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

文人结社既以明代为最盛，社团类型亦以明代为最备，所以，本节即以明代文人结社为主，略述文人结社的各种类型及其活动方式。[1]

一、纯粹之诗社

这是一种诗人的小型社团，以流连诗酒、怡情悦性为主旨。其构成成员大多以同一地域的诗人为主。如闽中十子，包括福清林鸿，长乐陈亮、王恭、高棅，闽县郑定、周玄，侯官王褒、唐泰，将乐黄玄，永福王偁等十人，都是福建人。当然诗社也兼收他人，如无锡人浦源造访林鸿，与周玄、黄玄论文吟诗，二玄以为“吾家诗也”，林鸿遂延请他入社。[2]

有的诗社虽以地域称，但其成员却多为仕宦或流寓者，而且往往聚散不定。如明初北郭社，以长洲人高启为主，同里之士只有王止仲一人而已，此外，“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人物遂盛矣”[3]。后世乃有“北郭十子”之称。又如明崇祯间欧主遇、陈子壮等人修复南园诗社，“期不常会，会日有歌妓侑酒。后吴越江楚闽中诸名流亦来入社，遂极时彦之盛”[4]。

另外，还有一人历游诸社、所至挂名的情况。如全祖望《钱蛰庵征君述》，记明末文人结社聚会方殷，“四方豪杰俱游江浙间”。此时浙人钱光绣（号蛰庵），“因尽交天下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老俱重之。硖中则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先生皆预焉”[5]。

这种纯粹之诗社往往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社有社主，或称社长、盟长、坛主、祭酒等，如北郭十子以高启为首，东庄十子则推邢参为魁。有的诗社，尤其是仕宦者的雅会，则往往以齿为序，犹如宗族。如明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阯、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6]。

社有社约，其内容大率为立社宗旨、吟诗轨范以及同社诗人之间的约束等。如嘉靖间祝时泰等人在杭州结西湖八社，其社约谓：“凡诗命题，止即景物，不取还拈。”[7]所以诗社中人所作大率为流连风景的诗篇。嘉靖间陈经等人在青州为海岱诗社，入社者如陈经系吏部侍郎丁忧里居，蓝田除名闲住，范泉未仕，石存礼、黄卿等皆已致仕，所以他们多有以诗为隐的意思。《四库全书总目》卷189《海岱会集》提要云：“观其社约中有‘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违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不复以文坛名誉为事，故不随风气为转移。”[8]隆庆、万历间，梁有誉（1519—1554）与欧大任（1516—1596）、黎民表（1515—1581）等人复修粤山诗社，讲德论义，必以诗教为首，“相与发愤千古之事”[9]。今存梁有誉的《雅约序》，说明他们结社宗旨和诗风的追求。[10]

纯粹之诗社的活动性质，主要就是流连诗酒之间，以谈俗务为禁。高启《送唐处敬序》有云：

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11]

这颇能勾勒出纯粹之诗社的活动风貌。

细分之，纯粹之诗社大致有三类。

一是切实做诗的诗社。如青州海岱诗社，由北方文人所结合，所以切实做诗，不事标榜，性质与南方诗社不尽相同。海岱诗社中人皆闲散之身，除吟咏外，别无余事，又怡情山林，淡泊名利，不随一时文风为转移，所以他们的诗作大率清雅可观，既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12]

二是风流雅集的诗社。如南京的青溪社，钱谦益《金陵社集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华玉（按，即顾璘）、王钦佩（按，即王韦），以文章立坫，陈大声（按，即陈铎）、徐子仁（按，即徐霖），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按，即朱曰藩）、何元朗（按，即何良俊）为寓公，金在衡（按，即金銮）、盛仲交（按，即盛时泰）为地主，皇甫子循（按，即皇甫汸）、黄淳父（按，即黄姬水）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于（按，即张凤翼）、百谷（按，即王稚登），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遝，唱和频烦。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13]

还有一种公子豪举式的临时雅集，也冠以结社之名。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万历间湖州文人茅元仪，初入金陵，发起午日秦淮大社：“尽两岸之楼台亭榭，及河中之巨舰扁舟，无不倩也；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无不集也。分朋结伴，递相招邀，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按，茅元仪字）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为美谈。”[14]此举颇有凭借文人结社的时代风气，以沽名钓誉之嫌。

三是以诗社兼游赏之趣的。如嘉靖间祝时泰等人所结的西湖八社，即以集会的风景胜地八处，随地立名，有紫阳诗社、湖心诗社、玉峰诗社、飞来诗社、月岩诗社、南屏诗社、紫云诗社、洞霄诗社，总称为西湖八社。

