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次任命标志着贞观时期宰相格局调整的最后完成。

第一，从此以后，在整个高宗时期，除中书令、侍中外，不仅是仆射和其他一品、二品高官入相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四品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入相，也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高宗本纪上》永徽二年（651）正月，“乙巳，黄门侍郎、平昌县公宇文节加银青光禄大夫，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守中书侍郎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从“依旧”看，他们在此前即以本官同中书门下三品。据《旧唐书》卷七七《柳奭传》，其外甥女原为太子妃，“妃为皇后，奭又迁中书侍郎”。故柳奭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时间当在高宗即位后不久或永徽元年（650）。《新》纪、《新》表均未记“依旧”，实失之详察。

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入相，过去都是用参预朝政、参掌机密这一类差遣性词语，只是让他们参预，对他们在知政事官即宰相群体中的地位并没有加以规定。这一次任命不仅是让他们和中书令、侍中处于同等的三品地位，更重要的还在于再一次表明中书门下的核心地位。也正因为这样，在此后二十年间，贞观时以尚书左丞等四品官为知政事官的情况不再出现。

第二，仆射始带同中书门下，有两层意思。其一，仆射也与其他一品、二品官员一样，以同三品的地位为宰相，不再有地位上的特殊。这就从制度上解决了仆射在宰相中高踞于其他成员之上的问题。其二，始带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就一直没有从仆射头上摘下来。这是否意味着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就不再是宰相了？这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永徽三年正月，褚遂良由同州刺史入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四年九月，改任尚书右仆射。《旧唐书·高宗本纪》和《褚遂良传》均记为：“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新唐书·宰相表》则记为：“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虽然《旧》纪、《旧》传均未明言褚遂良是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但《新》表的记载是明确的。成为问题的是，仆射自唐建立以来，一直是当然的宰相，亦即知政事官。而这一次褚遂良改任仆射，《旧唐书》本纪、列传都特别指出“依旧知政事”。这恰恰说明，仆射本身已经不是知政事官。由此可见，仆射始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是他们丧失宰相身份的开始。其三，随着左右仆射丧失了宰相身份，尚书省也最后完成了作为宰相机构的使命，不再是宰相机构了。[11]

杜佑在《通典》卷一九《职官一·宰相》中云：“大唐侍中、中书令为真宰相。”这虽然不符合唐初实际制度，但却符合高宗以后的情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中书令”条小注所云：“自天后已后，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其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但厘尚书省而已。”这是不够确切的。前一句话所说的情况比实际开始的时间晚了三十四年，后一句话所说的情况比实际实行的时间又早了二十年。中宗神龙元年（705）豆卢钦望为左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之职，不敢预闻政事。这才是“其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但厘尚书省而已”的开始。我们过去所说：“按照唐初制度，豆卢钦望专为仆射，并不排斥其宰相身份。”这是错误的。司马光所说“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虽然符合实际情况，但从时间上来说，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从贞观二十三年（649）起，仆射就已经不再是宰相了。只不过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任仆射者无例外地都兼任宰相之职，而神龙元年以后任仆射者就不一定担任宰相了。

关于同中书门下入衔问题。贞观十七年“六月丁酉，（高）士廉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政事”[12]。以从一品散官、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参预平章政事，品位、身份、任务，说得清清楚楚。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出现，虽然反映了宰相格局的变化，但从文字来说，那还只是以此来限制和界定一品、二品官员在知政事官中的身份和地位。和参预朝政一样，同中书门下三品还不是一种职衔。《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记载：永徽二年（651）八月，“侍中燕国公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兼刑部尚书、北平县公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犹不入衔”。四年九月，褚遂良由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尚书右仆射，《新唐书·宰相表》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则记为“依旧知政事”。这也说明同中书门下三品还不是职衔。[13]

永徽五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永徽三年三月，兵部侍郎韩瑗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九月，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以上二事见《新》表，均不见于《旧》纪。）至五年夏四月，韩瑗、来济“并加银青光禄大夫，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14]。《旧》纪类似的记载还有杜正伦在显庆元年（656）三月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年三月“兼度支尚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两个记载说明，“同中书门下三品”已经具有与字面上的品位、地位不同的特定含义，与“知政事”一样，已经成为知政事官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但它还不具有职衔的意义，真正入衔还在此后。《旧唐书·职官志二》“中书省中书令”条原注：“总章二年，东台侍郎张文瓘、西台侍郎戴至德等，始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著之入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书令、侍中以外的知政事官，才有了正式的职衔。高宗永淳元年（682）前，以他官任知政事官者，均需加此衔。永淳元年以后虽然又使用了新衔，但同时使用“同中书门下三品”，一直沿用到开元二十四年（736）。该年，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守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15]

