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首先必须明白的是，这一现象不是一个历史或史料方面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神话学的问题。

东方民族以鸟或风为图腾，后来此二者在神话中统一于“凤”之上，故中国凤鸟神话甚为发达，东方民族的主神应该是鸟形的。因此，其传说中的人物如太昊，《山海经·海内经》就说他生有“咸鸟”；在神话谱系中紧接其后的少皞，在其立位之时，“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至于受到后人公认的东方大神句芒，其形象为“鸟身，人面”（《山海经·海外东经》）或“鸟身，素服，玄纯，面状正方”（《墨子·明鬼篇》）；甚至远到商代的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其“两手操鸟，方食其头”。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文化人类学家在搜集了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互渗”的概念，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或曰神话思维中，他们会自觉认同于本族的图腾或其他神圣之物，有时甚至不能分别自己和所信奉的神物，这就是“互渗”。（注：参见［法］列维布留尔：《互渗律》，见《原始思维》。）以上材料显示，在先民眼里，东方部落酋长如太皞、少昊，甚至王亥也都与自己的鸟图腾发生了“互渗”，从而在后人的眼里，他们都成了鸟形东方大神。也就是说，在神话时代，这一东方大神并不是唯一的，它的神性在不同的时代可能由不同的人物分享。这些拥有东方大神神性的人，一般说来都是历代的部落酋长，他们在生前拥有祭祀部落主神的特权，因此他们在某些时候成了大神的代言人，或干脆就是大神本身。另一种原因可能是，他们在死后享受着后代的祭祀，并在神话传说中逐渐等同于东方大神，这与他们生前在人间的地位相应，因此，他们在传说中也有了前任大神的各种特征。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上文提到的喾、俊，他们显然也是不同时期的东方部落酋长，但在传说中他们也是东方大神。《初学记》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夋即帝俊之“俊”，俊之本意或为鸟，或为风。《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夏小正》：“正月，时有俊风。”四方风名在甲骨文中亦有表现，“风”被写作“凤”，甲骨文学家认为“风”义假借鸟形之“凤”来表达。此实是误解，风为一种常见而极为重要之自然现象，应该首先在文字中得到体现，不该假借一种鸟名。事实上，在商代或更早的时候，在人们的意识中，风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还带有神圣的意味，尤其是东方部落所认识的季风，它在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被看作是一种神示或干脆就是神。于是，在东方鸟图腾部落中，风就和神圣之凤合为一体了。甲骨文“帝使凤”，按当时人的理解，说的既是神鸟，又是风，它们同是天帝的使者，并无区分它们的必要，这是符合原始思维的规则的。因此，“来风曰俊”也就是“来凤曰俊”，“夋”或“俊”是风名和鸟名的混合体。王逸注《楚辞·九叹·远游》之“从玄鹤与鹪明”云：“鹪明，俊鸟也。”俊鸟又作鵕鸟、，《山海经·西山经》云：“鼓亦化为鵕鸟。”是说帝俊之名实含有东方鸟图腾和风图腾意味，也就是说，帝俊、帝喾亦曾被认为鸟形东方大神之化身。那么，当帝舜亦被认为是东方大神之时，在传说中他和与其前后为神的帝俊、帝喾发生“互渗”关系，就不难理解了，帝舜和他们在很多神迹上的相同，即是这种“互渗”的体现。不仅如此，舜还直接和鸟图腾之间发生“互渗”，在《山海经》、《尚书·益稷》等中，舜的出现通常和凤联系在一起，王嘉《拾遗记》卷一载：“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丹雀，自丹洲而来，吐五色之气，氤氲如云，……此鸟能反形变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则为禽，行地则为兽，变化无常。”如此，则舜领有东方大神之神格是毫无疑问的。

舜既和他的祖先太昊、句芒一样拥有神鸟的特征，并且和先代的东方大神俊、喾有了互渗的关系，也就是说，舜的事迹已经被认同为东方大神之神迹，被后人认为是东方大神，那么，以“东皇”的名义祭祀舜，并且也只有舜才能在沅湘之间领有“东皇”的神格，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同样，由于东方在原始思维中还兼有春天的含义，“舜”之为训，“草也……蔓地连华”（《说文解字》），正如“重华”之名一样，皆是春天之象征，故亦可称舜为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