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话什么意思……楼梯上有裂缝吗？”

“查理·梅多斯是个傻瓜。他的话没什么深意。”

“查理？可你叫他杰克。”

“大家都这么叫。”

我们坐在富勒姆百老汇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外。幸运的是，阳光明媚，所以霍桑能抽烟。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梅多斯给他的文件，也和我分享了。里面有戴安娜·考珀生前和死后的照片，前后的差异让我感到震惊。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发现的那具尸体已经完全认不出是那个时髦精致、热衷社交、投资剧院、在梅菲尔上流餐厅吃午餐的女士。

我进门十一点钟。是我开工的时间。我看见她，立刻知道出事了。[1]

里面附带了安德莉亚的口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她蹩脚的英语。还有一张她的照片：是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圆脸，气质偏中性，头发又短又硬，神色戒备地盯着摄像头。霍桑告诉我她有前科，但我很难想象她就是杀害戴安娜·考珀的凶手。她身材太瘦小了。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材料。我的确想过，就在这张桌子前，也许霍桑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就能把案子破了。但愿他不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这本书随手翻几页就结束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想先和他聊聊别的事情。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我问他。

“谁？”

“梅多斯。”

“我们在普特尼的同一支队。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尽管我总是压下火气，有几次我还是忍不住爆发了。”

“这是什么意思？”

“当你不得不寻求其他团队的帮助，或者挨家挨户走访，诸如此类的事。”霍桑似乎急于结束这个话题，“你想聊聊戴安娜·考珀吗？”

“不想，”我说，“我想聊聊你的事。”

他凝视着桌子上摊开的文件资料。他不必开口，这些就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但这一次，我要守住自己的主场，我心意已决。“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允许我进入你的生活。”我说，“我必须了解你。”

“没人对我感兴趣。”

“要真像你说的，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书也卖不好的。”

我看着霍桑又点了一支烟，这是我三十年来头一次忍不住想为自己据理力争。“听我说。”我斟酌着用词，“我要写的不叫被害人的故事，也不叫犯罪故事，它叫侦探故事。之所以这么叫是有理由的。我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你现在就把案子破了，我就没有什么可供写作的素材。更糟糕的是，你要是破不了案，那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因此，了解你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了解你，从你身上发掘出一些凸显人性的东西，至少能开个好头。所以你不能毫不理会我问你的每个问题，你不能躲在这堵墙后。”

霍桑躲闪了一下。有趣的是，他脸色苍白，用那双孩子般的眼睛不安地打量着我，整个人看上去脆弱而无助。“我不想谈论杰克·梅多斯这个人。他不喜欢我。出了事，他巴不得我滚蛋。”

“什么事？”

“我离开警局的时候。”

他只说了这么多，所以我暗暗记在心里，想着之后再追问。显然，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拿出一支笔。“好吧。趁这个工夫，我想问几个关于你的问题。我甚至连你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犹豫了，撬开他的嘴真是比钻木取火还要难。“我在间士丘有个住处，”他终于开口说道，“开车经常会经过间士丘，伦敦东北郊，去萨福克郡的方向。”

“你结婚了吗？”

“结了。”我能感觉到还有下文，但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我们不在一起了，不要追问了。”

“你是球迷吗？”

“我是阿森纳队的球迷。”语气不冷不热，我怀疑，如果他是球迷的话，也是非常随意的那种。

“会去看电影吗？”

“偶尔。”他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那音乐呢？”

“怎么了？”

“古典？爵士？”

“我不怎么听音乐。”

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莫尔斯[2]，还有他对歌剧的热爱，但是这种可能性也被打消了。“你有孩子吗？”

他把叼在唇间的烟抖了抖，就像含着一枚毒飞镖，我意识到我太用力、太急切了。“这是行不通的。”他不耐烦地说，这一刻，我轻易就能想象出他在警察局审讯室里的模样。他注视我的目光里有近乎鄙夷的神色。“你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只要你乐意，全都可以编。有什么区别呢？但我现在或以后都不会和你玩什么该死的大学生知识竞赛。一个女人死了，有人在她家客厅里勒死了她，眼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他一把抓过一页文件，“你要不要看看这个？”

我原本可以起身离开，把这一切抛诸脑后——而鉴于之后的遭遇，如果我当时就离开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但那时我刚从案发现场出来，感觉戴安娜·考珀就像是我的一位故人，出于某些原因——也许是因为那些我看过的照片，还有她死后的惨状——我总觉得自己欠她点什么。

我想要了解更多案情。

“好吧，”我说着放下了笔，“给我看看。”

那张纸上有一张截图，上面是戴安娜·考珀死前给儿子发的那条短信。

我看见了那个脑损伤的男孩，我很害怕

“你怎么想？”他问我。

“她短信还没发完就被打断了。”我说，“没有句号，她没来得及说她害怕什么。”

“也许她就只是害怕。也许她太害怕了，以至于忘记在结尾处加上句号。”

“梅多斯说得没错，这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也许这个会有所帮助。”霍桑又抽出三页纸，是十年前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的复印件。

《每日邮报》

二〇〇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五

双胞胎男孩在一起肇事逃逸的惨案中丧命。

孪生哥哥病情危急，但医生说他有望康复。

八岁男孩正与死神搏斗。他与孪生弟弟被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撞上，弟弟当场死亡，驾驶者肇事后逃逸，眼部患有近视。

杰里米·戈德温受伤严重，颅骨骨折、大脑严重受损。他的弟弟蒂莫西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下午四点半，在肯特郡的海滨度假胜地迪尔。

这两名形影不离的男孩当时正在回酒店的路上。二十五岁的保姆玛丽·奥布莱恩与他们同行。她告诉警方：“汽车在拐角处转弯时甚至都没有减速，撞倒孩子们后，立刻开走了。我已经和这家人相处三年了，实在很痛心。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竟然都没有停车。”

