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我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回答的问题。

在法医界，对于攻击颈部而引起的反射性心跳骤停（“反射性死亡”）的研究已经有将近九十年的历史了，在德国司法史上，第一次讨论这一现象的可能性，是在“冯·迪林根案”中。

一九二六年五月，赫尔曼·冯·迪林根因谋杀罪被奥斯纳布吕克刑事陪审法庭判处死刑。一开始，法庭认为冯·迪林根勒死了他已经怀孕八个月的恋人艾玛·霍格，然后将她扔到了一条水沟里，并认为这是确证无疑的事。在最初的一份供词中，冯·迪林根承认他抓住了她的颈巾，并把这条丝巾紧紧拉住。随后她“胡乱蹬了几下”，接着才“安静不动了”。然后他把她扔到了水沟里，打算伪装成这位年轻女子是自杀身亡的。后来这名被告撤回了供述，提交了另一份供词，说他“只拉了那条丝巾一下”，结果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虽然在对艾玛·霍格的尸检中既没有发现勒死的标志痕迹，也没有其他任何迹象能确认这位年轻女子的颈部受到了袭击，检方仍以勒颈杀人的罪名提起控告。理由是：在对艾玛·霍格的尸检中没有发现任何溺水身亡的迹象，根据这一情形，当时的法医鉴定员断定，她在被冯·迪林根扔进水里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因而，缺乏勒死的标志也就不一定能否定艾玛·霍格是因被勒住而窒息身亡的。综合考虑尸检结果和被告的第一份口供，这位年轻女子就被认定为是被当时脖子上戴着的丝巾勒死的了。

辩方后来从另一位法医专家那里获得了一些反对意见，该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尸检结果，无法证明死者是被勒死的。因为死者身上既没有勒死的标志性痕迹，其喉头和舌骨也没有受伤，被告所做的勒颈应该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因此，艾玛·霍格的死亡更可能是一种“冲击效应”的结果。被告在没有杀人意图的情况下，只按压了一下她的脖子，就造成了艾玛·霍格的反射性心脏骤停，从而导致了她的死亡。

于是，对于赫尔曼·冯·迪林根的判决由谋杀死刑，改为人身伤害致死，判处两年监禁。

在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案件中，辩护律师以有可能是“反射性死亡”为由提请上诉，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到同样的判决结果——法院将此案判为因殴打或人身伤害致死，而非谋杀，从而大大减轻量刑。从被告的角度来看，我是为了释放他，才到这个法庭上来的。所以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为什么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从第一分钟开始就频频转身朝我这边看。而当审判开始，在我仔细听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只要我看向被告坐的长凳那边，就会感觉到他在盯着我，即使我们的眼神从未相交。

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轮到我，轮到我直接站到法官席前、辩方与检方之间的小桌子旁边，向在场的所有人陈述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在那之前，还有几位证人的证词要听，其中包括几位警官，还有已经获刑的从犯乌斯廷·科勒斯尼科夫。

辩护律师站了起来，他先是宣读了一份长达十八页的出自其委托人的陈述书。在这份陈述中，被告承认了部分指控，然后明确地强调，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地抱歉。但同时，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的委托人曾经威胁说要杀死在白俄罗斯生活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以此来强迫他“逼一逼”伊诺·荣格曼。除了照他们说的做之外，他想不到任何其他办法。弗拉基米罗维奇再次强调，他无意杀害荣格曼，尸体上缺失的标志性勒死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进入询问证人的环节之前，辩护律师提出了一项“举证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和共同原告，可以在审判中提供自己的“证据主张”。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律师提出申请，希望法庭允许我以法医学专家的身份检验他的主张，即伊诺·荣格曼死于一次反射性心脏骤停，而非被勒颈而死。法庭同意了这一举证申请。

第一批出庭的证人是与受害人有私人关系的三名男子，不过他们对于搞清弗拉基米罗维奇和荣格曼两人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另外，科勒斯尼科夫和受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帮他做不在场证明的那位熟人的供述也没有带来什么新鲜东西。不过我觉得，观察证人席上的这位从犯还是很有趣的——他看上去很慌乱，很紧张，虽然那时他已经服完了他的刑期。我很快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有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场，他这个招认了的从犯以证人身份要重新踏入法庭，还要宣读有关当时作案经过的详尽供词，这显然令他很不舒服。一方面，他一直很尴尬地回避，不去往被告席上看，不想和弗拉基米罗维奇四目相交；另一方面，他又有好几次表示出对当时的庭审记录感到惊奇。面对主审法官的质询，他每次都小声地承认当时的陈述是真实的，符合真相。

紧接着出庭的是最早接到电话，赶到尸体发现现场的警察。他陈述了急救医生是如何在死者的颈部和背部皮肤上发现带状擦伤和出血的，这些伤痕断续出现在完好的皮肤上，因此让人马上就产生怀疑，该男子应该是被勒死的。于是刑警接手了案子，整套刑侦、调查，包括现场痕迹保护，检察院和法医参与的程序都启动了起来。

