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集团与文学风貌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之党的构成方式盖有三端：一是太学集团，可以东汉党人为代表；二是进士集团，可以唐代牛、李之党为代表；三是讲学集团，可以明代东林党为代表。

下面先谈太学集团。

汉武帝时，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因为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因依据孔子养徒之数，曾增弟子员至3 000人，后又裁为1 000人。平帝时，王莽（前45—23）秉政，增天子之士即所谓“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博士弟子员，每岁课甲、乙、丙三科，凡100人，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这是西汉太学的一般概况，但是当时尚无“太学”之称。[1]

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爱好经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图书，云集京师洛阳（今属河南）。于是诏立五经博士14人，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29），初起太学。至明帝刘庄时，还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之才以受其业。至质帝刘缵时，太学生竟增至3万余人。诏令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职官，遣子就业于太学，受业满岁，课试以高等5人补郎中，次5人为太子舍人。[2]

可见，两汉太学生往往是官僚的后备军，而且多为豪族名门的子弟，在社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尤其到了东汉末年，太学生更成为一股势倾朝野的政治力量了。

东汉末年，太学生多从天下各处云集京师，所以时称“太学游士”、“京师游士”或“游学”。在聚集着成千上万人的太学里，太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游活动。太学生们的自由交游，不能不形成党同伐异的所谓“清流”。[3]特别是在太学生人数骤增的时候，为了支持朝廷内部外戚或官僚反抗宦官专权的行动，太学生的交游活动更有政治实际的需要了。

蔡邕（133—192）曾作《正交论》，劈头便道：“君子以朋友讲习，而正人无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义敦以正，其誓信以固。”其后更加申说：

至于仲尼之正教，则泛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可无贬也……今将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无乃未若择其正而黜其邪与？……与其不获已而矫时也，走将从夫“孤”焉。[4]

所谓“以朋友讲习”，所谓“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指的当是太学中学生的一般交游活动。一方面，“以朋友讲习”，加强了集团的力量；另一方面，“择其正而黜其邪”，分清了敌我的壁垒。对内的集团凝聚力和对外的集团行动，使太学俨然成为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

太学生的交游活动，是悖逆于汉代传统士风的。传统士风是士子在皇帝亲临裁决同异之下苦读诗书，埋头章句；而现在士子却不仅“交游以方，会友以文”，而且“择其正而黜其邪”，明明白白地分出正与邪的两个政治壁垒来，这就使士子的这种交游集结具有了政治的性质，并发挥了政治的功能。

所以，《后汉书·儒林列传序》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5]浮华者，华而不实之谓也。浮华是权势人物深恶痛绝的。东汉末年，曹操曾给孔融写信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6]曹操在这里恐吓孔融说：你别瞧不起我，以为我无德无能，我要清除你们这样的“浮华交会之徒”，还是绰绰有余力的。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承袭的正是太学遗风。

可见“浮华交会”是与专制皇权统治背道而驰的，它表明知识阶层已然不那么安分于做权势阶层的依附者和隶属者了。他们力图凭借“不切实用”的知识、学术（所谓“浮华”）与权势阶层分庭抗礼，构成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势力与政治势力。

仇览出入太学的故事，颇能见出太学中“浮华交会”的风尚。仇览又名仇香，字季智，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后汉书·仇览传》记载：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7]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东汉时京师的太学，已成为英雄云集、名士交结的所在。太学中的学生游谈成风，与固守经学的传统学风判然而别。经学是官方学术，犹如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乃一切学术之统辖；而游谈成风则显然带有某种非官方的文化色彩。正是在游谈交结之中，太学生“曳长裾，飞名誉”，有的更是常常“宾客盈室”，这不正是太学集团构成的基本方式吗？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集团绝不仅仅是太学生的独立组织，而是有坚强的政治权势人物做后台的。太学集团的形成总是有政治背景的，太学集团的活动也总是有政治权势人物作为政治领袖的。当时太学生的领袖是郭泰（128—169）、贾彪（生卒年未详）、符融（生卒年未详）等人，他们都与在朝官僚如李膺（110—169）、陈蕃（？—168）、刘淑（生卒年未详）等有密切的过从和交谊。尤其是李膺，本为贵公子，后官至司隶校尉、长乐少府，成为文人士大夫崇拜的政治偶像。《后汉书·李膺传》载：“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8]李膺俨然成为天下士流所宗仰的大宗师了。

