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总是闪烁着最美的理想,一切现存的东西在它的光芒中都显得苍白、俗气、平庸;爱情又内蕴着最深的原欲,它的汹涌浪涛使一切现存的东西如防范河水的堤岸,显得僵硬、教条、死板。在一切文化中,爱情都明显地是一种不安分的因素,它的巨大活力和激情既表现出要冲破一切阻碍的破坏性,又表现为一种理想至上,蔑视现实的超越性。这两方面都预含了爱情的悲剧性。中西文化根据各自的性质,对爱情的悲剧性作了不同的导向。
一、抗争与毁灭:西方爱情悲剧意识
西方悲剧从古希腊至现代,一直充满着爱情主题。《阿加门农》(埃斯库罗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玩偶之家》(易卜生)、《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哀悼三部曲》(奥尼尔)……从各个方面展示了爱情悲剧的五彩缤纷。在这些五彩缤纷的悲剧中,又都显出了西方爱情悲剧意识抗争与毁灭的共同主调。这些抗争和毁灭是形形色色的,为了同中国的爱情悲剧意识有一个比较点,也为了使爱情悲剧的两方面(原欲和理想)更鲜明地表现出来,我们选择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来说明西方爱情悲剧的特点。
这两个悲剧如大多数爱情悲剧那样,是一种三段结构。(一)越界行为。罗密欧和朱丽叶属于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对世家。两人的相爱越出了各自家庭规定的界限。从家规在世俗中的神圣性来说,二人大逆不道地破坏了家规,从家规在纯真爱情的衬照下显得如此狭隘来说,二人超越了家规。家规的狭隘仅是恋人的慧眼,家规的神圣乃为社会的共识。越界行为决定了爱情的坎坷。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是金枝玉叶。斐狄南和露易丝却相差甚远,一个是显贵的宰相之子,一个为穷贱的乐师之女。在一个讲究门第和等级的社会,等级的悬殊本就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加上宰相要把儿子的婚事作为自己政治阴谋的手段,犹如在鸿沟上又设障碍。等级和政治已为爱情划定了疆域,当两颗心充满天真无邪的爱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越界了。(二)一反到底。越界行为必然遭到激烈的反对,而且是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反对。严厉的甚至是冷酷的传统的压力一会儿显出父爱般的尊严,一会儿显出母爱般的温情,一会儿显出恶敌般的残暴。在《阴谋与爱情》中,宰相大人更是用尽了权力和手段。然而面对种种阻挠,越界的爱情信念愈坚,毫不退却,一反到底。(三)以死殉情。越界的爱情面对的是社会的狭隘共识。无论爱者意志多么坚定,行为多么勇敢,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们要坚持自己珍贵的爱,其结果就只能是走向毁灭。传统容不得这种越界的爱,爱要获得胜利只有彻底离开传统。死亡是他们摆脱传统的唯一方法。因此,爱选择了死亡。为了选择胜利,不屈服、不妥协的胜利,他们选择了死亡。从他们为情而死来说,他们失败了,从他们以死殉情来说,他们胜利了。正因为他们的死,给了传统、给了社会的共识一个巨大的冲击:这种使人必须死的传统和社会共识必须重新认识。恋爱的阻碍者本也是以一颗爱护之心和要使之幸福的愿望去阻碍的。当他们的“爱护”使恋人死去之后,他们的爱护本身也被逼进绝境。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二人死后,两个家庭化仇为友,和好了。在《阴谋与爱情》里,二人死后,宰相也绝望而自投法网。在一堆尸体中,等级和政治也被推上了思想的审判台,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双方的毁灭中是绝对理念的胜利。按否定之否定前进的文化就是在毁灭中获得了更高一级的新生。
二、追求与保存:中国爱情悲剧意识
西方爱情悲剧中恋人与亲人的斗争最能反映文化精神,中国爱情悲剧里,恋人与恋人的距离最能反映文化精神。这使得中国爱情悲剧由两套模式组成:追求模式和被追求模式。
追求模式是从《诗经·蒹葭》开始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唏。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是具体可感的存在,又是有距离的。有距离而又可感,对追求者的心理效应是把追求对象理想化。理想化了的伊人激发起人的全部热情、想象、勇气投入追求。但伊人是有距离、有阻碍的存在。阻碍,可以强化也可弱化追求。但当目标是追求者的人生理想的时候,阻碍只能强化追求。主人公溯洄从之又溯游从之,一次又一次地追寻,但伊人却忽近忽远,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总是可望而不可即。追求者遇上的是最理想的目标,同时又碰上了不可克服的阻碍。阻碍一开始就决定了追求的苦味,但对理想的追求是甘受苦味的。而一再努力都难越阻碍,苦味就转为悲伤,特别是理想的目标仍在前面具体而又缥缈地闪动,仿佛能够达到,其实又达不到,达不到又仿佛能够达到……
《蒹葭》在被初读的时候,就会传达给人一种深沉厚重的悲伤情绪。进一步分析,它由三个基本因素所构成:(一)具体而缥缈的目标:美人意象。(二)不懈(带有超文化性质)的追求。(三)不可克服的阻碍。这三因素一起铸成了中国文化追求悲剧意识的基本模式。爱情融最深层的原欲和最美的人生理想为一体,潜蕴着最大的活力、激动、破坏、理想至上精神和超越性。西方悲剧的爱情追求充分显示了破坏、理想、超越的三位一体。中国文化却从《蒹葭》始,结成了符合文化性质的模式,它在后世反复出现。张衡《四愁诗》、曹植《洛神赋》、陶潜《闲情赋》都属这类模式。先看《洛神赋》和《闲情赋》。
