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六月十三日的补充报告则更加荒诞，特别是对六月三日的解剖做出的解释：颅底骨折经查现归于枪击伤害（尽管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的颅骨解剖报告称硬脑膜未见损伤，这说明所谓的颅骨枪弹伤害是不成立的）。根据六月三日的验尸报告，左颞颥区域的“皮肤见不明显圆形伤口，直径约七毫米”，十天后被宣布为疑似弹丸伤。如果左颞骨上的这种伤害（顺便说一下，没有看到当时尸体解剖的照片）是由一颗子弹造成的，那么就会发现子弹射出造成的损伤（但情况并非如此），除非子弹卡在头颅中（但报告中没有相关内容）。可以肯定地说，验尸者不可能忽略这一重要细节。斯特拉斯曼和弗兰克尔在当时是杰出的医学专家，深受医学专业人士的推崇和尊重。

对于左耳前皮肤的变化，报告中说：“检查推定的子弹射入口处的皮肤，未发现粉末喷出或沉积。鉴于皮肤表皮层的损伤及使用无烟火药射击可导致无粉末喷撒和沉积现象，无法否认这不是子弹伤……引人注目的是，上述皮肤创口周围的头发完好无损，无碎落的迹象，符合近距离射击特征。”有趣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被与罗莎·卢森堡相同类型的军用手枪射击（从背后向头部射击），同样由斯特拉斯曼对其进行了尸体解剖，他确认了子弹对李卜克内西头骨造成的巨大爆裂伤害，他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验尸报告中写道：“可见多处断裂，从射入口到射出口形成一个由多部分组成的相互连接的骨裂系统。”而在这位被称为罗莎·卢森堡的女人的解剖报告中，进入她左颞颥的弹丸仅在颅底造成了“槽状损伤”。在她的头骨上找不到像李卜克内西那样的骨裂痕迹。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两位法医不仅试图用枪击来解释死者的颅骨损伤，并且在之后的段落里又以步枪枪托质疑了自己的说法。

由于呼吸道中没有发现血液，两位法医得出了以下结论：“如果颅底骨折发生时死者尚在世，则会即刻导致死亡”。这使整件事情变得更加混乱，因为这意味着验尸专家们怀疑在其生前颅底甚至已经受到严重伤害（并假设这是导致死亡的原因）！更诡异的是十天前在验尸报告中已经明确被排除的枪托伤却变成了可能的死因。“卢森堡女士遭受了第一次枪托撞击，引起严重的脑震荡，但无骨损伤，是否有脑出血现象不明。第二次枪托撞击导致上颌骨的牙槽骨断裂。”

对于为什么罗莎·卢森堡头上的枪托伤（证人描述打击非常猛烈）并没有导致颅底骨折，补充报告中对此做出了以下解释：“枪托撞击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现在可以确定并未对颅底造成伤害。正如一名证人在庭审中指控热舒夫斯基（自由军团成员，曾将被枪杀的罗莎·卢森堡扔进敞篷汽车的后座）所说的那样，由于罗莎·卢森堡头发稠密且戴着帽子，这就减弱了枪托打击的力量，只引起了脑震荡。”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即使对一个非医学专业的普通人解释说，帽子和浓密的头发可以减轻硬物的猛烈撞击，不会对头部造成明显伤害，他也不会相信！此番言论实在令人震惊。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六月三日在尸体解剖期间确定的颅底骨折是所谓的颅底“线性骨折”，这绝不是由枪击造成的，而是颅底受到多次单向的暴力作用所致。不仅颅底骨折的描述与弹道不符，而且如果是枪弹损伤，则在显微镜下可观察到血液吸入。这种颅底线性骨折是钝器暴力作用的结果，如某人从高处坠落到坚硬的表面上，或者从高处跳下死亡后撞到房屋的墙壁或桥柱上。很少有人能从这种伤害中幸存下来，这就是在死者身上不会发现血液吸入这一标志性现象的原因——正如最终以罗莎·卢森堡之名被埋葬的无名女尸一样。罗莎·卢森堡因左颞颥中枪而丧生，因此尸检中应该会发现血液吸入的迹象。

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佐森接受尸检的尸体不可能是罗莎·卢森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那具脂肪蜡尸体进行仔细的研究。

首先我们通过X射线对其臀部进行了检查，原因是如果我们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特征，就证明尸体不是罗莎·卢森堡。然而X射线却显示出退化性髋关节损伤。这是除了身高和相貌之外，我们发现的另一个尸检报告中出现的与罗莎·卢森堡不符的特征。但这依然不能确认其身份，除非通过DNA分析。因此我们需要能够与脂肪蜡尸DNA进行比较的罗莎·卢森堡遗物。

研究所的法医遗传学部门可将DNA分离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柏林芬肯施泰因大道的联邦档案中有罗莎·卢森堡的原始信件和抄件以及贴着邮票的信封和明信片。日益精进的DNA分析技术可以通过极其微小的唾液痕迹创建基因指纹。因此我们向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求助，请求给我们提供一个原始信封，以便检查邮票和信封的折痕。

几天后我们得到许可，允许检查罗莎·卢森堡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寄出的两个带邮票的信封和一张带邮票的明信片。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调查仍然没有带来结果。所有的邮票和信封的封口显然都是用水弄湿粘贴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包含DNA的物质。对罗莎·卢森堡仅存的个人物品的进一步检验也已失败。而且由于她的信件在过去九十年中已辗转经过诸多历史学家之手，这些历史学家反过来又留下了自己的DNA，所以对其进行鉴定已经毫无意义。至于个人物品，我们更偏爱围巾、外套、帽子等，因为在它们上面最有可能找到用于DNA分析的头屑或毛发。

