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天台、华严宗所说的“心”还不能说完全指人心、具体心，它在相当程度上仍带有抽象本体的性质，因此，天台、华严的重心性只表现为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至禅宗倡“即心即佛”，把一切归诸自性、自心，“心”的具体化就被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禅宗的经典著作《坛经》中，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心即佛”。慧能之后，“心即佛”的思想更被推到极端。到了后期禅宗，一个真常唯心，取代了三藏十二部经，对佛陀的崇拜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对“心”的崇拜。

值得指出的是，神宗的“心”已不像天台、华严二宗的“心”那样具有浓厚的抽象本体性质，而是更加人性化、具体化。实际上，禅宗对传统佛教的改革，正是建立在改变“心”的内涵的基础上的，而这一改变又是从慧能把着眼点由注重抽象本体变为注重现实的“人”开始的。慧能佛教学说的特点之一，是喜欢直接谈人，谈人心，谈人性，而不像以往的佛教思想家那样，喜欢做虚玄抽象的推演论证。例如，在《坛经》中，慧能屡以人性谈佛性：“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念，性自清净”，“世人性本清净，万法在自性”，等等。这种直接把佛性归结于现实人性的做法和思想，与传统佛教总是把佛性诉诸抽象本体的思想，是迥异其趣的。而把眼光从抽象本体转向人，又导致了中国佛教的另一个根本性变化，即由传统的注重出世，一改而成为注重入世，倡即世间求解脱。

这里，我们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为什么在思想内容上会发生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经济条件、政治制度都对这种变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如果从思想文化背景角度说，儒家重人、重现实的思想风格，无疑是造成中国佛教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儒家思想对佛教学说的影响，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儒学与佛学的相互关系中，影响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也经常反过来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带上了佛教的深刻印痕，这一点，在隋唐以后的儒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儒家向来重人、重人性而不谈抽象本体，但自隋唐之后，儒学便一反不谈本体的传统，而倡天人合一的心性本体论。在修养方法上，儒学也受佛教“明心见性”、“反观心源”等修行方法的影响，而大谈“复性”、“善反”、“发明本心”等。

在研究唐宋佛学对儒学的影响时，唐代思想家李翱的《复性书》是一部特别值得注意的著作。《复性书》共三篇，全书以恢复孔孟道统为己任。从表面上看，该书所据多为儒典，所语也多属儒言，其目的在于恢复孔孟道统；但是，如果人们深入到其思想内部，就不难发现，该书的思想旨趣及表达方法，与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多有相近、相通之处，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性书》是以儒家的语言，讲佛教的佛性理论。

宋明时期，儒学受佛学的影响更甚。宋明理学家大多反佛，但又都在反佛的旗号下，偷运了大量佛教的佛性理论。这样，宋明理学成为一个以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构架，以佛教的心性理论为纲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标志的庞大的人生哲学体系。

宋儒自濂溪以降，就大大改变了儒家罕言性与天命，不讲本体的传统风格，而易之以心性为本体的人性理论。

周子之学，带有浓厚的天道本体或人性本体的特色。他一方面把天道伦理化，另一方面又把伦理天道化。他把天道伦理化的目的，是为了把伦理天道化。周子的《太极图说》，就其主旨说，是要“明天理之本源，究万物之始终”，但是，它的落点又常常回到人、人性、人伦道德之常规。他“推明天地万物之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道之大源出于天。这种理论的思想路线，与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把佛性人性化，从而使人性佛性化是同一条路。

宋初另一大儒张载也深受佛学的影响。张载在宋儒中排佛最烈，斥佛家之性空、幻化诸说，抨击“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但是，从思维方法的角度说，张载受佛学的影响也最大。

张子之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具有严格本体论意义的哲学体系，他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更是历史上第一个从“体”、“用”角度去阐述人性及其本质的理论。此说克服了以往各种人性学说在理论上所碰到的矛盾与困难，把历史上的人性学说在理论思维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开了一条新路，成为“天命、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辨”的嚆矢。张载人性理论对于宋明的人性理论确实“功不可没”，而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说，系得之于佛教的本体论哲学。

二程对佛教亦持两面态度，既反对排斥，又吸收融合。他们一方面认为佛教是“无伦类”，要学者对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大加赞扬，其治学、修养的三部曲——“静坐”、“用敬”、“致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启迪而推演出来的。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对待佛教的态度，大体与周、程相类。一方面，朱熹反对、贬斥佛教，认为“禅学最害道”，“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续近思录》）；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大量佛教的思想，特别是佛教的心性理论和修养方法。因此，朱子之学，在许多方面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其一，朱熹所说的“天理”、“天命之性”，就与禅宗所说的佛性颇相近。如果说禅宗所说的佛性多是披上一层佛性外衣的人心、人性，那么，朱子所言之“天理”、“天命之性”，则是一种佛性化了的道德本体，外表有小异，内容无大殊。其二，朱熹学说中人物天地同一本性的思想，实是佛教“凡圣无二”、“众生即佛”、“万类之中，个个是佛”的异说。其三，朱熹所言“尽性知天”，与禅宗所说之见性成佛异曲同工。其四，朱熹所谓圣人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等说，更是佛家去妄证真之翻版。

