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隆曼从妻子的手机上看到了一则短信，得知她的生活中有了另一个男人。他早就有这样的猜测了，但没有明确的证据。除了他没法解释有一两个晚上她为什么不在家，还有他们共同使用的汽车里程数明显增加了。到今天为止，一点儿妻子出轨的确凿证据都没有，而且妻子贝蒂娜总能轻松地应对他的指责和疑问。

所以，连续几周，瓦尔特·隆曼养成了规律地检查她的手机，翻阅她的短信记录的习惯——他自认为还未曾引起妻子的注意。但贝蒂娜·隆曼其实注意到了，并且之后一直保持警惕。瓦尔特·隆曼是个很容易受刺激的人，也很容易冲动地爆发，过去有好几次严重到对她使用暴力。所以她什么都没跟他说，而是每天删除来电记录和收到的短信。直到那天，瓦尔特·隆曼看到了她的情人发来的短信，随后制订了一个恶魔般的计划。

这个“第三者”是在八个月前闯入贝蒂娜的生活的。她在他那儿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她对一位女性朋友如是说。她与瓦尔特·隆曼的婚姻早就到头了，但这位三十二岁的女性没有勇气离开比自己大将近三十岁的丈夫，尤其是考虑到他们那两个年龄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孩子。

瓦尔特·隆曼在妻子的手机上看到内容为“和你在一起真的太美妙了，我想念你，克劳斯”这则短信后，并没有找妻子谈话，而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八天之后的晚上，他恳求妻子第二天和他去柏林凉亭营地的花园纳凉房，帮忙给房子做冬季御寒的布置。但她不知道的是，在短信“泄露天机”之后的一周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那个花园纳凉房里为将要到来的会面做准备。

瓦尔特·隆曼把纳凉房里的所有窗户都用黑胶带贴起来了，完全不透光，还在墙壁内侧粘上了厚厚的发泡塑料板，并用德莎摩尔牌泡沫密封条封住了窗缝和门缝。做这一切并非只为了隔热，还有隔音的目的——这样，纳凉房外的人就无法听到他妻子的呼救了。

这个纳凉房除了一间带小厨房的普通大小的房间之外，还有一间宽敞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简易木质床。隆曼把一根厚三厘米、长一点二米的铁杆用金属角架固定在床头上方的墙上，还在铁杆上钉上了一副连着沉重铁链的手铐。

第二天早上，贝蒂娜·隆曼九点前就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幼儿园，随后按照与丈夫的约定，开车来到了凉亭营地。

就在她毫无心理准备地踏入纳凉房的一瞬间，额头正中直接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她的膝盖弯曲，踉踉跄跄地后退。还没有站稳，肚子上就被打了第二下，下手如此之重，以至于她很可能连喊都没喊出来就昏倒在地上了。

当贝蒂娜·隆曼苏醒的时候，她已经躺在纳凉房里的那张床上了。她的双手举过头顶，被手铐锁着。脚腕被结实的胶带捆在一起，反复绑牢在床脚。她无法呼喊，因为脸上缠着宽幅布面胶带。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丈夫那张被怒火扭曲的脸。

七个多小时以后，一辆平板载货卡车全速驶向距离凉亭营地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卖花小货亭，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正是瓦尔特·隆曼。当这辆平板货车带着一声爆裂的巨响结结实实地撞在货亭上的时候，货亭里只有艾达·温特一个人，而她是瓦尔特·隆曼的前妻。艾达·温特十年前与瓦尔特·隆曼离婚，他们在一起将近十二年，婚姻维持了九年。离婚之后，这位四十三岁的女性用回了娘家姓氏，如同她努力想把生命中与瓦尔特·隆曼有关的一切都扫地出门一样。在整个婚姻存续期间，她忍受着他的暴力，有好几次几乎送了命，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和他离了婚。

在撞小货亭之前，瓦尔特·隆曼坐在下午早些时候租来的平板货车驾驶座上长达一个多小时，等待合适的时机。租好车之后，他开车去了建材市场，买了一百五十公斤沙子，分装在五个袋子里，放到小货车的载货台上。“想让车更重一点儿。”后来他在审讯时对命案调查员这样说。