警察逮捕了一名五十二岁的女子。

《每日电讯报》

二〇〇一年六月九日，星期六

警方逮捕了撞死双胞胎男孩的近视司机。

撞死八岁双胞胎弟弟蒂莫西·戈德温，致其哥哥重伤、生命垂危的肇事者名为戴安娜·考珀。考珀太太，五十二岁，是肯特郡沃尔默的居民，事故发生时正从皇家第五港口高尔夫俱乐部返回家中。

考珀太太在俱乐部和朋友喝过酒，当时并没有违规行驶，目击者证实她没有超速。然而，她开车时没戴眼镜，在警察安排的视力测试中，在二十五英尺（约七点六米）开外，她看不清车牌号。

她的律师发表了以下声明。“我的委托人一下午都在打高尔夫球，事故发生时正在回家的路上。不幸的是，她把眼镜落在了俱乐部里，但因为驾驶距离相对较短，她认为自己无须戴眼镜也能胜任。她承认自己在事故发生后惊慌失措，径直把车开回了家。但是，她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当天晚上案发后两小时内投案自首。”

警方根据一九八八年《道路交通法》第一条[3]和第一七〇条[4]第二款、第四款，对考珀太太提出指控。她面临危险驾驶致死和没有在事故现场停车两项指控。

考珀太太所留的住址是沃尔默，利物浦路。她的丈夫在饱受病痛折磨后已经去世。她二十三岁的儿子达米安·考珀是一名演员，曾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最近一次参演了戏剧《生日聚会》，在西区[5]上演。

《泰晤士报》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肇事逃逸司机无罪释放，家庭呼吁修改法律条款。

八岁男孩在肯特郡海边小镇迪尔过马路时被撞身亡，肇事司机无罪释放，男孩母亲公开抗议。

司机是五十二岁的戴安娜·考珀，当时没看见两兄弟，蒂莫西·戈德温当场身亡，他的双胞胎哥哥杰里米大脑严重受损。经调查证实，考珀太太把眼镜落在了之前打高尔夫球的俱乐部，不戴眼镜无法看清二十英尺开外的事物。

就考珀不戴眼镜有没有违法这一争议，坎特伯雷皇家法院的法律顾问奈杰尔·威斯顿法官说：“不戴眼镜驾驶是不明智的举动，但不是违法行为，毫无疑问，肇事者有悔过念头。有鉴于此，服刑并不妥当。”

考珀太太被取消驾驶资格一年，驾照上扣除九分，并且赔偿九百英镑。法官还建议恢复性司法[6]三个月，但两个男孩的父母拒绝见她。

朱迪思·戈德温在法庭外说：“任何人在看不清的情况下都不应被允许坐在方向盘后。如果这么做不违法，那法律应该得到修正。我的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残废了。而她只是被象征性地惩罚了一下。这是不对的。”

道路安全慈善机构的发言人说：“如果不能胜任驾驶，任何人都不应该开车。”

我查看了三篇报道上方的日期，找到了其中的关联。“这场车祸刚巧发生在十年前。”我惊呼道。

“九年零十一个月，”霍桑纠正了我，“事故发生在六月初。”

“很接近事故周年纪念日。”我把印着第三篇报道的那页递给他，“还有那个幸存的男孩……他的大脑受损。”我想起了戴安娜·考珀发的那条短信：“……脑损伤的男孩”。

“你认为这两件事有关联？”

我猜他是在讽刺我，但我没有上钩。“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我反问他，“朱迪思·戈德温？”

霍桑在其他几页纸上搜寻：“这里有一个地址，在哈罗山丘。”

“不在肯特郡吗？”

“他们当时可能正在度假。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好是夏季学期的期中假期[7]。”

这么看来，也许霍桑有孩子，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但我不敢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于是我问他：“我们要去见她吗？”

“不用着急。我们一会儿要和康沃利斯先生见面，就在这条路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殡葬承办人。”他提醒我。说着，他开始整理文件，就像赌场上拿着一沓牌的荷官一样，把纸一张张收回来。有趣的是，虽然梅多斯警督不喜欢他，伦敦警察厅更高一级的长官却对他另眼相看。犯罪现场原封不动地供他勘验，一切进展都让他知晓。

霍索捻灭烟头，说：“我们走吧。”

我发现，咖啡钱又是由我来付。

我们再次乘十四号公交车回到富勒姆街，就是戴安娜·考珀死亡那天乘坐的公交车。用霍桑的话说，我们是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六分下车，沿原路折返，步行来到殡仪馆。

自打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没去过殡仪馆——而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二十一岁。尽管他长期与病魔做斗争，大限将至那天却突如其来，让全家人措手不及。出于某种我仍然搞不清楚的原因，一位叔叔介入了，全权负责操办父亲的葬礼。虽然父亲是个不可知论者，却渴望在最后举办一个正统的葬礼。我相信，叔叔自认是在帮我们的忙，但不幸的是，他大喊大叫、固执己见，我向来不怎么喜欢他。尽管如此，我还是陪他去了伦敦北部的一家殡仪馆。在犹太家族里，葬礼很快就结束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眼前发生的一切，仍然感到震惊。我依稀记得，我身处一间宽敞的房间，与其说是殡仪馆，不如说更像是火车站里的失物招领处。深浅不一的棕色将我包围。接待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矮小的大胡子男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戴着一顶圆顶小帽：他就是殡仪馆的馆长，或者是他的某位助理。我看到一群人围在我身边，仿佛置身于一场噩梦之中。他们是其他客户还是员工？我依稀记得，当时没有任何隐私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