当之前参与此案的那位法医以专家的身份发言，再次总结报告他的尸检结果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作为高级鉴定员出庭前的预备——被告紧张的期待感明显提高了。在法医当场向法庭提交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死者颈部那些重要的带状擦伤和出血，这些颈部伤痕中有一个“空白”，也就是那里的皮肤完好无损。这些是勒死被认定为唯一可能死因的证据，因为在尸检过程中既未发现其他伤痕，也不存在任何迹象证明死者患有疾病或受药物的影响。尽管给出了如此明确的解释，这位法医同事在论述的最后还是再次强调，指出存在一些“对他来说无法解释的状况”，即尸体上不仅眼结膜和脸部皮肤没有点状出血点，脸部和颈部也看不到充血和肿胀的现象。

当这位法医同事阐述完毕，并回答了来自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各方的质询之后，就该轮到我了。高级鉴定员要坐到鉴定席上，以专家的角度，回答关于“反射性死亡”这个笼罩着神秘气息的问题。如同之前所说的，这毕竟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判。因此，当法官告诫我，作为鉴定人员，我应该以我全部的知识和清白的良心，不带个人私心地给出鉴定意见时，我真切地感觉到被告和他的辩护律师在一旁屏息静气，仔细地注视着我。

在进入主题，开始讲解反射性心脏骤停出现的可能性之前，我首先分析了一下刚才介绍过的尸检结果。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要补充，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判断，我只是想再强调一下死者所受内伤的一些细节，因为它们随后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伊诺·荣格曼的喉头和舌骨（一根约四厘米长的马蹄形骨头，位于喉部上方）都已折断。包裹着喉头与舌骨的软组织大量失血。这两点都显示出，施于伊诺·荣格曼颈部的暴力并非微不足道。残留的血液使得软组织发红，还闪着湿润的微光，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推论：第一，这些伤口必定给受害者造成了性命攸关的伤害。第二，它们是“新近”发生的，也就是说，是伊诺·荣格曼死前不久产生的。

为了阐述对“反射性死亡”的看法，我需要先从更远的地方讲起，并举例解释它是什么意思。

我对在场的所有人讲解道，某些神经末端受到突然而强烈的刺激，将会引起人体血压和心率骤降，大家对此均无异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将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以及血液中的氧气，这会使人暂时失去意识。这样的“昏厥”（Synkope，由希腊语里的syn，意为“集中”，和koptein，意为“击打”组成）是由钝性外力引起的。比如用力击打，或者格斗运动比赛中的踢腿，又或者一记大力射门，球却打在了所谓太阳神经丛，也就是腹部深处的一簇神经丛上，被击打者将被暂时击昏（所谓K. O.）。有时视觉上的印象（比如看到自己或别人流血），也会因神经通路的控制方式在某些人身上引起类似的循环系统崩溃，紧接着导致人暂时失去意识。无论是由外力引起的，还是由瞬时情绪激动触发的，这种昏厥反应都有可能致死。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没有特意去看任何人，所以并不知道这番意见在辩护席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不过我可以想象，被告和他的律师会觉得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当然，具体到这个案子里，我的这些说明尚不足以回答受害者是否真的死于“反射性死亡”这个问题。在我作为鉴定员对此表明态度之前，需要先向法庭解释一下这种反射机制的医学基础知识：在人体的多种部位上，分布着不同的感受器。简单来说，感受器是一些特定细胞群，可以把作用于人体的刺激转化为生化信号，从而将刺激的种类和强度信息传达给大脑。比如每个人通过经验熟知的痛觉感受器信号，或者通过温度感受器感知的冷热，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感受器，位于人体颈动脉的器官壁上，它们负责调节我们的血压与心率。刺激这个“压力感受器”（presso-，来自拉丁语pressare，意为按压），可以导致心率减缓、血压下降。这样一来，心脏泵出的血液就会变少，而这些血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大脑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氧气。压力感受器的机能在于抑制极端条件下的血压，使之不会上升到对生命产生威胁的高度。不过，如同我们通过大量动物实验所熟知的那样，颈动脉中的这些感受器也会对来自外部的压力产生反应。针对这一点，几十年前，曾有人在人体上做过许多不同系列的实验，如今，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所有这类实验都无法再获得许可了。那些实验曾证明，在受试者颈部正确的位置上施以强力按压，会导致心率下降和血压降低，也经常会导致受试者失去知觉。但是，在这个“压力实验”中，有超过八千名年龄在十五到九十五岁的受试人参加，却未曾出现一起死亡案例——即便部分参加者是患有原发心脏疾病的病人，即高风险受试者。

虽然这些实验都属于过去的时代，不过在今天，某些时候仍然会有针对性地攻击颈动脉中的压力感受器。比如在美国，如果有人在被拘捕时抵抗的话，他就可能会被美国警察施以勒颈攻击，这种技术被称为“颈动脉窒息术”，是从柔道和巴西柔术中引入的。警员将手臂从背后绕过打算制伏的人的脖子，让手肘处于当事人的颈部前方，再通过拉紧弯曲着的手臂，就可以在颈部一侧施以强大的压力，这样一来，当事人瞬间就会失去意识。

实际上，由于使用了勒颈攻击而致人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然而迄今为止，这些事件中没有任何一起被认定为“反射性死亡”。所有已进行的尸检都表明，准确地说，是一次作用于颈部的强烈暴力最终导致窒息。死亡原因是不恰当的攻击引起的长达几分钟的窒息，而不是什么对于压力感受器的一次突如其来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