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园宾客到言语侍从

汉代初年，诸侯王往往拥城自治，罗致人才，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这就形成了便于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藩王养士，蔚为时风，其中以吴王刘濞（前215—前154）、梁孝王刘武（前184？—前144）及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最为著名。《汉书》记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1]“（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2]“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3]

这些强大的藩国，不但成为阴谋权变之士的辐辏之地，也成为舞文弄墨之士的归依之所。其中一些文士辞人，既不参与政治阴谋，又不能无以自见，便借着献辞作赋来进谀或进谏。

东晋文人谢惠连（407？—433）的名作《雪赋》，虚拟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富于诗意的游宴场面：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接着，《雪赋》描写了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邹阳（生卒年未详）、枚乘（？—前140）等人即景咏雪、染翰成章的情形。[4]

所谓“兔园”，通称梁园，又名梁苑、睢园、修竹园，俗名竹园，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所营建的游赏延宾之所，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东。虽然这一具体场面的安排纯系谢惠连的艺术虚构，但“梁园宾客”作为一个文人集团的雏形，则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

梁园宾客这一群体形象的出现，不仅因为他们“皆善属辞赋”[5]，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兼有游士与文客的双重身份。《汉书》称邹阳、严忌（生卒年未详）、枚乘等，“皆以文辩著名”[6]。所谓“文辩”即能文善辩，而善辩正是游士的特长。游士乃战国遗风，他们超脱了宗族与田产的双重羁绊，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种“自由流动的资源”[7]，对自己的出处去就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与帝国统治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这些宾客文人与藩国诸侯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就藩国诸侯而言，他们可以“自治民聘贤”，所以极力“招致四方豪杰”，罗致人才，以之同中央政权相抗衡。所以他们往往对宾客表现出更高的礼遇与诚意。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答晋安王书》云：

昔梁王好士，淮南礼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惟藉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己，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8]

由此可见，后人对这种宾主关系是何其仰慕与叹赏。

就文人学士而言，他们往往既富文才，又不乏政治抱负。邹阳《上书吴王》写道：“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9]这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游谈之士”，与某个政治中心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合则留，不合则去；而留与去的选择，主要看藩王是否“底节修德”。枚乘、邹阳、严忌三人先游吴，后又去吴共游梁，不就是这种政治选择的表现吗？

要之，藩王与文人无非是一种主与客的关系：主应该礼遇客，客则可以抗礼主，讽谏主；但客不可凌驾于主之上，至多只能“去之”而已。所以，当梁孝王刘武因谋求为汉嗣，杀了袁盎（前200—约前150）时，枚乘、严忌虽以为非，却“皆不敢谏”[10]。说穿了，无论文人有多高的文采才华，当他们身居藩国之中时，在政治上只能是藩王的文学侍从而已。

而且，与大一统政治形态的逐渐强化同步，文人依附诸藩王的政治目的渐次淡化。他们在某个政治中心的聚合，就更多地包含着寻求文艺上的知音同好的动机。

例如，汉景帝刘启因枚乘曾规谏过图谋叛乱的吴王刘濞，“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11]。枚乘留恋在梁园时“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的生活，不正表现出梁园宾客以诗酒风流相交结的情怀吗？所以，他宁愿不做官，也要继续“与英俊并游”。

又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12]。司马相如放弃在大汉朝廷中武骑常侍的官职，加入梁园宾客的行列，不也是因为他对邹阳等文学之友相见恨晚、思欲一展辞赋之才吗？

如果说梁园宾客的时代还存在着若干个并峙的政权可供文人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在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日益完善的情势下，文人学士就只能无可选择地云集京师，充当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了。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始，即“以蒲轮迎枚生”[13]，将枚乘召至朝廷。接着，他又招延四方文学辩说之士待诏金马门，严助（？—前122）、朱买臣（？—前115年）、吾丘寿王（生卒年未详）、司马相如、主父偃（？—前126年）、徐乐（生卒年未详）、严安（约前156—约前87）、东方朔（前154—前93）、枚皋（前153—？）、胶仓（生卒年未详）、终军（约前133—前112）、严葱奇（生卒年未详）等，“并在左右”[14]。汉武帝的目的无非是把文学辩说之士从诸侯王那里吸引过来，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东汉初班固（32—92）的《两都赋序》描写汉武帝时辞赋创作的盛况道：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按，当为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15]

这段描写文字告诉我们，“言语侍从之臣”是个整体概念，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而与各有所司的“公卿大臣”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区分“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的标准，不完全在于出身与官位，而主要依据其职业分工。从出身看，“公卿大臣”中的萧望之（前114—前47）、董仲舒（前179—前104）等人门第并不高，而“言语侍从之臣”中却包括刘向这样的贵族；从官位看，东方朔与董仲舒同为太中大夫，却分属“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而从职业分工看，凡属“言语侍从之臣”，就要“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以文学写作为主要职业，而“公卿大臣”只是“时时间作”，偶尔涉猎文学写作。

因此从总体上看，汉代“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16]，职业是“在左右，诙啁而已”[17]。帝王掌握权柄，对他们“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8]。诸如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似优”[19]；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20]；又《汉书》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武帝）颇俳优畜之”[21]，凡此皆可为例证。这与枚乘“久为上国大宾”的境遇，已经不啻天壤之别了。

尽管如此，梁园宾客所体现出来的较为平等的主客关系，作为一种富于自由结合力的关系形态，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已然冰消瓦解，但却以一种抽象的存在形态而影响于后世。在后世，较开明的君主及其子弟接引文人学士之时，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现出一种富于平等意味的态势，以淡化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同样，后世狂傲不驯的文人学士期遇明主之时，也总是在精神上企望抗礼王侯、平视公卿、出处自如的。

同样是“言语侍从之臣”，却又有着独特的主客交谊的文人集团，值得特别一提的有汉末建安年间（196—220）“三曹”与“七子”这一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年间具有政治领袖地位的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父子，辅以各自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成为当时文坛的核心。南朝梁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22]

同时钟嵘（约468—518）《诗品·序》亦谓：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23]

三曹既凭借优越的政治地位，又仰赖过人的文学才华，于是几乎搜罗尽当时知名的文人学士，形成“俊才云蒸”、“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包括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幹（170—217）、阮瑀（？—212）、应玚（177—217）、刘桢（？—217）。“七子”之称始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24]

东汉后期士阶层的力量明显壮大，在政坛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在清议中，士阶层“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等称号[25]，标志着继战国时代之后士阶层再度的群体自觉。曹丕的表彰七子，无疑是这种群体自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了政治中心对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七子的成名原本与曹氏父子无关，在他们成名之后，曹操才逐渐将他们搜罗到自己麾下，这一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说得很清楚。他写道：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26]

“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简明扼要地描绘出曹操网罗文士的一时豪举。

七子有大致相似的政治态度。他们多数人尽管或先（如王粲、陈琳）或后（如孔融、刘桢）同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但又都在较长时间里忠心耿耿地为曹操效力。

例如，孔融16岁就“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27]。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刘协征召他为将作大匠，此事当为曹操一手操纵。所以在此后八九年中，孔融一直是曹操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只是后来由于他的性格迂腐疏狂，“发辞偏宕，多致乖忤”[28]，才触怒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被杀，牵连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