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唐会要》卷五一《识量上》，893页。

[15]《唐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三月，载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704页。《唐会要》卷五一《识量上》记其事，作“韦执谊起迎，就其舍语”，895页。

[16]《丛书集成新编》8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238页。

[17]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305页。

[18]金毓黻：《堂后官考》，《文史杂志》第五卷第七、八期合刊，1945年。

[19]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大化书局，1978年，325页。

[20]《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3055页。

[21]《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3244页。

[22]《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3440页。又见《唐会要》卷五三《举贤》，916页。

[23]《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4405页。

[24]《唐会要》卷五三《杂录》，922页。

[25]《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4163页。

[26]《唐摭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7页。

[27]李锦绣认为，“堂头当负责政事堂庶务，亦即政事堂群吏的领导人，是从政事堂吏职发展起来的”。参见《唐代的勒留官》，载《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由于李锦绣没有进行论证，笔者也未见到更充分的材料，对于堂头是否为五房堂后官的领导人，不敢妄加推断。

[28]《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274页。

[29]李锦绣认为，掌枢务的中书门下勒留官，参与中书决策，比掌吏职的堂头地位高，郭某本官是从四品下的宣州别驾，品级较高。按：勒留官即今之所谓借调，主要是将地方官借调到中央机构或使职机构中任职。而所谓“勒留中书，专掌枢务”，并不见得其地位比“堂头”高，而应是相当于中书主书一类官员的执掌。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

[30]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录文据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87—189页。

[31]《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76页。

[32]欧阳修撰《归田录》卷二，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