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学派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道”、有得于“道”，又怎能不博学兼采呢？

开创学派的大师必须兼取诸家之长，传承学派的学者又应如何呢？传承学派的学者往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死守师说，不逾规矩，无所创发；一种是虽名宗师，实有新义，信师而又疑师，而且吸收别家之长。前者往往导致学派的僵化，如朱熹门人真德秀“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22]，其支流更是“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23]。全祖望曾批评清初中期学风道：“近世之自署为朱学者，迂疏陈腐，但欲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以是为弗畔。锢其神明，塞其知觉，而朱学反自此而晦。盖举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一切废之，朱学岂其然乎？”[24]后者则促使学派发生新变，从而保障学术文化得以健康发展。

如朱熹门人黄震著《东发日钞》百卷，“折衷诸儒，即于考亭（按，即朱熹）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25]。全祖望在《泽山书院记》中评价黄震“所造博大精深”，说：“先生则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搜，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按，朱熹曾在福建建安建精舍讲学）旧讲，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26]

又如宋元时，浙东金华学派有“北山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8，字子恭，号北山）、王柏（字会之，号鲁斋）、金履祥（字吉父，人称仁山先生）、许谦（1269—1337，字益之，号白云山人），上承朱熹女婿黄榦（1152—1221），一脉相传，自然是宗主朱学的。但金华学派中人都不墨守朱说。《宋史·何基传》说：“基淳固笃实，绝类汉儒。虽一本于（朱）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27]王柏也从不轻信盲从，与何基反复问辩，对朱说尤多创见。清初黄百家（1643—1709）在《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说：

鲁斋之宗信紫阳（按，即朱熹），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按，朱熹曾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于《中庸》则以为《汉志》中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岂有心与紫阳异哉！[28]

金履祥著《论语孟子集注考证》，黄百家称赞道：

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明确指出学术之传乃在于不墨守师说，而有所创发。《元史·许谦传》也评论许谦：“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30]正因为如此，金华学派为朱学别开一生面。其受吕祖谦浙学的影响，注重文献考订，兼以文章名世，实开有明一代学绪之盛。

再如王艮（1483—1541）尝执贽于王守仁门下，但却不守师说，另创学派。董燧《王心斋先生年谱》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王艮55岁时说：

时有不谅先生者，谓先生自立门户。先生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31]”

所谓“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表面上是为“自立门户”辩解，而实质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正是承认了“自立门户”的事实。王艮虽瓣香守仁，却坚持独立思考，所以“时时不满其师说”[32]，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33]，从而独创泰州学派，“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34]。这真是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历代学派纷争所倡导的敢于争鸣的精神和集思广益的学风，对历代文学风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不仅加强了文学干预社会、参与政治、阐发思想的自觉意识，也促成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

南宋时期，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在朱熹的程朱学派和陆九渊的象山学派之外独树一帜，堪称鼎足。他们不屑于龂龂论辩“性即理”抑或“心即理”，而是把他们的思想触角更直接地伸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这种现实性和战斗性，酿造出他们鲜明的文学风貌。

陈亮在《书作论法后》中说：“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辞句之间，则亦陋矣……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35]他所说的“意与理”，与一般理学家的性命之学不同，主要指对历史兴废和现实斗争的认识和主张，即所谓“伯王大略，兵机利害”[36]。

在政治上，陈亮“修皇帝王霸之学，而以事功为可为”[37]，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38]。陈亮决心要做一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39]的思想斗士，曾经同朱熹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淳熙九年（1182）初春，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浙江衢州、金华一带，身为布衣的陈亮登门造访。围绕着“王道”与“霸道”、“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等问题，两人进行了为时十天的面对面的辩论。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因畅论时事，被罗织入狱，出狱后，朱熹写信指责他“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但陈亮毫不苟同，据理还击：“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40]于是，他们二人又开始了一场以书信形式进行的、历时数年之久的“王霸义利”之辩的大论战。

陈亮坚持畅言“伯王大略，兵机利害”，以抗金救国为志向，所以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虎虎生气和慷慨情调，如金鸣玉振，彪炳一世。这种文学风貌，首先表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如四封著名的《上孝宗皇帝书》。[41]清康熙间姬肇燕称道：

为文章，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以祖宗之业为不可弃置，子孙之守为不可偏安。其崇论宏议虽备见于全集，而此四书中为尤备，岂与庸庸碌碌之辈，低头而谈性命无补于时者，所可同日语哉？[42]

陈亮的政论文智略横生，议论风凛，兼有兵家的凌厉气势和纵横家的驰骋风度，风格俊丽雄伟，如珠明玉坚，芒彩烂然，透出纸外。代表作《酌古论》、《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等，针砭时弊，指画形势，大笔如椽，气象雄伟。这些政论文的基本特征，就是畅所欲言，豪迈矫健，独自树立，的确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43]。如作于淳熙五年（1178）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文中还痛斥那些空谈性命的道学家：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见解深刻，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作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写道：

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通而为一哉？江傍极目千里，固将使谋夫勇士得以展布四体，以与中国争衡者也。[44]

全文有理有据，意高义宏，敢言人所难言，的确有一股堂堂正正之气。又如《又甲辰秋书》中的一段文字：

研穷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45]

在这段文字中，陈亮所描绘的自己和诸儒（理学家者流）的区别，不仅是学风的差异，也是文风的泾渭，更是人格的不同。如此豪情，如此议论，岂非“雄才壮志，横骛绝出，健论纵横，气盖一世”[46]！

在文学史上，陈亮尤以词人著称。叶适在《书龙川集后》说：“又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47]陈亮这种用词来感时论政的自觉意识，比起同辈的辛弃疾（1140—1207）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的词作，往往硬语盘空，豪情迸发，雄健刚劲，在豪放词坛上也自能独树一帜。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念奴娇·登多景楼》：“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48]如此等语，以政论入词，形象鲜明，情感奋发，而又立意高远，充分表现出陈亮为国为民奔走呼号的斗士形象。

叶适也和陈亮一样，从25岁“上西府书”到58岁罢官归乡里的34年间，不断地上书言事，指陈弊政，建议改革，倡言抗战。叶适的散文，藻思英发，语势流畅，“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49]。他的政论文，以经史之学为基础，从实际出发，分析细密而条理清晰，语言简朴而厚重有力，笔力雄放，文思瑰伟。他的记传文，也能“脱化町畦，独运杼轴”[50]，简洁明快，峻切峭拔。他的记、序文，则思致高妙，辞采发扬。代表作有《上殿札子》、《上宁宗皇帝札子》、《陈公墓志铭》、《徐文渊墓志铭》、《播芳集序》、《龙川集序》、《烟霏楼记》、《醉乐亭记》、《湖州胜赏楼记》等。这种文学风格，同他研玩经书，批斥朱、陆，于理学之外独立一派的学术风格，是一脉相通的。

学派纷争既然不排斥各种学术思想的兼收并蓄，它就不能不在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层面上，促使作家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这一点上，朱熹的诗文创作就是十分突出的事例。

朱熹不仅是宋代性理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融合宋代性理之学与经史文章之学的重要学者。正因如此，朱熹的思想比较活泼，也比较宽容。朱熹在40岁以前，曾下工夫学习作文吟诗，对中唐以来韩愈、柳宗元（773—819）、欧阳修（1007—1073）、王安石（1021—1086）、曾巩（1019—1083）以及苏洵（1009—1066）、苏轼、苏辙（1039—1112）等古文家的文章，都深有研究。直到晚年，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仍始终注意分别其人和其文、论道和衡文。他认为，重其人，不必即重其文；非其人，亦未必即蔑其文。对道与文的关系，也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