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回来，战争便爆发了。至于关闭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转而移至重庆，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战争中，我与席有仁的联系一时中断。后来我听他说，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放弃事业开始四处逃亡。等战争结束，兴祥隆银行又重返上海。同样，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开始收复以前的企业。双方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

关于战后上海经济界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简直无以名状。官僚资本掌握了所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我每每想起就会肝肠寸断。民族产业无法逃离棍棒的扑杀，尽数被灭。兴祥隆银行融资的民族产业全部破产，银行也因而倒闭。我甚至远渡美国，企图寻找救亡之策，却均失败而回。就这样，长年的梦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朝破灭。

我们放弃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无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庆去世，并无孩子；我虽然并非独身主义者，但忙于工作，也未成家。我们都无牵无挂。因此，我们计划在香港重新开始。然而，对外来人而言，香港的风潮并非那样温暖，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基础。我们花光了身上仅有的钱，却连一个像样的事业的衣角都没摸到，仅剩一身皮骨。南国的太阳实在酷烈得无情。应该北返吗？不，此时中原早已战火密布，红军已如波涛般跨越了长江。

我们从一流公寓迁至二流公寓，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节约经费。后来，我们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间小屋，沦落之感愈发痛彻心扉。就在那时，我偶然间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结识的日本实业家。那位名叫矢田的日本老人刚好前往东南亚旅行，归途顺路就来了香港。矢田是工业家，拥有一家生产塑料的工厂。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处都是他产品的市场。而且，他当时正在考虑产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见了我们。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热情地劝说我们：“来日本吧，帮我负责工厂的出口部门，我的产品的客户都是南洋的华侨。”

“去吧！”李源良说，“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时，从没在那里逗留过两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当时进退维谷，如此可谓正中下怀。

在香港穷困的底层生活，让我对李源良有了新的认识。我当时大受打击，心中充满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却并非如此。若论落魄的严重程度，他才是真正从极高的地方狠狠摔下来的一位——顶级的大资本家一下子沦落到了近乎无业游民的境地。而我原来只能算是中产阶级，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样？他失去了小提琴，却在湾仔买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开心地弹奏，毫无像我一般山穷水尽的悲壮感。他的舌头本应习惯了美食，但在吃路边摊的荞麦面时，他也会十分满足地吧嗒嘴巴。至于衣着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说服他换了名字。我虽有李东昌这一名字，但当时那般落魄，实在羞于使用。李源良虽然并不执着于此，却也按我说的起了一个假名，用在了身份证上。

我们来到日本，负责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产业的出口部门，但一切却与此前并无不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工作还是全部由我处理。相较于塑料，李源良对美术展览会和音乐会更感兴趣。他似乎很喜欢东京，称赞那里文化气息浓厚。我也很喜欢日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工业，令我获益颇多——我觉得青年时代的梦想仿佛又重新复苏了。

在矢田老人的关照下，我们在朝日产业的地位也还稳固，但公司的干部们却对如何对待出口部门抱有很大的疑问。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财阀商社要求获得出口的代理权。若将代理权转让，购买原料的资金周转应该会变得轻松许多。如此一来，朝日产业的直接出口部门的存在不但变得可有可无，反而撤掉更好。

我十分担心，李源良则依旧逍遥度日。不过，唯独一件事令我感到颇为欣慰——席有仁在南洋的事业发展迅速，势如破竹。对席有仁而言，战后的混乱或许正好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他转眼间便填补了战时的空白，眼看着壮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这样的席有仁依然时常来信。有一次，李源良带着事不关己的表情，开心地说道：“呵呵，那家伙也做得不错嘛！”我心下惊愕，直直地盯着他幸福的笑容。对我们而言，席有仁的惊人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在信中曾表示，他迟早会涉足外贸，叫我们再忍耐一阵。这对我们而言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难道李源良不明白吗？对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国著名音乐家所办演奏会的门票更为重要。不过，没关系，因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师。不用说，给席有仁写回信是我的工作。于是，我频繁地与席有仁联系，静待时机。

然而，李源良却突然死于交通事故。为了准时赶去听音乐会，他急匆匆地横穿马路，却被一辆出租车撞飞。李源良之死令我觉得浑身都失去了力量。没错，他或许的确是我随意操纵的木偶，但观众一直以来看见的都是这个木偶，没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后的木偶师是什么模样。面对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木偶曾在兴祥隆银行的董事会上发表创新性的意见。战后重回上海后，他的银行又绝望且奋不顾身地支援民族产业。然而，身为银行主人的这个木偶，却连纺织中最简单的原价计算都不懂，只热衷于从扬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国唱片。被海量的资料和数字掩埋、拼命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以及过去那些创新意见的来源，都是我李东昌。流亡香港、饱经风霜、忧愤度日的又是谁？还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着胡琴，享受南国的和风徐徐！

