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蹲在一个配电箱上。他已经在这个离他家大门不远的东西上面待了几个小时了，心里又沮丧又愤怒。他的手有点肿，也有点疼，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突然说要跟他分手。他大半夜都没睡，因为他妈妈的男朋友希望他们能“心平气和地说说清楚”。最终说了一番废话，当然根本就没什么用处，他们俩都直到早上六点才去睡觉。而他还得自己一个人在沙发床上睡，因为那个蠢女人宁愿去他的小妹妹那边挤着，也不想跟他睡。今天中午，他终于起床之后，他妈妈和他的“前”女友突然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还非得去不知道什么地方滑旱冰。没什么可奇怪的，对她们来说他本来就无足轻重，她们竟然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关心他，除了他的小妹妹之外，他妹妹通常是站在他这边的。其他人永远都只是希望他把嘴闭上，最好能像个透明人一样生活，反正从来都不会有人问问他想要什么。总有一天，他们要把这一切都还清，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也许这个年轻人在配电箱上还想了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可以确定的只有，前一天，与他同岁的女友跟他说了分手。不是第一次了，但按照她的说法，这次是肯定要分了。还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这名十七岁的年轻人在事发的这个十月傍晚既沮丧又愤怒。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坐在配电箱上，因为他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去干点什么。在最后的时刻，他脑子里都想了些什么，人们大体上可以推测得知，但具体的细节则永远无从知晓了。

晚饭已经在灶上煮着了，娜丁·安格尔透过位于汉堡某街区的自家屋子的窗户往外张望。她七岁的女儿米歇尔正一个人在屋子前面骑着自行车，现在是六点一刻，马上就要吃晚饭了。于是，娜丁·安格尔走出屋子，来到女儿身边，跟她说她还可以在外面待一刻钟。米歇尔还想骑车去一个朋友那边待一小会儿，不过她保证会按时回家。

以她的年龄来说，米歇尔长得算特别高，也很强壮，还上过一个防身术的课程。因此她得到允许，可以在离母亲的房子比较近的地方，这一大片出租屋组成的社区里，相当自由地活动。她骑上车出发了，但她又觉得最好去找另外一位朋友，她家住得更近，而且已经十二岁了。她来到劳拉和尼古拉斯居住的出租屋前，把自行车停在大门口，没有上锁，乘电梯上了六楼，按响了魏德曼一家的门铃。劳拉倒是在家，但是没有时间，因为他们正在吃晚饭。于是米歇尔跟他们道了别，回到了电梯处。

不到半小时后，劳拉·魏德曼听到她哥哥尼古拉斯——不过所有人都叫他尼克——走进门来，但他说“马上还要再出去一下”。他走进厨房里，把一个放着不知什么工具的提箱搁在了一把椅子上，然后说他刚才看见米歇尔了，而且她拉裤子了，要擦干净，因此他不得不从地下室拿了些家用纸巾。劳拉只是想着，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有多倒霉啊。

六点三十五分，娜丁·安格尔再次走出了门，打算叫米歇尔回家，可她怎么都找不到女儿。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尤其是今天电视上放本季《老大哥》[1]的最后一集，她们说好要一起看的。

娜丁·安格尔呼唤着女儿，但是没人回答。也许她在公园里，她们那些小姑娘常常在那里玩耍。于是，娜丁到公园里绕了一小圈，仍然不停地喊着女儿的名字，但依旧没人应答。此时，这位母亲变得很不安。她匆忙赶回家，可是小姑娘还是没有回来。因此她拿上手机又出了门，想在再一次去公园之前给女儿的朋友们打电话，这一次，她的同居男友也跟她一起出去了。

