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自成系统地将其虚无主义推进死胡同，可以说他是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快乐冲进死胡同的。他，目的明目张胆，把那个时代的人置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唯一的希望似乎要达到矛盾的极端。世人若不想丧命于将其窒息的死结中，就必须一刀斩断死结，并创造自身的价值。上帝死了，什么都不了了之，惟其准备一次复活才能使人感受得到。尼采指出：“倘若发现不了寓于上帝的伟大，那就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了；要么必须否定上帝，要么必须创造上帝。”否定上帝，是围着上帝团团转的世界所肩负的使命，而上帝见证着世界奔向自杀。创造上帝伟大，是超人性的使命，世人甘心情愿为之献身。的确，创造只有在极度的孤独中才有可能，世人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如此骇人听闻的努力只有处在精神最为贫困的情况才下决心做得出，必须有所作为，抑或必须豁出性命。于是，尼采向上帝喊话说，大地是他唯一面对的真情实况，必须对其忠贞不矢，而且不得不在大地上生活，并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同时，他又教导世人说，无法无天生活在大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恰恰是以法则为前提的。怎么无法无天地自由生活呢？世人必须解开这个谜，否则就会丧命。

至少尼采没有回避解答这个谜，他的答案寓于危险性之中：达摩克利斯的舞姿一向只在悬剑下才比较优美。必须接受无法接受的事情，坚持无法坚持的事情。自从人们承认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尼采便提议认可世界无罪，断定世界不从属于判断，因为人们不可以凭任何主观意图去判断世界，进而他建议，说一不二地，即全身心狂热地投入这个世界，去替代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这样，从绝对的失望中迸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中释放出无情的自由。获得自由，恰恰就是废除目的。成为无罪，一旦获得认可，就象征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不，自由智者喜爱必然的东西。现象的必然性，假如是绝对的、白璧无瑕的，那就不包含任何限制，这是尼采深邃的思想之所在。全体加入一种全体必然性，这是尼采对自由所下的悖理逆论。于是，“什么自由？”的问题被“为什么自由？”所代替。自由与英雄主义不谋而合。自由是伟人的苦行主义，“是拉得最满的弓”。

这种崇高的赞许，既有丰富的表达力，又有饱满的内在力，毫无保留地肯定了错误本身，肯定了痛苦、恶行和谋杀，肯定了生存中一切悬疑未决和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样的赞许来自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决意在当今这副样子的世界上活着，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下去：“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不想把自己变成另外的样子……”一言定鼎。尼采式的苦行，始于承认命定性，终于神化命定性。命运变得越发不可改变，进而越发值得崇拜。道德神明、怜悯、爱，统统是苦行者们千方百计补偿命定性的敌人。尼采决意不要赎救。脱胎换骨的欢快就是筋疲力尽的欢快。只不过个体受到伤害而已。世人因要求得到其固有存在而采取的反抗行动湮没在个体对脱胎换骨的绝对屈从之中。Amor fati（拉丁文：死去的爱）替代曾经是odium fati（拉丁文：死去的恨）“每个个体都与每个宇宙生灵协调配合，不管我们知情与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个体就这样消失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永恒运动中。“存在过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大海将其抛至滩涂。”

于是，尼采又回到思想的起源，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观点。苏格拉底之前的先哲们取消了目的因【38】，让他们想像出来的原则永恒性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惟有无目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即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游戏规则”【39】。尼采的全部努力在于论证脱胎换骨中始终存在法则以及必然性中也有游戏规则：“儿童，意味着天真，忘却，重视，游戏，自转的轮子，乍学走步，说‘是’的神圣天赋。”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无动机，故而惟有艺术凭着同样的无动性方能理解世界。任何判断都阐述不了世界，然而艺术可以教会我们重视世界，就像世界在周而复始的曲折中重复自己。在一样的滩涂上，原始的大海不知疲倦地吐露着一样的话语，抛掷着一样的生灵，即那些惊讶依旧活着的生灵。至少，谁若同意回归，赞同回归的一切事情，谁若人云亦云甚至甘当应声虫，谁就具有把世界神圣化的品质。

