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

《庄子·应帝王》里记载了一则著名的寓言，说的是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一起到他们的老朋友中央之帝浑沌那里做客，浑沌对他们备加款待。儵与忽商量，怎么才能报答浑沌的恩德呢？他们想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是人都有眼、耳、鼻、口等七窍，用以“视听食息”，而浑沌则连一窍也没有，这怎么能行呢？于是他们每天为浑沌凿一窍，七天以后，浑沌竟然呜呼而亡。[1]

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官学、君师、政教合而不分，犹如浑沌本无七窍；至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散于天下，诸子各立一家，正如凿浑沌之七窍一样，王官之学不复存在，“道术”便不能不为天下裂了。《庄子·天下》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古代“道术”由合而分的历史过程：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2]

《庄子·天下》将先秦学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无乎不在”、“皆原于一”的王官之学；第二，“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传统；第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3]这三个阶段依次递进，构成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的完整的历史过程。

学在官府，又称学术官守，意即学术文化统一于官府之中，即所谓“政教合一”，这是商、周文化的突出特征。当时官学一统天下，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是天子王都之学（“辟雍”）还是诸侯都邑之学（“泮宫”），都与官府合而不分。

首先，学与政融为一体，官学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从事教育，又进行政治活动。平时，学校供学生学六艺、习礼乐，举行各种庆典；战时，人们则在学校举行宣誓、献俘等仪式。[4]

其次，更重要的是官师合一，学校教师必是在职的或退仕的官吏。如国家的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亦即帝王之师，人称太学三老。[5]国学主持者大司正（大乐正）即国家礼官，同时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大司正下设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等教官，师氏、保氏为司徒之属，兼主王室武备，其余皆为礼官之属。乡学则由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行政长官兼管。正如章学诚（1738—1801）在《校雠通义》中所说的，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因此，“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6]。

可见，学在官府虽然是商、周王朝“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氏族宗法制的产物，是社会中的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合而未分、社会分工不发达的表征，但是，它所显示的官学、君师、政教统一的特征，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的“天下以同文为治”，虽然在形式上已迥非旧貌，但在文化内质上，秦朝以降的中国社会文化，不正是始终吸附在“天下以同文为治”的磁石之上吗？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春秋战国之际时，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私有化的过程，“私肥于公”、“公室皆卑”的局面在列国相继出现。[7]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权由王室而诸侯，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束缚的鸿沟渐渐被破坏，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诚如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8]

“礼崩乐坏”的动荡现实，使官学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与经济下移和政治下移同步发展的，是学术下移。

春秋末年，官学已全面崩溃。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早在公元前524年，周大夫原伯鲁便坦然地承认他自己“不说学”，即不喜欢到官学学习。鲁国人闵子马评论道：“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9]尽管闵子马担心忧虑，但当时人们“不学”，皆怀苟且之心，于是官学已经形同虚设了。与此同时，原来在周王室司礼乐的文化官员纷纷移居民间。如《论语·微子》记载道：“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10]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即学术由周王室下移至诸侯公室。这正是《庄子·天下》所说的“邹、鲁之士，搢绅先生”秉持《诗》、《书》、《礼》、《乐》传统的阶段。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学术进一步下移到士阶层，即所谓“礼下庶人”、“竹帛下庶人”[11]，这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在时间上与第一阶段有交叉重合。《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东方小国剡国的学者剡子，专程到礼义之邦鲁国拜访，他博学的程度和对历史与礼仪的精通，令鲁国学者为之折服。孔子听说后，即“见于剡子而学之”。后来孔子告诉别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12]鲁昭公十七年是公元前525年，孔子已听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舆论了，可见学术下移还在此之前。

学术下移的突出表征是私学的兴起。

私人讲学并不始于孔子。孔子之前的壶丘子林、邓析等人，已经是无官位之尊而以私人身份收徒讲学的智者了。[13]《但尽管如此，真正把私学推向新阶段的，还要数孔子。

孔子之学有特定的教学内容和庞大的弟子队伍，在社会上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4]《史记·儒林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15]

更重要的是，孔子之学突显了与官学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奠定了私学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这首先在于以孔子之学为代表的私学摆脱了政治的控制，面向社会，自成系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6]，《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17]在私学中，学生的来源极为广泛，而不仅限于贵族，学习的目的也与政治升进产生了某种疏离。私学的教育，正如《吕氏春秋·劝学》所说的：“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18]在私学中，学术文化超越了尊卑的血缘樊篱和贵贱的身份界限，具有了标榜道义的独立品格。而不同的私学“争于道”的学术活动，又直接导致了不同学术流派的出现。

因此可以说，私学是催生诸子百家学术派别的产床，而孔子私学则是从王官之学到百家之学的转折点。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系统从此与政治权力系统分化，而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中指出：三代时，君师与政教合一，构成“王官之学”，成为古代学术的总汇；春秋以后，“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19]，而可以自由发言了。这正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历史进程。

古代王官之学的“浑沌”既凿，“道术”已为天下裂。这种“哲学的突破”[20]，造成了天下“道术”纷然杂陈，“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局面。这种纷纭杂陈的文化状况，是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礼崩乐坏”的特定产物，而为大一统的政权所不能容忍。

及至秦灭六国时，政治权威的高度统一，怎能不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强大向心力与凝聚力呢？所以，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当秦国霸局既定之后，李斯（前280—前208）就呈上一道请禁私学的奏议，说道：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21]

私学这一从政治权力系统中分化而出的学术文化系统，竟然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势力，足以与政治权力系统分庭抗礼，以致“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这怎能不遭到专制政府的严厉禁止呢？把李斯的这篇奏议和《庄子·天下》并读，我们看到一种很有趣的历史现象：“浑沌”的王官之学，在被凿出七窍、裂变为百家之学以后，又希图由“法教之制”重新定为一尊；“皆原于一”的“道术”，在被百家之学扯裂之后，又将由“法教之制”再度弥合为一。

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式发展的。这种“合—分—合”的历史发展过程，给私学烙上了深刻的文化印记：私学既然曾经从政治权力系统中分化出来，自成一相对独立的学术文化系统，就不能不始终带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品格；而政治权力系统既然终究会极力设法控制私学，就又使私学不能不始终与之保持某种程度的依附从属的文化品格。这种双重文化品格，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突出特征。

古代希腊、罗马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有私学，也有私家学派，并且与政治权力系统相抗衡。欧洲中世纪政权掌握在教会和封建领主手中，只有政教合一式的教会学校和骑士教育，民间绝无私学，更没有私家学派。在12至13世纪以后，行会学校、基尔特学校、城市学校等私学才在欧洲相继出现。而中国古代的私学既植根于封建个体经济，又依附于封建专制政权，因而秉赋了双重文化品格，在春秋以降的2 000多年文明史中从未间断，形成独特的私学传统。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就是在政治权力系统和学术文化系统的夹缝中茁生蔓长的。

注释

[1]参见王先谦：《庄子集解》，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同上书，287~288页。

[3]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