即便如此，但人们会怎么想呢？既是具有创新性的银行家，又是火热的爱国者，并且为了民族产业废寝忘食、不懈奋斗，最终光荣败北的硬汉……这些头衔都加在了那个木偶身上，实际上却都是从我身上剥夺走的。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结束了吗？不，一切都与以前一模一样，碎掉的不过是形骸罢了。

这很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席有仁已经完成了外贸部门的准备工作，很快便要开展业务。而且，朝日产业的老东家去世后，新董事会经过内部商议，已经决定关闭出口部门—— 碎掉的木偶恐怕从未想过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刹那，他脑中浮现的只会是幻想交响乐队即将开始的华丽演奏，并为自己错过这一机会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说，我那亲爱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木偶师。

席有仁总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义，他之所以联系李源良并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无法报恩了。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决定救济瑞和企业的人究竟是谁？

我虽是木偶师，但如今木偶已碎，难道我不能出面成为新的木偶吗？此前给予木偶那么多的东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时候吗？

我成了李源良。这绝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被人们认为属于李源良的东西，其实全都属于我。我所做的并非夺取，而是收回。

我和李源良都没见过席有仁，总是擦肩而过，也不曾互赠照片。确认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济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信的内容。说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间的通信，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对于席有仁的一部分来信，李源良甚至从未读过，而往南洋写信的人一直是我。

我并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认识的李源良是救他脱离困境的李源良，而这个李源良其实并未死去，还好端端地活着。我彻底变成了李源良，并且对此毫无罪恶感。我只是收回给予那个已死男人的东西而已，顺便也包括名字。

当时，我羞于没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来到日本后，在外国人入境登记中也使用了那个假名。但实际中，我们使用的自然还是真名。中国人大多拥有两三个名字，诸如字、号。从这一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只不过在东京，虽然只限于与朝日产业有关的极小范围内，但毕竟有人知道我并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觉得不能留在东京。

席有仁终于进军外贸行业，并将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为驻日总代理。于是“李源良”离开朝日产业，创办了一家新店。为了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兼且考虑到关西是日本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决定将根据地迁至神户——对于这一决定，南洋的席有仁丝毫未觉奇怪。

不愧是瑞和企业，有它作为后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数额都异常巨大，与此前专门出口塑料的小家子气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往事之故，在商定价格时，席有仁也给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润空间。转眼之间，我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梦想开始再次膨胀起来。成为海外民族产业的旗手—— 这一梦想变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资金逐渐增多。此前的华侨主要都活跃于商业部门，但我认为今后必须扩展到生产领域。在从事了好几年、已经颇为熟悉的塑料工业方面，我积累了不少知识，规模上也恰好合适。可以先建设塑料工厂作为起步，然后再扩大规模——或许我的年纪有些大了，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之所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事业。

或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狡辩，但我还是想说—— 我从未想过要赚钱来过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俭朴，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会明白。在产业界留下足迹才是我唯一的生存价值。不是我夸海口，我的个人生活毫无问题。我一门心思地埋头事业，甚至懒于成家。名声？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满足于木偶师这一身份的事实，自然就会明白。

后来，席有仁来了日本。我并未感到慌张，因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实的李源良。无论谈到什么，我都能应对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在信中，我也时常写下一些身为实业家的哲学观念，而真正的李源良与这些可说是毫无瓜葛。因此，席有仁若与真正的李源良讨论实业哲学，只怕席有仁反会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达了。由于是初次见面，我们约定在帽子上插上黄色假花作为标记。当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时，他几乎快要流出泪来。我丝毫没有感到心虚愧疚，因为将这个男人从毁灭边缘拯救回来的人就是我。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神户竟会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却还是与以前在银行任职的徐铭义相遇了，而且，他还曾带领席有仁游玩上海。我当时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无须担心。席有仁很忙，他计划只在神户待两三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应该会与他形影不离。徐铭义说他在东亚大街附近经营一幢公寓，要在这两三周内避开他，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对徐铭义自然只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还是知道席有仁来了神户，告诉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铭义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既然席有仁来了，就要我让他们见上一见。他说：“是在这幢大楼的地下室开食堂的陶先生告诉我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幸好席有仁当时并没来我的办公室。不知为何，徐铭义对与席有仁的会面表现得十分热切，绝不仅止于希望见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见，他或许便会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两眼放光，可能有非办不可的要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联系席有仁。事态开始变得出乎我的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