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

这段话出现在全文的倒数第二段，发生在默尔索死刑前夜，是他和神父发生激烈争吵时的联想。所以，虽然“荒诞”一词仅仅在此出现，他所谓“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却涵盖了小说从开篇至此的所有时间。默尔索对此有所意识，甚至他一开始就已有所知。整部《局外人》都在向读者呈现这一“荒诞的人生”的本相，比如机械的生活、琐屑的人生、看似激昂实则空洞的审判等。“荒诞”深入《局外人》外部世界的每一个局部，涉及小说每一处细节。例如在第一部第五节开头，默尔索在塞莱斯特饭馆吃饭时看见的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就餐前后焦躁而忙碌的动作全是由习惯控制的机械行为，掩饰着灵魂的苍白空虚，她通过这种忙碌伪装人生的意义。这个女人是荒诞的，但也是寻常的，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正常人”，但在默尔索眼中，她“奇怪”。默尔索发现了这些看似最正常的日常行为中的不正常，因此竭力与之保持距离。他主动脱离了这个群体，在冷眼旁观中全面解构了日常生活的惯性，打碎了一切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概念，从而冲破了它们的束缚。用加缪在他为美版《局外人》所作序言中的话说：“他不参与游戏……他徘徊在社会边缘……他拒绝撒谎。”人已经在无意识中遭到社会彻底的规训，而默尔索恰恰发现了这一规训的存在：世人在母亲的葬礼上出于规范一定要哭泣，至少要表现出哭的样子，这在默尔索看来是荒诞的，他拒绝这样的形式。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不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这其中的逻辑便在于：他不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因而是整个规则体系的破坏者，所以必须将其消灭。但默尔索认识到这种游戏规则并没有先验的合理性，在此之上构筑的系统是荒诞的。于是他清醒了，在主动脱离这一世界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积极性。这种清醒，在加缪看来，是绝对必要的，虽然“这依然是一种否定性的真相，但缺少了它，任何对自我与世界的征服都将绝不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游离于社会常规之外的默尔索是一位英雄。

但伴随着这一清醒，默尔索身上产生了第二个结果：虚无。默尔索对生活的态度是怎么都行，他的口头禅是“我怎么都行”。就像小说里所写：“我回答说，我们从来不能改变生活，无论如何，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在这儿的生活也不会令我不高兴。”这就使得默尔索在以其积极性脱离了这个看似正常的荒诞世界之后，又开始变得消极，开始满足于这一距离感，并因此导致生命力的停滞，于是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混沌。他看到了生活的荒诞，继而认为，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一切看似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并没有意义，因此无须试图使它们显得有意义；同时改变也无任何意义，因为一切都是荒诞的，重要的是把这些虚假的东西统统打碎并与它们保持距离。因此，默尔索“局外人”的生存状态，是洞察与虚无、积极与消极的混合体。最能表现这一点的便是他对爱情的态度，当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娶她时，他说“我怎么都行”。“婚姻”“爱情”这些在正常人中被滥用的词汇在默尔索看来早已空洞化，其实仅仅是一种常规。所以默尔索认为它们没有意义，也就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当默尔索对“爱情”的常规概念表达厌弃之时，他却也在放弃“爱情”真正的情感核心。小说中写道：“比如，我被对女人的欲望折磨。这很自然，毕竟我还年轻。我并没有特别想到玛丽，但我总是想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想到那些我过去认识的女人，那些我曾经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最后我的牢房里充斥着女人的面孔和我膨胀的欲望。”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独特具体的情感消失了，只剩下简单化的肉欲，玛丽成为了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人。默尔索他不仅解构了“爱情”中包含的社会常规，也同时放弃了“爱情”中人与人的真情实感。这导致了精神空间的坍塌。所以，当默尔索面对玛丽时，除了肉体宣泄，他无法有效地表达他的情感，即使玛丽去探监时，默尔索也只能在她面前语焉不详地期期艾艾。“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件事。”这恰恰说明默尔索在完成对日常观念的消解之后无法重新塑造生活，他的冷漠因此导致虚无。莫里斯·布朗肖评论道：“他（默尔索）内心深处的感觉方式，其实是拒绝感觉；他的感觉方式在任何可表达的感觉方式之外，并促使他拒绝接受不纯粹的、虚假的、与社会习惯及日常生活相一致的形式。”[2]默尔索的“拒绝感觉”导致他无法重新与生活建立切实的联系。在洞察与虚无、积极与消极之间，后者占据了优势。当默尔索远离荒诞世界之后，他在重新接近世界时感到了一种困难，而他并不愿意努力解决问题。默尔索的生命因此停留在了破坏之后的荒原状态，他也并没有强烈的生命意志使自己重新生长。在他身上，虚无最终占据了上风。默尔索缺乏强劲鲜明的生命动力，导致他在虚无中静止。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也因此被笼罩在一种冰冷的被罗兰·巴特称为“白色书写[3]”的文字风格之中，这种风格是加缪为了《局外人》量身定制的，并非他一贯的笔法，这也更见其艺术家的匠心。默尔索与世界之间微弱的联系未能得到强化，却在不断放弃时逐渐形成一条深沟。他试图抗拒并逃避荒诞，却走向了无根的虚无状态，丧失了生活的动力。默尔索的人生也因此落入了另一种荒诞。于是，从这个角度看，默尔索又是一个懦夫。

