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古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侧，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侧。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范围。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一定是一种流体，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说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至于这种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如何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他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觔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惟恐远离伦理关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古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人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古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古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古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归功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统的智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大刺激。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科学的实际用途。不断的发现和发明更进一步刺激了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并进，而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科学的实用价值。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附带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运行或者是地球绕太阳运行，他们仍未感觉兴趣。在他们看起来，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谁绕谁转，对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三百多年前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学传到中国时，学者们马上发生兴趣，因为这些科学可以纠正当时中国日历上的许多错误。不但计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历，就是播种收获，日历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十世纪初叶，进化论传入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的道德价值。应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项天然律，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生存，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必须竞争，为生存而竞争！进化论如需证据，只要看街头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会被大狗咬死，小虫碰到大虫，小虫会被大虫吃掉的事实。俗语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瞇瞇虫。」这已经足够证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性了，又何必向达尔文讨证据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为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们道德化的结果，他们说：「弱肉强食。」中国既然是弱国，那就得当心被虎视耽耽的列强吃掉才行。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阳和五行等观念显然是从直接观察大自然得来，拿这些观念来理性化宇宙的变幻和人类的行为已经绰有余裕。我们不必作稍密的计算，更不必动手。我猜想，中国学者如果有兴趣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宁愿去制作实用的东西，或者美丽的艺术品，而不愿在科学实验室里从事试验。大家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思想，去行动。磁针永远是指向磁极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自然不是纯粹科学的园地。不过中国已在慢慢地、不断地改变她的态度，她已经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最后终于切实修正了她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在道德宇宙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子，凭窗可以眺望长满科学与发明果实的理智的宇宙。

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使大自然有了新的价值，从此以后，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德家或诗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宇宙不仅是我国先贤圣哲心目中的道德宇宙，而且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团将被致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我想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在相反的一方面，把中国的学问加以整理研究，也可能对现代科学世界提供重大的贡献，古希腊人研究巴比伦和埃及科学的结果就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建筑、医学和实用植物学的初步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古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基督教教义——一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条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却比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过，基督教思想是天国的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古希腊思想是不为人世的，换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导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就是这种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法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有了现代科学，然后才有现代发明。这种不为人世的思想在科学上应用的结果，如果说未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至少也已为世界带来繁荣。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古希腊的理智宇宙之间的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的前蜂，在我童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不错，我们发现古时的墨子也有过科学思想，但是那只是他哲学体系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这些科学思想只是行星的卫星，墨子的哲学体系基本上仍旧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票的态度，或者偶而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获科学的桂冠。

在现代科学影响之下，中国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扬弃了迷信和那些对大自然似是而非的推断，经过理智探究的考验，并受到社会科学结论的支持，这些结论是根据对社会的实地调查而获得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三）中国人的人情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末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