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与文学风貌

近人王葆心（1867—1944）曾经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构成方式，说：

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流别，于以永传。[1]

所谓“并时之羽翼”，盖指同声相求、同类相聚的文人集团；所谓“振起之魁杰”，则指揭竿标帜、树立典型的领袖人物。二者先后出现，于是形成文学流派。

显然，文学流派是一种文人集团。作为这种集团的内在凝聚力的，是文人的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归根结底是文人的主体人格。正是由于文人主体人格的互相吸引，才结成一定的文人集团；也正是由于文人集团的结合，才强化了文人的群体人格。

一、文学流派的宗传意识

文学流派之所以在中唐至北宋逐渐形成，与这一时期文人人格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以血统为社会阶层化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形态和社会结构，受到科举制度、坊市制度等新兴社会组织方式的冲击而摇摇欲坠。代之而起的，是以血统与知识（包括技能）共同作为社会阶层化的标准的观念形态和社会结构。率先从闭锁式的社会阶层体系中挣脱出来的，是知识阶层，即所谓文人士大夫者流。他们已不再以血统相标榜，而是以知识相聚合了。文人士大夫往往自视为一族，如韩愈《师说》中所谓“士大夫之族”[2]，这就有助于同群意识的发展，并促进了知识阶层的强固结合。

知识阶层同群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就是在文学风格、文学创作中的寻宗溯源。实际上，这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氏族宗法意识，作为知识阶层同群意识的本根。反过来说，既然知识阶层的同群意识是根基于氏族宗法意识的，那么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持久性和普泛性，不就是无可置疑的了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0云：

传曰：“学士大夫，则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渊明有《赠长沙公诗》，序云：“予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故其诗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悟叹，念斯厥初。礼服遂悠，岁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踟蹰。”盖深伤之也。长沙公于渊明如此，而渊明乃以念初自任，其临别赠言之际，有“进篑虽微，终焉为山”之句。呜呼！渊明亦可谓贤矣。杜子美数访从孙济，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诗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观长沙与济，尊祖之义扫地矣。[3]

按《仪礼·丧服》云：“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4]可知文人士大夫的尊祖重族，的确是一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葛立方正是秉持这种尊祖重族观念，指斥文人士大夫背弃传统的不良行为。

而文人士大夫文学风格、文学创作的寻宗溯源，原本就可以从家教、家学中得以解释。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约645—708）是唐初的著名诗人，杜甫常以此自豪，说“吾祖诗冠古。”[5]他不但自己要继承这一家学，还谆谆嘱咐其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6]杜甫论诗，谆谆以尊祖敬宗为念，可谓谨遵诗教。前文引述宋人狄遵度《杜甫赞》所称“诗派之别，源远乎哉”，正是从杜甫的家学渊源中洞察其诗派所自的。

当人们把家教、家学加以引申，对作家风格作一溯源或绍祖的时候，文学流派的宗传意识就应运而生了。如果说，钟嵘的《诗品》还只是就个别作家的风格溯源寻流的话，那么，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则已是为作家群体立宗别派了。《诗人主客图》里的“主”，如白居易者流，犹如家族中人所宗的宗主：而“客”，则是家族中的脉传、支派——二者的主次、依存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从江西诗派开始，文学流派的宗传意识就形成一种明确的观念模式了。曹勋《跋黄鲁直书父亚父诗》尝云：

黄太史（庭坚）以诗专门，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观其父所为诗，则为江西正脉，有自来矣。[7]

这还只是从黄庭坚的家学渊源着眼。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中人更进一步有意识地抬出杜甫作为诗宗，从诗意一直到布局、用典、炼字等，都加以细心的揣摩和细致的学习。黄庭坚曾大张旗鼓地以学杜相号召，他有诗云：“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8]“煎胶续弦”比喻交情密切或再续旧情，出自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麟角凤觜世莫辨，煎胶续弦奇自见。”[9]可见黄庭坚隐然以杜甫的传人自期。他评论周围的青年诗人时，常常着眼于他们与杜甫的师承关系。例如他赞扬陈师道说：“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10]称誉高荷云：“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11]

