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

从西汉时期的梁园宾客到东汉建安年间的邺下俊才，历时300多年，中国古代的侍从文人集团渐趋定型。

大致而言，侍从文人集团有两种类型：一是隶属于宫廷的文人集团，这是主要的类型，如汉武帝金马门侍从、汉末鸿都门学、建安七子、竟陵八友、唐初文章四友、明初三杨等；二是隶属于藩王贵族的文人集团，如梁园宾客、晋二十四友、明中叶赵王宾客等。这两种类型都是由文人群体围绕着某个政治中心开展文学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功能，展示出相似的文学风貌。

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由侍从文人集团与政治中心的代表（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的关系，以及侍从文人集团自身的构成方式所决定，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这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概括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以下分别例述之。

一、“宣上德而尽忠孝”

侍从文人集团对政治中心的代表人物（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具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他们与这些政治中心代表人物的最佳关系形态，无非是主客关系，而这种主客关系乃从家族关系中派生出来，早已渗透着主从乃至主奴关系的基质了。

中国古代的主客关系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阶段，表现出较为平等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西汉时期是一个阶段，从较为平等过渡到不平等；东汉时期是一个阶段，客对主形成较为固定的隶属关系；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阶段，主客已近乎纯粹的主从、主奴关系了。[2]

在西汉时期，主客关系的形成往往出于双方的志愿，或由于主人的招诱，或由于宾客的依附，原则上是对等关系，其结合是不牢固的，因此出现了梁园宾客这种特殊的文人群体，并为后世文人所艳称乐道。例如南朝齐沈约（441—513）《高松赋》中写道：

于时风急垄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悬。檀栾之竹可咏，邹、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远，孤射之想悠然。擢柔情于蕙圃，涌宝思于珠泉。岂徒为善之小乐，离缴之短篇，若此而已乎？[3]

当时王俭（452—489）有《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谢朓（464—499）有《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沈约此作当即同时应教之作。这里沈约以“邹、枚之客”自喻，文外之意盖以齐竟陵王萧子良（460—494）比作梁园主人，以称美竟陵王与“八友”之间的主客相得。可见梁园宾客对后代的侍从文人集团起到一种典范作用，成为一种理想范型，为后人所仰慕和憧憬。

然而，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型毕竟只是汉初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日趋完善以后，它是注定要崩毁的。即便是在社会分裂动荡时期，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型也难以再度重现。建安七子不就只能充当“雍容侍从”的角色吗？这和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历史毕竟在行进着，“天下以市道交”[4]的战国遗风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大一统的社会里，权势阶层需要知识阶层的策略辅弼和文化参谋，知识阶层也需要权势阶层的政治提携和权力赞助。于是两个阶层就以各自的利益需要而相互结合，但这种结合从来也不是平等的，在专制极权制度下尤其如此。从本质上看，权势阶层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知识阶层只能居于仰人鼻息、依人羽翼的地位。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权势阶层即使不是役使知识阶层，至少也是戏弄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只能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权势阶层。

在中国古代社会，侍从文人集团是知识阶层中与权势阶层关系最密切的集团，也是最富于政治依附性的集团。他们即使被尊为上宾，说穿了，也不过是政治权势人物手中的工具、权力的点缀罢了，更何况等而下之被视为“倡优者流”呢？除了“朝夕论思，日月献纳”[5]，为帝王贵族解忧破愁或张大声势以外，侍从文人集团还能有什么更高尚的职责、更积极的功能呢？

我们不妨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刘询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充当“言语侍从之臣”。宣帝多次让王褒等人随从巡猎，每到一处宫馆，就命王褒等写作辞赋，歌功颂德，并品第其作品高下，各赐以金帛。群臣多以为这么做是“淫靡不急”，宣帝却自有高见，他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6]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孔子的话，出于《论语·阳货》篇。[7]宣帝引此为据，可谓一语破的地道出了“言语侍从之臣”献辞作赋的文化功能。而宣帝太子对乃父的意图不仅心领神会，而且身体力行。一天他身体欠安，郁郁不乐，宣帝命王褒等赴太子宫，以娱乐方式侍奉太子。王褒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这种艺术治疗术的确十分灵验，不久太子就痊愈了。于是太子常常令后宫贵人左右，时时诵读王褒的《甘泉赋》及《洞箫颂》。[8]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虽无太子之名，却已有太子之实。建安十七年（212）五月，曹丕在园林中大宴宾客。与会宾客除王粲、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等七子中人以外，还有从远道应征而来的吴质（177—230）。主人是曹丕、曹植。宴会在迎风馆内举行，馆中张着红色的帷幕。宴会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队队女乐，既歌且舞。酒酣耳热之际，曹丕首倡作诗，题名《公宴》，曹植等人相继酬和，赋诗称寿。黄昏以后，月明中天，诸人同乘并载，畅游后园。清风渐起，悲笳微吟，文人雅聚，及时行乐，直至夜深，才纷纷散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皮之会”，亦即现代人所艳称的邺下文坛盛会。

