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

文人结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文化功能，就其自身而言，表现为深入骨髓的宗法特性和党同伐异的宗派纷争；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表现为动关时局，危及政治。

首先，文人结社归根结底是一种宗法性的文人集团，秉赋着源远流长的氏族宗法传统。

结社本为盟会，故诗社又称诗盟。苏轼《答仲屯田》诗：“千里诗盟忽重寻。”吕本中（1084—1145）《别后寄舍弟》诗：“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永州西亭》诗：“说诗到雅颂，论文参诰盘……此乐固可乐，此盟安得寒。”陈与义（1090—1138）《又和岁除感怀》诗：“宦情吾与岁俱阑，只有诗盟偶未寒。”[1]凡此等等，皆为显证。盟者，古代诸侯于神前杀牲歃血、立誓缔约之称。所谓盟会，本非与生俱有的血缘身份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契约取向的结合，但在观念上，盟会形式却力图与血缘身份关系形成内在的同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盟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扩大的氏族宗法组织形式。文人社团也是如此。

因此，某一文人社团必有一人为首领，名为社头、社长、盟主，甚且尊而称为宗主，犹如春秋时代召集诸侯为盟会的霸主。南宋初年，张孝祥（1132—1169）给友人黄子默作书，云：“前日为子默作‘江西后社’字，茫然莫知所谓。至湘阴，馆中有题壁间二诗‘急雪黄花渡，初晴白石村’者，惊叹世间久无此作。客谓此子默诗也，敛然心服，真可作社头矣！”[2]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亦云：“江西诗社，山谷（按，指黄庭坚）实主夏盟，四方人材如林，今以数计，未为多也。”[3]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是时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四方称谓，不敢以字，于溥曰‘西张’，居近西也；于采曰‘南张’，居近南也。及门弟子，则曰‘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亦曰‘天如先生’、‘受先先生’。后则曰‘两张夫子’，又曰‘西南两夫子’。溥亦颇以阙里自拟。”[4]复社既集合大江南北诸社为大成者，则其领袖张溥、张采，自当高居于一般社长之上，而以宗主尊之，连称呼都与众不同。

文人社团中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则以师生、师友为纽带。唐韩愈《师说》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5]他尊师道于既衰，谓士人为同族，已远开后世文人结社的风气。明季应社、复社门户大开，著录弟子极多。如吴应箕《祭周仲驭文二》，述周镳（字仲驭）“初削归时，授徒讲业，不出里中。后因其多所荐达，于是游其门者几数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号”[6]。汪琬《杨顾两先生传》云：“万历、天启末，士之为时文者，喜倡新说，畔违传注。”常熟杨彝、顾梦麟“两先生慨然思振其弊，相与讲说辨难，力明先儒之学。远近受经，门下称弟子者，尝不下数百人”[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杨廷枢）领解之后。声誉日重，门人著录者二千人。”[8]著录者，著于籍录也，其师并不必亲授，这样的弟子实在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谓挂名师生。社集之滥，以此为甚。

与应社、复社相反，明季几社则取友甚严，非师生子弟不准入社，所以宗法关系更为密切，竟至招人嫉恨。李延昱《南吴旧话录》云：

几社非师生不同社。或指为此朋党之渐，苟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国，陈卧子（子龙）闻而怒。夏考功（允彝）曰：“吾辈以师生有水乳之合，将来立身，必能各见渊源。然其人所言，譬如挟一良方，虽极苦口，何得不虚怀乐受？”卧子曰：“兄言是。”乃邀为上客。[9]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社团中人以师生相称相重，本来就有明宗法、论渊源的明确意识。而他人指社团为朋党，既不为无因，也不为无见，社团和朋党不都是根源于氏族宗法组织的社会集团吗？所以清初朱一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盖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也。”[10]

文人结社既然是一种契约取向的组织形式，则必有社约。前文所引西湖八社、海岱诗社、越山诗社、读书社、复社等的社约盟词，皆为显证。而结社约盟，也大多关涉祭祀典礼。所以主持诗社者，或称主持坛坫，社长亦称坛主。如明万历间，杭州（今属浙江）人卓明卿（1538—1597）倡立南屏诗社，社中人选胜吟诗，二者相兼。他的《南屏社序》称：“推司马以会盟。”[11]又《奉汪伯玉司马书》云：“南屏之役，不佞奉盂，明公执耳。”[12]又有诗云：“千秋骚雅谁堪主？司马登坛属上公。”[13]所谓“司马”、“明公”，指歙县（今属安徽）人汪道昆（1525—1593），仕至兵部左侍郎，所以尊称“司马”。可见卓明卿等明确地以汪道昆为此社盟主、坛主。

