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是文化困境的暴露，困境可以使人产生不同反应。悲剧意识在暴露困境的同时要弥合困境，以使文化能够生存。文化的性质决定着人对困境的反应方式和弥合困境的方式。变革型的，以否定之否定方式前进的西方文化，充分利用悲剧意识的暴露功能，利用困境去认清真相，寻找真知，哪怕必须承受最大的痛苦、失败和毁灭，也要求真，从而其弥合的方式是在毁灭中重思，在否定中前进。保存型的中国文化既用悲剧意识暴露困境，又以不突破文化之礼为原则，而对困境，中国人不是竭力求真，而是努力护礼，维护礼的神圣性，甚至不惜自我欺骗和走向毁灭，从而其弥合方式是毁灭与保存。

一、毁灭与崇高：护礼的轨迹

中国文化中一个最易触及文化本质的困境就是君臣关系的困境。中国文化通过制度、礼仪、哲学和道德观念把君王神圣化了，把君权绝对化了。有德、有志、有才之士遇上昏庸无能之君，就陷入了文化的困境。君是不能反的，臣之悲又是很深很深的。为了保存型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悲剧意识是怎样进行导向和给以弥合的呢？屈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屈原的政治事业是从一帆风顺开始的，他的美政理想虽然与贵族集团的利益相冲突，但由于楚王的支持，力量对比是有利于他的（如图一）。然而风云突变，楚王转向党人一边，反对屈原及其所推行的美政。在力量对比上，屈原由强转弱。屈原是必须依靠楚王支持来实现美政的，而楚王却成了美政和屈原的反对者。本来，屈原面临的客观图景如图二。在这个图中，屈原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排除三角形另一端的楚王和党人的干扰去追求美政，但由于文化体制及其相应的观念和屈原对这观念的深信，屈原眼中的图景就显现为图三，楚王横在屈原与美政之间。要实现美政必须通过楚王。楚王反对屈原，屈原却不能反对楚王。屈原“致君尧舜”和楚王对他的排斥在屈原的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情感狂浪，但屈原的巨大情浪翻起的第一朵浪花却是“蒹葭模式”，这意味着屈原面对求真与护礼选择时把情感无意识地摆向了护礼。在屈原的“蒹葭模式”中，屈原是追求者，理想是美政，阻碍是楚王，但由于屈原悲剧本是政治悲剧，由于屈原对君臣困境的感受和追问，“蒹葭模式”在屈原这里产生了一系列畸变。

首先是美人意象的畸变。《蒹葭》中的美人是尽善尽美的，而屈原的美人却不那么理想。屈原第一次追求的宓妃是这样的：“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离骚》）虽然外表漂亮，但脾气乖戾，行为放荡。这种由理想变为不理想的原因有两层。其一，屈原的美政必须通过楚王来实现，因此对美政的追求首先是对楚王的追求。追求对象由美政变为楚王，美人意象也就由理想变为不理想。其二，美人意向既是楚王的投影，又是当时其他国家君王的投影。楚王不用，屈原多次产生过像当时的众多游士一样的想法，到他国去施展才干。美人的不理想也暗示了屈原对这种内心意向的否定。儒家的也是屈原的治国平天下理想须通过一种明君忠臣的美政去实现。屈原的理想追求同时又是一种臣道追求，在臣道追求中，楚王既是他必须追求的，实际上又是阻碍他追求的，这使得屈原的“蒹葭模式”中美人理想发生了畸变，它反映的是屈原内心的矛盾：忠君和罪君的矛盾。这又表明屈原在困境中面临了选择——求真还是护礼。这在阻碍畸变中得到了确定。

在《蒹葭》中，神圣的礼的阻碍以水的意象表现出来。屈原遇上的阻碍，从根本上说，也是礼，是臣道，是君臣关系，是忠的道德律令。须追求的是君王，阻碍的也是君王，这个惊人无情的现实使屈原内心产生了忠君与罪君、求真与护礼的冲突。君是不能罪的，这是保存型文化的要求。屈原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冲突时产生了一种心理置换：君王之所以阻碍他，是因为有小人奸臣在君王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因此，真正的阻碍不是君王，而是小人。本来是君王阻碍他，现在他把君王的阻碍变成通向君王的阻碍，对君王之怨就变成了对小人奸臣之怨。这种心理的置换一方面维护了君王的神圣性，维护了忠的合理性，强化着追求意向，另一方面罪怨之情也有了正当的发泄对象，对小人奸臣是可以毫不客气地予以谴责的。《离骚》中的三次求女清楚地显出了屈原这一心理置换的心路历程。第一次追求的美人是宓妃，屈原确信她长得漂亮但品德不好，明显地包含罪君意识。第二次追求的是有娀氏之佚女。“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这次美人也不行，但不是屈原确信她不行，而是媒人鸩鸠说她不好。屈原开始怀疑媒人了，这是罪君意识的转移。第三次追求的是有虞之二姚，同样未成功，但原因是“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罪过完全在媒人身上，从而完成了罪君意识的转移。楚王的阻碍转变为小人奸臣的阻碍、媒人阻碍。

美人畸变有相应的阻碍畸变来保持平衡，强化着屈原的追求意识，使屈原陷入“蒹葭模式”的五行循环而不能自拔。阻碍畸变保证和加强了屈原的悲叹：“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抽思》）这也是《思美人》中的悲伤：“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屈原在《思美人》中，仍沿着媒人阻碍的思路，进而下定决心“不愿屈志改行以求”。这一方面坚定了自己的志向，另一方面也完全坚定了自己心理置换后的认识：媒人碍阻。这种置换的实质就是：为了文化之礼的神圣性，奸佞必须承担君王的全部罪过。

