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骚》的结尾处,诗人将感情的表达推向顶峰:当他好不容易摆脱人间的烦恼,在广阔的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时,深深眷恋故国之情又将他拖向现实的深渊。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一段话既是祭祀中“哀以送往”的仪式性表现,也可以看作是采用形象的手法,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感人的恋乡图景。它表现得极为含蓄,技巧性很强,这在先秦诗歌中是不常见到的。而且,它是在一片少见的快乐的情景中突然出现的,情绪对比十分强烈,给读者的阅读期待带来严重的挫折,因此能直指人心,倍增其哀。
闻一多先生感觉出《楚辞》中有两种语境,这我们已经作了说明,即迎神祭祀用词和自身遭遇的表白,两者是不同的。闻先生还感觉到这两种语境在感情上有相通之处,否则不可能“说着说着……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有关这一点,我们毋需多作证明,无论是《离骚》还是《九歌》,它祭神所特有的恋爱形式,它那缠绵哀艳的唱辞,无不在演绎着某种近乎绝望的悲剧情怀,它在赞美神的同时,极力表现出人神交接的艰难,表现出生别死离时的依依不舍。为什么要在祭祀中刻意追求这种悲剧情绪呢?从心理学上说,悲剧性的情感作为人类最深厚的感情,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先民在充满着神秘、恐怖的生活中,得以暂时的发泄、松弛。这一离别的悲剧和孜孜不懈追求的精神,正与屈原的现实感受相吻合,因此,整篇《离骚》可以一泻而下,滚滚不绝,祭祀仪式和陈辞求正虽为二事,而浑然一体。此正是《离骚》所以成功、所以感人之处,也是《离骚》所以障人眼处,致使对《离骚》的千古误会,流传到今。
总而言之,《离骚》的成功,首先在于屈原的生平事迹感人,他忠诚的情怀和不遇的现实构成了一出席天幕地的旷世悲剧,千载以下犹能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就修辞而言,《离骚》采取了循环往复、多层次、多角度重现一个主题的方法,反复加强读者的印象,以获得突出的抒情效果。但是采取这一方法容易导致风格的单调,使读者产生疲劳的感觉。但《离骚》却能以充沛的情感,神奇多变的语言,利用情节的变化,造成一种一泻千里、飞流直下的气势,使读者感到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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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原始祭歌对《离骚》的抒情方式有什么影响呢?修辞方面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曾随文论及一些,下面我们着重从文化心理和文学发展的角度对《离骚》的仪式结构作一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期更进一步揭示《离骚》中仪式结构的功用和文学价值。
原始神话、宗教仪式,是先民们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所累积的心理经验的集中体现,它在一个有限的集体成员中,甚至在全人类之间彼此交流、彼此分享,在一代代的流传中构成一种种族记忆,形成集体无意识。荣格说:“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注:[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12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在荣格看来,一个个神话片断,由于它积淀着人类历史上一个个重要时期的心理经验,因此有着巨大的心理能量,由于理性文明的发展,它逐渐沉淀到人类心灵的底层深处,只有在心灵获得某种自由时,才能得以表现。
很多人类学家和原型批评理论家却相信神话起源于仪式,如弗雷泽认为神话是一种“虚构形式,它的构成是为了解释某种古老的习俗,而该习俗的真实意义和起源则已被遗忘”。(注:参见[美]海曼:《神话的仪式观》,见[美]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72、7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而哈里森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神话来源于仪式,而不是相反,神话是“实际仪式,即所作之事的口头伴随物;神话是和‘仪式行为’(dromeno)相对立或相伴随的‘言语行为’(legomenon)”(注:参见[美]海曼:《神话的仪式观》,见[美]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72、7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据此,仪式是比神话更为核心的东西,因此,它不应被原型理论所忽视。著名原型批评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赖伊(又译弗莱)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荣格的原型理论。他认为,初民仪式都具有季节性特征,“在人类生活中,仪式看来只能是某一自愿的努力(因而其中含有巫术的成分),为的是重新掌握人类已经失去的、与自然循环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类与大自然力量之间的共时性”。所谓“共时性”,就是一种节奏,一种再现,因此,仪式中就包含了叙述的起源,“这种叙述是自动的,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注:[美]诺思罗普·弗赖伊:《文学的原型》,见[美]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53页。)。弗赖伊在“共时性”的前提下,把太阳的东升西落、四季的变化、人类一生的有机周期综合在一起,指出它们在时间发展上具有共同的意义模式,从而论证仪式本身有可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原型。