同时，在朝官僚也自觉地借助太学集团的政治力量，结为部党。《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载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9]，可见一斑。甚至外戚也倚重于太学集团。《后汉书·窦武传》载，时当“岁俭民饥”，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多方辟召名士，“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10]。窦武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救济，而是有目的的政治联结，借以赢得太学集团的援助，壮大自身的政治势力。

于是，太学集团与在朝官僚就在反对宦官的共同旗帜下，集结成一股阵容壮大的政治势力，当时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称。[11]由此可见，太学集团的构成绝不是太学生之间的一种偶然的、随意性的聚合，而是以某些政治权势人物为核心的集团性凝聚；太学集团的政治活动也绝不是一种超功利的非现实性的聚合，而是在某些政治权势人物策划下的、有着明确政治指向性的政治斗争。

大要言之，太学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一是政治风潮，二是清议干政。前者较为激烈，后者较为缓和，但都是为专制统治所不容的、危害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

太学生的政治风潮，始于西汉。《汉书·鲍宣传》载：西汉哀帝刘欣时，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人鲍宣（前30—3）任司隶，以丞相孔光（前65—5）下属违法，派遣官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鲍宣闭门不肯纳。于是鲍宣以“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的罪名，被逮捕下狱。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第二天上朝时，太学生们阻挡住丞相孔光，以致丞相车不得行。接着，太学生又守阙上书，使鲍宣免于死罪。[12]《后汉书·欧阳歙传》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乐安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人欧阳歙（？—39）“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今属河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欧阳）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后来欧阳歙虽死于狱中，但他的冤案终究得以平反。[13]《后汉书·刘陶传》载：东汉桓帝刘志时，朱晖之孙朱穆（100—163）任冀州刺史，因为得罪“十常侍”之一的宦官赵忠，被降职为左校，刘陶等数千名太学生诣阙上书，为朱穆诉冤。桓帝览其奏章，遂赦免朱穆。[14]

由以上数例可知，两汉太学生的政治风潮，大多属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的举动，而不仅仅是聚众要挟当权者。三国魏末，嵇康因“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被诬处死，临刑前，太学生3 000人“请以为师”，未得准许[15]，这也是同样的正义之举。

南宋时太学风潮也时时而见。如光宗绍熙五年（1194），光宗赵惇因体弱多病，久不视事重华宫，太学生汪安仁等200余人上书。宁宗庆元间（1195—1200），太学生周端朝、杨宏中等上书，为赵汝愚辩诬，皆被罪，天下号为“六君子”。开禧间（1205—1207），丁大全（1191—1263）用事，用法律制裁众多士人，陈宜中、刘黼、黄镛等上书，被贬谪，亦号“六君子”。[16]所有这些，都是太学集团的政治风潮。

汉末的清议干政，始于品鉴人伦，即以只言片语品评人物。对于个人品格的标榜与品藻，直接关系到政治时局。因为士人的清议，自然会影响到朝廷察举和征辟的标准，也就是士人自己出处的标准。符融揭穿滥冒虚名的士人，就是清议衡人的生动事例。《后汉书·符融传》载：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融益以知名。[17]

晋文经与黄子艾以虚声夺人，竟影响到朝廷的察举与征辟，以致“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而符融的品鉴，则揭破了二人麒麟皮下的马脚，使他们名声扫地。这不也可以看出清议的力量吗？

东汉末年，用于品鉴人伦的“谣言”或“风谣”颇为盛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谣言或风谣的发生，本来与汉朝登庸官吏的察举与征辟制度有关。谣言或风谣概括了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便于流传，既是延誉上达的工具，也是贬刺奸邪的利器。在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权势膨胀、政治黑暗的形势下，谣言或风谣有了新的发展，被官僚以及太学集团拿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但用以褒奖同类，而且用以贬斥奸邪，赋予了崭新的政治斗争的性能。袁宏《后汉纪》记述“党锢之祸”初起，说：

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