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的后面是绿树掩映下的钟楼和鼓楼。

策太郎缓缓走着。有时，事情进行得太顺利，反而让人有一种不真实感。他现在就是这种心情。王丽英就在他身边，而此时距离他从那须启吾家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

“听说马上就开战了，土井先生为了做买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真不容易啊！”王丽英说。

她说这话，是出于真情还是讥讽？策太郎有些困惑。

“我就是一个普通职员，奉命到处奔跑，其实也很无奈。”

“也是……”

说着，她停下了脚步，抬头看向高耸的鼓楼。

据说这座巨大的鼓楼是元朝忽必烈所建，用于鸣鼓报时。楼内曾有二十四个大鼓，三年前义和团事件时遭到破坏，如今只剩下三个。鼓楼建筑高大，除了一般的报时任务，还用作瞭望台，相当于北京警备司令部，里面也驻扎着卫兵。

策太郎也向鼓楼看去。“真是了不起的建筑呀！”他好不容易找出这样一个话题，打破了暂时的沉寂。

“了不起？”王丽英侧过脸望着策太郎，严肃地说道，“现在这座鼓楼，与其说是在报时，不如说是敲着丧钟告诉民众，清朝快灭亡了。”

“是吗……”

“虽然目前民众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不久便会觉醒的……哎呀！我不该和您说这些的。真对不起！还是在咱们久别重逢的时候。”

“没关系，那……能碰到您，我就非常高兴了。”

其实，策太郎先去了高公庵胡同看望李涛，一位老婆婆告诉他，李涛出门了。于是，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一页纸，写上自己在北京的临时住址，拜托老婆婆代为转交，正要离开李宅时，王丽英进来了，她也是来看望李涛的。这就是所谓的无巧不成书吧。为了消磨时光，两人在李涛家附近散起步来。

策太郎心想，李涛可能已经回家了吧？

“您又是来我们国家学技术的吗？”王丽英问道。

“嗯……也不是……”策太郎有些不安地说。

他曾向王丽英提过，自己跟文保泰学过拓本技术。

事实上，策太郎此次的机密任务就是接触文保泰，因此，他将频繁地联系文保泰。要是对自己和文保泰结交之事闪烁其词，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再者，如果日后一提到文保泰，自己就这样不安，也必定会引起怀疑。所以，一定要保持冷静。

“文先生的技术，我才学了点儿皮毛，今后还得偷学些。”策太郎索性主动提起文保泰。

“做生意也不容易啊！”王丽英耸耸肩说道。

她前额的刘海儿几乎齐眉，剪得非常整齐。这种发型和王丽英端庄秀丽的容貌极其相称。如果没有刘海儿，她的额头过宽，整个人就显得有些冷漠。

看到她的刘海儿，策太郎不禁想起了往事。他觉得王丽英将头发向上梳，露出整个脸庞更讨人喜欢。在东京时，有一次她去汉语讲习会，就将刘海儿梳了上去，露出了光洁的额头。不过在场的中国人纷纷说那种发型不适合她，于是，她又恢复了刘海儿。之后，策太郎再也没见过她露出额头的样子。

王丽英眼角细长，眸子乌黑发亮，是那么……连策太郎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她哪里吸引自己了。同王丽英一起散着步，感受着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妙不可言、清新爽朗的气息，策太郎不自觉地着迷起来，竟有一种窒息感。

原本只是想通过散步打发时间，但看到王丽英轻松愉快的样子，策太郎却渐渐紧张起来，这种滋味很不好受。他尽量掩饰自己，不想让王丽英察觉到自己心神不宁。不过王丽英似乎没那么敏感，还漫不经心地哼起了歌。

“李涛家的仆人说他只是出去理发，现在应该回家了吧？”她说。

“是啊，咱们回去看看吧。”策太郎回答说。

李涛虽从事革命活动，却还留着长辫子。满族人留长辫的风俗已有两百多年。清军入关后，除僧侣外，汉族男子都必须留长辫，否则会被斩首。人们将头后半部分的头发留长，编成长辫垂在背后，但前面的头发得剃光。如果不经常理发，剃光的地方容易长出新发，看上去既脏又不体面。如果任由头发长长，还容易被误认为是太平天国的“长毛贼”，若遇上存心不良的巡捕，可能就要进牢房了。李涛在日本留学时不怎么理发，常常任由头发蓬松着，但回国后不得不常去剃头。