实际上,仪式和神话在原始先民的生活中不光是相互伴生的,它们更具有相同的心理效应。仪式由于它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更具真实性、集体性,因而可能具有更大的心理能量,是一种更有震撼力的原型。这一原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容上的,它集中表现为面对某一神灵、某一过程或某些祷语的意义联想和情感体验,它的功能和神话原型相同,作用于作者、读者的精神。我们在下一章中将对此作详细的讨论。它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则表现在形式上,当然这里的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外在规范,它也可能具有某种启示性或情感性因素。但它的主要的功能在于给出了一定的文学范式,它包括文学体裁、文学结构,甚至情节或情感发展的趋向。这就是弗赖伊所谓“叙述”的含义。
著名哲学家尼采通过孜孜不倦的考订,最终以《悲剧的诞生》一书雄辩地论证了古希腊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的祭祀仪式。神话和仪式是一种精神性和实践性并存的集体信念和集体行为,而文学艺术也是人类经验整体的一部分,“文学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文学作品必须首先被视为集体信念和集体行为的方式。这样一来,神话和仪式就成了文学表达的基本要素了”(注:[美]哈斯克尔·布洛克:《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文学批评》,见[美]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5页。)。因此,当神话和仪式随着原始文化一同消亡之时,它的精神性功能必须由文艺来承担。而神话、仪式的功能被继承,首先应该表现在形式上。在文学和原始神话、仪式正处在告别之前相互握手的一瞬间,我们很难分清古希腊悲剧到底是祭祀仪式还是文学。
我们在解读《离骚》时同样遇到了这一问题。如上文分析,《离骚》具有完整的三段式祭祀模式,条理井然,十分符合仪式的构成顺序。这么说,《离骚》是一首祭歌?而《离骚》又有着鲜明的个人抒情特征,它所立足的基本事实是宫廷的斗争和倾轧,它所抒发的是一种由不遇的身世而导致悲哀的现实感受。那么,《离骚》该是一首纯粹的文人创作诗?这些都似是而非,我们给不出一个切实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离骚》恰好处在一个过渡状态之中,它借用祭祀的形式表达了个人的感情。这一行为可以解释为一次为了个人目的而进行的祭祀,也可以认定为对祭歌的一种精致的模仿,它是这两者的连接。
我们从楚辞中可以找出由原始宗教祭仪到文学创作的演变过程。《九歌》是纯粹的祭歌,它的目的是祭神,我们从中只能看到集体情绪,它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离骚》是一种过渡状态,它具有仪式和文学两方面的特征。而《九章》则个人色彩极浓。《九章》中除了在乱辞、部分术语等形式上还保留着仪式的特征外,几乎不带有任何集体情绪,它是个人身世、经历、现实体验的感发,因而它是纯粹的诗歌。由《九歌》而《离骚》,而《九章》,诗歌终于挣脱出原始宗教的母胎,独立承担起宗教仪式的精神性的功能。
某些诗歌与原始宗教存在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越是在诗歌的早期,它的形式与原始祭歌就越难以区分。祭仪的主要形式特点就是戏剧性,原始祭歌也有明显的戏剧性特点,比如《九歌》,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化装表演和对唱。闻一多先生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对它的戏剧性特点揭示得非常明确。(注: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而《离骚》以三段结构分别祭祝融、舜和索祭众神,每一阶段一般都具有问卜、迎神、祷祝三个程序,具有明显的节奏感。我们如果赞同屈原是由于个人的遭遇而求助于神灵,也就是说认可《离骚》是一次属于个人行为的祭祀活动,很难设想屈原在被放逐的情况下,个人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表演。所以,我们只能认定《离骚》和宗教的关系是一种心理上的真切认同,而在形式上,则是一种不自觉的模仿。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初始阶段,宗教祭仪规定着诗歌的形式,或说是诗歌的内在结构,正如弗赖伊所说:
艺术作品的统一性,结构分析的基础,这并不是单纯由艺术家无条件的意志所产生的,因为艺术家只是其作品的直接原因。作品还需要有形式,因此需要形式方面的原因。(注:[美]诺思罗普·弗赖伊:《文学的原型》,见[美]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49页。)
作为诗人的屈原,正是从宗教仪式中寻找到了某种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形式”或诗的结构。因为有了诗歌形式上的支持,他才能毫不费力地把《离骚》推到了诗歌艺术史上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不独《离骚》如此,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看出,纯粹诗歌状态的《九章》也是借助了仪式的结构。比如《惜诵》,作者一开始便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显然,这是明显的创作意识在涌动。它不同于《九歌》、《离骚》的仪式性开头,而是有着个性色彩,是典型的诗人之作。但此下言“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这里显然又是在追溯《离骚》中的祭祀情节或仪式结构了。虽然它以“五帝”、“六神”、“山川”、“咎繇”这样更加虚化、历史化、世俗化的泛神来取代“祝融”、“舜”这样具体的神灵,表明它已不是某种具体的仪式,而是纯粹的诗人之作,但“折中”、“听直”仍是在祈求着神灵的公正而神圣的评判,“向服”、“备御”,仍然是在模拟着神游。而诗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终危独以离异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又使我们想到《离骚》中占卜的情景。总的看来,在《惜诵》下仍暗藏着一次祭祀的情节。当然作者试图使这一情节淡化,但它仍然在诗歌的内在结构中显示出来。再比如《涉江》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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