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还有几个同样的营地，但讲述者因为没有关于它们的第一手信息，所以着实不能多说。他能说的是，这些营地的存在，营地里散发出来的气味，黄昏时高音喇叭发出的低沉的声音，神秘的高墙和流放之地成了市民们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人们更加惶惑和不安。当局面临的意外事件和冲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不过，到了11月底，早上的天气变得非常冷。倾盆大雨把街道冲刷了一遍，把天空也洗得干干净净，亮闪闪的大街上空没有一丝云彩。每天早上，丧失力量的太阳把闪闪的冷光投进城里。但是到了晚上，天气再次变得温暖起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塔鲁决定向里厄透露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

有一天，大约晚上10点左右，在经过特别疲惫的一天之后，塔鲁陪着里厄去老哮喘病人家夜访。老城区的房顶上映着一层柔和的光线，清风无声地吹拂着黑洞洞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出静悄悄的街道，面对着那个老人的喋喋不休。老人对他们说，有些人不赞成把那些赚钱的轻松差事总是给同一些人，经常在井边用的罐子会碎——他搓着双手——那是很有可能伴随着灾祸的。这番长篇大论在医生为他检查时也没停下来。

他们听见头顶上有脚步声。老太太注意到塔鲁好奇，就解释说是邻居在天台上。他们这才了解到这些房子的天台往往是和邻居接起来的，这样主妇们不用到街上就能互相串门，而且天台上视野也比较好。

“是啊，”老人说，“上去看看吧。那里空气很好。”

他们发现天台上没有人，只摆着三把椅子。天台的一边全是屋顶的平台，更远处是一片黑乎乎的石头，那是城外围的小山。朝另一边看过去，几条街外是港口（港口是看不见的），海天相接的地方一团模糊，只能隐隐分辨出起伏的波浪。在远处的峭壁之外，一束光有规律地忽明忽灭，尽管他们看不到光源的方位，但是知道那是灯塔。从春天开始，航道的灯塔就一直这样闪着，指示船舶驶往其他港口。在被晚风吹得晶莹剔透的天幕上，繁星像无数小银片一样闪闪发光，又时不时在灯塔扫过的黄色光柱下变得失色。微风里飘来香料和温暖的石头的气息。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

“感觉真好，”里厄坐下来说，“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瘟疫一样。”

塔鲁背对里厄，看着大海的方向。

“是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感觉真好。”

他走回来坐在里厄身边，认真地看着里厄。灯塔的亮光在天上出现了三次。街道深处传来一声陶器撞击的声音。院子里一扇门“砰”地响了一声。

“里厄，”塔鲁非常自然地说，“你从来都不想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我能把你当朋友吗？”

“当然，”医生说，“我们是朋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多少时间。”

“啊，那我就放心了。让我们休息一个小时——为了友谊。”

里厄向他微笑了一下，作为回答。

“呃，是这样的……”

几条街以外传来悠长而微弱的咝咝声，好像一辆汽车在潮湿的人行道上驶过。那声音慢慢消失了。接着远处几声模糊的叫喊声再次打破了平静。然后，寂静伴随着天空和繁星再次回到两个人身边。塔鲁站起身靠在栏杆上，面对着里厄，后者仍旧深陷在椅子里。散发着微光的夜幕勾勒出塔鲁魁梧的黑色轮廓，他讲了很长时间；这里就是他讲话的大致的内容：

“长话短说吧，里厄。可以这样认为，在认识这座城市和这场鼠疫很久以前，我已经生活在瘟疫的痛苦里了。这一切意味着我和每个人都一样。只是有些人不感觉痛苦或者乐于生活在这种状态；有些人感觉痛苦并希望逃脱。我一直希望逃走。

“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得浑浑噩噩，也就是说，什么想法都没有。我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的人，我的人生开始得一帆风顺，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顺利，我的脑子够用，在情场上也很成功，就算有烦恼，它们来得快也去得快。有一天，我开始反省。于是……

“我得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不像你那样穷。我的父亲是一检察官，那是个重要的工作。不过他脾气好，不像人们眼里检察官的样子。我母亲平凡而谦让，我一直爱着她，但我一向不喜欢谈她。我爸爸充满慈爱地照顾我，我相信他实际上曾经试图了解我。他不是个模范丈夫，现在我相信他有外遇，但我不因此感到难过。他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辜负谁，也没有干扰谁。总之，他是个平常人。在他死后，我认识到，虽然他没有像圣人一样生活，但他并不是坏人。他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就是这样。另外，他是那种能够让人产生适度好感的人，而且这种好感历久弥新。

“然而他有一个癖好：他的枕边书是一大本谢克斯列车时刻表。不是因为他经常旅行，他只在假期乘火车去布列塔尼省，他在那里有一栋小别墅。他能不差分毫地告诉你巴黎一柏林快车的发车和到达时间，为了赶上从里昂到华沙的列车需要如何换车，以及你提问的任意两个首都城市之间的精确里程。你能告诉我怎么乘火车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吗？连火车站的站长都弄不清楚。但我父亲能。为了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他几乎每天晚上进行练习，并对此相当自豪。我也非常着迷，经常给他提问题，然后兴致勃勃地在谢克斯列车时刻表上检查他的答案，最后承认他没有搞错。这些小练习促进了我们的关系，因为我充当了他的听众，他也领我的情。在我看来，精通铁路知识并不比熟练掌握其他知识逊色。

