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性是私学和书院最重要的结构特征，也是学术派别构成的基本方式。

宗法性首先表现在，私学和书院都是以宗法观念为内在凝聚力的。

守师承，传学旨，这是私学和书院中极为普遍的事情。在汉代私学中，特别讲究“家法”。汉初儒生传授经学，都由口授，各有一家之学，如传《易》的有田生，传《尚书》的有伏胜，等等。数传之后，句读义训，互有歧异，又分为各家。如传《易》者后有施、孟、梁丘三家，而施氏又分张、彭二家，孟氏又分翟、孟、白三家，梁丘又分士孙、邓、衡三家。师所传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界限甚严，称为家法。朝廷立五经博士，试博士弟子，都先试家法。如稍异家法，则攻讦顿起。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东汉光武帝时，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12]。可见家法一杂，诸生便要上书告状，连博士也做不牢了。所谓家法，无非是学术派别的宗法，与氏族宗法显然是一脉相传的。

为了张扬宗法观念，书院往往供祀先贤。读书人入学，必礼先圣、先师，初见于《礼记》的《月令》和《学记》。唐代以后学校也都祭祀孔子。而书院供祀先贤，特别是祭祀一个学派的先辈，则始于朱熹。《白鹿洞志》载：朱熹“作竹林精舍，释祭先圣先师，以周、程、邵、司马、豫章、延平七先生从祀”[13]。“周”指周敦颐，“程”指程颢、程颐，“邵”指邵雍，“司马”指司马光（1019—1086），“豫章”指罗从彦（1072—1135），“延平”指李侗（1093—1163），他们都是北宋以来著名的理学家。这就是所谓崇道统、尚宗传，递相标榜，务自尊大。书院祀礼先贤，不仅包括本学派的道统和宗传，也包括本师。如朱熹所祀李侗和罗从彦，就是他的老师和太老师。这也成为书院祀先贤的一个传统。

清代乾、嘉之际，从阮元诂经精舍开始，有些书院专祀有功于经史之学的汉儒，如许慎（约58—约147）、郑玄（127—200）、司马迁、班固等，其目的则在推重汉学传统。

要之，书院祀先贤，旨在推崇学统，“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14]，提高本学派的地位；而纪念本师，则为了标明或保持本学派的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气。这颇有宗教祭祀的意味，也带着家族传承的遗风，是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氏族宗法观念的混合物。这种宗法性特征，对学派的集团规范起着一种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和强化作用，促使集团规范转化为集团成员的心理需求，使集团成员在对理想人格和学派传统的景仰膜拜之中，把学派的道德意识、学术思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意识。

私学和书院的宗法性特征，具体化为一种实体，就是师生之间情谊深厚，交相团结，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宗法性社会集团，这就构成了学术派别。

在封建社会里，官办学校的掌教者由官府派充，生员无所选择。州县学按籍贯入学，学官也不能超越区域，广收生员。私学与书院的情况与官学不同，学生既可以择师，大师也可以选生。一些有名的大师，或自己设帐授徒，或由景仰者拥立精舍，生徒多为倾慕师学而来，出于自愿。有的来自本乡本土，有的则不远千里跋涉而至，没有任何限制。生徒还可以中途易师，十分自由。大师收徒，有的来者不拒，有的则严加选择。

由于私学与书院自由择师，倾慕在先，道义为重，所以师生之间以诚相感，往往一日为师，终生不忘。在私学与书院中，师生共处一堂，即使风雨如晦，仍然朝夕讲业请益。师生之间提倡质疑问难，接触频繁，因此了解较深。再加上私学与书院不定年限，有的生徒跟随大师很久，感情笃厚。正因为如此，私学与书院师生情谊之深，是官方学校所无可比拟的。

私学与书院师生之间这种尊师爱生的深厚情谊，犹如家庭父子之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史·张伟传》载：张伟“学通诸经，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虽有顽固，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15]。师长既以“孝悌”为教，而生徒遂以慈父待之。

明人湛若水与其师陈献章（1428—1500）的交谊，更生动地说明师生关系与父子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同构对应关系。陈献章对湛若水极为器重，临终前曾赠诗三首，自跋云：

达磨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按，湛若水初名露，字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16]

他直视湛若水为自己学术思想的衣钵传人。而湛若水对陈献章也极其情深，陈献章殁后，他说：“道义之师，成我者与生我者等。”于是“为之制斩衰之服，庐墓三年不入室，如丧父然，其精诚意气，凝聚于师弟之间”[17]。后来湛若水仕路通达，“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18]。

湛若水所谓“道义之师，成我者与生我者等”，不正表明尊师如父是私学与书院的生徒的自觉意识吗？俗话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19]，不过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夸张概括罢了。