理学家们如此，心学家受禅学影响更深。朱熹在心性问题上，看法与禅学有些分歧，主张严分心性，认为心属气，性属理，心性非为一物。陆九渊以禅宗的思想方法批评朱熹这是“叠床架屋”，主张把性、理归诸一心，认为“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杂说》），“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陆九渊这种“心即理”的思想，与禅宗所谓“心即佛”的思想实际上没有多少区别，因为陆九渊所说的“心”，与禅宗所说的“心”一样，是一个包揽宇宙、古今的本体。在修养方法上，陆更以“发明本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呼应。至于如何发明本心，陆也像禅宗主张的“自心是佛”、“无须向外四处寻觅”一样，强调“道不外索”、“切己自反”，认为“本心”为我所固有，于自家身上用力即可，不必向外四处求索。总之，陆学之类禅入禅，至甚至深，朱熹及后儒在评论陆九渊的言论风旨时，或称其“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或说“金溪学问，真正是禅”（《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大抵用禅家宗旨，而外面却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

宋明心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王阳明在吸收融合禅学方面比陆九渊走得更远。王学在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倡鸟啼花落、山峙川流，皆吾心之变化，主张“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是造化之精灵，万物之根据，把心学推到极端，与禅宗的绝对唯心论更相契合。

王学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良知”说。此“良知”实是佛教之本体，即禅宗所谓“本来面目”。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答聂文蔚书》），“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答陆原静书》）。此外，在修行方法上，王学也多模仿禅宗。禅宗谓佛性本自清净，只因客尘烦恼盖覆，不能自见，若能“离相”、“无念”，便可成佛做菩萨；王阳明则认为，人心体本自明净，只因私欲习气染污蔽障不能自见，若能为学去蔽，复得明净之心体——良知，则离圣贤无远。慧能曾以人性本净，犹如天常清，日月常明，只因乌云盖覆不得清净为喻，说明佛性与客尘烦恼的关系；王阳明也有圣人之知如青天日，贤人如浮云日，愚人如阴霾日一说。禅宗修行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依经教、超佛越祖”，王阳明的修养方法也反对为经句文义所牵蔽，认为“六经皆吾心之记籍”，强调要自信，“不要揣摩仿依典籍”，主张“致良知成德性，漫从故纸费精神”。王门后学在修养方法上也与后期禅宗相类似。后期禅宗在修行方法上由直指心源、顿悟见性一变而为饥食困眠、纯任自然，王门后学自龙溪、心斋以降，也盛行自然无为之风。他们认为万紫千红、鸢飞鱼跃，无非天机之动荡；花落鸟啼，山峙川流，都是良知之流露，主张“率性功夫本自然，自然之外更无传”，“七情不动天君泰，一念才萌意马狂”，“此心收敛即为贤，敛到心无识性天”。教人功夫应做到如无识小童，嬉游笑舞，皆是鱼跃鸢飞景象，并说：“吾人心体活泼，原来如此。”王学及王门后学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思想风格上都与禅宗极其接近，有时甚至很难分清哪是禅学，哪是王学，因此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径直称王学为禅学。

三、佛教伦理与儒家纲常

宋明理学在思维方式、思想内容等方面受到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深刻影响，但是，在纲常伦理方面，理学家乃至中国古代的儒者们对佛教却采取坚决抵制和排斥的态度，这一点是导致儒佛之间长期激烈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家的伦理学说，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思想基础，特别是作为儒家伦理学说核心的“三纲五常”，更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根基所系。此“三纲五常”，从某种角度说，又可进一步归结为“忠”、“孝”二字。所谓“忠”，即臣民对君王要忠，“孝”者，即子女对父母要孝敬。此忠、孝是伦理之纲、百行之首，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因此儒家常常借此攻击、排斥佛教。佛教为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求得生存和发展，长期以来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解释与辩白，但由于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其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有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因此，一直到唐宋时期，其伦理思想仍是儒家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这种情况就向中国佛教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它不在伦理观方面有所改变，就很难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并求得较大的发展。现实的需要，终于迫使唐宋时期的中国佛教在伦理观方面做出较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