有英国的康拉德、劳伦斯、戈尔丁;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意大利的皮兰德娄、瑞士的迪伦马特、奥地利的斯蒂芬·茨韦格等。德国的亨利希·曼的历史小说《亨利四世》(1578年法国波旁王朝)。
康德拉是本世纪英国的大小说家之一,作品《吉姆爷》,《水仙号上的黑鬼》。
劳伦斯作品《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姊妹篇,后期较为重要的作品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
德国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德国海塞的《荒原狼》。
美国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当我弥留之际》,《亚沙龙,亚沙龙!》。
奥尼尔是美国戏剧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剧作家,获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剧作《榆树下的欲望》,以表现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剧作《琼斯皇》,《毛猿》熔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于一炉。
皮兰德娄是意大利著名戏剧家,代表作是《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好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
175. 典型的现代派文学有十大流派。二次大战前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文学。二次大战后有“垮掉的一代”和“愤怒的青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和“新小说派”。
176. 后期象征主义代表人物是法国诗人瓦雷里、英国诗人艾略特、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爱尔兰诗人叶芝。(他们的代表作)
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哀歌》十首,《豹》,叶芝的是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驶向拜占廷》和《拜占廷》。
177. 乔依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22年《尤利西斯》在巴黎出版,此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守灵夜》。
178. 海明威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反战题材),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西班牙内战背景的《第五纵队》,《丧钟为谁而鸣》。后期的代表作是《老人与海》,1952年获普利彻奖,两年后获诺贝尔奖。主人公老渔夫桑地亚哥,故事发生地加勒比海。
179. 法国的加缪小说《局外人》,第一部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小说《鼠疫》。
180. 亚非文明发源地:在尼罗河流域生产了古代埃及文学,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了古代巴比伦文学,在恒河流域产生了古代印度文学,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了古代中国文学,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产生了古代希伯来文学。
181. 在古埃及诗歌中,宗教诗集《亡灵书》占着特殊的地位。
182. 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文学中的《吉尔伽美什》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文学史中最早的史诗,约成于公元前两千多年。
183. 《吠陀》是印度最古的诗歌总集。它共有四种本集,即《梨俱吠陀》、《阿闼婆吠陀》、《娑摩吠陀》和《耶柔吠陀》。
184. 古代印度文学中的寓言故事《本生经》主要收入的是释迦牟尼成佛以前的故事。《五卷书》是一部大型的寓言故事集。
185. 古代印度戏剧突出的代表首陀罗迦的戏剧代表作是《小泥车》。
186. 古代印度两大史诗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
是描写古代印度原系一支的两大王族——俱卢族和般度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罗摩衍那》的中心故事是围绕着主人公罗摩王子(他的形象不仅具有一般人的能力,而且具有神力。在客观上,罗摩既是一个古代英雄,理想化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个伪君子,某些旧的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在他身上体现出许多落后的、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如盲目遵从父命、委曲求全、听信命运的安排、对妇女的鄙视等等。)一生的经历展开的(人物:罗摩,他的弟弟罗什曼那,神猴哈奴曼)。
187. 《旧约》是在古代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土壤上产生的。是希伯来文学总集。
188. 迦梨陀娑是古印度杰出的诗人、戏剧家。他生活于印度古代的笈多王朝时期。一般认为迦梨陀娑大约生活于公元三五零至四七二年之间的某一段。
189. 迦梨陀娑抒情长诗《云使》和戏剧《沙恭达罗》被认为是他的优秀代表作。《云使》分为《前云》和《后云》两个部分,《前云》中的药叉。
190. 日本古代和中古文学一般分四个历史时期,即奈良时代文学、平安时代文学、镰仓室町时代文学、江户时代文学。
191. 和歌集流传至今的只有《万叶集》一种。《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
192. 平安时代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和散文。此时的一些歌集如《古今和歌集》,但内容上已不如《万叶集》诗歌充实。日记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紫式部日记》、《和泉部日记》、《蜻蛉日记》等。
193. 平实时代物语文学成就较大。物语在日文中有“语说事物”之意。类似我国的小说和传奇。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在物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4. 镰仓、室町时代文学主要为“战记物语”及反映贵族和民众生活的戏剧。《狂言》是一种民间喜剧。
195. 江户时代诗歌方面的代表是松尾芭蕉,戏剧方面的代表是近松门左卫门,小说方面的代表是井原西鹤。松尾芭蕉是著名的俳谐作家,被称为“俳圣”。他的俳句(十七个字的短诗)具有“闲静、幽雅“的特点。描写青蛙跳入古潭的俳句:静寂的池塘,/青蛙蓦地跳进去,/水的声音呀!
196. 中古越南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是十八世纪著名作家阮攸所写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
197. 中古时期的印度文学中以印地语文成就显著。金德·伯勒达伊相传是长篇叙事诗《地王颂》的作者。
198. 古阿拉伯文学:伊本·穆格发把印度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从波斯文转译成阿拉伯文,名曰《卡里来和笛木乃》。
199. 在古波斯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最负盛名的有鲁达基、菲尔多西、萨迪等。
200. 菲尔多西长篇叙事诗《王书》(又译《列王记》)。
201. 萨迪是十三世纪波斯的杰出诗人。训诲性故事集《果园》和《蔷薇园》。《蔷薇园》是代表作。
202. 中亚格鲁吉亚大诗人鲁斯塔维里的长篇叙事诗《虎皮武士》是世界古典名著之一。
203. 紫式部本姓藤原,紫式部只是她的代称。“紫”是从小说中女主角紫姬而来;“式部”来自他父兄所担任过的“式部丞”的官职名。她的作品《紫式部日记》、《紫式部家集》、《源氏物语》等。
204. 二叶亭四迷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云》。
205. 森鸥外处女作《舞姬》。
206. 岛崎藤村是自然主义派中成就最大的作家。
207. 从1912年到1918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分化时期,这个时期日本近代文学产生分化,主要出现三个反对自然主义的流派:白桦派、唯美派、新思潮派。
208. 白桦派也称为新理想派,以文艺刊物《白桦》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志贺直哉是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名作是中篇小说《和解》。
209. 唯美派又称新浪漫派。谷崎润一郎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春琴抄》。长篇小说《细雪》。
210. 新思潮源又称新现实主义派、新技巧派。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罗生门》。
211.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长篇小说《我是猫》、《门》。后期爱情小说《春分过后》《行人》和《心》。
212. 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
213. 此期在日本的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和同年发表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并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
214. 在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两个有代表的文学流派:“旅美派”文学和“埃及现代派”文学。黎巴嫩诗人和作家纪伯伦是旅美派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散文诗集《先知》。塔哈·侯赛因是“埃及现代派”的代表,他双目失明。
215. 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小说家。代表作:第一篇短篇小说《世界上的无价之宝》,长篇《服务院》被认为是印地语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长篇《仁爱道院》、《舞台》,他最出色的长篇小说《戈丹》是反映印度农民问题的小说。
216. 〈戈拉〉是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217. 战后日本文学:野间宏是战后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处女作是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发表,标志着战后派文学的诞生。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
218. 中间小说:井上靖历史题材小说《天平之薨》、《楼兰》、《敦煌》、《孔子》等。
219. 在黑非洲:桑戈尔是塞内加尔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960年他被选为塞内加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80年辞掉总统职务。
220. 川端康成各期作品:《伊豆的舞女》、《雪国》(美化艺妓。女主人公是艺妓驹子)、《千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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