他在离小货亭不到一百米的街角观察店里的前妻，而后一次又一次地从那里驶向目标，但每次都在驶出几米之后就踩了刹车，因为总有步行或者骑车的人过马路。瓦尔特·隆曼不想让“无辜的人”卷入自己的“好机会”之中，他后来在警局做笔录时如此说道。

那个小货亭是扩建在有多户人家居住的房屋外墙侧面的小木屋。瓦尔特·隆曼停下平板货车之前，撞击已使得整个木屋都压向了房屋外墙。艾达·温特被紧紧夹在货车、撞坏的小货亭和房屋外墙之间。她双腿多处骨折，体内大出血，伤势很重，但还是活了下来。而瓦尔特·隆曼毫发无损，冲撞时弹出的安全气囊使他免于受伤。

消防队和急救医生抵达时，发现现场就是一处独一无二的废墟，到处都是木头碎片、打碎的花盆、花土和成百上千的鲜花。考虑到这里发生的事情，眼前的景象简直就是残酷的嘲弄，平板货车因为撞击而实实在在地装饰了满车鲜花——保险杠后面、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和散热器格栅后面都插满了花朵。

对于救援者们来说，这里乍看上去像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实际上却是冷血谋杀案现场。瓦尔特·隆曼在现场就主动告诉人们他打算做什么——杀死前妻，好让她“悔改”。他还告诉救援人员，他把他现在的妻子打死了，在几分钟车程外的凉亭营地里就能找到她的尸体。

一辆巡逻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立即向那边驶去，但警官们没在那儿发现死者。贝蒂娜·隆曼挺过了数小时的折磨，坚强地活了下来。虽然如此，他们在纳凉房中看到的景象，让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血管里的血都冻得冰凉。

贝蒂娜·隆曼纹丝不动地躺在木头床上，她的身体软绵绵地挂着，手臂被手铐固定在头顶上方。不自然地扭着，脸上和上半身满是鲜血。衬衣被拉得很高，腹部皮肤露了出来，布满深紫色、近乎黑色的血肿。最恐怖的是，这一动不动的女人那空洞的目光。她仿佛正看着卧室天花板，原本是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黑漆漆的洞——瓦尔特·隆曼用一把厨刀把她的眼睛剜了出来。当急救人员揭去她嘴上的胶带，小心地跟她说话的时候，贝蒂娜·隆曼忍不住发出一声长而凄厉的惨叫，甚至在几百米之外都能听见。贝蒂娜·隆曼的叫声根本无法停止，在解开手铐和被放下来的过程中她仍在不停地叫着，被救护车运走时也叫着，直到被送进医院她还在惨叫。这个遭受了严重伤害的失明女子显然还以为自己仍然在纳凉房里，在施虐人手中——她觉得他还会回来，继续虐待自己。

在驾车故意撞人现场，瓦尔特·隆曼因涉嫌两起蓄意杀人案被刑拘。

被捕四天之后，一名狱警发现囚室的木板床边有一摊血迹，瓦尔特·隆曼割喉身亡。凶器就在尸体旁边：一把血淋淋的餐刀。餐刀是每个监狱的标配，并未被列为危险物品。根据入狱时的医学检查，在被捕那天，瓦尔特·隆曼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自杀的迹象。这个案例再一次说明，这样的医学评估永远只能作为一个简单的评述，而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做出完全可靠的预判。

瓦尔特·隆曼隔壁囚室的犯人提供证词说，隆曼死前的那个晚上和深夜，他一直能听到有种“好像鸟儿喳喳叫的声音”，但始终不明白那是什么。在检查过尸体旁边的切面包餐刀，并仔细搜查了其囚室之后，调查人员很快就明白了那声音是怎么来的：瓦尔特·隆曼花了数个小时，将这把正常来说刀尖圆钝、刃口不快的餐刀，在牢房窗户的铁栏杆上磨锋利了。所谓“鸟儿喳喳叫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他磨刀弄出来的。

