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刚才，你说我去过乡下，还说我养了一只小狗。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没人告诉我。”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蹙起眉头——就像不想告诉我似的。但与此同时他又有求于我，因此，简而言之，是我占了上风。“你鞋底的纹路里卡了一粒沙子，”他说，“你跷起腿的时候我看见了。所以你要么是穿过了一处工地，要么是去过海滨。我听说你在奥福德有一处落脚的地方，所以猜你一定是去了那里。”

“那小狗呢？”

“你的牛仔裤上有一个爪印，就在膝盖下方。”

我检查了一下牛仔布料。果然在膝盖下面有一个浅浅的印记，肉眼几乎不可辨，所以我没有注意到，他却看见了。

“等一下，”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一只小狗？也可能是一只小型犬。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街上遇见的？”

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有人坐下来啃过你左脚的鞋带，”他说，“我想那不是你干的吧。”

我没有去看我的鞋带。我不得不承认，他这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但与此同时我很生气，因为我自己没有想明白。

“对不起，”我说，“听完你说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有趣的案子，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愿意合作的作家。但就像我说的，你需要问问记者之类的人。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在跟进别的项目。”

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应，可他又一次给了我个措手不及。他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嗯，好。这只是一个想法。”他站起来，手伸进口袋里，“需要我来付吗？”

他指的是茶和蛋糕。“不用，没关系。我来付。”我说。

“我喝了一杯咖啡。”

“我会一起结的。”

“好吧，如果你改变主意，你知道怎么找到我。”

“好的，当然。我可以和我的文学经纪人谈谈，如果你愿意的话。她也许可以推荐别人帮助你。”

“不用了。不用担心，我自己会找到的。”他转身离去。

我吃完了那块蛋糕，浪费是可耻的，然后回到家，利用下午剩余的时间读书。我试图不去想霍桑，但他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你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拒绝工作邀约。假如错过机会，之后你就是砸门，大门可能都不会再次为你敞开。担心会错过大好的机会，这种恐惧总是如影随形。几年前，一个制片人致电，问我是否对一个改编自瑞典某流行乐队的歌曲的音乐剧项目感兴趣，我拒绝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没能上《妈妈咪呀》的海报（稿酬也一分钱都没享受到）！顺带一提，我没有任何遗憾。就算最终是由我创作剧本，也很难说这部音乐剧能像现在这样一炮而红。但这件事揭示出一个事实：许多作家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忍受这种患得患失的生活。一桩匪夷所思的案件真实地发生了。一个女人光顾了一家殡仪馆。霍桑，一个古怪、复杂但确实聪明绝顶的侦探被警方召唤，多少算是个顾问的角色。拒绝他的邀请，我是不是又一次犯了错？我拿起书，继续投入工作。

***

两天后，我去参加海伊文学节。

有趣的是，世界上有很多文学节。我知道，有些作家其实已经不再继续创作，他们只是把时间花在四处旅行上，赶赴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聚会。常常会想，如果我天生就患有口吃，或者生来性格内向，我该如何应对这类场合。现代作家必须要会表演，通常要面对一大群观众，几乎就像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最后总是重复讲同样的笑话——区别在于作家常常要回答同样的问题。

我们有哈罗盖特的犯罪小说节、巴斯儿童文学节、格拉斯哥的科幻小说节、奥尔德堡诗歌节……仿佛英国每个城市都会举办一场文学节。而在这个小小的集镇边陲、一片泥泞的土地上举办的海伊文学节已经成了备受瞩目的国际文学节之一。各个地方的人们会集于此。在海伊文学节上演讲过的名人包括两位美国总统、《火车大劫案》的主演和J.K.罗琳。我很激动能受邀参加，在一个大帐篷里和五百多个孩子分享写作心得。像往常一样，我不时会看到几个成年人的身影。关注我剧本创作的一些读者经常会参加我的活动，他们会愉快地坐着听我分享四十分钟的《少年间谍》系列，只为最后有机会聊聊《战地神探》。

分享进展顺利。孩子们很活跃，提出了一些不错的问题。我抽空穿插了一些关于《战地神探》的内容。就在分享进行了整整一小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我接收到信号，停止了分享。

是一个坐在前排的女人。一开始，我以为她是一名教师或图书管理员。她相貌平平，年纪大约四十岁，圆脸，留着长长的金发，眼镜挂在颈链上，晃来晃去。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似乎是独自一人，而且她好像对我说的任何内容都不太感兴趣。我讲的笑话她一次都没有笑。我担心过，她可能是一名记者。这年头报社经常派记者去参加作家的分享会，你讲的任何一个笑话、随口说的一句话，都可能被断章取义，用来攻击你。所以当她举起手，工作人员将麦克风递给她的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警惕。

“我想知道，”她说，“为什么你总是创作虚构的作品？为什么不写写真实的东西？”

我在文学节上被问到的问题，大多之前已经被问过许多次。我的创意从何而来？我最喜欢哪个角色？写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感觉有些心烦意乱。她的语气并无冒犯之意，但她提出的那个问题仍然有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让我感到不快。

“《战地神探》是真实的。”我回答道，“每集都是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我正打算继续解释之前做了多少研究——上周我全部的时间都在阅读有关艾伦·纽恩·梅的资料，他和苏维埃政府分享了原子弹的秘密；还有，如果《战地神探》新系列要开拍，他可能就是我下一集的灵感之源。但是她打断了我。“我相信您确实利用了真实的故事，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些犯罪案件不是真实的。还有你的其他电视剧——《大侦探波洛系列》和《骇人命案事件簿》——都是完全虚构的。您创作了十四岁少年间谍的故事，我知道很多孩子都喜欢这些故事，但问题也还是一样。我无意冒犯，但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对现实世界更感兴趣。”

“现实世界是什么？”我反问她。

“我的意思是真实的人。”

一些孩子变得坐立不安，是时候绕过这个话题了。“我喜欢写小说。”我说，“这就是我的工作。”

“您不担心您的书籍可能会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作品吗？”

“我不认为它们必须是真实的才有意义。”

“对不起。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但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联想到霍桑几天前的提议，这真是一次奇怪的巧合。离开之前，我再次找寻那个女人的身影，却没有看到她，她也没有拿书来找我签名。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不禁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得对吗？我的作品是否过于关注虚构的内容？我正想要转型，成为一名成人作家，但我首次转型的作品《丝之屋》，却距离它可能描绘的现实世界很远。我的一些电视剧作品——比如《正义与否》，可以看出是以二十一世纪的伦敦为背景。但也许我确实花了太长时间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稍有不慎，我就会迷路。也许，我早就迷路了。也许，现实给我上的这意想不到的一课，是在提醒我。

从海伊到帕丁顿站有很长的一段路。当我回到家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进门，就拿起电话。

“霍桑？”

“托尼！”

“好吧。五五分，我入伙。”

注释：

[1]《战地神探》为广泛接受的译名，根据原文直译，剧名为《弗伊尔的战争》（Foyle’s War），此处“弗伊尔的和平”是文字游戏。

[2]杰富仕和信佳都是私营安保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