刚过七点时他们再次回到家，娜丁·安格尔的心头突然涌上一阵从未有过的痛苦，她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接电话的警官觉得，这个电话跟他常常接到的那些虚惊一场的报警不一样。因此，他甚至没有试图先安抚一下这位忧心忡忡的母亲，就马上派出了一辆巡逻警车。不到十分钟后，两位巡警要求增援，并组织起了警方搜索行动。很快，六十位警员投入到了搜寻米歇尔的行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全天候刑事执勤队（KDD），刑侦部门的执勤岗位，负责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外启动初步措施。在开展搜寻的同时，KDD的警官们还按照常规流程做了以下这些工作：打电话通知出租车调度中心、地铁控制中心和消防局，通过这些地方可以得知所有被运至医院的病人的“床位记录”。然而到处都没有有关米歇尔下落的线索。

七点半，魏德曼家的电话铃声响起，尼克的母亲西蒙妮从桌边站起身去接电话。之后她把电话内容报告给了大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小米歇尔·安格尔失踪了，好多邻居，甚至还有警察都在找她。”尼古拉斯站了起来，走到窗边。透过窗帘，他一眼就看见了确实有几个警察，还有一些住户一小群一小群地聚在那里，激动而忙碌。这时，西蒙妮·魏德曼已经穿好了外套，准备也加入搜索行动。她女儿劳拉同样跳起来要去，而令大家吃惊的是，平常总是懒得动弹的尼古拉斯也说，他要跟大家一起去找米歇尔。

尼古拉斯·魏德曼看到了聚在巡逻警车前面的那一小群人，里面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他径直走上前去。他告诉警察们，就在一个多小时前，他还在这栋房子前面见过米歇尔。说完他到公寓阳台去取了自行车，然后骑上车，在附近的街上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这片他自己也居住其中的出租屋社区里的各个地下室入口处去寻找。

两名邻居少年在失踪小姑娘居住的那条街的尽头找到了她的自行车，从那一刻开始，娜丁·安格尔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一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米歇尔的自行车没有上锁，放在这片出租屋的入口处，但是米歇尔并不在那儿。娜丁·安格尔站在那条被探照灯照得雪亮的街道上，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街上挤满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邻居、数不清的警察，还有拿着摄像机和麦克风的人们，他们通通被那些探照灯照得雪亮——这些灯是技术支援部门一阵风般搭建起来的。所有人都在说话，现场一片嘈杂。

突然间，劳拉·魏德曼十七岁的哥哥尼古拉斯朝娜丁·安格尔走来，并且开始跟她说话。他告诉她，他曾看到米歇尔朝街角的一个小铺子走去。“走？那她的自行车在哪儿呢？”她惊慌失措地问。“嗯……那个，她骑车去的。”当他改口时她马上愤怒起来，责骂他，说他应该把话说清楚。而他并没有因为被责怪而觉得委屈，反而继续说他曾跟米歇尔聊了几句，米歇尔向他透露说觉得没劲，所以想去找住在更远一点的街区里的一个男生朋友。

“这是撒谎！”娜丁·安格尔喊道。过了一小会儿，她回到家里，两位警方的心理学家在那儿照顾她。

搜查期间大量投入的人员都由警方高层指挥，因此所有的消息都会立刻汇报给州刑警总局局长和他的同事们。到了夜里一点半的时候，搜寻工作仍然没有进展，没找到米歇尔的一丁点儿踪迹，刑警总局局长宣布停止行动，并指示说搜寻行动将在天亮后继续进行。不过指挥部并不想让之前投入的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他们转而开始对目前为止获得的信息进行评估，说不定能找到一条线索，发现小姑娘的下落。

凌晨三点，紧急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开始整理从各处收到的意见时，一位女警的报告很快引起了注意。这位女警无意中听到，米歇尔的妈妈因为不相信一名少年对她说的话而朝他大喊。这位女警还在报告中写道，她觉得那位母亲所说的很有道理。这条信息与另外几位警官的发现相吻合——警官们说，这名少年特意告诉他们自己见到过米歇尔——这令人十分不安。

而米歇尔的自行车正是在这名少年，尼古拉斯·魏德曼，和他家人居住的房子前面找到的。鉴于这样的事实，特别委员会开始在警务信息系统（POLAS）中搜寻。结果是，这名十七岁少年已经在两起案件中有过前科了，一次是“无照驾驶”，一次是因为“团伙盗窃与窝赃”。

