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唯一能找回失落线索的办法了。”

“你明天晚上过来，”里厄说，“塔鲁让我邀请科塔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10点到，你10点半来。”

次日科塔尔拜访医生时，塔鲁和里厄正在讨论里厄的一位出人意料康复的病人。

“这种事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塔鲁评论说，“他是运气好。”

“噢，得了吧，”科塔尔说，“他患的不是鼠疫，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明确地告诉他那就是鼠疫。

“不可能，因为他康复了。你们和我一样很清楚，一得上鼠疫就没救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里厄说，“但是如果你拒绝被打败，就会得到意外的惊喜。”

科塔尔哈哈大笑起来。

“总之这种情况是极少数。你知道昨天晚上发布的死亡数字吗？”

塔鲁和气地看着科塔尔，说他知道最新的数字，而且形势非常严峻。但那能表明什么呢？只代表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怎么办？还能有比现在更严厉的措施吗？”

“是的，但城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

科塔尔迷惑地看着他，塔鲁说逃避工作的人太多，而这场鼠疫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比如说，欢迎每个身体健全的人加入医疗援助小组。

“那是个办法，”科塔尔说，“但是这样做没用。鼠疫已经占了上风，干什么都无济于事。”

“只有我们尝试过每一种办法，”塔鲁耐心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才能知道是不是这样。”

在两人讨论的同时，里厄一直坐在书桌前抄报告。塔鲁一直注视着那位个子矮小的生意人，后者在椅子里不自然地扭动着身子。

“听我说，科塔尔先生，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科塔尔拿起窄边礼帽，像受到冒犯一样从椅子上站起身。

“这不是我的工作。”他说。

然后，他用逞强的口气补充道，“另外，这场瘟疫很适合我，我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去阻止它。”

塔鲁敲敲额头。

“啊，当然，我都要忘了。如果不是这样，你已经被逮起来了。”

科塔尔吓了一跳，用手紧抓着椅子靠背，好像要跌倒一样。里厄停止书写，严肃而关切地看着他。

“谁告诉你的？”科塔尔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

“哎呀，是你自己！”塔鲁一副吃惊的样子，“至少，那是医生和我从你说话的方式里看出来的。”

科塔尔激动得无法自制，嘴里冒出了一连串的咒骂。

“别激动，”塔鲁沉着地说，“我和医生都不会向警察告发你。你干的事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不管怎样，我们也不喜欢警察。好了！先坐下来。”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地坐了下去。他长叹一声。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不知怎么被他们查出来了。我以为那些事已经全部被人忘记了。但是有人突然说了出来，该死！他们叫我过去，告诉我在调查结束前不准离开。我肯定他们最终会逮捕我。”

“那件事严重吗？”塔鲁问。

“那取决于你怎么看‘严重’这件事。总之，不是谋杀。”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很沮丧。

“好吧，监禁——要是我运气好的话。”

不过，片刻后他又变得激动起来。

“那完全是一个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我无法容忍因为这个被关进去，和我的家，我的生活，还有我认识的每个人分离的想法。”

“这就是原因，”塔鲁问，“那你为什么还会有轻生的念头？”

“对。那样做是非常愚蠢的，我承认。”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告诉科塔尔他非常理解他的焦虑，不过也许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哦，眼下我没什么好怕的。”

“看得出来，”塔鲁说，“你是不会和我们一起干了。”

科塔尔心神不定地抚弄着手里的帽子，用闪烁的眼神看着塔鲁。

“我希望你不会因此怪罪我。”

“当然不会，不过，”塔鲁微笑着说，“至少不要故意散播细菌。”

科塔尔说他也绝对不希望爆发鼠疫，那完全是意外，不能因为发生鼠疫碰巧对他有利就赖到他头上。然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勇气，当朗贝尔走进来的时候，他正自信地对塔鲁说：“另外，我敢肯定你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朗贝尔懊恼地了解到，原来科塔尔也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处；科塔尔建议他再去一次那家咖啡馆，给加西亚留个口信约定晚上见面，或者让他抽不开身的话安排到下一天。他们约定次日会面。当里厄表示希望了解他的进展时，朗贝尔提议他和塔鲁周末晚上去找他。不管时间多晚，他肯定会在房间里等着。第二天一早，科塔尔和朗贝尔就去那家咖啡馆给加西亚留了口信，约他当晚会面，或者安排到次日。那天晚上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露面了。他默默听朗贝尔说明了情况；然后说他也不知情，但是听说城里有几个地区被隔离了24个小时，进行挨家挨户的检查。很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被困住了。他只能再次帮他们联系拉乌尔，当然，这件事一夜之间是做不到的。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我们又要从头开始了。”

