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吕多洛斯是一座迷人的家族经营式旅馆，离圣尼古拉奥斯这座生机勃勃的小城仅一箭之遥，距伊拉克利翁约一小时行程。旅馆房间每日有专人清扫，每间房都配有无线网络和空调，其中几间为海景房。您可以在美丽的露台餐厅享受咖啡与家常菜品。若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旅馆官网，或在booking.com上查找信息。

你根本不知道上面这一小段话我写了多久，生怕那些扎堆的形容词用得不好。用“生机勃勃”来形容圣尼古拉奥斯合适吗？一开始我写的是“繁忙的”，但转念一想，那样会让人想到车水马龙和恼人的噪声，尽管事实的确如此。旅馆距离小城中心有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这算是“一箭之遥”吗？我是不是应该再提一下旁边的阿莫迪海滩？

奇怪的是，明明我这辈子绝大多数工作的时间都在做图书编辑，处理作者的文稿游刃有余，现在却被明信片背面这段仅四行字的广告文案累出一身汗。最后，我把写好的内容递给安德鲁，他却只用了五秒就看完了，并且随意地哼了一声表示赞同。想到刚才我费尽心思写文案时的样子，真是既开心又生气。我发现希腊人就是这样。他们情感相当丰富，无论戏剧、诗歌还是音乐都能直击人心。然而涉及每天一板一眼地做生意、抠细节，他们的态度多数是siga siga，翻译过来差不多就是“管他呢，无所谓！”的意思。我每天都能听见这个词。我一手夹着烟、一手捧着特浓黑咖啡检查刚写好的内容，两个念头忽然窜进脑海：我们打算把这些明信片放在前台旁边的架子上，可是既然游客们都已经来到旅馆了，还需要这种宣传吗？还有，更关键的是，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是怎样使自己沦落到这般境地的？

就在我距离五十岁生日还有两年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以后的人生基本只有惬意与舒适：一份薪酬不错的工作和一套位于伦敦的小型公寓，还有丰富的社交活动。然后在某天，一下子成为一座旅馆的联合创始人兼经理。当然，这座旅馆着实比我描述得更美好。“波吕多洛斯”坐落在海边，有两座隐藏在遮阳伞和柏树荫下的宽敞露台，总共有十二个房间和一群年轻的员工，他们就算在最忙乱的时候也能保持心情愉悦。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忠实的客户。旅馆的菜式简单，供应希腊“神话”牌拉格啤酒，有一位常驻音乐家和绝佳的海滨风景。我们的目标客户一定想不到，当他们从庞大的大巴车上下来、缓缓走过那些并非为大宗游客设计的街道、抵达海湾另一边的旅馆时，迎接他们的会是这样一座六层楼的庞大建筑。不过可惜的是，除了以上这些，我们还有时不时就出点问题的电路、总也修不好的下水管道和断断续续的无线网络信号。我并不想将此简单地归咎于“希腊人都很懒”这种刻板印象，或许只是我比较倒霉而已，但“踏实可靠”也确实并非这家旅馆员工奉行的工作宗旨。大厨帕诺斯烹饪手艺绝佳，但每次一和老婆孩子闹矛盾，又或是和他的摩托车怄了气就不来上班，只好由安德鲁临时接手厨房工作，我来照看吧台和餐厅。这两个地方要么人满为患却找不见服务生，要么客人稀稀拉拉服务生却扎堆，总没有两边均衡的状态。好不容易供货商准时上门了，送来的货却和我们预订的大相径庭。一旦什么东西出现故障——基本上就没有不出故障的物件——所有人都得在忐忑中等好几个小时，因为谁都不知道维修工到底会不会来。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客人似乎很满意，代价却是上至老板下至员工都忙得人仰马翻，就像法国滑稽剧中那些在幕后手忙脚乱的演员，拼了命地让剧目顺利进行。等到终于做完一切爬上床，往往已是凌晨一两点，我累得像裹尸布中被抽干的木乃伊。每当此时，心情总是极为低落，因为知道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一切又要全部重来一遍，然后带着这样的忧愁昏睡过去。

