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同学派的文学风貌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不同的学派思想，必然派生出特定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制约着这一学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同时，学派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往往以各自的语言艺术形式，表达各自的学派思想，并且强化各自的学派思想。在这里，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形成了一种社会互动关系。在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中，学派思想和文学风貌一方面是自主的，是依照各自的内在规律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又是不自主的，必须把对方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行为选择和目标决定作为自身展开的前提，并随时调整与对方的关系。

宋代程朱学派的理学思想及其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就很有代表性。

程朱学派是宋代新崛起的儒家学派，程朱学派的学者自命继承孔、孟的道统，极力宣扬义理性命之学。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人，至朱熹而集大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派思想体系。

程朱学派以“天人相关”或“天人合一”这种自然法则的原理作为基础，先把自然事物和人类说成有亲子关系——“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1]他们进而证明，封建宗法的社会秩序恰恰体现了这种自然规律，符合“天经地义”。这种循环论证就是理学家所说的“推理以存义”[2]，即推求自然法则来巩固人事伦理和社会秩序，它构成理学思想的核心。

根据这种自成体系的理学思想，程朱学派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主张，以此指导文学创作，或者评论作家作品，这就形成了程朱学派独特的文学风貌。

周敦颐首创“文以载道”之说，开重道轻文的时代风气。他在《通书·文辞》中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

在他看来，“艺”是末枝，“实”才是本根，徒事文辞而轻视道德，这不是舍本逐末吗？程颐进一步断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丧志”。他认为，世上只有一种学问，那就是理学（道学），道是本体，文只是工具和附庸，专求文章之工，而舍弃追求道体，这不是得不偿失吗？[4]朱熹则提倡文道合一之说，他反对“道自道，文自文”的看法，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文便是道。”[5]

同样地，程朱学派也把诗歌看作吟咏性情、涵养道德的工具。邵雍强调“以物观物”，认为：“虽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性情哉！”[6]程颐指出：“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7]他们都说的是这个意思。惟其如此，程朱学派的文学创作，大多以尚理见长，有的甚至充满了迂腐的气息。南宋时刘克庄（1187—1269）曾经批评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8]

比如邵雍的《击壤集》，享誉一时，流芳百世，成为理学家诗的典型。明人朱国桢（1558—1632）《涌幢小品》说：“禅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民，觉世唤醒之妙用也。”[9]这就是说，邵雍作诗的本意，以修辞为末，以论理为本，旨在将理学思想通俗化。但平易固然平易矣，却往往丧失了诗情诗意。如他的《生男吟》诗道：

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10]

这样的诗歌，如同口述，毫无诗味，甚至连起码的状物写意也没有，还能算得上是诗吗？

元人金履祥（1232—1303）编辑诗歌总集《濂洛风雅》，选录周敦颐、程颢兄弟以至王柏（1197—1274）、王榀（生卒年未详）等48位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成为程朱学派谈理之诗的总汇。[11]这些诗歌也大多意境平庸，词采枯涩，甚至连理趣也相当贫乏。而明代理学家竟然专学此格，以鄙俚为高，钱钟书（1910—1998）《谈艺录》写道：

世所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盖出《定山集》卷四《游茆山》：“山教太极圈中阔，天放先生帽顶高”；白沙《寄定山》亦曰：“但闻司马衣裳大，更见伊川帽桶高”，真唱予和汝矣。[12]

《定山集》的作者是庄昶（1437—1499），字孔旸，号木斋，晚号活水翁，学者称定山先生，江浦孝义（今属江苏南京）人。明景泰七年（1456）乡试举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他是明中期性气诗派的代表作家。“白沙”指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学者称白沙先生，新会（今属广东）人。他是明代理学江门学派的创始人。庄昶和陈献章这样的诗歌，和打油诗岂非相去无几！

当然，邵雍的诗歌也不尽是打油诗，他只不过不苦吟以求工，有些诗还是很工于修辞造句的。如他有一首《懒起吟》诗，就很富情味：

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欢起，帘外落花撩乱飞。[13]