第三天，在一个街头的角落里，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猜测：下城区被封闭了。所以要重新和贡扎莱斯联系。又过了两天，朗贝尔才和足球运动员一起吃上午饭。

“真好笑，”他说，“我们早该安排好备用联络方式。”

朗贝尔无奈地表示同意。

“明天早上我们去见小伙子们，把事情安排妥当。”

第二天，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了个口信，约第二天中午在国立高中广场见面。朗贝尔垂头丧气地回家。那天下午塔鲁见到他时，吓了一跳。

“出了什么事？”

“那件事要从头再来。”朗贝尔说。

然后他又重新提起了邀请：

“今天晚上过来。”

那天晚上两人来到朗贝尔房间时，他正摊开四肢躺在床上。他起床往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上酒。里厄接过酒杯，问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朗贝尔说他又从头来了一次，回到了上次的地方，很快就要进行最后一次接头了。他喝下一口酒，补充道：

“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

“千万别把这种事当成常态。”塔鲁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朗贝尔耸耸肩膀，回答说。

“什么我们还不明白？”

“鼠疫。”

“哈！”里厄说。

“你们不明白这全因为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朗贝尔走到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录音机。

“这是什么磁带，”塔鲁问，“我知道这首曲子。”

朗贝尔说这是《圣詹姆斯医院布鲁斯》。

磁带放到一半，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一条狗，或者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儿，磁带放完了，但救护车的笛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从旅馆房间下面经过，然后又逐渐变小，直到完全听不见。

“这盘带子没意思，”朗贝尔说，“我今天已经听了至少10遍了。”

“你这么喜欢它？”

“不，我只有这一盘。”

又过了一会儿：

“我告诉你——关于从头来过。”

他问里厄卫生援助小组的工作怎么样。现在共有五个小组在工作，但他们希望另外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上，似乎注意力全放在他的手指甲上。里厄看着他健壮有力的身影，突然注意到朗贝尔正在注视着他。

“你知道，医生，”他说，“关于你们的组织，我也想了很多。我没有加入你们，那是有原因的。我想我仍然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在西班牙打过仗。”

“在哪一方？”塔鲁问。

“在失败一方。不过从那以后我思考了很多。”

“关于什么？”

“勇气。我现在懂得人是能够做出伟大事业的。但是如果他不能得到伟大的感情，那么我是不会感兴趣的。”

“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塔鲁说。

“根本不是，他们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痛苦和饥饿。所以他们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他看看他们，然后问：

“这样说吧，塔鲁，你能为爱而死吗？”

“不知道，不过目前看来不会。”

“那就对了。但你能为了理想而死，那是毋庸置疑的。啊，为理想而死的人我见得多了。我不相信英雄主义，那并不难，而且我认为英雄主义是危险的。我感兴趣的是，为了自己的所爱活着或死亡。”

里厄一直专注地听着记者的话。他盯着朗贝尔，温和地说：

“人不止有一种想法，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了起来，脸上闪耀着强烈的情绪。

“人就是只有一种想法，而且一旦脱离爱情，人生会变得极为短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人类——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医生。让我们等着获得那种能力，或者，如果确实无法触及，那就等着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救赎，别去逞什么英雄。对我来说，我不会再往前走一步的。”

里厄站了起来，突然显得异常疲惫。

“你说得不错，朗贝尔，你愿意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拦的。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充分而正当的。但我必须告诉你：这完全和英雄主义无关，而是平常的尊严。也许看来很可笑，但是对抗瘟疫的唯一途径是用上我们的尊严。”

“尊严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显得严肃起来。

“笼统地说，我说不清楚。但对我而言，我相信它代表着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噢！”朗贝尔怒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当真是个错误？”

里厄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

“不！”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没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他说，“我想你们在这场变故里不会损失什么。站在道德的一方，那样做总是容易得多。”

里厄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活儿要干。”

他径自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身后，但他似乎临出门时又改了主意。他回头对记者说：

“我想有一件事你不知道，里厄的老婆正在一家疗养院里，离这儿大约100英里。”

朗贝尔露出吃惊的表情，但塔鲁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电话给医生：

“在我找到出城的办法之前，你愿意让我和你一起工作吗？”

电话那端沉默了片刻，然后：

“当然，朗贝尔。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