关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高宗本纪下》：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参知政事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永徽以后，在此之前，除了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四品官无任知政事官者。这一次以六部侍郎和九寺少卿等“历任尚浅”的官员任知政事官，打破了历来在宰相任用上资历的限制，扩大了知政事官选用的范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任命在“同中书门下”之后又增加了“同承受进止”。承者，上承皇帝之谓也，表明皇帝在决策、发令方面作用的加强。中枢权力进一步向皇帝集中。增加资历较浅、年龄较小的外司四品官为宰相，就是为了便于皇帝加强对宰相的控制。

平章事的提法也值得注意。过去“参预”也好，“平章”也好，对象是朝政、政事和机密，都属于朝廷政务。而这一次的“平章事”，平章的是事。再与前面的“承受进止”联系起来，意思就是根据皇帝的指令或意旨，与其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知政事官一起，商讨处理有关的事。这种淡化政事而直指事的提法，是否意味着宰相职掌进一步向着职能化方向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此其一。其二，平章事出现后，知政事官包括三种人，即侍中和中书令、以他官同中书门下三品、以他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中，中书令和侍中是知政事官的核心，是当然的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既是一种品位的规定，并且已经入衔，成为以他官知政事者的职衔，因此他们的地位与中书令和侍中是不相上下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只是让他们和中书门下一起平章事，并没有对他们在知政事官中的地位做出规定，而只是交代了一种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引《旧唐书·高宗本纪下》中，把中书令崔知温记为“参知政事”。而高宗对新指令“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的，则曰“且令预闻政事”。这与贞观时以他官知政事时用参预朝政、平章政事等词是相类的。因此平章事在刚开始使用时还不是一种职衔。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书令和侍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也就是说，宰相中已经开始分出三个层次了。这就为宰相权力向宰相中的某一个人集中创造了前提。其三，永淳后，除侍中、中书令，他官为相者均可加平章事。《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中·郭正一传》云：“迁秘书少监，检校中书侍郎，与魏玄同、郭待举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为名，自正一等始也。”虽然此传在“同中书门下”之后略去“同承受进止”，但说“宰相以平章事为名，自正一等始也”是可以的。而宰相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名，则是从永淳元年（682）十月“黄门侍郎刘齐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6]开始的。《旧唐书·职官志二》云：“永淳二年[17]，黄门侍郎刘齐贤知政事，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两省长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中书令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直是并用的。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存在的。一般来说，二品、三品官及一些中书、门下侍郎往往用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外司四品则往往用平章事。[18]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中书令、侍中以外的官员入相，才一律使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9]

永淳以后，终武则天之世，宰相名号除侍中、中书令以外，一直使用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武则天传位中宗后，出现了几个有意义的情况。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

神龙元年（705）五月癸巳，“吏部尚书韦安石为兼中书令，兵部尚书魏元忠为兼侍中”。

六月癸亥，“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检校中书令韦安石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检校侍中魏元忠兼检校兵部尚书；杨再思兼户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

二年七月丙寅，“中书令兼检校兵部尚书齐国公魏元忠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知兵部事”。

十二月丙申，“魏元忠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仍兼知兵部事”。

三年八月丙戌，“左仆射兼中书令魏元忠请致仕，授特进”。

尚书省六部的尚书、尚书仆射兼中书令、侍中，中书令、侍中兼六部尚书，这种行政机关首长兼任机要之司首长，或机要之司首长兼任行政机关首长的情况，除了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长孙无忌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三省事，以及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刚去世，以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后来一直没有出现过。神龙年间的这几次任命，与贞观末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处在皇权交接的多事之秋。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被任命的人数增加、任命的次数增加；二是这种兼任持续的时间前后长达两年零三个月；三是兼任的部门职位具体、明确，而不是笼统的兼知。他们兼任的行政职务除了尚书左右仆射，便是吏、户、兵三部的尚书。这也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宰相中的中书令和侍中这时已经开始直接兼管具体的行政工作了。这样的做法在睿宗、玄宗时期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