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人的神圣性确实最终被采纳。反抗者先把上帝否定，旨在之后取而代之。尼采的启示在于，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上帝，甚至放弃反抗为修正这个世界而产生的诸神。“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不错，是有个上帝，那就是世界。为具备世界神圣性的性质，只需唯唯诺诺即可。“不必祈祷，感恩吧！”于是大地遍布人神。向世界说“是”，反复说“是”，这既是重新创造世界，也是重新创造自己，就这样变成伟大的艺术家，就脱胎换骨成创造者。尼采的启示，一言以蔽之：创造，但含义模糊。尼采一味鼓吹凡创造者皆固有的那种自私和苛刻。价值的蜕变仅仅在于以创造者的价值来替代审判官的价值，即尊重和热爱现存的一切。缺乏永恒性的神圣性确定着创造者的自由。狄奥尼索斯【40】，大地之神，因受肢解而永不停息地吼叫。但与此同时，他形象地表现出那种与痛苦相得益彰之美。尼采认为，对大地和狄奥尼索斯说“是”，如同对其痛苦说“是”。接受一切，既接受最高度的矛盾，同时又接受痛苦，这便主宰一切了。尼采认同为这个王国付出代价。惟有“因厌恶而受难”的大地是真实的。惟有她是神圣的。恰如恩培多克勒【41】投身于埃特纳火山【42】去寻找真理，恨不得钻进大地的五脏六腑，尼采则建议世人湮没无闻于宇宙之中，以便找到自己永恒的神圣性，最终成为狄奥尼索斯。《权力意志》就是这样结束全文的，正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一次打赌来结束全书，所以《权力意志》常常令人想起《思想录》。世人尚未获得确信，却获得确信的意志，这并非一码事。尼采自己处在这样的极端也是摇摆不定的：“瞧，这就是你身上不可原谅之处。你握有权力却拒绝签字。”不过他会签字的。然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仅仅使得寄给阿丽娅娜的情书永垂青史，因为他是在疯狂中写成的。

尼采所指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导致对恶的颂扬。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恶不再是一称冤仇相报，而是可能作为善的一个方面被人接受，更为肯定地说，作为一种命定性被人接受。因此，恶被接受旨在被超越，可以看作一种药剂。在尼采的思想中，关键仅仅在于生灵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时能豪迈地顺应。不过，众所周知他的后世，有哪家的政治会传承这个自称为最后反政治的德国人呢。他想像出一些艺术家式的暴君。但对芸芸众生来说，暴政要比艺术更为自然。尼采曾写道：“宁愿要恺撒·波基亚【43】而不要帕西发尔【44】！”而尼采身上既有恺撒又有波基亚【45】，但缺乏他认为文艺复兴杰出的个体所具备的高贵心灵。他要求个体顺从人类的永恒性，要求个体湮没在时间的大循环之中，即把种族当作人类的一种特殊状况，让个体屈服于可鄙可憎的神明。尼采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谈论的生活已经堕落成一种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没有文化的老爷族群毛驴似的磕巴着权力意志，把尼采一向蔑视的“仇恨犹太人的丑行”窃为己任。

