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集团与文学风貌

唐代后期文坛上有一桩著名的公案，说的是李德裕（787—849）与《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的关系。

托名牛僧孺（779—847）撰写的《周秦行纪》，记牛僧孺赴进士考试，落第归宛叶（今河南南阳、叶县一带），经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南鸣皋山下，因迷失道路，留止于汉文帝母薄太后庙中，夜里与汉、唐妃嫔如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玉环等人宴饮嬉乐。托名李德裕撰写的《周秦行纪论》据此大发议论，说：“余得太牢（按，指牛僧孺）《周秦行纪》，反覆睹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1]在中国古代，攻击政敌有两种百发百中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一种办法是在道德上秽恶诬陷。《周秦行纪论》即采取前一种办法，指斥牛僧孺有觊觎帝王宝座之嫌。更有甚者，据说《周秦行纪》并非牛僧孺所作，而是李德裕的门人韦瓘（789—850？）所撰，见宋初张洎（934—997）《贾氏谈录》。[2]这样看来，李德裕岂非嫁祸于人、罪加一等吗？现代学者屡引《贾氏谈录》，著名的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皆以为然，此事似乎已可盖棺定论了。

其实，贾氏之论实不可信。岑仲勉在《隋唐史》第四十五节里曾对此作过辨证，认为韦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行辈还在德裕先”，他怎么可能是李德裕的门人呢？而且，“自武德元（六一八）计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3]。这两条证据有力地证明，《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皆为后人伪作。傅璇琮据此加以推测：“《周秦行纪》为晚唐五代人所作，为了诬蔑李德裕，托名牛僧孺所撰，因韦瓘与李德裕亲善，就又说此篇实际为德裕门生韦瓘所作，以显示李德裕之阴险，同时又伪撰《周秦行纪论》作为《穷愁志》中的一篇，以坐实此事。”[4]更准确地说，《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当为晚唐人的伪作。[5]此时“牛李党争”余波未息，党同伐异之风流被甚广，所以有亲牛党者存心作伪，虚辞诡说，不择手段地为李德裕的德行操守抹黑。这里所用的，正是政争中打倒政敌的第二种有效办法，即道德诬陷。如此卑劣的行径倘若出自李德裕，那么他即便功业卓著，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所谓“牛李党争”，是进士集团之间的一种朋党之争。

唐代盛行科举，所以自盛唐以后，举子为争取登第，至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或“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将试之时，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6]举子们缘气类之私，起比周之习，于是形成一种独特的集团性活动。

及试毕放榜，落第者黯然还乡，得第者则以同年登科，结为集团：“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7]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8]。同一座主，同年登科，促使进士之间产生独特的集团情感；而宴会、题名等社交活动，又给予进士以团结的机会。所以中唐以后，同年进士集团以主司为首，以同年登第进士为成员。他们之间利害相关，祸福攸同，构成一种特殊的聚合联结关系。这种聚合联结关系，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但却有着鲜明的集团意识。

由于及第不易，进士对主司提携之恩，常铭记于怀，没身不忘。所以唐代进士特别尊重座主，并在功成名就后极力设法报恩。柳宗元曾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9]白居易（772—846）晚年心别宦途，无视荣华富贵，唯独未报座主高郢（740—811）的深恩，一直耿耿于怀，有诗云：

宦途自此心常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10]此外，如田敦（生卒年未详）为衢州刺史时，座主令狐峘（？—805）正好因事贬为衢州别驾，田敦迎谒之礼甚厚，并每月分薪俸之半，奉养令狐峘，一时传为美谈。[11]

门生除感恩之外，当然也力图攀附座主，以求腾达，因为座主往往是当朝权贵，炙手可热，稍加提携，即仕宦有望。

门生以座主为恩公，座主则以门生为禁脔。五代后唐时，裴皞（生卒年未详）累知贡举，宰相马裔孙（生卒年未详）、桑维翰（生卒年未详），皆裴皞任礼部侍郎时所取进士。后来马裔孙知贡举，放榜后，率新进士拜谒裴皞，裴皞大喜，作诗曰：“词场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桑维翰任宰相时，尝过访裴皞，裴皞不迎不送，人或问之，则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这件事一直艳称于世。[12]

知识阶层本来非亲非故，偶因科举，遂相比合，构成一种新的人伦关系，超乎政治职等、年龄行辈、亲疏远近等关系之上。李亢《独异志》卷下载：“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13]在唐人看来，座主与门生的亲亲关系，盖非寻常人伦可比！

