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火车传到中国时，大家都很愿意搭乘，因为它们走得比较快。他们采用洋油灯，因为洋油灯比较亮。电话电报使消息传递更为便利，而且不像邮寄或者专差送递那样迟缓。有了钟表以后，可以不必看太阳就知道正确的时刻。大家购买西方货品，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到处设立学校和医院。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们为患病者诊疗，又使贫穷的子弟受教育。当中国人上礼拜堂听福音时，许多人的眼睛却瞅在医院和学校上面。他们的手里虽然拿着《圣经》，眼睛却偷偷地瞅着牧师从西方故乡带来的实用货品。我父亲与当地的一位牧师交了朋友，因为这位牧师替我们修好了抽水机，并且还送给我们咳嗽糖和金鸡纳霜。他非常诚实，而且对邻居很客气。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但实际，而且最重道德。那末，他们所宣扬的宗教怎么样？哦，那是一个好宗教，它是劝人为善的。那末，他们的上帝呢？哦，当然，当然。你说他们的上帝吗？他是个好上帝呀。我们要把它与其他好神佛一齐供奉在庙宇里。我们应祟拜它，在它的面前点起香烛。但是它不肯与你们的偶像并供在庙宇里又怎么办呢？那末，我们就给它也塑个偶像吧！不行，那怎么可以？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过它不在我身上时，也许喜欢托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它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吗？不过，他也许愿意到下界来玩玩，拿庙宇作旅馆暂住，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庙宇里祭拜它了。不行，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这可使中国人颇费踌躇了。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祟拜你们的上帝，我们还是祟拜我们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无。」中国对宗教的包容并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我们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大字。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现代工商业发达以后，社会也跟着变得复杂了，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也成为必须的东西，法律成为必需时，通达人情的中国人自将设法发展法津观念。但是，如果能凭饮杯茶，评个理就解决事端，法院的负担不是可以减轻了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作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末，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自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爱敌如己。但是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能爱敌如己呢？这似乎要把你的马车赶上天边的一颗星星；事实上，那是达不到的。以直报怨则是比较实际的想法。所以中国人宁舍理想而求实际。

音乐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移风易俗。

艺术有没有用处？当然很有用。艺术可以培养人民的高尚情操，有益于世道人心。花卉草木、宫殿宙宇、山水名画、诗词歌斌、陶瓷钟鼎、服塑篆刻等等都足以启发人的高尚情操。

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诚实呢？因为你如果不诚实，不可靠，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你在事业上和社交上也会因此失败，不诚实是不合算的。诚实不但是美德，它的实际效果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人爱好幽默。为什么？因为幽默的话不会得罪人；而且你可从幽默中觅得无限的乐趣。你如果常常提些无伤大雅而有趣的建议，你一定可以与大家处得更好。幽默使朋友聚晤更觉融洽，使人生更富乐趣。

有恒为成功之本。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

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蜣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牠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蜣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牠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牠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牠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牠的毅力固然可嘉，牠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蜣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牠之富于毅力。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除非中国能够工业化，她无法使人民达到高度的物质繁荣。或许在今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她的亿万人民仍须安贫乐道。

中国人深爱大自然，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则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或道德意识。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细语低吟，可以使人心神舒坦。观春花之怒放感觉宇宙充满了蓬勃的精神，见落叶之双零则感觉衰景的凄凉。

中国人从大自然领悟到了人性的崇高。北京有一个天坛，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个天坛就是昔日皇帝祭天之所。一个秋天的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同时也瀰漫了我四周的广大空间。我站在天坛的中央，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与天地融而为一。

这次突然升华的经验使我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天、地、人视为不可分的一体。他们因相信天、地、人三位一体，使日常生活中藐不足道的人升入庄严祟高的精神境界。茫无边际的空间、灿烂的太阳、澄明的月亮、浩繁的星辰、葱翠的树木、时序的代谢、滋润五谷的甘霖时雨、灌溉田地的江河溪润、奔腾澎湃的海浪江潮、高接云霄的重峦叠峰，这一切的一切，都培养了人的祟高精神。人生于自然，亦养于自然；他从大自然学到好好做人的道德。自然与人是二而为一的。

大自然这样善良、仁慈、诚攀，而且慷慨，人既然是大自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必然也是善良、仁慈、诚挚，而且慷概的。中国人的性善的信念就是由此而来。邪恶只是善良的本性堕落的结果。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始终信赖人的善良本性，就是这个缘故。伟大政治家如孙中山先生，伟大教育家如蔡孑民先生，把任何人都看成好人，不管他是张三、李四，除非张三或李四确实证明是邪恶的。他们随时准备饶恕别人的过错，忘记别人的罪慈。他们的伟大和开明就在这里。所以我国俗语说：「宰相腹内可撑船」，又用虚怀若谷来形容学者的气度。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开始转变——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智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

有人以为科学会破坏自然的美感，其实未必如此。我现在一面握笔撰稿，一面抬头眺望窗外，欣赏着花园中在雨后显得特别清新的松树和竹丛。在竹丛的外边，我还可以看到长江平静徐缓地在重庆山城旁边流过。大自然的美感使我心旷神怡。但是我如果以植物学观点来观察树木：我会想到它们细胞的生长，树液的循环，但是这种想法并不至于破坏我的美感。如果我以地理学的观点来着长江，我可能想到挟带污泥的江水之下的河床，亿万年之前，这河床或许只是一块干操的陆地，也可能是深海之底。这些思想虽然在我脑海掠过，但是长江优美的印象却始终保留在我心里，甚至使我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如果说对于细胞作用的知识足以破坏一个人对松树或竹丛的美感，那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科学的了解只有使大自然显得更奇妙更美丽。

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面，原因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尽力而为之，其余的听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乐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风、春天的花朵、冬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赏，不论你是贫是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