默尔索在英雄与懦夫之间的转换，并非是顺承发展和一劳永逸。当他愤怒地把神父推出牢房，大声拒绝彼岸的希望之时，他的身上又闪耀出英雄的光彩。这使我们回想起加缪1937年4月笔记中所构思之人性格的复杂性。而加缪的笔法甚至更为深刻和庞大。例如，对于婚姻和爱情，他所秉持的是彻底的否定和无所谓的态度吗？按照默尔索一贯的想法，答案应该为“是”，小说的大部分描述也指向这个“是”，但小说却恰恰在一个细部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答案：在第一部第六节中，当默尔索看到马松和他的妻子在海边木屋中说说笑笑之时，他说“可能是第一次，我真正想到我要结婚了”。如何理解这一细节？默尔索在自我否定吗？不然。默尔索之所以萌生出结婚的念头，是因为在那个瞬间他看到了一对夫妻生活的美好，他认可了这种美好所具有的价值，于是在这个瞬间，婚姻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约定，而包容了具体的人性内容。换句话说，他看到了一种可堪把握的意义正在生成，于是他也愿意将其接受。如果说默尔索的冷漠和对陈规的抗拒是小说的一条明线，那么他的这类亲近与包容则是小说的一条暗线，在这条暗线上，有他和玛丽在海水中的嬉游，有他在沙滩上休憩的闲适，有他在上囚车的瞬间闻到夏季傍晚的气息而回想起曾经在城中漫步时的愉悦，有他死刑前夜在星光下向世界敞开心扉时的幸福。如若读者有能力阅读法语原文，便会发现在这些片段中加缪的文笔显得更加柔软抒情，与笼罩全书大部分篇幅的“白色书写”大不相同。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篇幅比重完全无法相比，《局外人》中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异质的书写风格。这条暗线涉及的内容在《局外人》中只占很小的篇幅，甚至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被带过，但它们却不能被忽视，正是它们使默尔索的形象更为丰满。最重要的是，这条暗线指向默尔索生存于世的价值基础，用加缪在《婚礼》中的话说，便是“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对于这一点，《局外人》并未详细展开，仅仅对现象进行了有限的陈述，如要将其阐明，便需要引入加缪本人的思索。