特别委员会中的所有警官都清楚，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样的话，也许还能救出那个七岁小姑娘的性命，或者阻止凶手销毁她的尸体。

凌晨四点半刚过，当警察带着一张搜查令出现在门口，并且向她的儿子询问米歇尔的下落时，尼古拉斯的母亲简直无法理解这一切。尼克为什么要把那个失踪的小姑娘藏到家里？他又不会对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感兴趣。此外，如果米歇尔在这儿的话，她应该能察觉到的呀。然而无论她怎么劝说，都不能阻止警察把整个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这会儿他们已经找了二十分钟了，她看到一名警察走到漆黑的阳台上，只有摇头的分儿。透过门，她看着那名警察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翻到一个大号的搬家用的纸箱。他把盖子打开了一点儿，然后当即吓得后退。接下来，尼古拉斯的母亲听到这名警察打电话叫了急救医生，几分钟后，她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了警察总局。

娜丁·安格尔同样在警察总局，坐在另一间屋子里。不久之前，一辆警车把她带来，让她和警察们在那儿一起等待尼克家的房屋搜查结果。州刑警总局的局长过来的时候正好是早上六点钟，局长告诉她：“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找到了您的女儿，她已经死了。”

罪案侦查科总督察斯万·洛文克尔抵达那幢高层住宅的时候，外面已经聚起一群记者和摄影师了。他手下的四人工作组和现场痕迹保护人员已经在公寓里了，四十五分钟前，在那里发现了七岁女童米歇尔·安格尔的尸体。虽然发现了尸体，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姑娘是在哪里遇害的。因此，洛文克尔把整栋大楼都作为可能的作案地点加以封锁，必须避免来来往往走动的人们破坏案发现场可能留有的线索，或是在现场留下自己的痕迹。在对整个大楼实行彻底搜查之前，总督察需要决定是否应该要求一名法医来到现场。但看着周围这些媒体方面的代表，还有看热闹的人们，他很快做出决定——虽然可以在阳台上放些东西遮挡视线，但总督察仍然不希望在阳台上脱下死去的米歇尔的衣服，检查她的身体上有没有暴力痕迹，因为楼下和邻居家的阳台上正长枪短炮般架着许多相机对着这里。要把这个死去的孩子运到法医研究所里，越快越好。

如他所愿。这次运到我们法医研究所里来的不是棺材，而是一个浅棕色、86×40×30厘米的纸箱。外面用白色胶带封了起来，还用一根电线缠了好几圈。

想到这个箱子里放着一个孩子，真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才当着凶杀案件侦破组的一位女警官，还有负责此案的一位女性最高检察官的面，小心地用一把手术刀剖开了箱子。接下来的一刻，我们一起带着惊恐，沉默地看向那个死去的小女孩。一条被鲜血般的液体浸透了的白色羊毛围巾在她的下巴和脖子上绕了两圈，把这个脸朝下趴着的孩子的嘴巴和鼻子都蒙了起来。在脖子后面，小姑娘的头发和围巾系在了一起——这是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围巾不是由她母亲或者她自己系上的。羊毛围巾下面是一根长长的电线，这根电线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又在颈后打了个结，然后绑在小姑娘的脚上，使得她两条腿交叉，被拉成钟摆状，与身子紧紧压在一起，双手则被手铐铐在背后。我们把这个孩子的尸体从箱子里拿了出来，放在尸检台上，解开了手铐。

检查刚刚开始，我们就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很明显，小姑娘遭到了性侵。下体有清晰的伤痕，是性侵的明确标志。由于米歇尔身上整整齐齐地穿着外套、毛衣、T恤、裤子、内衣，还有鞋和袜子，我们可以推断出，凶手在实施了性侵之后给这个孩子穿好了衣服，因此应该能在她的衣服上找到凶手的DNA和纤维的痕迹。

