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其人其学与佛学的关系，以往不曾为人们所重视，实际上，邵雍其学在许多方面与佛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邵雍之学的最大特征是“先天象数学”。这种“象数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神秘的创世说，讲的是先天地存在并创造万物的原理。这种象数学从天地万物的生成演化谈起，进而论及人。他首先描绘这样一幅宇宙万物的生成演化图：太极（或曰“道”，或曰“心”）一也，不动；其后动而生天，静而生地；天分阴阳，地分柔刚；阴阳又分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即日、月、星、辰），叫天之四象；柔刚又分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即水、火、土、石），叫地之四象。由日、月、星、辰而有寒、暑、昼、夜之变化，由水、火、土、石而有风、雷、雨、露之现象，再由八者错综变化而生万事万物。在这幅宇宙生化图中，人处于什么位置呢？邵雍说：“夫人者，天地万物之秀气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观物外篇》）。他还进一步指出，人也是由道派生的：

天地尚就是道而生，况其人物乎。人者，物之灵者也。物之灵未若人之灵，物尚是由道而生，又况人灵于物者乎。（《观物内篇》）

这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乃至于天地，都是由“道”派生的，人为万物之最灵者，当然也是由“道”派生出来的。人不但是“道”派生出来的，而且因其是“得天地万物之秀气”者，因此，人还能兼乎万物。因为相对于物之声色气味言，人有耳目口鼻，而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听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耳目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同上），因此，“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伊川击壤集》，卷六）。

邵子“万物之性备于人”的思想，就其思想渊源说，部分来自孟子；但是从邵雍整个思想体系看，这种人备万物之性的人性理论，则是深受隋唐佛教佛性本体论思想的影响。且不论其所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的说法是从“体”之与“用”的角度去谈论“道”、“万物”与“人”的相互关系，在以下的许多论述中，人们更可以看到邵子之学的佛教本体论色彩。

邵雍十分赞赏《中庸》之“可以与天地参”和庄子“万物一体”的思想，他对这两种思想的态度与对孟子“万物备于我”的态度一样，既是借它来阐发自己的“道本体”、“人性本体”思想，又是利用这种思想为自己“道本体”、“人性本体”的思想做注脚。而最能体现邵雍“道本体”、“人性本体”思想的，是他在《观物吟》中所吟的一首诗。诗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伊川击壤集》，卷四）

这种“一身还有一乾坤”的思想，与华严宗的“毛孔现大千”、“须弥纳芥子”的思想，又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华严宗借助“一真法界”之本体，使得世间万物都“一即一切”、“一金狮子毛即是金狮子”、“檐即是屋”，那么，邵雍之“一身”假若不是“道本体”、“人性本体”的体现，它又何以能“还有一乾坤”呢？！

在《观物篇》中，邵雍对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所说的“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1]一说大加赞扬，曰：“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也，天下之物皆然也。若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邵雍在这里所赞赏的是庄子人鱼相通、万物一体的思想。在他看来，万物都是源于天地之道的，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他仍是天道本体的一个体现，因此，人之与鱼、与物皆有相通之处。

邵雍基于天道本体的人、物相通思想，还体现在其“观物”说上。在邵雍看来，就人与万物的相互关系言，人能知天地万物之道，故万物之道尽于人，人虽是万物中之一物，却能“当非物之物”。人又可进一步分为凡夫与圣人，如果说凡夫作为“人”，也都能“当非物之物”，那么，“圣人”则不但能“当非物之物”，而且能“当非人之人”。所谓“当非人之人”，亦即能以一人摄一切人，能以一心观万心，能以一世观万世；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人物，通照人事；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圣人”何以能如此神通广大呢？邵雍认为，这是由于圣人善于“观物”。所谓善于“观物”，非观之以“目”，而是观之以“心”；非观之以“心”，而是观之以“理”。他说：

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观物内篇》）

“以理观物”，在邵雍的学说中有时也称为“以物观物”、“能反观”。也就是说，圣人所以能以一人“当兆人之人”，能以一心观万心，以一世观万世，能口代天言，心代天意，就在于他能领悟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性备于身”的道理。更进一步说，由于“我”与天地万物都是天道本体的体现，二者同“理”同“性”，因此，“以理观物”，能“见物之性”。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邵雍的“观物”说，就其思维模式说，乃是以本体论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的，而正如前面所一再指出的，中国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来自佛教的。

此外，在修养理论上，邵雍之学受佛教修行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

借助“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性备于身”的理论打通天人物我之后，邵雍又把这种天道、人性互为表里的思想贯彻到道德修养论上。