如果说卓明卿的诗文还是用典比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一段更切实的记载为例证。程穆衡《吴梅村编年诗笺注》记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会合同声、慎交两社的士子和七郡的才人，借着春禊社饮之机，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诸君奉吴伟业为宗主，集半塘寺订盟，“各誓于关帝前，示彼此不相侵畔”[14]。这不正是古代诸侯杀牲歃血、立誓缔约的遗风流俗吗？他们之所以选择关帝为誓神，也许是仰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风范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渗透。

正由于文人结社是一种宗法性的文人集团，所以为争正统、正宗，自不免引起党同伐异的宗派纷争。不同社团的文人之间，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标榜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势同水火。如明代万历末年，临川段溪（今江西东乡）人艾南英创立豫章文社，文社的八股文选本风行一时。至复社鼎兴，竟夺其旗帜。艾南英论文承归有光（1506—1571）等唐宋派遗绪，复社张溥等论文则直承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所以艾南英尝取张溥所选五经文学与《国表》，痛加诋毁。与陈子龙（1608—1647）等宴集弁州山园时，艾南英酒酣论文，恃气骂座，陈子龙忍无可忍，竟以手批艾南英之颊。[15]辩论而至于骂詈，骂詈而至于斗殴，这与市井争斗实在相差无几。书生之逞意气，有时反比常人为烈。

即便是同一社团的文人，有时也拉山头、结帮派，明争暗斗。《南疆逸史·周钟传》云：“周氏金坛贵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离心。镳与钟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门户。汲引既广，败类入焉，彼讪此谤，两家子弟遇于途，至不交一揖。”[16]周镳与周钟都是应社中人，又是手足弟兄，关系之亲密当非常人可比，但仅因“以才相忌”，就各立门户，兄弟阋于墙。这也实在有点过分了。

还有更甚者，同一社团的文人，为了争权夺利，相互之间也不免倾轧排挤。明嘉靖间七子社的变迁就是显例。

嘉靖二十三年（1544），临海（今属浙江）人王宗沐（1523—1591）、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袁福征中进士，授刑部主事，适逢孝丰（今属浙江）人吴维岳（1514—1569）入京为刑部主事，于是诸人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17]刑部诗社的论诗旨趣大抵影附唐宋派，与前后七子的主张两相异趣。

嘉靖二十六年（1547），监利（今属湖北）人李先芳（1511—1594）进士及第，待职京师，与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龙（1514—1570）、靳学颜（1514—1571）、谢榛（1499—1579或稍后）等结社吟诗。[18]这一京城诗社多为山东人，仅仅是一帮同乡的聚会唱和，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主张。李先芳很欣赏他年轻的老乡、同年进士王世贞（1526—1594），便在嘉靖二十六年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第二年（1548），王世贞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吴维岳等人邀请他入刑部诗社。[19]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离京，山东同乡诗社解体，李先芳便介绍李攀龙加入刑部诗社。不久，吴维岳出为山东提携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职，刑部诗社中的几位元老都纷纷与诗社脱离关系。[20]而李攀龙与王世贞乘势而起，成为诗社的骨干，一起倡导复古。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追述道：“是时济南李于鳞性孤介，少许可，偶余幸而合，相切磋为西京、建安、开元语。”[21]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诗社只剩下李攀龙、王世贞寥寥数人。正好谢榛客游京师，李攀龙为扩大声势，便延请他参加诗社聚会。谢榛的人品、才气、交游，尤其是他的诗学见地，为社中人所称赞景仰，有效地扩大了诗社影响。李攀龙《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诗中有“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之句，形容谢榛意气之高，应求之广，生动如见。[22]王世贞《谢生歌七夕送脱屐老人谢榛》诗是送谢榛离京南下之作，中云：“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遨，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23]倾倒之情，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龙为进一步张大诗社旗帜，延纳新进士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宗臣（1525—1560）入社，后来有所谓“五子”之说。[24]《宗子相集》卷4及《兰汀存稿》卷1的《五子诗》，都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的原作，没有经过改动，它们均以谢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这个次序显然是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初，大家还比较谦虚，还能按传统的宗法习俗，“相序以齿”，谢榛正好以年长居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国伦（1525—1593）加入诗社，于是就有了“七子”之名。这时，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实有一种引导、甚至指导作用。钱谦益说：“（七子）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25]朱彝尊也说：“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26]

但是谢榛意气凌厉，常常指摘李攀龙的诗文，为李攀龙所不满。到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与谢榛已经发生龃龉。不久，谢榛离开京城，李攀龙在七子中最年长，俨然成为文坛宗主。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记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畜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27]

李攀龙既已独树一帜，便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致书与谢榛绝交。[28]王世贞诸人都站在李攀龙一边，交口诋毁谢榛，竟削其名于七子之列。谢榛有《杂感寄都门旧知》诗曰：

西望徒遐思，书札何由寄？嗟哉处流俗，冥心可无醉。鸱鸮为家祥，凤鸾非世瑞。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不见针与石，相合似同类。文字生瑕疵，邓林叶纷坠。[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