接下来，给这个孩子一层层脱衣服的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衣服上的每一厘米织物，还有身体表面的全部皮肤，都必须用一张张特殊的塑料膜粘一遍，以保存线索痕迹。而这还仅仅是这次尸检的开始而已，在我为死去的孩子做过的法医学检查中，这次是耗时最长的一例。

当我和一位女同事，还有一位尸检助理一起进行解剖的时候，嫌疑人尼古拉斯·魏德曼和他的家人正在警察总局接受审问。尸检解剖一共花了十一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刑警勤务队的一位女警官会将我们这边的最新发现传达给她的同事们，好让警官们凭借这些发现，不断与犯罪嫌疑人对质。

在审讯的开始阶段，尼古拉斯·魏德曼声称是智力有缺陷的索伦·韦兰德把米歇尔·安格尔杀死的。没过多久，他又在压力下补充说，他也“参与了”。下午三点钟时，我们的解剖已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在正在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给本州刑警总局局长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招供了。尼古拉斯·魏德曼刚刚说了“是我干的”。

不过纸条上写得太草率仓促了，因为在休息了片刻之后，这名十七岁少年向总督察斯万·洛文克尔和另一位调查员所讲述的故事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他说性交这事儿是米歇尔的主意，她突然脱下了裤子，所以他就跟她做了。然后他只是想把她弄晕，为的是希望她事后想不起来这件事。他说他曾一再过去看她，夜里还把纸箱子特意搬到楼上，放在阳台上，好让她离他近些，以防她醒过来。他声称小姑娘一定是在这中间的某个时刻死亡的。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要求某人跟自己发生性关系，这完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这个说法也明显与尸检结果相矛盾：从颈部那两圈勒痕，还有脸部皮肤和眼结膜上的点状出血点来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米歇尔·安格尔是被勒死的。

警官们以此为据，不断质问，年轻人改变了对于犯罪过程的交代，不过新的版本并不比之前的更可信。不过无论如何，这次他总算间接承认了强奸行为，可是他声称，当他紧紧拉住小姑娘的围巾的时候，她用力挣扎，最终自己不小心把自己勒死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审讯里，尼古拉斯·魏德曼继续否认所有关于他蓄意杀害米歇尔的质疑。最终我们觉得，他能真正招供的可能性已经很渺茫了，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来还原作案过程的真实图像。因此，凶杀案件侦破组的人首先在法医学基础上重建了勒颈的过程，根据尸检解剖的结果，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米歇尔的死亡。调查人员们期待，通过还原这一过程，来检验嫌疑人的供述的真伪。除此之外，警方还委托专家对嫌疑人进行一项精神病学鉴定。

在犯罪过程重建、精神病学鉴定，还有调查人员在这段时间里了解到的尼古拉斯·魏德曼的个人经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讲出这个小女孩是如何被杀害的悲剧故事了，还有寻找她的过程，以及凶手和他所做的可怕的事情。

尼古拉斯·魏德曼在家门口游荡，又在配电箱上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那天下午的八年前，他那对酗酒多年的父母在经历了争执和吵闹之后终于分手。母亲带走了女儿克尔斯滕和当时年仅四岁的小妹妹劳拉，而这个当年九岁的小男孩和比他大三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归了父亲。离婚之后父亲很快再婚，探视规则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兄弟俩几乎见不到亲生母亲。没过多久，他们第一次离家出走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有时候尼古拉斯和他的哥哥甚至住在大街上。另外，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尼古拉斯就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些问题，使得他不得不多次转学。在青少年福利局的提议下，他参加过两次治疗，但情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父母离婚两年之后，尼古拉斯的父亲设法找了一位治疗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的医生，而且这位医生的丈夫是一位拥有学位的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定期去他们那儿接受治疗。十三岁时，与父亲发生了一次争吵之后，尼古拉斯搬去了母亲那里。母亲的管教方式完全谈不上坚定、持久和严厉，对他比较纵容。由于他在转学之后几乎不去新的学校上课，即使去了也是动不动就和同学们争吵，为他做治疗的那对医生夫妇建议尼古拉斯住院，接受青少年心理治疗，以避免这个男孩失去最后的情感和社交纽带，完全堕落而无法管教。