“但是，我讲得有点离题了，也许赋予了这个好人过多的重要性，因为说到底，他对我形成自己决心只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他充其量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17岁时，父亲邀请我在他工作时旁听。那是一个大案，在巡回法庭开庭，他一定认为这样可以展示他最好的一面。我认为他也希望这种场面——通常能对年轻的心灵造成震撼——引导我走向他选择的职业。我接受了，因为我对他在家庭之外充当的另一种角色感到好奇，这使他感到很高兴。我并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法庭上的事在我看来像7月14日的阅兵和毕业典礼一样自然而然，也同样秩序井然。我在这方面的概念完全是抽象的，也完全没有认真思考过。

“可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但重要的不是他犯了什么罪。这个小个子男人长着一头稀稀拉拉的红头发，大约30岁左右，似乎被他所犯的罪和将面临的惩罚吓破了胆，对所有的指控都承认下来。以至于几分钟后，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住了。他就像一只被过于明亮的光线吓呆的猫头鹰。他的领带歪到一边。他正在啃着一只手的指甲，右手……唉，我不想多说——你知道，他是个大活人。

“但我是突然意识到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只把他看成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被告’。我不能说完全忘掉了我父亲，但我内心的一种感觉使我难以把注意力从这个站在被告台上的人身上移开。我几乎什么都听不见。我感到他们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一种像海啸一样强烈的本能使我盲目而固执地站到了他这边。直到我父亲开始宣读判决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

“披上红色的长袍，他变得既冷酷又威严，一连串短语像毒蛇一样从他嘴里冒出来。我那时才认识到他正在代表社会要求判那个人的死刑，甚至要求砍掉那个人的脑袋。实际上，他的话可以总结成：‘人头必须落地。’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到头来并不大。因为结果一样，他得到了那个人的脑袋。只是他没有亲自去干罢了。我因此关注着那件案子，一直到结尾，我对那个不幸的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亲切感，这种感觉甚至对我父亲都没有过。按照习惯，我父亲必须在那个被婉称为‘最后一刻’的时候到场，这一刻按道理可以称为最可耻的谋杀时刻。

“从那天开始，一看到那本谢克斯列车时刻表我就非常反感。我震惊地认识到，这样的谋杀我父亲必定参与过许多次，在这些日子他总是早早起床。是的，在这种时候他会设闹钟。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但当我更认真地观察她时，我意识他们的生活总体上不再有任何意义，我母亲已经放弃了希望。我因此原谅了她，就像我在当时对自己说的那样。后来，我明白没什么好原谅的，因为她结婚前家里很穷，贫穷使她学会了顺从。

“你一定以为我会告诉你，我决定马上离家出走。不是的，我在家待了几个月，差不多有一年。但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找闹钟，因为第二天他要早起。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他回家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必须先说明，他找过我，因此我回去见他；我没有做任何解释，平静地对他说，如果他强迫我回家，我就自杀。最后他接受了，因为他脾气向来很好；但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过自己的生活（他这样理解我的行为，但我不愿说明其实是另一种情况）是很愚蠢的，还一边忍着眼泪，一边向我做了很多好建议。后来，尽管总是隔很长时间，我会定期回去看望我母亲，同时也见见他。我认为我父亲对这种不频繁的相见是感到满足的。从内心而言，我不恨他，只是有一些伤心。他死后，我把我母亲接来一起生活，要不是她后来过世，现在她还跟我在一起呢。

“我之所以在开头花了那么多时间，是因为它事实上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加快速度了。我在18岁的时候，因为离家出走吃了贫穷的苦头。为了生活，我做过很多工作，后来日子过得不错。但我一直对死刑耿耿于怀。我有一笔账要和这个红头发的猫头鹰算。所以，我进了他们所谓的政界。我不愿变成瘟疫的牺牲品，就是这样。我认为，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是依赖于死刑的，如果我想反抗这个社会，就要反抗谋杀。这就是我的信仰；另外的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事情，说到底，这在大体上是正确的。所以我加入了我喜欢的一些人，现在仍然喜欢。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长时间，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斗争，我都有份。但是，留着以后说吧……

“当然，我晓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有人向我说，这少数人的死亡是实现一个人和人之间不再互相残杀的世界所必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我毕竟不能忍受这种事实。我动摇过，但当我想到那只猫头鹰后又得以坚持下去。就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在匈牙利目睹了一场处决，我又感到了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厌恶。

“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被枪决吧？当然没有，只有事先经过精心挑选的受邀者才能到场旁观。所以，你是通过图片和书籍了解的——一只头套，一根木桩，远处几个士兵。但是事实上正相反。你知道行刑队距离被处死刑的人只有一米半远吗？你知道如果死刑犯向前走两步，枪管就会碰到他们的胸口吗？你知道在那么近的距离，行刑队的人把他们的火力集中在心脏部位，他们的大口径子弹能够打出一个足以让你把拳头伸进去的洞吗？不，你不知道，因为这是人们不会谈论的细节。对遭受鼠疫的人来说，他们内心的平静比生命重要得多。必须让正派人在夜晚安眠。唠叨这些细节大概是惊人的坏品味，因为人人都懂得。但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没有踏踏实实睡好过。但是由于内心的折磨，我一直不停地纠缠于这些细节，也就是说，不停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