纯粹之诗社的活动方式也有多端。有的诗社每月为集，如朱孟震《停云小志》记万历初年南京的青溪诗社：“每月为集，遇景命题，即席分韵，同心投分，乐志忘形，间事校评，期臻雅道。”[15]有的诗社春秋两集，或一年四会，这都是定期的社集。而更多的诗社则是不定期集会，有机会、有条件，再加上兴之所至，就相邀集会，歌诗饮酒。更有一社中人，或先后入社，或漂泊四方，不能时时相聚，便以诗简往还，权为社集，如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131《柄山社草引》所述樠山社，就是一例。诗社所作之诗大多结集成书，或称“社集”，或称“社草”，或称“社诗”，或称“社稿”，或称“会集”，付梓刊行，以广影响。

二、怡老之会社

怡老之会社往往带有某种隐居的性质。如《三台诗录》云：明永乐二年（1404），浙江太平人林原缙“居恒诗酒优游，不乐仕进，与邱慎余、何东阁等九人，会里之花山，修白香山（即白居易）故事，称‘花山九老’，有唱和诗”[16]。《明史》载：“陈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兴累诏不出，作《陈抟传》以见志。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终其身不仕。”[17]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记漏瑜在建文初，为河南道监察御史，靖难后，“潜迹江湖，缔交耆旧。宣德中，在乌墩为九老之会”。时人有诗纪其事云：“景迫桑榆尽日闲，更邀同志效香山。寻常樽酒频酬劝，适意林泉任往还。心远自忘尘世事，年来不锁利名关。莫言九老非前比，养得天和总一般。”[18]他们有的处于元明易代之交，有的适逢宫廷政变之际，自结会社，诗酒优游，成为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方式。

但是在国家安定时期，借会社以隐居就不那么时兴了，更多的是纯粹的怡老娱性之举。光绪《杭州府志》卷173记载：

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事。吾杭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志，优游自如。在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弘治有归田乐会。人物皆一时之选，乡里至今为美谈。[19]

参加或组织这种会社的，大多是退休致仕的名公巨卿，他们结为林下之社，诗酒优游，怡情适性，犹如现在退休老干部中心的文化活动。他们或则流连风景，如成、弘之际，“海风久治平”，甬上洪常等人“解组归田”，“相结为高年诗会。每值风日佳时，辄剪蔬供蔌，欢共为集，逍游散带，里人望之若仙”[20]；或则定时会集，赋诗作文，如弘治间兵部尚书项忠致仕里居，“结槜李耆英之会，月一集于僧房道院中”，所赋诗文，汇为一集[21]。正德间，司徒秦金等人“结诗会山中，亦以碧山名社，然止就诸公之别墅，如二泉精舍、凤谷行寓、惠岩小筑，次第举会，盖亦慕修敬之风，而一寄意焉”[22]。

万历以后，这种怡老之会社渐次衰歇。其间唯有万历十三年（1585）仁和张瀚致仕以后，约里中士大夫高年者举行的怡老会，樽垒既行，间以咏歌，尚属一时盛举。《武林掌故丛编》记载此事，其社约谓：“意兴所到，率意成诗，成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23]可见其性质不同于纯粹诗社。又谓：“坐间谈山川景物之胜，农圃树艺之宜，食饮起居之节，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又可知其有意避免政治关系。张瀚序其事云：“余归休数年，始与同乡诸搢绅修怡老会，会几二十人，一时称盛，集余嘉树里第。已而定为四会，选胜湖山，迭为主宾。”所以诸人诗皆分春会、夏会等，以时季为题。由此可见这种怡老会社的活动方式。

除了乡里搢绅的林下之社以外，还有成员既不拘于士大夫，活动又不重在诗文切磋，而是纯粹以逸老怡乐为主的会社组织。如刘麟《逸老堂碑记》记载嘉靖时的岘山逸老会，每年开春、秋二社，与会成员并不一定，有期而入者，也有不期而会者，每次参加活动的人都有所变化。而逸老堂建成以后，就成为固定的活动地点。[24]这种会社犹如现在的老人乐园。

逸老会的进一步发展，是置办社田，成为养老的组织。陈幼学《逸老堂社田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兵部侍郎许孚远倡逸老续社，集会者四十余人。次年许孚远卒，社事寻废。“太守问故，曰社无田，苦于合醵而莫适为主也。乃置负郭田若干亩，立籍于宝生禅院，岁征租，供春秋两社会计出纳，士大夫以齿而狎主之。”[25]这已经完全演变为乡社之制了，与其说是诗社的蜕变，毋宁说是诗社的复古——恢复其宗法性的本来面貌。

三、文社

文社以作文为主，尤以作科举文为主。它的起源可以溯自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舒璘，有《请汪解元书》，敦请汪解元莅临书院讲会，略云：

某窃惟学之不讲，士失趋向，知道者鲜。国有学，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讲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复其初。顾某不才，岂宜滥居此职？然自壮岁游学，蒙师友启发，粗知为学蹊径。冒昧此来，亦文会之间，朝夕切偲，以无负讲明之意。[26]

可知文社之起，实与书院讲学之兴关系密切。

而文社的真正盛行，则是在明万历年间以后。陆世仪《复社纪略》卷1云：

自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举艺始重已。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此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