在对七岁的米歇尔·安格尔犯下可怕罪行的四年多以前，时年十三岁的尼古拉斯·魏德曼被带到了北海中的一座岛屿，加入了岛上的儿童和青少年团体，并且就读于岛上的学校。但没过多久，他被告发欺负甚至性侵别的孩子，不过没有目击者或者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报告。不到一年时间，他又回到了父亲的家里。

他的父亲不想再犯下同样的错误，就与一位悉心关照尼古拉斯的女教师订下协议，让她严格监督尼古拉斯。这套管理方式起了作用，然而不久父亲生了重病，当时已经十四岁的尼古拉斯利用这个机会，半夜里溜了出来。他还是去了母亲那里寻求栖身之处，她很乐于收留儿子，而且显然没有任何管教他的想法。从那时起，由于尼古拉斯的行为问题屡教不改且变本加厉，她还帮他给学校写各种各样的请假条。在还没从普通中学毕业之前——他也是很勉强才毕业的，原因当然并非智力不足——他就已经常常喝酒，并且被人发现抽大麻了。毕业后，他开始去一个电工职业培训学校学习——他父亲就是做这个的——然而仅仅过了三周，就中断了学习。

在他犯罪的不到两个半月之前，这名十七岁的年轻人认识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姑娘，这女孩和他同岁，名叫梅兰妮，他很快就和这个女孩有了第一次性经历。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梅兰妮就第一次威胁要与他分手，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都跟其他男孩子泡在一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这让她觉得很烦。而且尼古拉斯越来越多地四处去招惹别的姑娘。

在杀害米歇尔·安格尔的前一天晚上，这名少女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对尼古拉斯认真地说，她还是要和他分手。于是，尼古拉斯冲出了公寓，深深地感到受伤和愤怒。他在楼梯间重重地捶打墙壁，手都打肿了。

他的母亲和母亲的男友在大楼前碰到他，看见他含着眼泪站在那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争取之下，这对年轻人答应再谈谈。

于是，他们俩一直谈到了凌晨，还喝了威士忌。最后，梅兰妮钻进了尼古拉斯的妹妹劳拉的房间。第二天梅兰妮和尼古拉斯都睡到中午才起床，没过多久，他妈妈向他、梅兰妮和劳拉提议说去滑旱冰。自打起床之后，尼古拉斯就对周围的所有人都表现出一副看不顺眼的样子，他表示没兴趣参加，留在了家里。他走到楼前，在外头跟一些熟人说了会儿话，其中就包括智障的索伦·韦兰德。在娜丁·安格尔允许女儿在外面再待一刻钟，并且可以骑车去找一个朋友玩一小会儿的半个多小时之前，尼古拉斯又一次坐在了配电箱上，深陷沮丧之中，不能自拔。

无意中，他看见米歇尔骑着自行车，从他旁边过去了。他认得她，因为她常常和他妹妹玩，也常常跑过来跟他说话，叫他一起玩。过了一小会儿，他从配电箱上溜下来，慢慢地走进大楼的入口。

没有人知道，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具体是什么时候决定把自己的所有失意情绪都发泄在米歇尔身上的，人们也说不准他是否一开始就有强奸的打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编了一个借口，把米歇尔·安格尔锁在了地下室里。

在那里，他把她的双手扭到背后，用手铐铐了起来，还用她的围巾堵住了她的嘴。虽然上过自卫课程，但面对这个身高将近一米八、体重八十四公斤的少年，米歇尔还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尼古拉斯把这个七岁小女孩的裤子和内裤拽了下来，强奸了她。为了不让小姑娘因为害怕和疼痛而发出尖叫，他用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和鼻子，因此，半分钟之后，她晕了过去，倒在地上。很快，这个少年意识到，如果让米歇尔活着的话，他可能会进监狱。于是他从架子上拿出一根电线，在米歇尔的脖子上绕了两圈，在她恢复意识之前把她勒死了。紧接着，他把她拖到地下室的小屋里，他有这个小屋的钥匙，然后从里面拿了一个装着电动螺丝刀的工具箱，带到楼上公寓里，为了给自己去地下室的行为找个理由。

