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注重悟自心、见自性，还体现在他对于“格物”说的解释上，这既体现了王阳明的“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所在，更体现了王学接近于禅学以“心”为一切修行的出发点和归趣的思想。

朱熹认为，认识事物必须通过“格物”、“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到一定程度，便会豁然贯通。王阳明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解“格物”为格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事物那么多，“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从这段话看，王阳明把落点又放到“诚得自家意”上。实际上，王阳明非但把落点放到“自家意”上，其出发点也是自家的“良知”。他认为，所谓“致知格物”者，乃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顾东桥书》）。这显然是把朱熹的于事事物物上求其“理”，变为在自家身心上做功夫。

三、“本体功夫”与“顿悟见性”

王阳明的修养方法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深受禅宗修行方法的影响，此中的根本原因，是两种修行方法都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而“本体功夫”，正如王阳明所说的：“一悟尽透。”这句话，可视为两种修行方法的点睛之笔。当然，由于禅宗毕竟是佛教，而王学毕竟属儒学，因此，所悟之对象称谓便不尽相同。在禅宗者，为“心”，为“佛性”，为“祖师西来意”；而在王阳明，则称之为“良知”，所谓“悟”，亦即“明心反本”、“致良知”。王学与禅学的这种差别，由于王阳明“良知”的内涵与禅宗的“心”、“佛性”已经基本相同，因此，除了称谓有异外，实际上很难再找出二者的区别。

与本体理论及顿悟方法相联系，王阳明在对待经典方面的态度也颇受禅宗的影响。禅宗对于经教典籍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倡“教外别传”，主张不依经教、直指心源，后期禅宗更把十二部经视为拭疣纸，强调寻找“主人翁”。这种思想对于王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阳明对于经典也持“六经注我”的态度。他说：“六经是吾心之记籍”，“不要揣摩依仿典籍”，强调要自信，主张“致良知成德业，漫从故纸费精神”，等等。

就王阳明自身的思想说，影响他的主要是慧能南宗“即心即佛”的佛性理论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但是，到了王阳明后学，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后期禅宗逐渐由“直指心源”、“顿悟见性”发展为提倡“随缘任运”、“无证无修”，王门后学自王龙溪、王心斋以降，也盛行自然无为之风。他们认为，万紫千红，鸢飞鱼跃，无非天机之动荡，花落鸟啼，山峙川流，都是良知之流露，因此主张“率性功夫本自然，自然之外更无传”，“七情不动天君泰，一念才萌意马狂”，“此心收敛即为贤，敛到无心识性天”。教人功夫应做到如无识小童，嬉游笑舞，皆是鱼跃鸢飞景象，并说：“吾人心体活泼，原来如此。”

从以上各个方面看，王阳明的学说乃至王门后学之受禅的影响，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不仅时人有此看法，前儒先贤亦多有所评述。明代的刘宗周早就指出：“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明史·刘宗周传》）清康熙年间的学者陆陇其也曾明言：“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渔堂文集·学术辨》）后一个说法颇能反映王学特点，即阳明之学，实多以儒家术语、范畴，去阐发禅宗的佛性、心性理论，是儒学其表，禅学其里，若用以往学者的说法，即“阳儒阴释”，是佛教与儒学长期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