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的源起与演进

社的起源，本以祖先祭祀为事，祖、社本为一物。《墨子·明鬼》篇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1]是其显证。《墨子·明鬼》篇又云：“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僇也必于社。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2]《尚书·甘誓》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3]《周礼·春官·大祝》云：“大师，宜于社，造于祖。”[4]凡此，皆祖、社对举成文。大抵内祭为祖，外祭为社，祖、社皆为族群藏立神主之处。后世所谓社，本为氏族祭祀的遗习，即宗庙。而有土始得立庙，所以社又兼指土地之神。

由土地之神的意义再加以引申，古代又以二十五家为社，或以族居一百家以上者共立一社。盖此二十五家或一百家本同祭一位土地之神，归根结底又本于同一氏族祖先，故称为社。大抵一社之人，不仅“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5]，同耕同耘，同守同战，而且祭祀同福，死恤同哀，维系着紧密的氏族宗法纽带。同社的祭祀，即为祀社，所以社又成为公众集合之所，祈祷、誓师、献俘、受赈、听讼、观民、阅兵、卜稼、要盟等，莫不在这里举行。后来血缘取向逐渐为地缘取向所取代，遂以乡里为社，如汉代的乡社、县社、里社之类。这种乡里之社，也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有社老、社掾、社正、社史诸职，各司其事。

社中时有祭祀，则民众聚会，故又称“社会”。“社会”一词，实始于晋，唐裴孝源（生卒年未详）《贞观公私画史》载有东晋史道硕（生卒年未详）画《田家社会图》，晋王虞（生卒年未详）亦有《村社会集图》，可见一斑。南朝梁宗懔（约501—565）《荆楚岁时记》中，有关于南北朝时民间社会的记载。此风至北宋亦盛，如徽宗政和七年（1117）魏邦哲（生卒年未详）《福山东岳庙记》云：“然而江淮闽粤，水浮陆行，各挚其所有以输，岁时来享之。诚者上祝天子万寿，且以祈丰年，而后保其家。凡有求必祷焉，率以类至，号曰社会。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几千万人。”[6]由此可见古代祀社的流风遗习。

其后又有职业行社，考其源流，大约起于中唐。隋唐间城市坊里划分，本以职业为主，里社亦即职业同行，于是坊里同行者自为一社，社就由血缘而地缘、由地缘而职缘，逐渐发生了演化。到中唐时期，坊市制渐趋崩隳，同业者不限于坊里，于是又以行团为“社会”。同行同业者，往往同一祭祀，相互关系犹如宗法氏族关系。所以这时的行团之社，已不是身份取向的团体，而是契约取向的团体。同行同业者，仅以同行之事为社，其他生活则未必与此社有关，可以另外加入别的社集。

这样一来，凡生活中同声相求、同类相聚者，都可以结为“社”或“社会”，这成为中唐以后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22“社”条说：“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7]杜登春（1629—1705）《社事始末》更指出：所谓社，“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8]。这种“社”或“社会”，只有在以宗族为组织法则这一点上，与古代的祖庙乡里之社保持着血缘关系。

现代文化学的文化循环理论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交相影响、往复循环的关系：精英文化经常接受并表达大众文化的形态和风貌；大众文化也始终与精英文化接触、感染，并不断得到充实。中唐以后文人结社的兴起和流行，与中唐以后行业社会的发达之间，就隐然有一股交相影响、往复循环之流在激荡着。

文人结社的一种早期形态是吟社。诗人之间本来早就有雅集会聚、联吟共咏的习尚，如孟浩然（689—740）《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诗云：“泛湖同逸旅，吟会是思归。”[9]但这还是偶然的聚合，而不具有社团的组织。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杜甫、高适（700—765）、薛据（约691—？）、岑参（715—770）、储光羲（约706—763）等诗人同登慈恩寺塔，相与题咏唱和，那也是一时的雅兴，与结社聚会不同。有一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诗社的出现，恐怕要以中唐时幕府诗人的文学社团为肇始。如高骈（？—887）《寄鄠杜李遂良处士》诗云：“吟社客归秦渡晚，醉乡渔去渼陂晴。”[10]高骈又有《途次内黄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诗，云：“好与高阳结吟社，况无名迹达珠旒。”[11]他所“呈诸友人”当即吟社社友，如李遂良者流。至于许棠《寄敬亭山清越上人》诗所谓“旧许陪闲社”[12]，恐怕也指的是诗社。

文人结社的另一种早期形态是“尚齿之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三月，白居易集“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在洛阳居所，“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13]。该年五月，此会又举行过一次，人数扩大为“九老”，白居易作有《九老图诗》记之。[14]这种尚齿之会，本意在叙齿联谊，但兼以诗歌唱和，所以后人即以诗社称之。由此也可看出，诗社在骨子里是以宗族为结构法则的。

宋初以社事为讳，朝廷屡有禁民间结社的法令。到仁宗庆历（1041—1048）以后，情势发生了变化，民间社会与文人结社互相推毂，其势甚兴。以尚齿之会为例，庆历中有徐祐九老会、马寻六老会；嘉祐（1056—1063）间有杜衍（978—1057）五老会；元丰（1078—1085）间有徐师闵（生卒年未详）九老会、文彦博（1006—1097）五老会。而富弼（1004—1083）、文彦博所集洛阳耆英会，尤为后世所艳称；元丰六年（1083），文彦博又集同甲会，司马光亦集率真会。[15]