回到家里，他对妹妹还有其他人说，刚刚在楼前碰到米歇尔了，又从地下室里给她拿了些家用纸巾，因为她拉裤子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再次下楼来到地下室，在那儿用纸巾擦掉了受害人阴部和肛门的血液，还有女孩垂死挣扎时排出的尿液。为了消除留下的精液痕迹，他又撕了一些新的纸去擦。最后，他提上了死者的裤子，把她趴着放在地上，又把系在她脖子上的电线和紧紧地压在背上的双脚绑在一起。因为血沫从米歇尔的嘴巴和鼻孔里流了出来，他就把这个孩子的白色围巾缠在了她的脸上。都绑好了之后，他把死去的小女孩装到了一个搬家用的纸箱里，还把沾有米歇尔血液和尿液的纸巾也扔了进去。而那些用来擦掉他能看得见的精液痕迹的纸巾，则被他塞到了纸筒里，然后把纸筒扔到了楼门外的树丛中。随后他用白色胶带封上了纸箱，并且又用一根电线在纸箱外绕了几圈。他急急忙忙地做完了这些事，这样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上楼去吃饭，因为他不想引起家人的注意。

当他回到六楼母亲的公寓里的时候，别的人都已经吃完饭了。过了一会儿，索伦的母亲打电话来，告诉他们米歇尔·安格尔失踪了。尼古拉斯马上就打定主意，要去参加搜寻行动，把犯罪嫌疑从自己身上引开。

在那段时间里，那么多警察出现在附近，他害怕他们会去地下室找这个小姑娘，因此他想最好还是把装着尸体的纸箱放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于是，他利用一个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机，用电梯把尸体搬到了六楼，放在了阳台上。接着他又混入找到米歇尔的自行车之后就聚在楼前的人群里。

几个小时以后，警察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不久就在阳台上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只是，期待米歇尔还活着的愿望，落空了。

此案发生不到半年，汉堡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桩尼古拉斯·魏德曼所犯下的刑事案件，米歇尔的母亲也出席了审判。她来参加庭审，是为了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了解她的女儿具体经历了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都遭受了些什么。她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让她不会因为痛苦而崩溃。

因此，她看到也听到了被告是怎样站起身来，宣告在对警察“撒了一圈谎”之后，现在他终于要“说出全部真相”了。而她也感受到了，即使是这最新的“供词”，也在若干点上与那些证据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不仅被告的供述中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番供述还与证人的证词、纤维对比鉴定结果、尸检结果和DNA鉴定结果有所不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些证据由被传唤出庭的证人和鉴定专家（也包括我）一一为法庭说明。

根据尸检结果，毫无疑问，这个少年不是在小姑娘失去意识，倒在地上之后才给她戴上手铐的，因为她的双手手腕处有很深的被铐住的痕迹，这清楚地表明，这个孩子曾经激烈地反抗过，试图挣开捆绑。另外，如果没有事先绑好的话，面对这个个子很高也很强壮的小姑娘，被告无法完成性行为，特别是米歇尔还上过自卫的课程。

被告最新版本的供述与调查人员重建的犯罪过程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杀人的时间点。尼古拉斯·魏德曼坚持说，他一开始把已经昏迷了的七岁小姑娘留在了地下室里。后来，他回过家一趟，又去地下室擦掉了那些痕迹之后，才把仍然昏迷不醒，但还有呼吸的米歇尔·安格尔的围巾系在了她脸上，还用电线绑住了她的脖子和脚，好把她装到搬家的纸箱子里。