虽然一切都说明是瓦尔特·隆曼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丝一毫他杀的痕迹都没有，他的尸体仍然被送到我们研究所来做尸检。犯人的尸体原则上必须做解剖检验，因为不能完全将犯罪的可能性排除。

尸检时，我们在死者颈部发现了数条很深的割伤，从伤口处可以看到切开了的右颈动脉和喉头内部。另外，在双手的手腕内侧可以看到若干条相互平行的表层割痕，但都没有伤到动脉，只是划开了皮下静脉。没有发现其他伤口（比如小臂处因自卫造成的伤痕，可证明曾经发生过打斗）。由于死者大量出血，尸斑出现的时间很晚，肺、肝、肾等内脏器官明显变得苍白。瓦尔特·隆曼是因流血过多而死的，在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之后，他自杀了。

他是个惯用暴力的人，有多次人身伤害的前科。他这一生都想用暴力控制“自己的”女人。他曾因为“家庭暴力”招致警察一再上门，以前与艾达·温特共同生活的住所，后来和贝蒂娜·隆曼的家，警方都曾登门。这两个女人都长期处于恐惧之中，不知道下一次家暴什么时候会降临。可以说他的行为在几十年前就已露出了苗头，而且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

瓦尔特·隆曼对他的现任妻子所做的不可理喻的事情——剜出她的眼睛——是一种著名的犯罪行为的核心，在犯罪侦查学上有个名称，叫“去人格化”。该名称来自研究暴力犯罪分子的重复行为模式，再对实际案例做出分析的术语库。每个罪犯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即使犯罪者截然不同，他们的人格背景、动机和行为模式也存在共性。换句话说，犯罪者虽然有其个体特殊性，却遵循着一种相似的模式。案例分析师（Profiler）从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中收集信息，归纳到这些模式之中。这种“去人格化”行为是一种对受害者恨意极深，意图侮辱受害者的行为。犯罪者的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残忍血腥的作案方式常常导致极其严重的肢体残损或面部损伤，从而使受害者无法被识别。对于这种行为，心理学上给出以下解释：犯罪者想要剥夺受害人的身份特征，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匿名化。这样的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与之相反还有另一种犯罪模式——撤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莫恩克的案例中看到。

夜里两点，警局的紧急呼叫中心接到了一名女性的电话。伊芙琳·莫恩克惊慌失措地说，与她正在分居的丈夫刚刚打电话来，说要先杀死他们的儿子约纳斯，然后自杀。不到十分钟，一辆警车就停在了这对夫妻之前共同的住宅前，按照伊芙琳·莫恩克的说法，她的丈夫和儿子就在里面。

两位警察先是按了门铃，然后敲了门，但无人应答，于是他们破门而入，进到了属于约尔格·莫恩克的房子里。在屋里，他们看到这可怖的一幕：

从大门口开始，地板上放着几百支点燃的蜡烛。不是散放在房间里，而是排成两排——沿着走廊排开。两边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张A4纸，上面印着打出来的不同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有伊芙琳·莫恩克的笑脸，有的是和约纳斯一起，有的是加上孩子父亲的三人合影。打印纸上除了照片，上方还有大写字母写成的相似的句子：你把一切都毁了！一切都毁了！你抛弃了一切！是你毁掉这一切的！

卧室里躺着约纳斯，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他穿着睡衣仰卧在双人大床上，头微微歪向一边，胳膊在身旁，微微弯曲。在他的脑袋两旁，放着两支点燃的蜡烛——他受洗时的蜡烛和他父母结婚时的蜡烛。在这死去的男孩身体旁边，还放着六张父母的结婚照，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在两侧，还有一张尺寸更大的，靠在床头。床脚处，约纳斯脚下一点儿的地方，放着一张他画的画。画上画着幸福的一家三口坐在房子旁的树下，头上是微笑的太阳。底下写着：哈啰，妈咪，在长眠之前向你致以最后的问候！我爱你！你的约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