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就是为此而发的感慨。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主要是因为自己对诸子的诗作做过直率的批评，而诸子不肯接受。于是李、王成为七子社的主盟。

如果说，这种党同伐异的宗派斗争尚属学术性质，那么，当某一派别的领袖或则身登政治论坛，或则依附政治势力，或则干预朝廷政局，这时文人社团的学术纷争就演变为政治性的活动了。如前文所述的复社，是由操持选政进而讽议公卿；与之大致同时的几社，则是由讲求学问一变为讲求事功。

夏允彝、陈子龙等几社六子，虽与复社相应和，但却切实治学，主于简严，既不预闻朝政，又无虚矫习气。所以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然几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唱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而以中原坛坫，悉付之娄东、金沙两君子（按，指张溥、张采），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30]

几社六子后来从读书讲义进而研究古学，仍然绝不旁骛论及政事。但是时值明季，国事日非，乾坤板荡，这班潜心学问的士子到底无法静坐书斋，“十年不问窗外事”了。他们的目光从古籍转向时事，他们的血液也从冷漠变为沸腾。夏允彝《序陈李唱和集》谓：陈子龙和李雯“二人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31]。几社中人在国难当头之时，独讲救国大略，网罗天下健儿侠客，联络部署为勤王之备。至清兵南下，行薙发令，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诸人遂揭竿而起，弃文从戎。他们虽然起义未遂，各以身殉，但忠节凛然，万世不朽。

当然，明末文人争于意气、门户倾轧，对当时政局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黄宗羲《陆文虎先生墓志铭》云：“先生（按，指陆符，字文虎）风貌甚伟，胸贮千卷，謦欬为洪钟响，一时士大夫听其谈论，皆以为陈同甫（按，即陈亮）、辛幼安（按，即辛弃疾）复出。吴楚名士方招群植党，互相题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谓：‘兵心见于文士，斗气长于同人，乱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结社，求先生为序者，循环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闻之而觉悟也。”[32]所谓“乱亡之兆”云云，恐怕是对汉、唐、宋历史的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吧。

清初朱一是《谢友人招入社书》，论及明季社事，所言更为激烈。他说：

今日之事，尤多骇异。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官人儒生，忘年释分，口言声气，此列社盟。公卿及处士连交，有司与部民接秧。横议朝政，要誉贵人。喧哗竞逐，逝波无砥。颠倒瀹乱，蹶张滋甚。不惟汉衰党锢，召乱黄巾；降至唐季清流，祸投白马。谈之变色，听乃寒心。[33]

他以汉、唐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观明末现实的纷争社局，自然所感者深，所言者切。文人困于门户之见，逐乎党同之争，沽名钓誉，争名夺利，岂非于国无补，于己有害？

所以，万应隆在明末尝结南社，后合于复社，晚年对此颇有悔意，有《七十初度》诗云：“晚知此道能亡国，何敢今时尚署门？”“署门”用的是《史记·汲郑列传》的典故，指的是党人们东奔西跑串联同志的风气。这联诗大致是说，早知道文人结社这件事会导致亡国，怎么敢今天还从事这类活动呢？

其实，文人结社何致亡国呢？国家要亡，即便文人不结社，又怎能避免这必然趋势呢？明朝之亡，文人结社与朝野党争实在说不上是唯一条件（即充分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相反地，正是由于结社的声势和党争的激烈，激发了明末一班文人士大夫的文章节气，他们在清兵南下、国社倾覆之时，或抗争或殉国，或隐居或高蹈，使乾坤中独留一脉正气。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而明末政局纷乱，国事可议者正多，所谓“天下无道，则庶人议矣”[34]。文人士大夫议论时事，抗言高论，岂非势不得已，时所必然？这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问题在于，有一大批文人的结社活动，或溺于文采风流，或逐乎功名富贵，旨趣本极平庸，志向趋于卑劣。这本身就对国事政局起着潜在的销蚀作用，更对文人心态贻害不浅。所以明亡清立，就有一大批文人要么唯功名是求，不顾廉耻；要么以风流自许，沉糜意志。清初彭荪贻《客舍偶闻》载：明季北京沦陷，江浙士人犹踵武复社之会，时时聚集，作文饮酒，风流自许。一次在浙江嘉兴集会，恰巧有一位僧人从北方来，见此举，作诗讥诮之。诗曰：

各郡名贤请自思，就中若个是男儿？燕京难挽龙髯日，鸳水争持牛耳时。滴尽冬青还有泪，歌残凝碧岂无词？长陵麦饭谁为奠？愿借哄堂酒一卮。[35]

当国破家亡之际，尚有兴作文饮酒，文人心态如此，国事又有什么希望呢？

注释

[1] 陈与义撰，白敦仁校笺：《陈与义集校笺》，1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4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见《丛书集成三编》，第46册，670页。

[4] 陆世仪：《复社纪略》，503页。

[5]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43页。

[6] 吴应箕：《楼山堂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1389册，590页。

[7]汪琬：《尧峰文钞》，《四部丛刊初编》本，卷34。

[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641页。

[9] 李延昱等：《南吴旧话录·名社》，民国四年（1915）刻本，卷23。

[10] 朱一是：《为可堂初集·谢友人招入社书》，清顺治康熙间朱氏刻本。

[11]卓明卿：《卓光禄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8册，158页。

[12] 同上书，159页。

[13] 卓明卿：《卓光禄集·南屏社得风字》，136页。

[14]程穆衡：《吴梅村编年诗笺注·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邱即事》题注，清嘉庆《太昆先哲遗书》本，卷5。

[15] 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503~504页；杜登春：《社事始末》。

[16] 温睿临：《南疆逸史·周钟传》，见《续修四库全书》，第332册，248页。

[17]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吴佥都维岳》，434页。

[18]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同知先芳》，427页。

[19]参见李攀龙：《沧溟先生集·送王元美序》，394~3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35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20] 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210~211页， 243页注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1]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5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

[22] 参见陈田：《明诗纪事》，1875~1876页。

[23] 同上书，1891页。

[24]“五子”实为“六子”，此说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谢榛《诗家直说》卷4载：“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见谢榛著，孙庆立、孙慎之笺注：《诗家直说笺注》，42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钱谦益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宗副使臣》，431页。

[2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谢山人榛》， 424页。

[26]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386页。

[27]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83，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

[28]参见李攀龙：《沧溟先生集·戏为绝谢茂秦书》，574~576页。

[29] 谢榛：《四溟山人全集·杂感寄都门旧知》，211~212页，台北，伟文出版公司，1976。

[30] 杜登春：《社事始末》，459页。

[31] 陈子龙撰，王昶辑：《陈忠裕公全集·陈李唱和集》卷首，清嘉庆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

[32]黄宗羲：《南雷诗文集》，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38~339页。

[33] 朱一是：《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

[34]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一回评语，北京，中华书局，1975。

[35] 彭荪贻：《客舍偶闻》，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