邵雍认为，既然天人是互为表里的，人性天道是相通的，天有阴阳之分，人自然有邪正之别。人之邪正，不但根源于“天”，而且是“系乎于上”的：上好德则民正，上好佞则民用邪。但这又不等于说，圣君之世无小人，庸君之世无君子，而仅仅是圣君之世难为小人，因此君子多，庸君之世难为君子，因此小人多。邵雍通过回顾历史认为，总体来说，历史上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阳一而阴二。当他面对现实时，也认为当时“天下为善者少，而为害者多，造危者众，而持危者寡”。他以“畎亩”志士自居，把自己的著作集称为“击壤集”。

主张“击壤”，说明邵雍虽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风尚是每况愈下的，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对于这种状况是无可奈何的，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移风易俗、变化民情。在《观物内篇》中，邵雍认为，民情虽劣，但只要教之、化之，“民之情始可以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民虽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矣”。看来，邵雍对于道德教化是寄予希望和充满信心的，不但充满信心，而且还提出了一套修养理论。

邵雍的修养理论要而言之，其端有二：一曰“养心”，二曰“慎独”。先看其“养心”说。

邵雍认为，一个人要没有“口过”，这比较容易；若要没有“身过”，就比较难了；但是最难的还在于没有“心过”。如果能做到“心已无过”，那还何难之有呢？圣人所以能立于无过之地，关键就在于他们“善事于心者也”（《观物内篇》）。因此，在道德修养问题上，与其言之于口，莫若行之于身；与其行之于身，莫若尽之于心。因为，“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犹不可欺，何况神明呢！是知无愧于口，莫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莫若无愧于心”（《观物外篇》）。因此，修行之大者，莫过于“养心”。

“养心”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应该怎样“养心”呢？邵雍说：

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由己，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由径以求之，是屈天地徇人欲也，不亦难乎。（同上）

这里，邵雍提出了几条原则：一是“去利欲”，二是“由直道”，三是“任至诚”。“去利欲”好理解，即人们不要为眼前的私利物欲所迷惑，而产生各种邪念恶意；“由直道”即指人的本性得之于“天”、得之于“道”，本自具足，人们的道德修养，实无须舍近求远，离开自身心性，而往东往西，四处寻觅，只要径直体认自己的天赋本性，就可以达到与“道”合一，就能成贤做圣了。他有一首《乾坤吟》，对这种修养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概括，诗云：

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

谁能天地外，别去觅乾坤。（《伊川击壤集·乾坤吟》）

邵雍的这种修养理论，与禅宗的修行理论不但思想相近，而且字眼亦类。禅宗创始人慧能在《坛经》中一再强调：“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自心中顿现真如本性。”

邵子之学受佛教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对“心”的理解上。在邵雍的著作中，“心”的含义比较含混，它有时指当下现实之人心，有时又与“太极”、“道”等同起来。邵雍其“心”的这种双重属性，与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禅宗所说之“心”，有时指抽象本体的“真心”，有时又指“当下现实之人心”，有相似、相通之处。

指出邵雍“心”的二重性，目的有二：一是说明邵雍的“心”深受隋唐佛教的影响；二是说明邵雍所谓的“养心”说，既有“去利欲”，通过修心养性达到“心无过”的境界，又有“由直道”，直接体认“心即太极”、“心即道”，心中自有天赋善性，人们可以通过“养心”，进而达到心与道合、成贤做圣的意义。而这种“由直道”、“体认自心”的“养心”说，也与隋唐佛性理论的注重心性，强调“反观自性”、“反照心源”的思想很相近。

邵雍“养心”说的第三条原则是“任至诚”。所谓“任至诚”，有点类似《中庸》所说的“自明诚”。对于《中庸》的“自明诚”和“自诚明”，邵雍有自己的解释。他说：

资性，得之天也；学问，得之人也。资性由内出者也，学问由外入者也。自诚明，性也；自明诚，学也。（《伊川击壤集·心学》）

这是说，所谓“自诚明”，这是尽性的事；所谓“自明诚”，则须从学问理会，然后推达于天性。邵雍所说的“任至诚”，亦即从学问理会，从己心推达于天性。邵子认为，“先天之学主乎诚，至诚可以神通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同上）。也就是说，至理之学，必须达到与天性合一，与道合一。“养心”必须养到从自心直接体认天赋本性，推到天地之道，这样才能达到与神通明，无所不通。邵雍这种由己心直接体认天赋本性、天地之道的修养方法，明显地带有佛教体证佛性、返归本体的印痕。

邵子修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慎独”。

“慎独”与“养心”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慎独”是“养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邵雍的“慎独”说又有其独特之处，因此，有必要单独予以论述。

邵子的“慎独”说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之上的，即人之善恶，见之于言行，人始得知之；但是，当一个人心中萌发善恶之念时，鬼神则已经知了，因此，君子必须“慎独”。（详见《观物外篇》）他有一首《推诚吟》，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