在东京，不仅李涛，王丽英也经常大骂清朝腐败无能。但在北京，不得不有所顾忌，否则被官府抓去，说不定还会遭斩首之灾。

策太郎和他们两人关系密切，深深地同情这些忍气吞声的年轻人，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有什么共鸣之处。就像有些孩子在家时热情活跃，而到了学校，就变得蔫蔫儿的。母亲若看到孩子这样，必定会感到难过。策太郎对这些年轻人，就类似做母亲的这种心情。

策太郎与王丽英两人又回到了高公庵胡同。

明朝万历年间，一名叫高勋的宦官盖起一座寺庙，叫作慈隆寺。因是高勋所盖，又得俗名为“高公庵”，因此这条巷子便叫作高公庵胡同。策太郎和王丽英散步的大街叫作鼓楼大街，又名十字街。

李涛果然已经回家了。

“我昨天刚到北京，就先来看望您了。”策太郎说。

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彼此客套一番后，策太郎便告辞了。不过，他顺便问王丽英要了她的住址。

留下来的王丽英会和李涛谈什么呢？策太郎像个懵懂的少年一样，心神不定地猜测着。“肯定和革命有关吧……嗯，只能是这样。”策太郎自言自语道。

他向东边走去，先是经过了与高公庵胡同相邻的纱络胡同，再往前走，穿过柴棒胡同就到了地安门大街。如果从地安门大街再向前径直走，就是国子监和孔子庙，但策太郎却向南拐去。

他打算去文保泰家。

策太郎第二次来到北京，最想先见到两个人——公务上自然是那须启吾，就私人来说，就是王丽英了。现在，这两个人都已经见到，接下来就要按照那须启吾的指示，开始和文保泰接触并较量了。

文保泰住在铁狮子胡同。

那一带不光有衙门、学校，还有很多王公贵族、政界要人的府邸，以及专供皇亲贵族子弟上学的“贵胄学堂”。袁世凯当总统时，总统府就设在铁狮子胡同内。后来国民党党部也设在此处，1925年孙文病死在总统府，国民党党部就改为孙文纪念馆。

当然，在1904年，还没有后来的总统府和国民党党部，但当时清政府的陆军和海军总署就设在此处。

此时，西太后慈禧控制着清朝政务，但她信任的人不多，最多是四五个军机大臣，其中最受信任的是荣禄。荣禄死后，庆亲王掌握了政务大权。和庆亲王最亲近的官员叫那桐[1]。

文保泰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他负责联络政府的上层人物。他们之间的层级很清晰，即西太后——庆亲王——那桐——文保泰。

那桐是满族人，义和团事件发生时，他曾辅佐李鸿章与各国交涉，后又曾作为“谢罪使”专赴日本道歉。

实际上，策太郎与那桐亦曾相识。那桐赴日赔礼道歉时，曾在大阪今宫参观了第五届国内振兴实业博览会。当时，策太郎因业务关系逗留在大阪。受外务省之托，他担任了那桐的翻译和向导。那桐应该记得此事。

策太郎既与文保泰关系密切，又与那桐有过来往，通过他来观察清政府上层人物的动态，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策太郎一面追忆着往事，一面向文保泰家走去。

“真漂亮啊……”到了文保泰家门前，策太郎不禁赞叹起来。

文保泰家刚开始修建，策太郎就离开北京回了日本，而今重回故地，房子变得既华丽又漂亮，几乎要认不出来了。两边的墙壁洁白无瑕，正门敞开如飞展的双翼。屋顶的倾斜较大，地砖就像刚刚刷洗过似的干净亮堂，看得出是新落成不久。

看门的老头很面熟：“您又来了，好久不见了。”

