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工作所需的人力总是处在枯竭的边缘。很多掘墓人,抬担架的,以及类似的人,开始是政府人员,后来是志愿者,都患鼠疫死掉了。无论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他们总有一天会感染上鼠疫。可是回想起来,最让人惊奇的事情是,鼠疫期间总能找到做这些工作的人。在疫情发展到高峰前不久的危急关头,里厄最担心的就是人手不够。无论是管理还是他所说的“粗活”,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可是等鼠疫席卷全城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出现了。因为全城的经济活动被迫中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在多数情况下,从他们中间找不到管理人员,但是招募干粗活的人很容易。从那时开始,贫穷显示出了比恐惧更大的力量,特别是因为存在风险,这类工作有较高的报酬。卫生部门手里总有一批申请者的名单,一出现空缺,就依次通知名单上的人。只要接到通知的人没有在同一时间也变成空缺,就肯定会答应。这样一来,一直拒绝考虑雇用死刑犯从事这类工作的省长就无须内心纠结。只要有人失业,那个做法就可以暂时搁置。
一直到8月底,城里的死难者还能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虽然谈不上体面,但终究不失条理,当局自认问心无悔地尽到了责任。但8月过后疫情稳定下来,累积起来的死者远远超出了那块小墓地的容量。到了把围墙打开,把尸体埋到周围地面的时候了。但在此之前必须尽快解决另外一些问题。首先,他们决定晚上埋葬死者,这是为了避开手续和仪式。救护车上每次堆的尸体越来越多。少数违反宵禁令在偏远地区活动的人,有时候会遇见长长的白色救护车从身边全速驶过,单调的警笛声回响在深夜空荡荡的街头。那些尸体被草草抛进挖得越来越深的墓坑,盖上几铲生石灰后归于黄土。
可是没过多久,土地也不敷使用。政府只得颁布法令征用居民租用的永久墓地,把墓地里的骨殖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再后来,病殁者的尸体也要拉走火化了。但是这样做需要启用东门外的旧焚化炉,还得把岗哨外移。一个市政厅的职员建议把闲置中的原来往返海滨公园的有轨电车利用起来,这样给焦头烂额的市政府省了不少麻烦。他们对电车的内部做了一些改造,拆下座位,重新铺排了轨道,把焚化炉变成了终点。
整个夏季剩余的时间和阴雨连绵的秋季,人们常常在午夜听到一列没有乘客的电车咣咣当当地开往海边。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尽管巡逻队禁止任何人靠近电车,但一些人设法来到俯瞰大海的峭壁旁,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车厢里。夏天的晚上,一直能听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行驶的车辆的声音。
到了早上,至少在早期的时候,城东区上空飘浮着一股腐臭的浓烟。所有的医生都表示,虽然烟雾气味难闻,但于人体无害。但这些地区的居民认定鼠疫将从天而降,威胁着要搬离这个地区,政府只好利用一套复杂的管路系统改变了烟雾的方向;于是居民们平静下来。只有到了起大风的日子,才有一些非常微弱的气味从东边飘过来,提醒人们身处的新秩序,瘟疫的火焰每天晚上都在吞噬着它的祭品。
这是鼠疫造成的最极端的后果。幸运的是,它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人们开始怀疑管理机构的能力,政府的手段甚至焚化炉的容量是否能应付得了现状。里厄获悉当局已经开始设想更孤注一掷的措施,比如把尸体抛进大海,蓝色的海浪里漂浮着尸骸的可怕场面似乎指日可待。他也知道如果死亡数字继续上升,不管多优秀的组织都无济于事,来不及处理的死尸将堆积起来,在街头腐烂。无论当局采取什么措施,在城里的公共广场上,总能看到垂死的鼠疫患者带着可以想见的憎恨和荒谬的希望猛然扑向别人的情景。
就是在这种明显的恐惧迹象中,我们看到了市民们无法摆脱的被流放和疏离感。讲述者感到遗憾的是,他意识到在此无法描述一些真正振奋人心的事件,比如那些我们可以在古老的故事里找到的鼓舞人心的英雄或令人难忘的事迹。因为没有什么比一场瘟疫更惊人的事物了,假如它没有造成旷日持久而且千篇一律的不幸的话。在经历过这些不幸的人的回忆里,爆发鼠疫的那段可怕的日子不像一场残酷而壮观的大火,更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践踏,所经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
是的,真正的鼠疫和疫情开始时与里厄医生所想象的那种宏大的场面毫无共同之处。首先,鼠疫是一个精细而完美的系统,有着极高的效率。在此补充一句,为了不遗漏事实,也不插入自己的观点——这正是讲述者力求客观的目的——他努力在艺术加工的过程中还原真相,只在贯通情节时多少做一些关联性的评论。正是基于客观性的要求,他要在这里说,尽管这一时期最大、最广泛和最深切的痛苦是分离之苦,尽管此刻有必要对这些痛苦做一番新的描述,可是也要承认连这种痛苦也已经失去了它的悲剧性。
我们的市民朋友,或者退一步说,那些被离别之苦折磨得最严重的人适应了这种处境吗?说适应也许不确切。也许应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变得身心憔悴。在疫情初期,他们清晰地记得失去的人,为他们不在身边而难过。可是尽管他们能够回忆起爱人的音容笑貌,对往日相聚时的快乐记忆犹新,但是却很难想象出正当他们苦苦思念的时候对方在干什么,在那些现在变成咫尺天涯的地方。总之,他们拥有足够的回忆,但缺乏想象能力。随着疫情的发展,连这一点回忆也不复存在了。不是说他们忘记了那张面孔,而是(事实上差不多)像失去对方的肉体一样,他们只能把记忆埋藏在内心深处。最初几个星期他们还倾向于抱怨他们只有所爱的人的影子可以留恋,后来他们意识到连这些影子也变得越来越缺少血肉,甚至失去了记忆中的色彩和细节。在这段长期的分离过后,他们无法想象从前共享的那些亲密行为,甚至怀疑起曾经有个触手可及的人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事来。