对于这个说法，法庭提出了异议，虽然在此问题上，尸检和DNA鉴定都无法提供什么证据。此处，主审法官和一同审理的两位女性法官，还有两名陪审员依据的是人类的正常判断力。由于被告已经供称，他杀害这个小女孩是因为害怕她揭露自己的性侵行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太可能在使受害人永远无法发出声音之前，先上楼回了一趟自家公寓，然后又去擦除痕迹。如果那样的话，他就要冒着米歇尔中途苏醒过来喊救命，甚至从地下室里跑出去的风险，这风险是相当大的。

对于判决和量刑来说，尼古拉斯·魏德曼是真的杀害了这个之前被他强奸了的孩子，还是说她是以另外某种方式而死的，当然具有核心意义。在他现在这个所谓与真相一致的关于事情发生过程的陈述中，被告供称，那个小姑娘一定是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以脖子和脚被捆在一起，有点像“中国秋千”的姿势，自己把自己勒死的。与此相矛盾的一点是，这个十七岁的少年早就已经承认，杀害米歇尔是为了不让她把他做的事泄露出去。不过，关于这件事，从法医学的角度倒是能够还原可能的事实真相：

作为鉴定专家，我向在场的各位描述了决定性的尸检发现。在审问被告的时候，警察也曾以这些发现与之交锋过。随后我解释了为什么在上述状态下，死因不可能是被告所称的自己把自己勒死。

尽管勒在脖子和脚之间的电线绷得非常紧，以至于米歇尔的整个身体弯成了一种秋千状，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尼古拉斯没有进一步再做什么，米歇尔被勒死也是绝对有可能的。但是在尸检过程中我们已经确认，这根电线仅仅在尸体的脖子上绕了“一圈”，在颈后打了一个结后，电线又系在了米歇尔的脚上——按照他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是便于把据说只是昏迷过去的米歇尔抬到纸箱里去。然而，脖子上的勒痕，还有颈部软组织对应的伤痕，都毫无疑问地呈现出两条痕迹，因此死因只能是被“两道绳套”勒死的。另一个决定性的细节是，按照绕两道绳子的复原图像来看，勒死米歇尔的这条电线的绳结一定是打在脖子的正面的。尼古拉斯·魏德曼拉紧绳套的时候，他是直接看着米歇尔的脸的！我们在尸检时从那个孩子的脖子上解下来的绕了一圈的电线，既没有在颈部软组织留下任何伤痕，也没有留下任何勒痕。这说明，当凶手把这圈电线套到她脖子上的时候，米歇尔已经死了。

因此，从审判的角度来看，这桩罪行已经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强奸案，随后又伴发了谋杀行为，其目的是所谓掩盖罪行。

在做出判决之前，法庭先要裁定被告有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裁定的基础是一份长达近百页的心理鉴定。这份鉴定的依据包括档案材料，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检验，还有心理与身体的检查。出庭的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还详细地探讨了被告的童年，以及他在犯罪之前的情况与心理状态。

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他为被告开具了一份证明，说被告患有“早期情绪不稳定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这种人格障碍早在他学龄前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当时这个男孩因注意力缺乏和多动症而引起了关注。他很早就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并且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这也解释了他的多次突发性暴力行为，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同学和老师们，在随后那些年里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特别是当有人批评尼古拉斯的时候。另外，这个如今成为被告的少年也受困于分裂的自我认知，因此，在他身上，傲慢与强烈的自我怀疑会交替出现。

那位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认为那天下午作案之前，尼古拉斯·魏德曼坐在配电箱上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压抑着的攻击欲望，这是由前一天与女朋友梅兰妮的争吵引起的。又因为夜里的谈话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被告的失落感变得更加庞大，尤其是谈话之后，梅兰妮没有像往常那样跟他一起到沙发床上去睡，而是去了他小妹妹劳拉的房间。于是，在他初次性关系结束之后产生的压抑着的攻击欲望，“随机爆发，通过一次攻击性行为，发泄在了小小的米歇尔身上”。