仆人进去通报，不久，文保泰便迎了出来，兴冲冲地将策太郎引了进去。

与两年前相比，文保泰气色好了很多，印堂发亮、红光满面，身体也比以前胖了些。

“你要在北京待一段日子吧？下次来不必走正门，从后门进来就行。我一般都在这房子里取拓本。”

文保泰一边笑着说，一边向身后瞥了一眼。

在他身后，是一栋用红砖砌成的房子，非常小巧玲珑。房子的用砖和正门两翼下面的砖相似，只不过颜色不同，看上去洋味十足。

“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悠悠馆’？”策太郎问道。

“你也知道它叫‘悠悠馆’吗？”文保泰眯缝着眼睛，得意地问。

“悠悠馆名气那么大，我昨天刚到北京，就已经听很多人夸奖说这房子不一般。”

“是吗？也没有那么好吧。”文保泰故作谦虚地说，“不过你看，这房子虽然没那么宽敞，但用来取拓本，功能还是相当齐备的。它多少有点儿西洋风格，可能大家觉得新奇，就聊得比较多吧。但我最满意的是，在这个地方不会受人打扰，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房子进出口只有一个，把门一关，这就完全是我自己的天下了。窗户本来就小，还装上了铁格子门窗，有人说这地方像个监狱，可我却完全不觉得。你看，其实光线并不暗嘛，屋顶上安了玻璃天窗，挺亮的。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看来，他对房子是相当满意。文保泰满面春风地陪策太郎一边参观，一边介绍。估计所有来拜访他的人都有这样的待遇。

策太郎听着介绍，连连惊叹。

“后门对着的街道特别宽，马车都能过得来。要是有朋友托我取拓本，用马车把石碑运进来，也很方便。”他又解释了一番。

石碑体积庞大，非常沉。运石碑本来非常花钱，可中国人工便宜，也就无所谓了。文保泰盛名在外，凡是拜托他取拓本，酬金也比一般的高得多。

“这块匾真特别！”策太郎抬头看着悬挂着的门匾，欣赏地说道。

只见绿色的匾框中间，“悠悠馆”三个大字十分醒目，乍一看去，像是在黑底上印着白字。这几个字既不是用毛笔书写的，也不是雕刻完木头后着色的，而是用上了取拓本的技术。匾上的“悠悠”二字，不仅字体相异，字的大小也稍有不同。第一个“悠”字是楷书，字体稍大且工整；第二个“悠”字是正草书，笔画略细，但不同于龙飞凤舞的草书，它更易于辨认。最后的一个“馆”字则笔画粗犷、刚劲有力。

“这三个字是我从别处一个一个一个拓下来，最后排列起来贴上去的。我用一种特殊的涂料反复涂抹了字面，这样字就不怕风雨侵蚀了。第一个字是从保定刘宗之的墓碑上拓来的，那块墓碑叫‘神道碑’。第二个字是从上海‘潮泉义庄’的创建纪念碑上拓下来的。第三个字则是我看到《停云馆帖》时，觉得封面上的‘馆’字别具一格，于是请了一位技艺熟练的石匠照字样雕刻了一块碑，我后来取的拓本……”

文保泰接待客人时，总免不了如此介绍一番。但也许是因为他不善辞令，总让人觉得他的解说不是那么流畅。

“您是特意……”这时，就连颇谙此道的策太郎，也十分惊讶。

一般的书法家或鉴赏家都喜欢看古人的笔迹，这一点自不待言。只是古人的笔迹都写在纸上，纸张本来就脆弱，再加上长时间的污损虫蛀，很难完善地保存下来。因此，凡名家书法都刻在石头上，尽管字迹终会磨灭，总归还能保存相对较长的时间。至于拓本，随时都能取，作品就是这样流传开来。

一般情况下，一本书封面上的字应该是最好的、最吸引人的。但即便一个人再怎么喜欢封面上的字，在书主人在世期间，一般也只是妥善保存字迹，不会另搞拓本。要是有人特意请石匠将书上的字雕刻出来，再搞成拓本，这种人虽不至于是书呆子，也算是“拓本狂”吧。文保泰就是这种拓本狂，世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