由此看来,他们已经适应了瘟疫特有的环境,这种环境因其平凡而愈显深刻。除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人们不再能体会到任何伟大的感情。“该结束了。”他们说,因为在鼠疫时期,人们自然而然希望一系列的痛苦早日结束。但到了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了早期的愤怒和怨恨,他们只是用发牢骚的语气说着一些无力的话。起初强烈的感情让步于沮丧,我们不能把它混同于屈服,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暂时的让步。
市民们已经适应了,他们不得不默默承受,因为除此别无他途。自然,他们仍然有痛苦和不幸,但他们不再感到难熬。可是里厄却认为这是最不幸的,因为习惯绝望比绝望本身更令人灰心丧气。此前,为分离而痛苦的人们所经受的并不是绝对的痛苦;因为他们在夜间辗转反侧时还有一线希望;但这点仅有的希望现在也破灭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平静地出现在街头,在咖啡馆或朋友家,心不在焉,无精打采,神情厌倦,使得整座城变得像一座列车候车室。那些有工作的人认认真真地照常工作。每个人都简单而低调。那些遭遇离别的人第一次不再介意谈论不在身边的人,用的语言和其他每个人一样,谈起他们的离别就像在谈论鼠疫期间的统计数字一样,采用的是同一个角度。这种改变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以前他们满怀戒备,拒绝把个人的悲情与市民们共同的不幸相提并论,现在也承认了他们的包容性。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他们只为眼下生活。实际上,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切。鼠疫从他们所有人身上夺走了爱,以至于友谊,因为爱情不能没有未来,留下的只有眼下的此时此刻。
当然,这只是一种宽泛的描述。尽管所有遭遇离别的人都会这样,但要补充一点,这是有先后之分的;而且,陷入这种心态后,瞬间的回忆,突然的清醒又会让这些伤心人陷入更深的痛苦。他们需要这样的刺激,于是他们开始制订计划,好像鼠疫已经结束一样。他们需要这种不期而至的感情泛滥和没有来由的嫉妒。另一些人也体验过在麻木中突然振奋起来的日子,当然常常是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因为这曾经是他们习惯从前和所爱的人共度的日子。一天终了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哀愁提醒他们,痛苦的回忆又将浮上心头。这时正是信徒们检视自己内心的时候,但对内心空虚的囚徒或流放者而言却是艰难的时刻。焦虑片刻后,他们又回到麻木不仁的状态,在瘟疫中把自己封闭起来。
他们已经懂得,要抛开自己最个人的感情。但是在鼠疫早期的时候,他们纠缠于和自己有莫大关系、对别人却毫无意义的琐碎事物,对外界的事物缺乏关心。而现在恰恰相反,他们脑子里只有最普遍的想法,对自己的爱情本身却漠然置之。他们完全把自己交给了瘟疫,以至于有时一心希望自己在瘟疫中长眠不醒:“让我也得上鼠疫,和它同归于尽吧!”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沉睡状态,这整段时间不过是一场长长的睡眠罢了。城里居住的都是梦游的人,他们没有真正摆脱他们的命运;只有在晚上,他们表面上愈合的创口会偶尔崩裂。他们惊醒过来,在恍惚中摸索着,伤口剧痛。他们一下发现痛苦又回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爱情的憔悴面容。到了早上,他们又重新回到鼠疫中,也就是说,回到了日常生活里。
也许有人要问,这些瘟疫的放逐者会给观察者什么印象?回答很简单:没有印象。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他们和每个人都一样,是平常人的一部分。他们丧失了所有至关重要的精神,却有了一种默然的态度。比如说,你可以发现,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也像其他人一样看报纸听广播,寻找使他们相信鼠疫将很快结束的根据;他们阅读无聊记者趴在案头随意撰写的评论,从中寻找想象的希望或没有根据的恐慌。不然就是喝啤酒,照看病人,无所事事或在工作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或者在家听唱片,大家都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变得听天由命。鼠疫压抑了价值判断,比如说,人们在买衣服或食物的时候不再挑三拣四,无论什么都原样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遭遇分离的人失去了最初曾经保护过他们的那种特权。他们失去了利己主义的爱情,也失去了由此获得的保护。现在的情况是:灾难是和每个人切身相关的。枪声在城门旁回响,橡皮图章的敲击声决定着生死的节律,档案和火灾,恐慌和手续,都通往一场丑陋但经过登记的死亡。生活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烟雾和救护车冷酷的警笛声中,我们吃着同样的流放者的食物,无意识地等候着同样的重聚,期待着同样的重获安静生活的奇迹。无疑我们的爱情还留存在那里,只是没了用处;它成了我们内心里一种难以消除的惰性,就像被判刑定罪一样不能改变。爱情变成了没有未来的耐心而执拗的等待,就像城里各个地方的食品店前排起来的长长的队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同样的顺从和忍耐,不知疲倦且不存幻想。
唯一不同的是,购买食物者的精神状态和生受离别之苦的人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痛苦源于无法满足的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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