因而，这次犯罪不是出于某种动机而犯下的，而是一次冲动的结果。这股冲动在这名少年身上碾过，而他几乎无法理智地对待。当然，鉴定专家同时认为，被告在作案过程中仍然有很多次机会做出另外的行为。但特别是他在作案之后的行为，表明他的所作所为并非仅仅是在攻击性冲动的影响之下。所以，这位精神病学专家总结说，不应豁免被告的法律责任，但应该减轻其应负的法律责任。

法庭对这位精神病学鉴定专家的论述表示赞同，在考虑量刑时采纳了减轻其法律责任的建议。然而法庭也认定，该罪行“非常严重且非常残忍，因此不论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还是从赎罪的角度来看，都应考虑从重处以这名青少年刑罚”。他“毫无顾忌地滥用”了小女孩的天真和信任，她在碰到朋友的哥哥时总是那样的大方开朗，而他在犯罪时的所作所为却表现出“毫无怜悯、毫无同情心”，面对的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同样被法庭认定为应加重量刑的情节是他参与搜寻行动的做法，在此过程中，他有目的地向警察，甚至还向受害者的母亲提供了假消息。

因强奸及杀人罪，法庭判处被告尼古拉斯·魏德曼刑期八年的青少年徒刑。

如果法官没有裁定应减轻其法律责任的话，按照此案所适用的《青少年刑法》，允许判罚的最高刑期将是十年。

请您想象一下，一位母亲，在经历了发生在七岁女儿身上的残忍罪行之后，只是想知道这个小女孩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她鼓起全部的勇气和力量，来到法庭上，出席庭审。请您想象一下，杀害她小女儿的凶手直到站在法庭上都还在不断撒谎，他的供述一点一点、不断地被证人和专家们驳倒，这位母亲心中会经历些什么呢！请您想象一下，仅仅出于一次残暴的冲动，她的孩子就遭到了强奸，然后被杀害，而这只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路过了那个配电箱，那上面坐着一个心中沮丧失意的凶手。

这位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拥有顽强斗志的人，可在女儿遇害之后，她失去了所有的欢乐和生活的勇气。她觉得没有办法工作，只能无限期地请病假。为了让情绪稳定下来，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她的同居男友也与她一起参加，因为他不愿让她独自面对这些事情。另外，这位女士——本章中化名娜丁·安格尔——有一阵子还做了个网站，在上面，她写了一封信给她死去的孩子，在信中她告诉女儿，在案发和随后搜救的那个晚上她都经历了什么。她写道，在邻居家的孩子索伦和菲力克斯向她报告说找到了米歇尔的自行车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崩溃了，清楚地感受到了痛苦。我在那几秒钟内死去了，没有人能帮助我”。

在我当时工作的汉堡法医研究所里有一个悼念室，亲属们可以在那里与死者告别。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汉堡法医研究所的停尸房向市民开放。在发现尸体并完成尸检的第二天，我听说小米歇尔的母亲正在赶往研究所的路上，来见她女儿最后一面时，一种不安悄悄在我心中升起。作为负责这次尸检的医生，我应该领她过去，并准备好她想要看的东西。我承认，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还没有从这次尸检中恢复过来，或者说从那些在尸检中暴露出来的事情里恢复过来，但我还是拒绝了一位同事说代替我去陪伴那位来与女儿道别的母亲的提议。如今我很高兴曾有这样一段经历，能跟这位女士交谈了几句。虽然我们这段短短的谈话完全无法改变她经历过的这些事情，还有她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经历的事情，那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事情。

虽然我的工作要求我保持应有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并且需要与谋杀案件受害者的亲属保持必要的距离，但是我依旧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母亲的痛苦与悲伤。因此，我要将本章献给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专门询问了她的意愿，她希望如实描述她女儿在临死前的几个小时里所经历的事情，但我又考虑到那些可怖的细节可能给她带来的恐惧，便特意隐去了一些。如果未经她的明确同意，这起极其悲惨的案件将不会出现在本书里，也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书里。

注释：

[1]即Big Brother，社会实验类真人秀节目，首播于荷兰，有多个国家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