不行，我说得太消极了。这里的生活自然也有无比美妙之处。爱琴海的日落美得不似人间，每到傍晚时分，我总会痴痴地望着它沉醉，真难怪希腊人如此笃信神明的存在——太阳神赫利乌斯驾着燃烧的金色战车，在广阔的天空中驰骋。天幕下的迪克提山仿佛羽化为一条条薄如蝉翼的轻纱，先是柔和的粉色，再是清雅的淡紫，纠缠着、变幻着逐渐褪去色彩、沉入黑暗。每天早晨七点，我都会去游泳，让晶莹的海水洗去红酒的余韵和香烟的味道。富尔尼群岛和利姆奈斯的小酒馆里有人在用餐，空气中弥漫着茉莉的清香，曙光未明的天空中繁星闪烁，耳边时不时传来沙哑的笑声和玻璃杯轻碰的脆响。我甚至还学起了希腊语，每周三个小时，跟着一个年纪小到可以做我女儿的姑娘学习。她不仅能把那些令人头大的、不仅毫无规律可言还长得奇奇怪怪的希腊字母讲得头头是道，甚至还让我觉出了一丝乐趣。可我不是来这里度假的。在《喜鹊谋杀案》的喧嚣尘埃落定后，我搬到了希腊。那是我经手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它导致了小说作者的死亡、我的出版公司的倒闭以及我职业生涯的终结……环环相扣。我出版的书里有九部关于大侦探阿提库斯·庞德的小说，全都大热畅销，本以为这种喜人的势头可以一直持续，如今一切却戛然而止。回过神时，我已开始了截然不同的新生活，而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辛苦劳作。这种心情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和安德鲁的关系。我俩倒是不吵架——都不是喜欢吵架的类型——但对彼此却日渐小心翼翼、惜字如金，就像两个毫无斗志的赏金拳击手，时刻提防着对方，却不出手。说实话，与其这样，还真不如我俩撸起袖子干一架痛快。不知何时起，我们的关系陷入了那个通常只会在老夫老妻间出现的、特别磨人的状态，而沉默远比争吵破坏力更强。当然，我们还不是夫妻。安德鲁曾向我求过婚，钻戒、单膝跪地等流程全部来过一遍，但因为太忙，两个人都没再继续跟进这件事；我的希腊语也还没好到可以听懂全部用希腊语主持的婚礼。于是我们决定再等等。

然而时间并未眷顾我们。在伦敦时，安德鲁曾是我最亲密的伙伴。虽然那或许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同居，所以总期盼和他见面。我们一起读书，在家享受烛光晚餐……特别是当安德鲁下厨的时候。我们曾有过美妙的性爱，然而克里特岛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把我们困在一个迥然不同的生活节奏里。尽管离开伦敦才不过短短两年，我却已下意识地开始思考如何逃离。

不过，还没等下意识变成“意识”，逃离的办法便在某日清晨，随着一对衣着光鲜的夫妇不请自来。他们显然是英国人，挽着胳膊亲密地从旅馆外连着大马路的斜坡上走下来。我看得出他们非常富有，而且不是来度假的。男人穿着外套和长裤，在这炎热的早晨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外套下是一件Polo衫，头上戴着一顶藤编的圆冠阔边帽。女人身上的连衣裙看起来更适合网球派对，而不是海边；她戴着一条精致的项链，手里拿着一只设计简约的小巧提包。两人都戴着昂贵的太阳眼镜。我猜他们有六十多岁。

男人走到酒吧台前，从太太手中抽出胳膊。我感觉他在打量我。“打扰了，”他用优雅的嗓音问道，“您会讲英文吗？”

“会的。”

“我想……您该不会是苏珊·赖兰吧？”

“是我。”

“能跟您借一步说话吗，赖兰女士？我叫劳伦斯·特里赫恩。这位是我的夫人，波琳。”