但是，王粲等人毕竟只是曹丕的“知音”兼“门人”，参与南皮盛会，只不过是“侍左右”，以期“并骋材力，效节明主”[9]而已。而曹丕已在继承权的争夺中取得胜利，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自己的文学才能，结交身边的和曹植府中的文学庶子，并对驻守邺城的精兵统将表示友好，所以才举行这次盛宴与游园。这完全是一次公子豪举，并带有明显的张大声势的政治目的。

侍从文人集团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作为侍从的文人不能不塑造出特殊的奴性人格和依附心理。只要依据专制统治的要求，对自我天性进行改造、修整、扼制，个人便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自身所求如愿以偿。所以东方朔《答客难》说：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10]

在侍从文人看来，为专制君主所用，尽职尽忠，反而是顺天性之自然。如王褒《洞箫赋》，咏竹制为箫，云：“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11]在侍从文人的心目中，世界似乎是专为君主贵族设计的，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供君主驱使的犬马。王褒在《圣主得贤臣颂》中说得十分坦率：“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圣主”犹如良御，贤臣好比骏马，“人马相得”，便可“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12]。侍从文人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命运完全维系在君主身上，仰其鼻息，投其所好，供其驱遣驾驭。

韩非（约前280—前233）早就指出：“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13]屈身于“倡优者流”的侍从文人，至少在他们恪尽侍从之职的时候，岂非大多是这样的“唯唯诺诺”之辈？

因此，侍从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首先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只能是遵命文学，或是太平盛世的点缀，或是文德武功的煊赫。

梁园宾客与汉廷“言语侍从之臣”是汉赋的创作主体。班固说赋的文体功能是“宣上德而尽忠孝”[14]，林纾（1852—1924）说赋“为体无他，颂扬也”[15]，这确是抓住了汉大赋内容的基本特征。汉大赋的题材、体制、构思、风格，在西汉200多年中并无明显的变化与差异，共性远多于个性。司马相如和扬雄（前53—18）分别处于西汉的极盛时期和衰亡时期，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却同样铺张扬厉。王褒、班固、张衡（78—139）的品格志趣颇不相同，而王褒的《甘泉宫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面貌却极为相似。政治兴衰与作家个性对文学的影响，在汉大赋中几乎被湮没无存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格结构的相似性”的文学展示。

宋人苏轼说：“西汉风俗谄媚，不为流俗所移，惟汲长孺耳。”[16]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汉大赋作家的内心隐微。于是，在西汉时期，“润色鸿业”的歌功颂德之赋泛滥文坛，其文辞大抵是夸张铺陈，即所谓“虚辞滥说”[17]。虽然有的作品曲终奏雅，结以讽谏，但“劝百风一”[18]，多半流于形式。

例如，枚乘的《七发》，设言吴客对楚太子开导讽谕，陈说奇声、奇味、骑射、游宴、校猎、观涛等六事，最后归于“要言妙道”，不就是借以讽谕诸侯子弟，引导他们摆脱腐化的生活而归于正道吗？全文先是夸赞，后是进言，显然渊源于战国游士的游说之辞，但调子却低了八度，因为是出自侍从之口了。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更是以齐楚诸侯苑囿之大、游猎之盛为铺垫，盛称天子之事，但最后却写天子罢游猎、崇节俭，“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19]。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等赋，也以瑰丽的文字、激昂的笔调夸耀汉天子的权威和民族统一的强盛，最后归于讽谏。而班固的《两都赋》则干脆以为汉帝宣扬德教为主旨了。

侍从文人的歌功颂德，无非是为了满足帝王贵族的精神需要。王充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20]东方朔曾批评汉武帝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樷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21]这里所揭露的正是汉代最高统治者在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穷奢极欲地占有与享乐的文化心理。而汉赋的铺张扬厉，不正足以满足统治者的这种需要吗？

让我们再看看建安七子吧。七子的文学创作大抵可以以归附曹操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在绝对时间上虽然没有统一的界限，但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他们前期创作的主要内容是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则是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壮志，颂扬曹氏父子。[22]也就是说，七子一旦归附曹氏父子，成为“雍容侍从”以后，创作内容就不能不适应曹氏父子的政治需要，以歌功颂德为主调了。于是，建安时期慷慨多气的时代风格[23]，也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