以“帘外落花撩乱飞”的景色，描写梦觉后若有所思的迷懵，意韵深长。

至于朱熹讲究文道合一，他的一些诗歌就更富有理趣了。他的诗风自然冲淡，带有思致，不事藻绘雕琢，颇具魏晋清远高旷、淡雅精微的风神。尤其是一些以生动意象寓托深刻哲理的七绝，灵气秀发，余味无穷。如《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14]

朱熹曾说：“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15]他以人心为活物，主张由已发之人心来体会未发之性，于是鸢飞鱼跃，心无不以，流行发用，皆为源头活水。《观书有感二首》作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秋，朱熹在崇安，自称：“心闲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工夫处。日前真是一目引众盲耳。”[16]于是写下这两首诗。这两首诗都是从“已发”的情感体验中，抒发诗人对儒家圣人之道别有会心时的喜悦心情，“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17]，寓哲理于生动的意象之中，充满了流动的勃勃生趣。

而另一方面，理学家的文学批评，也总是带着“文以载道”、重道轻文的有色眼镜的。如程颐批评杜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句，说：“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18]朱熹评论唐宋诸家的文章虽然多所肯定，却不满他们不务先明义理，“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枉费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19]。因此他认为，古文与时文一样，“其使学者弃本逐末”[20]，为害匪浅。

即使在欣赏诗歌中所描写的自然景物时，理学家也多抱着“看道理”的态度去品味。程颢和朱熹都曾称赞北宋文学家石延年（994—1041）的名句：“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用程颐的话说：“此语形容得浩然之气。”[21]南北宋之际的理学家张九成（1092—1159），阅读杜甫“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的诗句，也说：“子美此诗，非特为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彻处，往往境界皆如此。”[22]罗大经（1196—1252后）《鹤林玉露》据此总结道：“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23]所谓“可玩索处”，岂非以理学思想诠释文学形象吗？这么一来，文学与理学就可以在内质上互相沟通了，“文便是道”了。

因为拘泥于学派思想及其派生的文学观念的准绳，程朱学派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有时就不免矛盾百出。当他们的批评对象和他们的文学观念扞格不入时，他们只好曲为解说。例如，朱熹看到了这么一种现象：“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24]怎么解释这种文、道不相统一的矛盾现象呢？朱熹在《通书·文辞》注中说：

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正谓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25]

细想想，他的解释还是难以自圆其说。既然作文害道，文可以不学而能，何以无张载（字子厚）的笔力，就写不出《西铭》？如果有德而不能言，那德又何所得而见？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朱熹对于古文家，一面批判他们，一面又主张学习他们——当然是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他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26]

为了采择历代文章，以为写作范本，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专门编选了《文章正宗》一书。他的选文标准是：“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27]他认为，只有“穷理而致用”的诗文，才算得上“文章正宗”[28]。

要之，程朱学派的主要文学风貌就是重道轻文，充满着伦理道德的说教、明心见性的体悟和格物致知的品位，以滞重的说理议论见长，往往忽视诗的意境、文的风神以及辞章的优美动人。这种文学风貌，同以阐发孔孟之道，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为己任的理学思想，不正是互为表里的吗？

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每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都以其学派思想规范着学派的文学风貌，而每一个学术派别的文学风貌也都鲜明地表征着其独特的学派思想。如陆九渊象山学派，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王守仁心学学派，黄宗羲（1610—1695）史学学派，清代乾嘉汉学学派等，无一不是如此。学派思想的对立和角逐，从不同的角度上说，也同时是学派文学风貌的争长、排斥和制约。

学派思想与其文学风貌的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学派的集团意识所决定的。首先，学派的集团意识，从整体上说，必须而且必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既是整体的有机构成，又与其他组成部分和谐共处；学派思想和学派的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其次，学派的集团意识总是具有一种内在凝聚力，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它产生强大的向心作用，共同加强、增进集团意识。因此，学派思想及其文学风貌总是最终指向学派的集团意识，充分发挥巩固学派的功能，而决不会随便地背离学派的集团意识，拆学派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