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的崛起

商周时期，士原本是社会等级制中的一个等级。西周春秋时实行宗法分封制，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四级宗法土地贵族系列。[1]士，在政治上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宗法上，“大夫臣士”[2]，士隶属于上一级贵族，缺乏独立人格；在经济上，“士食田”，“禄足以代其耕”[3]；在文化上，“士竞于教”[4]，“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5]，士普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士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在天子或诸侯的宫廷中或者基层行政机构中任职事官。正如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中指出的，在春秋以前士“大抵皆有职之人矣”[6]。此外，有的士也做卿大夫的邑宰或家臣，为卿大夫管理采邑和家族，并统治庶民；有的士则充任武士。要之，春秋以前，士是职事知识的主要载体。

正由于士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这种社会流动的汇合之所，所以在宗法等级制崩溃紊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士的人数不免随之骤增。这就导致了士的社会角色的根本变化。

一方面是上层贵族地位下降，沦落为士。例如，孔子的弟子颜回是著名的贫士，所谓“一箪食，一瓢饮”[7]，可谓度日维艰。但是从他的远祖邾武公（字伯颜）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仕鲁为卿大夫。只是到颜回的祖父才降为“邑宰”，可能已是士了。[8]《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9]这并不是夸大其辞，孔子的弟子曾点、曾参父子即为一例。刘向（前77—前6）《说苑·立节》篇，记载曾点是鄯太子巫的子孙，但到曾点、曾参父子，却已沦为庶人，“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衣弊衣以耕”[10]。传说曾参在田里锄瓜，误斩瓜根，他父亲曾点大怒，持大杖击打他。[11]

另一方面，庶人地位上升，到春秋末年，士、庶的界限已难以截然划分。[12]春秋战国时期，庶人有的以战功而升迁[13]，而更多的则是以学术而仕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战国初年，赵襄子任中牟二贤士中章、胥己为中大夫，随“予之田宅”。此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导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14]。《管子·小臣》篇也记载，农民之有秀异之才者，可以上升为士，而且是“仕则多贤”[15]的文士。

于是，从春秋末年开始，在宗法等级制度崩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从最底层的贵族和“有职之人”，转化为四民之首，扮演了崭新的社会角色，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性格。

在春秋战国之际，士暂时从封建等级中游离出来，从宗法血缘中解脱出来，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16]于是，士就由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等级转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主要构成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活动方式。这时士已无田可食，无职可守，他们凭借自身所具有的职事知识，有的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有的成为举办典礼的赞礼者，有的参加政治活动而谋求一官半职，有的以方术参与巫术活动，如此等等。要之，士阶层主要靠智能谋求自身生存和参与社会活动，以此扮演他们的社会角色。

从社会分工的观点看，士阶层在这时已正式被划入“劳心者”的范畴。《国语·鲁语下》记载，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鲁国公父文伯之母曾对士、庶之别作了如下的描绘：

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17]

这里所说的“讲贯”、“习复”、“计过”等社会活动，显然都是与知识、智能有关的“劳心”之事，这与庶人以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力”活动是截然异途的。[18]

在当时，“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无疑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为了适应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文化环境，必须有一个社会群体肩负起传承礼乐传统、维护精神文明、传播文化思想的职责，这一职责历史地落到原本就是职事知识承载体的士的肩上。这种文化选择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实体，即作为“劳心者”的士阶层。

崭新的社会角色，赋予士阶层以独特的社会性格。《孟子·尽心上》记载：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19]

这里所说的“尚志”，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20]，“君子谋道不谋食”[21]。曾参也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2]亦即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23]刘向所说的：“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24]这些说法的意思大略相通，都是强调士阶层具有以“道”为志的社会性格。

作为新的社会角色，在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不仅摆脱了封建宗法关系的羁缚，获得了社会流动和职业选择的自由，而且其心灵也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正如余英时所说：“他们已能够超越个人的工作岗位（职事）和生活条件的限制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的对象了。”[25]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典型”（ideal type）。

以道自任的士阶层兴起之后，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对立统一的政治局面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知识阶层代表道统，希图借助于道统以制约政统；而权势阶层则把持政统，希图凭借政统以控制道统。知识阶层自认为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道统至少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应该而且可以支配政统；而权势阶层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也需要道统的支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性。两种社会力量互动的结果是，士阶层表现出了群体的自觉，随之而来的是“道尊于势”观念的普遍流行。

依照当时的一般看法，士和君主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即师、友与臣。《孟子·万章下》引费惠公之言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26]《战国策·燕策一》记郭隗答燕昭王语云：“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27]二例皆可为明证。

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化，促使当时的许多士高自位置，抗衡权势，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如战国初年，魏文侯图大业，求改革，礼贤下士。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当时有名士段干木，声名显著，但却“辞禄而处家”。魏文侯每次从段家门前经过．均扶住车轼，目视马尾，以示敬意。他的仆人问：“君何为轼？”魏文侯答道：“段干木在，是以轼。”仆人说：“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魏文侯说：“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28]

又《孟子·万章下》记载，子思拒绝鲁缪公的问馈，将送礼者赶出大门，怒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缪公多次访问子思，问：“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高兴地答道：“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所谓“事之”，即“师之”的意思。子思不愿为君主之友，而坚持居于师位。孟子记载这件事后发了一通议论，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29]“德”与“位”构成了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士与君若以不同的价值标准衡量，其相互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而《战国策·齐策》记载的齐宣王与颜斶的辩论就更富于戏剧性了。齐宣王对颜斶说：“斶前！”颜斶听了，不但不向前趋行，反而针锋相对地说：“王前！”宣王很不高兴。大臣说：“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言下之意，君岂可趋臣？这不是不符合礼吗？而颜斶却另有一番高见，他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齐宣王听后，忿然发问道：“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士贵耳，王者不贵。”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最后齐宣王不得不感叹道：“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于是齐宣王拜颜斶为师。[30]

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是不胜枚举的。[31]这种道统与政统对立统一的冲突，促成了士阶层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的产生和形成。士阶层的群体自觉无疑是其集团意识的催生素。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我们、我们群体或内群体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外群体”之间的区别，只有在冲突中或通过冲突才能形成。[32]因此，道统与政统的冲突是文人集团产生的必要条件。这种冲突，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在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之间建立起鲜明的边界线，由此使知识阶层的群体身份得以确立。

道统本身没有组织，“道”的尊严只能依靠其承担者——士——来彰显。在“道”与“势”的抗衡中，士只是作为竞争者与政治权威处于敌对状态，如前述段干木、子思、颜斶等人那样。但是，一旦士以群体的自觉来维护道统，从而共同对政统进行斗争（冲突）时，那么单独的个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从这一意义上说，先秦诸子学派与士阶层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学派的产生是士阶层形成的产物，也是士阶层形成的表征。

另一方面，道统与政统对立统一的冲突，通过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的互相“排斥”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得到维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在冲突能消除敌对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范围内，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对群体关系有积极功能，而只有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33]士阶层与政治权威的冲突正是这么一种冲突。士阶层与政治权威一样，归根结底都属于统治阶级，只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这个阶级（按，指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像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