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人的本性在于社会性，因此提倡与质符合的文。庄子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自然性，因此觉得一切社会性的修饰，一切文，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束缚。在《马蹄》中，马受到伯乐的各种装饰和训练的时候，是它最痛苦的时候，当马没有任何管束与修饰在野外自由自在的时候，才最舒畅自如。庄子看来，最重要的是质，是自然天性，而加在质上的文是多余的，有害的，而且自然天性并非一定要长得是模是样才美，而是只要是自然而来的都是美的。在《人间世》、《德充符》中，庄子写了一大批残缺、畸形、外貌丑陋之人，但这些人都受人们的喜爱，因为他们知道，长得美或丑皆得之于天。“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不是外貌的好看或好看的修饰是美的，只有自然本性本身才是美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容貌好，或穿戴打扮好而自鸣得意的人，恰恰忘掉了什么是自己的自然之质。有饰无德，因貌失德，根本就谈不上美。孔子之文与庄子之质形成了美的两种境界。

孔子之文是与整个封建社会的礼连在一起的。等级伦理之礼外化为朝廷上下的衣食住行、典章制度，从皇宫到县城，从官府到私宅，五色配合，五声配合，五味配合，行为、举止、朝见、宴乐……构成一种富丽而有序、多彩而有法度的美。庄子之质是与山林田园连在一起的，远离朝廷，归守田园，轻视礼俗，放意山林，饥来则食，困来即卧，兴起而往，意尽而归，随其本性，因其自然，形成一种恬淡自然的美。

孔子之文与庄子之质，朝廷之富彩与山林之素朴，都市之喧浓与田园之静淡构成了中国美学的两种基本意境——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鲍照比较谢灵运和颜延之的诗，说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这“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2]。这两种美的理想交织在整个中国的审美对象之中：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的诗、宫殿建筑、颜柳的楷书、李思训的青绿山水、民间年画、明清的瓷器、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浓艳之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陶潜的诗、私家园林、倪元璐的画、宋代的白瓷、戏曲的布景，这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冲淡之美。

错彩镂金之浓与出水芙蓉之淡是从意境中之“境”着眼谈整个境界，如果从意境中之“意”着眼，儒、道的理想境界之区别就表现为神逸之争。绘画中，谢赫把作品分为六品，唐代张怀瓘又分为神、妙、能三品。朱景玄后来又加上逸品，但未论高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分为自然、神、妙、能、谨细五等，自然列为第一。书法上，庚肩吾把书法家123人分为九品，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之上加上“逸品”，张怀瓘仍与在绘画上一样，分神、妙、能三品。可见唐代已有神逸之争，只是不明显。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把逸格放居首位，形成逸、神、妙、能的位次。而后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否定黄休复的排列，以“神、逸、妙、能为次”（参见《画论·论远》）。南宋邓椿又把案翻过来，以“逸”为第一。

神和逸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黄休复是论述得最详细的：

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益州名画录》）

如果从审美对象的神、骨、肉结构来谈，神和逸都属于神，也属于气韵生动之气。然而从意境的理想境界来讲，神为儒家之神，逸为道家之神。儒家之神作为文化之神，仍具“阴阳不测之为神”，“神无体而易无方”的超法度性质，但作为儒家之神，又讲究从法度而来，由形而神，由法度而超法度，从“应物象形”到“思与神合”，最后达到神的境界。这在杜甫那里表现得最清楚。杜甫作为儒家典范最讲法度：“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然而由法必须达到神，“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整个诗一方面韵律、平仄、对仗、承转、法度严整如错彩镂金，另一方面又气韵生动，达于神境，“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八哀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儒家之神是以形写神，法度严整，由形显神，形神兼备。杜甫之诗，赵佶之画，颜柳之楷书，司马相如之赋，皇家园林……皆儒家之神。

道家之神是逸，道家精神本是超出朝廷的法度，超越世俗的习规，因而逸不讲法，“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不求精确的形似，不要按部就班的法度，而求“笔简形具”，“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已周”（《历代名画记》）。它不是以形写神，而是以神写形，只要得神、得意，形似与否是无关紧要的，“意足不求颜色似”。正因以这种以神写形的逸为最高境界，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逸的境界体现在张旭、怀素的狂草中，体现在陶潜的诗歌中，更明显地显现在宋元的文人画里。