我们还询问了位于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请求对方提供相关资料，但那里没有罗莎·卢森堡的任何私人物品。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和“联邦档案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和群众组织档案”中也未收藏任何资料。

由于无法进行DNA比较，我们只能运用排除诊断法（我在“赤裸的真相”一章中解释了排除诊断法的原理）：如果我们找不到脂肪蜡尸体是否是罗莎·卢森堡的证据，就要从与之相反的证据下手进行反推。我首先安排了CT，即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结果表明，该女性死亡年龄大约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罗莎·卢森堡四十七岁时被谋杀），而且正如传统放射学检查所显示的那样，死者生前罹患髋骨关节炎，其双腿长度有所不同。这两点都表明此人生前可能跛行或步履蹒跚。以大腿的长度为基准，可计算出这名女子的身高为一米五。这些都是无名蜡尸身份与罗莎·卢森堡有所契合的进一步佐证。

通过CT扫描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死者颈部和头部在第一胸椎的正上方被切断。由完好无损的椎骨和断端的直切面来判断，可以肯定是专业人员在她死亡之后进行操作的。

我们还发现现存的一份已过世的证人的证词，他在一九七五年左右曾在法医研究所解剖学收藏物中看到过罗莎·卢森堡的头颅。头骨分离并不罕见。截至二十世纪中叶，所谓的“头骨拜物教”一直存在，不少解剖学家、人类学家和法医将历史人物的头颅切下，将之作为收藏品保存。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九二五年被斩首的连环杀手弗里茨·哈曼的头颅，它被收藏在哥廷根法医学研究所。

柏林法医学界之所以收藏了众多的解剖样品（不仅在法医学，而且在解剖学、病理学、外科、妇科方面也是如此）是基于以下事实：一方面，直到二十世纪末才通过严格的法律，限制医生搜集身体或尸体部位作为证物储存；另一方面，此后不久就产生了可以拍摄细物的彩色照片。现在再来看，当初保留身体部位、骨头的碎片甚至整个身体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借助（数码）彩色摄影和其他技术，如铸造和制作蜡像模型，我们可以随时记录有趣的发现。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的标本收集工作已成为历史。

至于为什么脂肪蜡尸除了头部外还缺少四肢，我们只能靠推测来判断。对于在水中浸泡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尸体，手、脚甚至整个肢体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手和脚，它们不像躯体那么紧凑，是最容易腐烂的部位。对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晚罗莎·卢森堡被扔进兰德维尔运河之前，她的尸体是否被用线缆在手腕和脚踝处捆绑重物，也存在相互矛盾的陈述。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可能存在另一种解读：尸体腐败期间会产生大量气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软化的手和脚会在重压之下从关节上断开。

在做完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之后，我还希望通过碳十四测年法获得更多的证据支持，即采用放射分析法确定某人的生活年代。我们委托基尔的莱布尼兹年龄确定和同位素研究实验室对其右胫骨的一小块骨头进行检查，结果表明这名身份不明的妇女恰好生活在罗莎·卢森堡的时代。

经过研究和排除诊断法，我得出以下结论：这具无名尸生活在罗莎·卢森堡时代，去世时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她有着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相同的身高、身材和身体比例；生前患有髋关节疾病，双腿长度不同，头部被切除作为标本。死者的身世存疑——可能是被故意掩盖的。

当然，这些特征不是唯一的，当时肯定也有符合这些特征的女性。但是又有多少女性从水中被打捞，作为蜡尸被秘密带到柏林的太平间，然后在法医研究所待了几十年？再无其他。

在为期两年半的排除标准搜索中，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神秘的脂肪蜡尸体可能就是罗莎·卢森堡。

既然所有可能的检查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希望最后尝试使用DNA匹配来加以印证，因为对于法医来说，除了澄清死因和死亡情况外，还要找回无名尸的身份，否则是不圆满、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向公众求助，以期能够获得一些痕迹进行比较。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果。汹涌的民意表明，这位重要的权利活动家和欧洲劳工运动斗士的命运一直在感动着人们。对尸体的明确鉴定并不能透露罗莎·卢森堡谋杀案的更多细节，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悲剧，同时也是一个人间悲剧。

我不能保证对蜡尸进行尸检可以获得其他检查方法得不到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切开胸腹腔是对死者的尊重，同时解剖也无法得到法律支持。由谁来签字同意进行尸检呢？如果尸体关乎罗莎·卢森堡，则必须联系其直系亲属，但他们早已不在人世。检察官的死亡调查尚未启动，因此也不可能获得进行尸检的司法命令。

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可能对一九一九年以罗莎·卢森堡之名被埋葬的女人进行开棺验尸了。一九五三年，纳粹在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的中央公墓摧毁了这座纪念馆，它是建筑师密斯·凡·德·罗在一九二六年为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而设计的革命纪念馆。一九四一年，纳粹将墓地夷为平地并移走了遗骸，目前仍然不清楚当时他们是如何处理遗骸的。威廉·皮克是卢森堡的同志，是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共同创始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1949-1960），他于一九五〇年下令在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公墓中寻找这两名同志的遗体，但没有成功，他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纪念馆来缅怀这两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直到今天，每当一月十五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遇害日，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去柏林纪念馆进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