至于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诗人，则多以杜甫和黄庭坚作为远祖近宗。例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他又指出：“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12]可见他们都注意到了诗派的艺术渊源。

真正为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描绘出比较全面的轮廓的，当推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社宗派图》确立了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并尊他为江西诗派之祖。吕本中认为，在黄庭坚以前的诗人不脱唐诗樊篱，“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覆，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所谓“所传者一”，也就是“源流皆出豫章”[13]的意思。这就奠定了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开山祖师的地位。

其后，方回（1227—1305）在《瀛奎律髓》中，对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说：“呜呼！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14]方回在这里引入宗族的尊祖敬宗、祭祀配飨的话头，不仅是一种比喻，而且表明宗传意识已渗入文学流派的血液肌理之中，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了。

对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的说法，后人颇有訾议。金人元好问（1190—1257）《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八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15]清人王士禛（1634—1711）亦有诗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16]其实，黄庭坚与江西派诗人是否堪称杜甫的孝子贤孙，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在于，江西派诗人是自觉地以杜甫为其不祧之祖的。即便他们是拉大旗作虎皮，但他们毕竟旗帜鲜明地以杜甫的正宗传人自居。学杜，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宗旨、目标和轨范。

黄庭坚在指点后学诗人时曾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17]又说：“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8]他有意学习杜甫的拗体律诗，到了“绝类工部”的地步。他还刻意模仿杜诗的诗意、构思、用语、典故等，力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19]。

陈师道学杜诗，一方面多用一时俚语俗字入诗，如“昔日剜疮今补肉”、“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之类[20]；另一方面也是深得杜诗句法的，或直接借用，或模仿翻新[21]。如杜诗有“乾坤一腐儒”，陈诗有“乾坤著腐儒”；杜诗有“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陈诗有“欲落未落雪迫人，将尽不尽冬压春”，等等。

当然，黄庭坚等江西派诗人学习杜甫，并不是刻意要以剽窃蹈袭为尚的。他们极力倡举“脱胎换骨”、“陈言务去”、“活法”等，其目的还在于自成一家言。黄庭坚自称：“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22]他论书法时也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3]所以，陈师道评黄庭坚：“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已也。”[24]清人方东树（1772—1851）则认为：“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又须知其从杜公来，却变成一副面目，波澜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乃知空同（按，指李梦阳）优孟衣冠也。”[25]

但是，由于文人作家的才力有限，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超越前人、自成一家的；而亦步亦趋、酷肖古人，毕竟是一种比较省力省时的办法。于是，江西诗派的宗传意识对后世的文学流派在客观上造成了两方面的实际影响：其一是标称古人，以古为尚；其二是模仿古人，优孟衣冠。这两方面的影响，几乎成为明清两代诗坛、文坛中占主要地位的文学风貌。

例如，明初高启的诗作即以拟古著称，《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26]其后林鸿等闽派诗人，倡导以盛唐诗为楷式。高棅编《唐诗品汇》，建立诗必盛唐的轨则。李东阳创立茶陵诗派，强调宗法杜甫。而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使复古、拟古成为一种时代风气，乃至到了“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27]的地步。于是，“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28]，流弊深远。人们不以模拟剽窃为耻，反以为荣，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这才显得学有宗传。至于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等人，打出效法唐宋古文的旗帜，究其精神实质，仍是以宗传意识为主导的，所以对前后七子来说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到了清代初年，宗唐与宗宋成为两大诗歌派别。纳兰性德（1655—1685）在《原诗》中说：

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29]

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其意都不外抬出若干位古人来，作为自家开宗立派的不祧之祖，以为这样一来自家的身份就非比寻常了。古人不是在历史上已然流芳百世了吗？自家效法古人，尊祖敬宗，岂不就可以名垂青史？

二、风会对立与流派演进

当然，文学流派的形成并非仅仅基于文人的宗传意识，它还有其客观原因。王葆心在《古文辞通义》卷6《识途第二》中说：

然则为文各有自适途径，不可强同也；为文有会归之一揆，不可独异也。[30]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