两篇作品都有具体而缥缈的美人意象,你看洛神:“徙倚徬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深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闲情赋》的美人呢?“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两个追求者都遇上了不可逾越的阻碍。《洛神赋》人神殊道,自不待言。陶渊明“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明明知道人神殊道,曹植硬要解下自己的玉带,请洛水的波浪向洛神转达爱意。其结果,当然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露繁霜而至曙……”。陶渊明深晓“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却偏偏苦思苦想,一往情深:“我愿作美人衣上的衣领,承拥着她芳香的头面,但到晚上美人就把衣裳脱下了,我只有在孤凄中度过亘亘长夜;我愿做美人裙裳上的束带,系在她窈窕的腰身上,但天气一变冷,她又把旧裙脱下另换新装了;我愿……”(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腰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感情之强烈、缠绵、深厚,一连说了十个愿,最后还是“考所愿而必违,徒契阔以苦心”。
《蒹葭》中不可克服的阻碍是什么,没有说,只是以水的形象显示了距离和阻碍,《洛神赋》的阻碍很明确,人神殊道,但这本身也是一种象征形式,还是《闲情赋》点得清楚:“惧冒礼之为愆”,阻碍是礼。海外学人黄永武说:“《诗经》中的水……大半含有一种共通的意义,‘水’是‘礼’的象征。”[1]他举例很多,也包括《蒹葭》。何新在《学宫、辟雍、冠礼以及死亡与再生》中说,远古的男女隔离制度正是把男女的集体宿舍建立在有水环绕的地方。[2]水是礼的实际体现。总之,不可逾越的阻碍为礼是不错的了。那么《蒹葭》模式中的爱情追求,一开始就是逾礼的追求,显出的是人的原欲的破坏性的一面;但它同时又含着人的本性的超越性的一面。爱,作为一种激情,本能地感受到现存文化之礼的历史局限性。追求者反现实和超现实的情感,加上追求目标的距离,使追求目标——美人升腾上了超现实的理想高度,成了一种理想的象征。
对《蒹葭》模式来说,关键性的一点,就是美人意象的理想性对追求者的反作用。追求者愈把自己理想化,那么,自己要配得上一个追求者,就愈要提高自己的情操,使自己也达到理想境界。理想作为具体的理想,总是文化的理想。这种理想化的要求,必然使自己的行为和内心向文化理想(礼)靠拢。实质上渐渐地加强着道德的力量、自律的力量,净化着原欲的非礼和反叛的力量,使之不知不觉慢慢又回到礼上来了。但一回到礼上来又意味着本就不该追求,这和内心的本能,和自己的初衷,和美人存在的具体感召力都是矛盾的。当这个矛盾又展开时,仍呈现为同一循环。追求者就在这个循环中既达不到目的,又不愿放弃追求而显出凄婉的深悲。
追求者之悲,从自身讲,是陷入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反应模式。只有发乎情,才是一个懂得情感的人,而非腐儒,能引人同情。只有止乎礼义,才能获得更大的同情。如果一味纵情,像潘金莲,就会成为反面形象,变悲剧意识为讽刺意识,而止乎礼义,自我舍去的越珍贵,自己越是感到舍去时的痛苦,越是满含泪水不让自己成功,心灵就越丰富,越强大,悲剧意识就越深厚。从对象上讲就是由于目标退却,即美人的退避而使整个追求陷入中国文化的五行动态平衡模式。[3]《蒹葭》模式就是一个简化了的五行图式。下图三角中,实线表示强追求,虚线表示弱反应。首先,追求者对美人以逾礼的强追求;而美人对追求者只有弱反应,而对礼强追求,持礼以自重。因此显出距离,显得缥缈。美人已持礼,礼也不用再施于她,而对追求者以强追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克相生的动态平衡,其结果就是追求不得的悲剧意识,而这又恰恰符合中国文化的保存性、中庸性。只是这种动态的运行意味着蒹葭悲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要不断地反复出现罢了。张介宾《类经图翼》说:“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反相成。”中国封建文化就是要想永远循环下去。西方的爱情悲剧之所以达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超越性,是由于男女双方站在一起反对旧势力,以死亡来暴露反对他们的势力的片面性。而《蒹葭》模式则因一方的退缩从而使追求理想的超越性转为文化理想的礼,结果追求者只有用文化的理想来证明自己追求的合理性,以无边的悲来证明自己心中的道德力量,从而也完全保全了反对自己追求的礼的神圣性。他的命运就是在这种五行式的循环中哀叹、悲伤、询问、诉说……
在《蒹葭》模式中,目标退却是关键性的。退却的美人在追求者看来是那样的悠然、空灵、若云、若霞。其实,美人本身也陷入了文化的困境。美人作为被追求者不是天仙,而是凡人,是一个与追求者一样处于悲剧之中而心性比追求者更柔弱,从而也是比追求者更加不幸的人。还是从《诗经》开始吧。请看《郑风·将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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