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医学的文献中，同样没有任何关于“反射性死亡”的案例记录，虽然有几项格斗运动中有明显针对颈部的大力攻击。而且在所有与此相关的可疑案例中，尸检中都发现了相当明显的伴随性颈动脉损伤——撕裂甚至完全折断，足以说明死亡原因。

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在那些案例里，一次对于颈部的突然袭击只有那么一瞬间，并没有其他的暴力行为，却导致了死亡。但死亡原因并不是这次攻击引起受害者的心脏骤停，而是在颈部被打、被袭或被踢之后，当事人失去了意识，无法做出反应，以至于发生了诸如溺水或从高处坠亡之类的事情。

在我重新回来陈述伊诺·荣格曼的案子之前，要先详细而深入地讨论一下德国司法史上唯一把判决建立在无法排除的“反射性死亡”上的案例，也就是“迪林根案”。我朝辩护席那边瞥了一眼，看到我宣布要分析这个案子之后，辩护律师和他的当事人频频点头。我讲了冯·迪林根的故事，并念了他的判决书，资料上记录着他被改判为“因人身伤害致他人死亡，处以两年监禁”。讲完时，审判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意识到，接下来，我发言的中心部分就要开始了。我甚至感觉到现场的有些人听得屏住了呼吸。

我再次指出我们需要将本案与迪林根案仔细比较：在迪林根案中，受害者身上缺少某些勒毙的死者尸体上都会出现的痕迹。然后，我向法庭解释了两案中的决定性差异：一是，与艾玛·霍格的情况相反，伊诺·荣格曼的尸体上很好地显示出了勒死的痕迹。颈部正面和侧面的勒痕，即脖子上留下的凹痕，与被告从受害者后面勒住他这一动作吻合，这也正是共犯科勒斯尼科夫所描述的犯案过程。二是，在对荣格曼的尸检中，我们发现其喉头和舌骨都受了重伤。这与美国警察勒颈攻击致死，以及格斗运动中受伤致死的情况中出现的伴随性伤口类似，足以解释伊诺·荣格曼的死亡原因。

至于“迪林根案”实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真正的“反射性死亡”，还是说那时人们并未注意到，怀孕好几个月的艾玛·霍格其实患有某种在当年的医疗条件下无法检测出来的疾病，已经不能根据诉讼资料和尸检结果查清了。不过无论如何，最终导致艾玛·霍格死亡的那个原因，并没有使得她的颈部受到严重的伤害。然而在伊诺·荣格曼身上，却存在这些损伤，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死于一起“反射性死亡”。

而能够说明伊诺·荣格曼之死并非由反射性心脏骤停引起的另一个证据，是被告自己提供给我们的。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在第一次庭审时就已经供述，他把那条尼龙绳套在荣格曼的脖子上之后，曾经持续抓住并且拉紧了绳子一段时间，直到荣格曼不能再反抗。而施加在颈动脉处的压力感受器上的按压，如果位置正确的话，可以在瞬间导致对方昏厥，正如我之前向法庭描述“颈动脉窒息术”的运用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荣格曼确实如同弗拉基米罗维奇所供述的那样，曾经试图从勒住他脖子的绳索中挣扎出来，那这本身也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反射机制在此案中并不成立。如果在伊诺·荣格曼身上出现了反射性心脏骤停的话，他会突然间倒下，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抗。勒死的过程更加不会像科勒斯尼科夫所说的那样，持续了超过两分钟的时间。

最后，我在专家鉴定意见的口头陈述总结中，排除了辩护律师为弗拉基米罗维奇所申请的举证——即伊诺·荣格曼因“反射性死亡”而死——的可能性。

刚开始的时候，辩护律师看上去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而且我敢肯定，他是真的相信了“反射性死亡”那套理论。在我给出了口头鉴定意见之后，他也不愿意这么快就放弃。不出所料，在随后的询问环节中，他又提起尸体上缺少勒死的典型标志。“您如何解释，在伊诺·荣格曼身上既没有发现通常都会出现的郁血症状，也没有发现点状出血点呢？您之前见到过这样的现象吗？这些痕迹的缺失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受害人并不是被勒死的，而是涉及反射性死亡的范畴吗？”

在答复时，我首先指出，虽然数量极少，但是确实存在一些案例，勒死的尸体完完全全没有这些典型特征。有一些在专业文献中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我还补充说，勒杀时，除了存在郁血症状和点状出血点之外，喉头和舌骨内伤的形态也会有显著差异，以此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决定这些伤痕的包括用来勒颈的工具种类、犯罪的激烈程度、勒颈过程的持续时间，还有受害人当时的反抗情况。

最后我解释说：“在伊诺·荣格曼的案件中，从作案者勒颈的‘效率’可以推测出，不论是动脉的血液流入还是静脉的血液流出，都因颈部被压住而完全停止了。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不论是颈部的肿胀还是点状出血点，都不可能出现。”

我私下里还想到——但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些是我的个人见解，不属于作为高级鉴定员的判断——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从后方攻击伊诺·荣格曼，并勒住荣格曼的脖子时，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在特种部队里当兵的六年时间不是虚度的，在那儿他可不是在心理层面打仗，而是真正动手去干。

不过，他的律师仍然列举出了一长串的“司法先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举证申请，不过所有的案例中没有一个与我所说的情况相矛盾。

终于没有人再提出新的质询了，庭审中关于我的部分结束了，我被“致以谢意，然后退庭”，绝大多数法官会用这样礼貌的方式来送走证人。接下来的一天，我可以继续在旁听席听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陈词与辩护，不过我没有去。被告说完他最后要说的话（只要他想说，这是他依法受到保障的权利），法官尚未宣判之时，控辩双方将进行有时会长达几个小时的总结陈词，来表述他们认为综合考虑庭审过程和所认为的事实后，应该做出怎样的判决——如何量刑，是否无罪释放。

而如果每一个邀请我作为鉴定员出庭的案子我都坐在一边去旁观这浪费时间的法律流程的话，我就几乎不会有时间做本职的法医工作了。而我做这一切又有什么目的呢？如果有人因为我出示的法医鉴定结果而被判有罪，我也并不会感到心满意足。不过当我离开审判大厅时，心里没有一丝怀疑，本案一定会这样判的。与辩护律师的期盼不同，第二次审判仅仅证实了第一次审判中已经确认的事情——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最终因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在专业人士中，大家仍然期待着第一起可被证实“反射性死亡”的案例。因为那个有地球人母亲的混血瓦肯人，也不过是让他手底下的人昏迷上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他们不能再来干扰“企业号”飞船的使命而已……

注释：

[1]史波克先生（Mr. Spock），系列影视作品《星际迷航》中的角色，瓦肯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