尼采所相信的勇气是与智力统一的，故而称之为力量。但后来真正属于他的，却由此而转化为反面：明目张胆的暴力。按照一位傲慢智者的判定：尼采把自由与孤独混淆了。不过，尼采所谓“正午和子夜之深沉孤独”却消失在被机械化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群最终潮水般踏遍欧洲。尼采是古典情趣的捍卫者，冷嘲热讽的保护人，素朴放纵的辩护士；他主张贵族政治，深知贵族阶级必须奉行美德而不问为什么。倘若有人需要理由才诚实不欺，此人则不可信任；他狂热地推崇正直，用他的话说：“这种正直已成为一种本能，一种激情。”他是“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死心塌地的仆人，因为“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把狂热崇拜视为死敌，尽管如此，他的祖国在他逝世三十三年后把他奉为谎言和暴力的教导者，先前他的献身精神曾使他创导的一些概念和美德受人赞美，而后来却被搞得可憎可恨。在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外，尼采所冒的风险是无人可比的，我们永远不会终止修正他所遭受的冤枉。想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些哲学一经诠释就被曲解了。但，直到尼采和纳粹为止，一个独特的灵魂以高尚的情操和撕心的痛苦所阐明的一整套思想，在众目昭彰之下，竟然被诠解成一串串谎言加以炫耀或被图解为一堆堆可怖的集中营尸体用来示众，这真是史无前例。宣扬超等人导致有条不紊地生产劣等人。这样的现象势必要加以揭露，但也要予以阐释。如果说十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反抗运动最后结果终究成为无情的奴役，难道不应舍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呐喊：“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莫非不再是相同的良心了？”

让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和罗森伯格【46】混为一谈。我们应当成为尼采的辩护人。他事先揭露自己是不肖子孙，所谓“自我解放思想的人还应当自我净化心灵”。然而，问题至少要弄清楚他所设想的思想解放是否排斥心灵净化。反抗运动使尼采折服，并支撑着他，其本身是有其法则和逻辑的，这些法则和逻辑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给尼采哲学所披戴的血淋淋伪装。难道在尼采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够用来解释规定性杀人的定义吗？杀手们只需否定意义而肯定字面，甚至只需肯定尚含意义的字面就行了。难道杀手们不能在尼采身上找到他们的托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人们一旦忽视尼采思想的系统性观点（不能肯定他自己始终坚守不渝），他的反抗逻辑就会无边无际了。

人们也会注意到，杀人找到正当性不在于尼采拒绝偶像，而在于狂热使尼采的使命臻于完善。向一切说“是”意味着向杀人说“是”。况且有两种方式赞同杀人。奴隶要是向一切说“是”，就是向奴隶主的存在说“是”，也就是向自身的痛苦说“是”，耶稣教导不抵抗。奴隶主若向一切说“是”，那是向奴隶制度说“是”，向他人的痛苦说“是”，奴隶主就是暴君，并颂扬杀人。“你的生存条件特性是无休止说谎和无休止杀人，而你不会说谎，又不会杀人，因为你相信这是神圣而坚不可摧的法则，难道不可笑吗？”的确可笑，况且形而上反抗的最初行为只是抗议人生的谎言和罪行。尼采式的“是”已把原始的“不”置于脑后，把反抗本身也否定了，同时把拒绝现存世界的道德也否定了。尼采全心全意召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罗马皇帝恺撒，等于说他在思想上同时对奴隶和奴隶主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归根结底使两者之中的强者即奴隶主神圣化。恺撒注定会舍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现实统治。“如何利用罪恶呢？”尼采如是自问，真不失为恪守其法的好导师。而恺撒势必回答：让罪恶成倍增加吧。于是尼采不幸地写道：“人类每当把目标定得十分宏大，就会运用别的措施，比如不再把罪行判为罪行，哪怕所使用犯罪的手段可怕得骇人听闻。”尼采死于1900年，临界下个世纪，上述宏论即将成为致命性的。无可奈何呀，他神志清醒时徒然惊呼：“谈论各种各样的背德行为很容易，但谁有力量承受得起呀？比如我将不能容忍食言或杀人，可我力不从心，我不用多久将萎靡不振，并为此而死去，这大概是我的命运吧。”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一旦被认同接纳，就会有一批批人随之而来，他们远不会萎靡不振，而会变本加厉地说谎和杀人。尼采的责任在于依据方法论的高端论证，在思辨过程中时刻为蒙受耻辱的权利进行辩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话在先，认为若将受耻辱的权利赋予世人，必定目睹世人趋之若鹜。尽管如此，尼采这种非所愿的责任越发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