一旦奸佞承担了君王的全部罪过，成为忠臣的对立面，中国悲剧意识就由缠绵悱恻的君臣关系失落之悲转为悲壮崇高的忠奸之争。屈原奠定了忠奸之争悲剧的核心，它在后世不断复现，丰富完善，特别是元、明、清叙事文学兴盛之后，忠奸之争就以一种较完整的形式显示出来。我们选四个戏曲作品来探讨忠奸之争的基本结构和内在意蕴。

《鸣凤记》传说为王士贞所作，写明朝嘉靖年间震动朝野的杨继盛、邹应龙等忠臣反对严嵩及其党羽的忠奸之争。一开始“忠佞异议”“二相争朝”，以夏言、曾铣为一方，以严嵩、仇鸾为另一方，在是收复河套失地还是用和戎之策，是抗击入侵倭寇还是惧敌害民这两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发生原则性斗争。结果奸臣得胜，夏言被杀。忠臣杨继盛又挺身而起，一人上本反对严嵩，仍惨遭杀害。这并未能熄灭忠臣的反抗，董传策、张羽中、吴时来决定联合行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一起弹劾严嵩，结果还是失败，遭到刑罚和贬职外放。奸佞的嚣张气焰未吓倒忠心之士，不在谏官之列的郭希颜，抱一死的决心，孤身上本，进击严嵩，又遭枭首示众。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郭希颜的学生邹应龙、林润登上仕途与孙丕阳等忠臣一道又继续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受文化模式的制约，《鸣凤记》的最后一幕和所有悲剧一样，总是放在一个团圆和胜利的点上，但整个戏剧里前仆后继的尸体加尸体的严重斗争，显出了忠奸之争的悲壮特色。

《鸣凤记》写的是朝廷内部的忠奸之争，李玉的《清忠谱》则结合市民运动来写忠奸之争。明末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为害四方。东林党人、吏部侍郎周顺昌不畏强暴，与之斗争。当忠臣魏大中被逮捕路过吴门时，周顺昌偏与之送行，并主动与他缔结儿女姻亲，对魏大中表示支持。当魏忠贤的党羽为其建生祠，欢庆落成时，他冲进去，指着魏忠贤像大骂。被捕后，他不拜不跪，直呼魏忠贤为阉狗，并踢翻桌子，用枷杻殴击魏党爪牙，最后“惨受酷刑，囊首狱底”。周顺昌反对奸佞的斗争，得到苏州市民的支持，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人听到宦官缇骑捉捕周顺昌，满怀忠义组织掀起了一场市民暴动。在被捕后，五人蔑视奸佞，含笑就义。周顺昌之子周茂兰闻父含冤刑死，用血写奏书，上达君上。最后魏党报败，周家获皇帝钦表，五人也平反昭雪。

明人冯梦龙《精忠旗》，围绕爱国忠君保民和叛国欺君害民来展开。岳飞进击金侵略者节节胜利，而受金兀术派遣回南宋朝廷做内奸且当上了丞相的秦桧假传圣旨，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继而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于狱中，又伪造假证，冤杀了岳云、张宪。岳飞夫人和女儿被逼得跳井身亡。两个小儿子岳震、岳霆在官府解押路上，一病死，一投水而死。真是秦桧一手遮天，万俟离、张俊帮凶为恶，奸佞当道，黑云满天。但忠奸之争并未停止。先有韩世忠愤怒诘问，不成后挂冠而去；后有施全到相府行刺，又失败。然而奸臣为天地所不容，秦桧湖中遇鬼，病笃而亡，在阴曹地府受到正义的审判。最后皇帝醒悟，太阳出，乌云散，岳家满门受彰表。

李开先的《宝剑记》以水浒故事林冲造反来写忠奸之争。《宝剑记》中的林冲不像《水浒传》中的林冲，对高俅的迫害一忍再忍，而是对奸臣主动进攻。高衙内看上林冲妻子也只是一条副线，主线是忠奸之争。林冲助征方腊，因功获征西统制，他看见高俅、童贯专权用事，就向朝廷奏本，弹劾二人。未成功，自己反被贬为巡边总旗。不久，由张叔夜提拔，做了禁军教头。这时，看见“朝廷听信高俅拔置，遣朱勔等大兴土木，采办花石，骚动江南黎庶，招致塞上干戈”，他又再度上本，责斥高、童，高、童二人知道后，由高俅设计，以看宝剑为名，将林冲骗入白虎堂，然后问罪发配。以后就是《水浒传》有的火烧草料场、投奔梁山。官军围剿，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威震京师。最后皇帝醒悟，由宿太尉招安，林冲手仞高氏父子。《宝剑记》虽没有肉身的毁灭，但林冲被逼得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忠君之人不得不做反民，爱国之人不得不为叛逆，这也是一种毁灭，作为忠臣顺民身份的毁灭。林冲夜奔梁山，“一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最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毁灭。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刻正是弹泪时。全靠后来皇帝圣明，招安免罪，才使他重获新生，回到臣位。

以上四个戏曲，《鸣凤记》专注于朝廷内的反复较量，《清忠谱》与市民斗争融为一体，《精忠旗》从对外战争取得背景，《宝剑记》与农民造反有机接连，表明忠奸之争能够把各种悲壮的内容都容纳进来，从核心上给予规范化。这四个悲剧，以及各种忠奸之争的悲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一个四段式结构。

（一）奸佞当道。奸佞当道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君王受蒙蔽。因此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奸佞们做尽坏事，或残害忠良，或欺压百姓，或卖国求荣。他们胡作非为当然与皇帝这块金字招牌分不开，《宝剑记》就是皇帝直接出面贬斥林冲，《精忠旗》、《清忠谱》里则为奸佞一手遮天，假传圣旨，残害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