于是元祐（1086—1094）间南北诸诗社蓬勃兴起。《宋诗纪事》卷36载汪藻（1079—1154）《春日》诗，引《游宦纪闻》曰：“此篇一出，为诗社诸公所称，盖公幼年作也。”[16]汪藻生于元丰二年（1079），其幼年必在元祐、绍圣间（1086—1098）。清人全祖望《句馀土音序》称：“吾乡诗社其可考者，自宋元祐、绍圣之间，时则有若丰清敏公、鄞江周公、堂舒氏，而寓公则陈忠肃公、景迂晁公之徒预焉。”[17]宋人《桐乡诗话》有一则记载最为有趣：

元祐间，东平王景亮，与诸仕族无成子，结为一社，纯事嘲诮。士大夫无间贤愚，一经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当时人号曰“猪嘴关”。吕惠卿察访京东，吕天资清瘦，话语之际，喜以双手指画，社人目之曰“说法马留”。又凑为七字曰：“说法马留为察访。”社中弥岁不能对。一日，邵箎因上殿氛泄，出知东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之曰“凑氛狮子”，仍对曰：“说法马留为察访，凑氛狮子作知州。”惠卿衔之，讽部使者发以它事，举社遂为齑粉。[18]

东平王景亮的诗社实非文人雅集，倒与东汉末年门人宾客的“风题”相类似。

北宋末年不仅文人有诗社之举，即市井屠沽也可入社咏诗。南北宋之交诗人吴可［大观三年（1109）进士］著《藏海诗话》，记载：

幼年闻北方有诗社，一切人皆预焉。屠儿为《蜘蛛》诗，流传海内，忘其全篇，但记其一句云：“不知身在网罗中。”亦足为佳句也。元祐间，荣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为学馆，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货角梳陈二叔皆在席下，余人不复能记。诸公多为平仄之学，似乎北方诗社。[19]

及至货郎、酒保、屠儿、质库者流都可入社，当时诗社的流行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南宋，无论男女老幼、文武良贱、释道僧俗，几乎各行各业皆有社集。吴自牧《梦粱录》，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书，对杭州的社会有着详尽描述。凡此社会，或为偶集，或为常会，有职业者，有非职业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同时诗社也更为兴盛。吴自牧《梦粱录》云：“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20]

此外，如宗伟、温伯有诗酒之社；周必大（1126—1204）、史弥宁各有诗社；乐备、范成大（1126—1193）、马先觉结诗社；王齐舆致仕后营云壑园，与名公巨卿唱酬，语多奇崛，社中目为“诗虎”；晋江广福院僧法辉，禅余以诗自娱，与吕缙叔、石声叔、陈原道为同社；绍定中曾原一与戴石屏结江湖吟社；赵苇江有东嘉诗社……诸如此类，盛况可以想见。[21]当然，最负盛名的是江西诗社了，这留待后文详述。

元代诗社的组织形式，比之南宋时更为严密。明人俞弁（1488—1547）《逸老堂诗话》卷上记元初月泉吟社，云：

浦阳吴清翁（按，即吴渭）尝结月泉吟社，延致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辈，主于家。至元丙戌（按，二十三年，1286），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豫以书告浙东西以诗鸣者，令各赋五七言律诗，至丁亥（按，二十四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月终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清翁乃属方公辈品评之，选中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赠公服罗一，缣七，又笔五贴，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赠送有差。清翁乃录其选中者之诗，自一人至六十人，总得诗七十二首，又摘出其余诸人佳句，与其赠物回谢小启，及其事之始末，为一帙而板行之。[22]

这种诗社，犹如现在的征文评奖活动。在江浙一带，此风终元之世，始终未歇。《明史·张简传》云：“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23]如昆山（今属江苏）顾瑛（1310—1369）的玉山雅集，声色园池俱佳，固然冠绝一时[24]；即天台（今属浙江）徐一夔（1319—1398）的聚桂文会，一时名士以文卷赴者500余人，也极一时之盛[25]。

明代是文人结社的鼎盛时期。明代社事的特征有三。

第一，文人结社除了娱情悦性、诗酒酬和之外，往往有着鲜明的实用性。这主要表现为文社的崛起。明以前的文人结社，多为诗词吟咏，文酒风流，或怡老崇雅。而明代崛起的文社，在结合之始，往往只为制举业的关系，以仕进为目的。《明史·袁宏道传》称“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26]，不曾说明这是哪种性质的社；但在《公安县志》中却记载道：袁宏道（1568—1610）“总角，工为时艺，墪师大奇之。入乡校，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27]。据此，袁宏道所结的城南社显然是攻研时艺的集团了。当时诸如此类的文社数量不会很少，虽然因其时起时灭，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现在大多难以详考。正因为专研时艺的文社为数甚多，所以有些与书铺有关的坊社，请了一班制艺名家，主持选政，揣摩风气，也会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