出版于1938年的《婚礼》，让我们很自然地将其与当时正在构思中的《局外人》形成互文。在这本散文集中，当加缪说起自己的人生感悟，他曾数次提到一种“身体的真相”：“这个真相会渐渐腐烂，其中覆盖着他们不敢正视的苦涩与高贵。”在这必将腐烂的身体中，蕴藏着人类唯一一次的生命以及由这次生命所绽放出的所有机会。而肉体，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加缪严肃地提出。他在《婚礼》中写道：“赤裸始终保存着一种身体自由的意义以及手与鲜花的和谐——这是大地与摆脱了文明桎梏的人类充满爱意的协约——啊！我将皈依于它，仿佛它已是我的信仰。”当人类赤裸身躯站立在大地上时，他将感到土地的厚重与柔软，感到大地母亲源源不断的生命气息与热度，并在这一刻回归自然，回归母体，打碎人类社会的一切做作与矫饰并冲破荒诞的侵袭。在自然中加缪感到完满与富足，他在其中学会了人与自然亲密而直接的对话，他身体中的每一种感官都在这一接触中醒来，继而深切地体验到肉身的存在与意义。当加缪勇敢地向着爱情与欲望行走之时，他便跨越了所有人为而教条的道德规范，重新回到肉体，回到生命的当下，回到未被玷污的纯真，回到“大地与摆脱了文明桎梏的人类充满爱意的协约”，并在这其中懂得何谓抵抗死亡，何谓热爱生命。这便是1937年8月笔记中那句“自然中的真理”在加缪心中的实质内涵。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对加缪无比重要之物：当下。对加缪而言，当下与身体一样，是一种切实可感、触手可及之物。他在《婚礼》中写道：“这便是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面对这出由美组成的汇演，怎能不将它们紧握，仿佛牢牢抓住唯一期待的幸福，使我们狂喜，却也终会消失。”在意识到人类的肉身必将腐烂之时，也同时意识到应该真正在当下珍惜每一个一去不返的瞬间。人类必将在泥土中渐渐腐烂的身体，在加缪看来正是对永恒的驱逐和对当下的确证。“身体”与“瞬间”于是从这一个角度得以结合为一种共同的“双重真相”。加缪开始懂得生命的双重真相，懂得了他散发着生命热度却也必将腐烂的身躯，懂得了每一个一去不返却无比珍贵的转瞬光阴。

由此可以看出，加缪把他本人在这方面对于生活的部分感悟赋予了默尔索，同时又有所保留。虽然默尔索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能够成功抵达加缪本人站立之处，但他确实对此“双重真相”有所继承，他对于神父口中彼岸幸福的坚决抗拒便是最佳例证——这正是加缪1937年6月的那条笔记所要彰显的核心价值，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许多行为可以被我们理解。加缪在美国大学版序言中称默尔索“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他的内心被一股坚韧不折而意蕴深厚的激情驱使，驱使他追求一种绝对和真实”，我们很难把默尔索的名言“我怎么都行”看作激情，他在意识到社会游戏规则的荒诞之后所引发的远离，是一种冷静和清醒，同时伴随着落入虚无的巨大危险，唯有对“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的秉持才称得上“激情”。小说中默尔索宣泄其“激情”的经典时刻，便是他与神父关于人生意义的重大争论：“他所有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是确信的。”默尔索的这种“把握”，来自于他对于身体与瞬间这些此岸价值的体认，也只有那些和身体与瞬间直接相关的内容，才让默尔索在小说中获得“绝对和真实”。例如他和玛丽的感情：一方面，他确实如前文所述那样在玛丽身边显得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些什么若隐若现的东西地连缀着他们。萨特对此曾作出过精彩评价：“默尔索与众不同地思考和行动：他不想认识这些持续的、千篇一律的伟大感情；对他来说爱情不存在，恋爱关系也不存在。只有当下、具体的东西才有价值。”[4]萨特的这段评论所指向的，正是这一“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所以默尔索想和玛丽待在一起，去享受当下的美好，《局外人》中关于他和玛丽交往的许多片段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检视。从这个角度看，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沉默又具有了与抗拒陈规相平行的另一种可能：默尔索在死刑前夜想到 “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刻，妈妈也该感到解脱，并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了。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这是因为，他的母亲也生活在自己的当下之中，并以此走完了她的人生，任何事后追悼都已无必要，对她本人亦无意义。又例如，小说中关于萨拉玛诺老人和他的老狗的故事，老人每天打骂他的老狗，却在狗走失之后茫然无措，只能向默尔索寻求安慰，甚至独自一人在房中哭泣，不愿再豢养另一条狗。他向默尔索回忆起老狗曾经鲜亮的毛色，却在它未走失之前不断咒骂它皮肤的肮脏。萨拉玛诺生活于过去，却永远地丢弃了当下。查阅加缪留下的几份《局外人》手稿和打字稿，这个细节是小说最后的增补之一，也因此可以读出特别的意味，萨拉玛诺的存在正是这“双重真相”的反例。理解了这一点，方能理解小说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