进士同年之间，情感往往极为深厚，不仅互相援汲提携，即使有祸也常互相隐恶扶救。《旧唐书·令狐楚传》载：令狐楚（766？—837）与皇甫镈（生卒年未详）、萧俛（？—842）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814），皇甫镈初以财赋得幸，推荐萧俛、令狐楚俱入翰林，充学士。后来皇甫镈当宰相，令狐楚也从朝议郎升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穆宗即位之初，以天下恶皇甫镈之奸邪，宣诏贬谪皇甫镈，并判死刑。这时萧俛正任宰相，托中官救解，方将皇甫镈贬至崖州（今属海南三亚）。朝内官员多有不平者，但因为萧俛的缘故，谁也不敢说话。[14]

正是这样，座主与门生、同年与同年，甚至同门之间，声气相求，交相固结，形成一种特殊的学缘、业缘关系网，构成政治性的文人集团。所以顾炎武《日知录》卷17“座主门生”条说：

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15]

朋党与科举之间的因缘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进士集团的产生，与唐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势力受到新兴进士势力的冲击，已经渐趋衰落。在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不仅表现为门阀世族与新兴进士势力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门阀世族子弟大多步入科举仕进之途，跻身于进士行列了。于是，血统的尊贵就渐为知识的尊贵所取代。门阀世族要取得政权，必须借科举而登进。科举不断制度化，使门阀世族结构日益分化，而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政治功能，就逐渐为科举进士这一知识阶层所替代。知识成为社会阶层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有力地冲击了以血统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标志着社会风尚的转移。

所谓知识阶层，即以知识为其阶层化的基础，而不同于以财富、亲属、权利等为阶层化的条件。唐代有所谓“衣冠户”。唐人杜佑（735—812）曾提到“衣冠仕人”。[16]进士苗耽也说：“衣冠道路得病，贫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17]他们所说的“衣冠仕人”或“衣冠”，盖为科举制中进士科出身者的专称，并成为唐代一个特殊的户等。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明确规定必须是科举特别是进士出身者，才得称为“衣冠户”。“衣冠户”享有“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的经济特权，而杂色出身的官僚或曾任军职者，都不可冒称“衣冠户”。[18]可见，知识阶层在唐代已经成为一个法定的社会阶层，发展为宋代的官户，几乎把持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19]正因为如此，从唐代开始，登进士、拾青紫，成为寒士与高门共同追逐的标的，知识取代血统成为贵贱升沉最为要紧的凭借。

因此，唐代进士集团的形成，与门阀世族势力和新兴进士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无直接的联系，虽然它是两个政治势力社会互动的实际结果。与唐代进士集团的构成及其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朝廷内部的权力分配，或者说是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实际需要。以进士集团为背景，形成中唐以后文人的政治朋党，以及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最著名的就是前述历时久远的“牛李党争”。

这种政治朋党和朋党之争，既表明进士集团在政治活动中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活动直接关系到朝廷的重大政治策略，也隐然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同时，也表明进士集团一旦卷入政坛，就不能不濡染权势阶层的积习，熙熙攘攘，争名夺利。在某种程度上，进士集团之间的倾轧构陷甚至更为残酷无情。

中唐以后由朋党之争而造成的政治道德的堕落，引起后人的指斥。北宋范祖禹（1041—1098）《唐鉴》云：

汉之党尚风节，故政乱于上，而俗清于下，及其亡也，人犹畏义而有不为。唐之党趋势利，势穷利尽而止，故其衰季，士无操行，不足称也。[20]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

汉党锢以节义，群而不党之君子也；唐朋党以权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汉之君子，受党之名，故其俗清；唐代小人，行党之实，故其俗弊。[21]

他们的批评，固然有以伦理道德论政争是非的毛病，但是指明了汉代党人争之者为国家利益，唐代朋党谋之者是个人利禄，却是深中肯綮的。其实，宋代以降文人士大夫的朋党之争，绝大多数不都是唐代党争的余荫吗？其唯一例外者，恐怕只有东林党一案了。

这里笔者想以唐代牛僧孺、李宗闵（？—843）的朋党为例，简单地说明一下进士集团的构成方式和活动方式。

牛僧孺与李宗闵，在当时即被称作“牛李”，目为“朋党”。《旧唐书·李德裕传》云：“牛、李权赫于天下。”[22]此“李”即指李宗闵。《新唐书》卷174列传第九十九“赞”言：“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23]卢仝（约795—835）《玉泉子》谓：“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联结，悉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24]杨希古（生卒年未详）世居长安靖恭坊，乃牛党主要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