“您好。”波琳·特里赫恩冲我笑了笑，可是并不怎么友好。明明之前从未见过，她却一副不信任我的样子。“要不要先喝杯咖啡？”我小心地措辞，并没有要请他们喝的意思。我不想给人留下不近人情的印象，但又忍不住精打细算。我卖掉了伦敦北部的公寓，还搭上了一大半积蓄才买下波吕多洛斯旅馆，可到目前为止一毛钱也没赚着。不仅没赚着钱，还欠了将近一万欧元的债，尽管我没觉得我和安德鲁做错了什么。存款像漏水一样一天天减少，有时，我甚至觉得破产离我就像一杯免费卡布奇诺上的稀薄的泡沫那么近。

“不用了。谢谢。”

我把夫妇俩领到酒吧后面的桌边坐下。外面露台餐厅已坐满了人，不过服务生万吉利斯看上去倒是游刃有余，他不弹吉他的时候就会帮忙招呼客人；再说，吧台后面避开阳光也凉快些。“特里赫恩先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

“叫我劳伦斯就好。”他摘下帽子露出头顶稀疏的银发，一缕阳光不偏不倚地落在他头上。他把帽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请原谅我们擅自登门拜访。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萨吉德·汗。对了，他让我向您问好。”

萨吉德·汗？我想了好一阵才想起来，他是一名律师，住在萨福克郡的弗瑞林姆，是《喜鹊谋杀案》的作者艾伦·康威的朋友。艾伦死后，正是萨吉德·汗发现了他的遗体。我只见过他两次，称不上朋友，顶多算是认识。

“您住在萨福克郡吗？”我问道。

“是的。我们在伍德布里奇镇开了一座酒店。汗先生帮我们处理过一两件小事。”劳伦斯迟疑着，忽然有些不安，“上周我找他咨询一件棘手的事，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我很纳闷，汗是如何知道我在克里特岛的。肯定有人告诉他，因为我敢肯定自己没说过。“所以您就大老远地专程过来找我？”我问。

“其实不算太远，我们原本也总四处旅行。我们现在住在米诺斯海滩艺术酒店。”他指了指酒店的方向，在一个网球场的对面，我的旅馆旁边。这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测，特里赫恩夫妇非常富有。“米诺斯海滩”是一座高档精品酒店，内有私人别墅和满是雕塑的园林，住一晚差不多要三百英镑。“我想过先给您打电话，”他接着说道，“但又觉得这事在电话里说不清。”

他越说越神秘——并且，恕我直言，还有点令人讨厌的故弄玄虚。从斯坦斯特德机场搭四个小时的飞机，再从伊拉克利翁开一个小时的车抵达这里，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我问。

“关于一桩凶杀案。”

此话一出，吧台后的空气有一瞬间的凝固。露台餐厅的另一侧依然阳光明媚；一群当地的孩子叫着跳着，在爱琴海边嬉笑打闹；家人朋友们围聚在餐桌旁饮酒畅聊。我看着万吉利斯托着一只盛着啤酒和冰咖啡的托盘从我们身旁走过。

“什么案子？”我问道。

“一个名叫弗兰克·帕里斯的男人被杀了。您不认识此人，但或许听说过案发的酒店——布兰洛大酒店[1]。”

“是您家的酒店。”

“是的，没错。”波琳·特里赫恩抢先答道，这是见面后她第一次讲话，口音中带着一丝上流社会的优雅，每个词的发音都干净利落，仿佛一位不为人知的王室宗亲，可我总感觉她其实和我一样，只是个中产阶级而已。

“他在酒店预订了三天的住宿，”劳伦斯说，“入住的第二天被人杀了。”

我的脑中已经挤满一大堆问题：这个叫弗兰克·帕里斯的人是谁？谁杀了他？这关我什么事？然而我一个字都没说，只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八年前。”劳伦斯·特里赫恩回答。

波琳·特里赫恩把提包放到桌上丈夫的帽子旁边，这仿佛是一个信号，表示从现在开始，对话由她接管。她身上有某种气质，她的沉默和面无表情，让我觉得她才是那个真正掌权话事之人。她的太阳眼镜颜色幽深，清晰地映着我的倒影，让我感觉自己在跟另外两个自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