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再等两天。”朗贝尔说。

“这件事没那么容易，”拉乌尔说，“小伙子需要找机会。”

马脸男子又一次缓缓点头表示赞同。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找着话题。直到朗贝尔发现这位马脸人是个狂热的足球运动员后，气氛才活跃起来。朗贝尔对足球也很热心。他们讨论起法国杯、英国职业球队的优点、过人技巧。午饭结束的时候，马脸男子心情不错，开始管朗贝尔叫起“老弟”来，还试图使他相信，到目前为止足球场上最具挑战性的位置是中前卫。“你看，老弟，组织传球的是中前卫。那是这种游戏的灵魂所在，不是吗？”朗贝尔表示赞同，尽管他本人总是踢中前锋。他们的谈话一直平静地进行着，直到有人打开收音机。在一段令人感伤的音乐播放完之后，播音员宣布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是137人。在场的人都无动于衷。马脸男子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他们出门的时候，中前卫热情地和朗贝尔握手。

“我叫贡扎莱斯。”他说。

对朗贝尔而言，接下来的两天仿佛没有尽头。他找里厄诉说了最近的进展，然后陪医生走访一位病人。在一个怀疑有人患了鼠疫的人家的门口，他和里厄分开了。那家人的客厅传出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他们已经得到了医生来访的警告。

“希望塔鲁别误事。”里厄喃喃地说。

他显得精疲力尽。

“疫情要失控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死亡人数的上升已经缓和多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对付这种疾病的适当方法。

“我们缺少设备。世界上所有缺乏装备的军队都要用人力来补足。可我们连人手都不够。”

“其他城市没有派医生和受过训练的助手来吗？”

“有，”里厄说，“10名医生和100个助手。听起来很多，但只能勉强应付现在的情况。情况恶化就不够了。”

朗贝尔一直听着屋子里的声音，这时他带着友好的笑容转向里厄。

“对，”他说，“你最好赶快打赢这场仗。”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你知道，”他低声补充道，“这和我要离开没关系。”

里厄回答说他非常理解，但朗贝尔接着说：

“我不认为我是个懦夫——总之不是一贯如此。我曾经接受过考验。只是有些想法我不能忍受。”

医生看着他的眼睛。

“你会和她再次相见的。”他说。

“也许会。我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想法，而她将一直变老。到了30岁人们开始衰老，一个人应该把握人生的一切。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医生正在回答说他相信能理解，塔鲁来了，而且显得非常兴奋。

“我刚才邀请帕纳卢加入我们。”

“怎么样？”医生问。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答应了。”

“那太好了，”医生说，“我很高兴知道他本人比他的布道更好。”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塔鲁回答，“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朝里厄笑着挤挤眼。

“那就是我的工作——给人机会。”

“请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星期四，朗贝尔在距约定时间5分钟的时候走进了教堂的门廊。这时天气还相对凉爽，天上飘着很快就会被太阳一口吞掉的丝丝白云。草坪上虽然干燥，但仍然带着一点湿气。在东边房屋的阴影下，太阳只晒热了圣女贞德的头盔，还在教堂广场上投下一片孤独的阳光。钟声敲响8点，朗贝尔走上几级台阶，进了空荡荡的门廊。教堂里传来低沉的颂歌声，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带着潮气的微弱的焚香气息。接着声音停止了，十几个身穿黑衣的人从教堂里走出来，匆匆赶往市中心。朗贝尔不耐烦起来。另一些黑色的人影爬上台阶进了门廊。朗贝尔正想点上一根烟，忽而想到在这里抽烟也许会招来白眼。

到了8点15分，教堂里响起轻柔的管风琴声。朗贝尔走进门廊。在侧廊微弱的光线下，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清；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中殿里那些穿黑衣的人影。他们聚在角落里的圣坛前，圣坛上是一尊本地雕刻家匆匆赶制的圣罗奇的雕像。每个人都跪着，看上去比此前更显渺小，一个个黑影比暗淡的光线深不了多少，似乎在缭绕的烟雾里飘浮。在他们上面，一具风琴正弹着变奏曲。

等朗贝尔走出教堂时，正看到贡扎莱斯走下台阶准备回城的背影。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老弟，”他对记者说，“考虑到已经这么迟了。”

接着他解释说，因为7点50分要在约定的地方和朋友见面，那地方离这里很近，但他等了20分钟也没见到他们。

“肯定被什么事缠住了。你知道，干我们这行有很多麻烦。”

他建议次日同一时间在战争纪念碑再碰一次头。

朗贝尔叹了口气，把帽子往脑袋后面一推。

“别这样泄气，”贡扎莱斯笑起来，“足球是圆的，会不停改变方向，想踢进一个球，要跑，要过人，还要等机会。”

“确实如此，”朗贝尔说，“可是一场球只有一个半小时。”

奥兰的战争纪念碑位于一个能看见海的地方，有一片平坦的空地，接着是一段俯瞰海港的山顶平台。第二天，朗贝尔又是第一个来到这里，通过阅读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单来消磨时间。几分钟后，两个男子缓步走上来，不露痕迹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趴在围栏上向下看着空荡荡、死气沉沉的海港。两人都穿着短袖上衣和蓝裤子，而且身高也几乎一模一样。记者走到一边，坐在一个石凳上从容地打量着他们。他俩显然都是小年轻，不超过20岁。就在这时，他看见贡扎莱斯走了过来。

“那是我们的朋友。”他为迟到道过歉后说。他带着朗贝尔来到两个年轻人身边，介绍说他们分别叫马塞尔和路易。他们俩长得很像，朗贝尔相信他们是兄弟俩。

“好了，”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谈正事吧。”