三、雅俗韵态：意境类型与历史发展

浓淡神逸是渗润着儒道思想的两种基本类型，从魏晋到唐代，二者相互辉映，各放异彩。但进入宋，淡与逸相对于浓与神，明显地在理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方面是儒学转为理学，更加理论化、伦理化，也更加远离艺术。另一方面，士大夫们除了时局的压力之外，既面临着理学理论的冷酷性，又面临着市民阶层新带来的世俗气。士人心态几乎整个地倒向了亦道亦释的艺术思想。绘画上，黄休复把逸放在最高位，郭熙提出“远”的山水画境界；诗歌从梅圣俞到欧阳修，把“平淡”视为最高；连词本是极绮丽柔艳的，张炎也提倡“清空”，要“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

正像儒、道思想的互补相通一样，浓、淡，神、逸，一重由形而神，一重由神带形，也是相通的，儒者讲究内圣外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这是浓中含淡，神中蕴逸。苏轼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是淡中包浓，逸中蕴神。因此自先秦至宋代，儒与道都推崇典雅，都是具有雅气的。刘勰《文心雕龙》谈的典雅是儒家的典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的典雅是道家的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浓淡神逸皆为雅，皆为理想的审美境界。与雅相对的是俗。宋以前，对于儒者之雅来说，俗是民间的新奇轻靡，对于道家之雅来说，是机械刻板的社会习俗。陶渊明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司空图有“少有道契，终与俗违”（《二十四诗品·超诣》）。到宋代，市民兴起，俗有了新特点，即市民性。雅俗之争变得非常激烈。严羽《沧浪诗话》说：“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张炎《词源》提倡“雅正”反对“俗”，其门生陆辅之作《词旨》也说：“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元人黄公望《写山水诀》说：“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然而，随着市民的壮大，明中后期，涌出一股浪漫洪流，以李贽、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为代表，造成不是雅，而是俗成为美学的最高境界。

雅之所以为理想境界，因为它体现了道心，俗之为雅之所不齿，因为它不合道心，既无儒者的雍容高贵，又无道家的闲淡飘逸。然而李贽推出“童心说”反对道心，为俗超越于雅之上奠定了哲学基础。“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道心是反对人的欲望的，儒家以封建等级限制人的欲望，“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的纲领。道家的一个根本的主张就是去欲。童心说则是肯定人的欲望的。“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德业儒臣后论》）道心是反对人的情感的，儒家要人以理节情，道家要人去情。童心说则主张任情，这特别在汤显祖那里得到强调。他们认为只有从童心中泻出的性情才真，是真心真性真情，而由节欲节情去欲去情所形成的东西却是虚假的。由童心而来是本色，由道心而来是相色。“本色犹正身也，相色犹替身也。”（徐渭《西厢记序》）诚然，道家也讲童心，认为能像婴孩那样最好。但它强调的是婴孩的无知无欲。因此，在道家，童心即道心。在李贽，童心即真心、私心、俗心。诚然，荀子也讲过性恶，但他认为通过礼法可以使人由恶变善，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乃至圣人。而李贽的童心则是与礼法完全对立的：“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童心说》）童心在公安派那里就表现为性灵。袁宏道在《序小修诗》里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童心在汤显祖那里则表现为“至情”。汤显祖痛感自己生在一个灭才情的有法之天下，而非有情之天下，深觉情与理法的对立：“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

由反对道理的童心，反对格套的性灵，反对理法的至情而来的审美浪潮“率心而行”，“任性而发”，怀情而往，创造出了“俗”的崭新境界。俗，不仅是如“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李贽）之类的思想理论，它更表现为一种新的审美意境。

俗从意境中的意方面来说，表现为狂、奇、趣。面对封建礼法，俗的最激烈的一端就表现为狂。李贽就是狂人写狂文，“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杂说》）。徐渭更是狂人狂文狂字狂画。这个自谓南腔北调之人要求作品应能兴观群怨，但兴观群怨不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而是要使人“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答徐北□》）。

面对社会的束缚，市民俗意最艳采的一端就表现为奇。汤显祖就是奇士奇心写奇戏，“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玉茗堂文之五》）杜丽娘因情生梦是奇，因梦而死亦奇，死而复生更奇。为情死、为情生的《牡丹亭》是奇，《紫钗记》、《邯郸梦》、《南柯梦》同样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