因此，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的私学与书院制度，在骨子里无非是一种宗法性的组织。这种宗法性特点，首先表现为一种集团的道德规范，如朱熹《白鹿洞教条》制定：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20]

五伦之教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精神支柱，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私学与书院这种宗法性组织的行为规范。而且五伦之教作为一种集团规范，不仅外化为私学与书院公共生活秩序的规定，如尊师爱生等，而且内化为师长与生徒各自主体内部的自觉意识，对他们的行为方式构成一种心理动能、心理压力。因此五伦之教成为维系私学与书院制度的一种有效的精神纽带。

私学与书院的宗法性特点，还表现为师长与生徒一起确立门庭，形成学派这种实体化的学术性社会集团。例如，从学或问学于金溪槐堂与贵溪象山精舍的陆九渊的弟子，《宋元学案》称之为“槐堂诸儒”，收65人。[21]这些人学术浅疏，但在确立陆九渊学派的过程中却功莫大焉。为了开宗立派，他们先后采取了三次行动：

第一，屈己从师，以立槐堂。陆九渊最初的弟子，年辈皆长于陆。如邹斌、李缨“二人与先生兄弟年辈相等，而能屈己以从，首崇师道，为闾里率先”[22]；朱桴、朱泰卿兄弟，“年皆长于象山，而师事之”[23]。这种论学不论齿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众星捧月之势。凸显学派的核心人物，以某一个或某几个核心人物作为集团的领袖，这是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基本构成方式。

第二，筚路蓝缕，创建象山。淳熙十三年（1186），即陆九渊48岁那年冬天，他奉旨主管台州（今属浙江）崇道观，归故乡抚州金溪（今属江西）讲学。次年（1187），弟子彭兴宗登贵溪应天山为陆九渊筑精舍，请陆讲学。以山形似象，改应天山为象山。门人纷纷前来，结庐而居，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他郡学士，也时来访谒。《年谱》载：“先生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每年“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归，中间亦往来无定。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24]。这是陆学的极盛时期，也是一段艰苦创业的时期。傅梦泉《曾潭讲堂记》记载陆门师生“播起道里，衡宇敝陋，居用草创，舍诸生者仅三尺地。每为客子连榻居之，日则支接宾识，拣讨馈饷，以资学侣。与先生任勤劳，蔬粥无时，不堪充肠……”[25]。

第三，上书著文，力争陆学地位。嘉定八年（1215），陆九渊去世后23年，槐堂弟子以严滋为首，向朝廷呈状，请赐陆九渊谥号。嘉定十年（1217），陆九渊获得“文安”谥号，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这标志着陆氏学派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足以更积极地发挥传播理学思想的文化功能，也更积极地与程朱学派相互抗衡、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封建末世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陆氏学派终于找到了自身在封建文化中的确切位置和适当角色。

陆氏学派的这种形成过程，堪称宋明理学诸学派和清代主要学术派别的形成过程的典范。它们的本质都是宗法性的社会集团。

在明清时期，也有一些“异端”学者，力图超越宗法关系，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集团。如明代泰州后学著名学者何心隐（1517—1579）所倡导的“会”，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集团。这种“会”，以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为基础，统于君师，极于朋友。何心隐认为，“交尽于朋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或交而比，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都是不正常的，都只是“八口之天地”。只有朋友之交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而师则是“道之至”、“学之至”[26]。李贽（1527—1602）在《何心隐论》里说：“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27]这深刻地揭示了何心隐思想的特点。何心隐把朋友关系、师徒关系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就建立了一种“会”。“会”代替了一般的身家，家则隶属于“会”。

而且，“会”不仅是一种讲学的组织，还是一种社会运动的集团。这种“会”的成员，在“亢龙在田”的时候是师友，在“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君臣。无论是师友还是君臣，所传的都是那么一个“道”。何心隐要求，“会”众必须团结，这就是“群”；“会”众之间财富必须均平，这就是“均”。既“群”又“均”，则无问彼我，万物一体。团结而又平均，这不正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吗？[28]这是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只能是一种幻想。但它却透示出，倘若过分强调师友关系，那么由此所形成的社会集团，也许会超越封建统治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从而对正常的统治秩序造成威胁。

一方面，私学与书院的这种师徒关系的密切与学术师承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29]，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对封建文化的巩固与传播起着积极的功能；另一方面，以私学与书院为基地而建立的学派，以师徒关系为主要纽带，以学术师承为角立门户，构成与统治集团不即不离的一种文人集团，这又不能不对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尤其是对大一统的专制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历代的学术派别和学派纷争就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发挥其文化功能，并对文学风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班固：《汉书》，3620页。

[2] 参见吕思勉：《秦汉史》，7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如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见范晔：《后汉书》，2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