马塞尔兄弟说他们两天后值班，为期一周；他们得等到晚上才能找机会行动。这里麻烦的地方是除了他俩还有另外两个哨兵，是正规军人。那两个人是不能指望的，最好不让他们知道，毕竟最好不要增加不必要的费用。不过，有些晚上，那两名哨兵会在附近酒吧的密室待几个小时。马塞尔兄弟说最好朗贝尔能待在他们家等通知，那里距离城门步行只要几分钟。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走”。但是时间紧迫；据说不久后要设立双重岗哨。

朗贝尔同意了，把剩下的几支烟递给兄弟俩。这时，那个没发话的年轻人问贡扎莱斯是否费用已经商定，订金有没有到手。“没有，”贡扎莱斯说，“不用担心，他是我的朋友。费用临走时结算。”下一步的接头安排好了。贡扎莱斯提议次日他们一起在西班牙饭馆吃晚饭。从那里到两个年轻人的住处很近。

“第一天晚上，”他补充说，“我会来陪你的，老朋友。”

第二天在回卧室的途中，朗贝尔在楼梯上遇见塔鲁下楼。

“想跟我一起来吗？”他问，“我正要去见里厄。”

朗贝尔有点犹豫。

“呃，我总是怕打扰他。”

“别担心，他说了很多你的事。”

朗贝尔考虑了一下。

“听我说，”他说，“要是你们晚饭后有空，别管多晚。你们俩一起来旅馆，和我一起到酒吧喝酒？”

“那取决于里厄，”塔鲁显得有些疑惑，“还得看鼠疫的面子。”

不过，那天晚上11点，里厄和塔鲁走进了旅馆狭小的酒吧。酒吧里挤着大约30多个人，说话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从被瘟疫压迫得声息皆无的城里走进来，两个人都被突然爆发的吵嚷声惊呆了，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等看到这里仍在供应烈酒后，两人才明白过来。正坐在酒吧角落一个高脚凳上的朗贝尔招呼他们过去，他清醒地把身边一个聒噪的顾客挤到一旁，给两位朋友腾出空间。

“你们不反对来点带劲的吧？”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闻着朗贝尔递给他的杯子里浓烈的苦艾味道。在这样喧嚣的声音里，很难让人听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朗贝尔似乎关心的只是喝酒。医生不能断定他是不是已经醉了。在吧台周围一个半圆形的空间之外，两张桌子占据了剩下的全部空间。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海军官员，双手各搂着一个女孩，正大声向一个肥胖的红脸男人讲述开罗发生的斑疹伤寒疫情。“他们有集中营，你知道吗，”他说，“给本地人的，病人在帐篷里，周围全是哨兵。要是有家属想把什么蠢到家的土方药带进去的话，他们一发现就会开枪。有点严厉，我承认，但只能那么干。”围在另一张桌子旁的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年轻人，说的话很难听清楚，声音大半被他们头顶高音喇叭放的《圣詹姆斯医院》的刺耳旋律淹没了。

“办成了吗？”医生不得不提高嗓门。

“还在办，”朗贝尔回答，“也许就在这个星期了。”

“真遗憾！”塔鲁喊道。

“为什么？”

里厄插嘴说：“塔鲁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你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帮助。不过，我个人完全理解你急于离开的想法。”

塔鲁站起来叫酒。朗贝尔下了高脚凳，第一次直视着塔鲁。

“我怎么可能帮得上忙呢？”

“当然能，”塔鲁一边慢慢伸手拿酒杯，一边回答，“加入我们的防疫小组。”

朗贝尔脸上又出现了徘徊不去的固执表情，他又坐回到高脚凳上。

“你认为我们这些防疫小组没有用处吗？”塔鲁吸了一口酒，盯着朗贝尔问。

“不，我相信它们是有用的。”记者回答，然后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了下去。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断定这个人已经完全喝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饭馆。他不得不从一群把椅子搬上人行道，坐在暮光里一边抽着气味刺鼻的烟草，一边享受第一股凉风的人中间穿过。饭馆里几乎是空的。朗贝尔走到第一次和贡扎莱斯碰面时后者所在的那张靠后的桌子旁，坐了下来。他对女招待说要等一会儿。到了7点半，人们三三两两从外面走进来，开始在桌子旁坐下来。女招待开始招呼他们，刀叉的叮当声、嗡嗡的交谈声才在这个像牢房一样的房间里响起来。到了8点，朗贝尔还在等着。饭馆里开了灯。新进来的几个人坐上了他那张桌子的其余几把椅子。他也叫了晚饭。8点过半，他吃完晚饭，但贡扎莱斯和两个年轻人还没露面。他抽了几支烟。饭馆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迅速降临了，从海上吹来的暖风鼓动着挂在门口的布帘。到了9点，朗贝尔意识到饭馆里已经很空，女招待正好奇地看着他。他付账出门，发现街对面的咖啡馆还开着，就在那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同时留意着饭馆门口。9点半的时候，他慢慢走着回旅馆，一路上思考着找到贡扎莱斯的办法，后者的住址他还不知道。一想到这套烦人的接洽可能还要再来一遍，他就感到无比泄气。

就在这一刻，走在救护车飞速驶过的黑暗街头，他才突然想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些天来，他一门心思地想在把他和爱人隔开的墙上撕开一个缺口，事实上已经忘记了那个他爱的女人。但是此时此刻，所有逃脱的途径又一次对他关闭起来，他感到对她的想念猛地爆发出来，既突然又强烈。他一路跑回了旅馆，仿佛为了逃避那种仍然刻骨铭心的痛苦一样，血液像野火一样在他身上燃烧。

第二天一大早，他给里厄打电话，问在哪里能找到科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