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戴安娜·考珀不太了解，但是我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一群人排着队想要谋杀她。她是一个老妇人，独居的寡妇，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家境殷实。她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儿子还是小有名气的演员。她有睡眠障碍，养了一只猫。没错，她投资了一位制片人的戏剧，损失了一笔钱；雇用了一个有前科的清洁工，可是这两人有什么理由要勒死她呢？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撞死过一个小男孩，致使他哥哥重伤。这起意外事故是她粗心大意所致——她没有戴眼镜。而且，更过分的是，她肇事逃逸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被释放了。如果我是蒂莫西·戈德温和杰里米·戈德温的父亲，或者和他们有任何关系，我可能都会恨不得杀了她。而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十年前。好吧，九年零十一个月前。差不多。

这是一个明显的谋杀动机。如果戈德温一家当时住在伦敦北部的哈罗山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直奔那里，我向霍桑表达了这样的疑问。

“一步一步来，”他回答说，“我想先和其他人谈谈。”

“那名清洁工？”我们此时正坐在一辆出租车上，出租车绕过谢珀德-布什市广场附近的环岛，向艾顿驶去，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就住在那里。霍桑还给雷蒙德·克鲁尼斯打过电话，我们之后会和他见面。“你不是在怀疑她吧？”

“我怀疑她对警察撒了谎，是的。”

“还有克鲁尼斯？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他认识考珀太太。百分之七十八的女性谋杀案件都是熟人作案。”我还没来得及打断他，他就继续说道。

“真的吗？”

“你是电视剧编剧，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他按下车窗升降按钮，打开窗，点了一根烟，没有理睬车内禁止吸烟的标志。“丈夫、继父、情人……从统计学上讲，他们最有可能是凶手。”

“雷蒙德·克鲁尼斯都不是。”

“他有可能是她的情人。”

“她看见了那个脑损伤的男孩，杰里米·戈德温！她说她很害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禁止吸烟！”司机冲着对讲机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滚开。我是警察。”霍桑镇定自若地回答道，“你用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套路。这是我的规矩。”他把嘴里的烟呼出窗外，但是风又把它吹回了出租车里。“从和她最亲近的人着手，向外排查，就像挨家挨户的走访。你得从被害人的邻居查起，而不是从巷尾的某户人家。”他转过头看着我，再次质问，“你有意见吗？”

“在伦敦闲逛似乎有点疯狂，还是我掏钱。”我悄悄地补上了后半句。

霍桑没再说话。

在经过一段似乎很漫长的车程之后，出租车在南艾顿庄园边停下，几处街区杂乱地分布在这片区域，房屋星罗棋布，耸立的塔楼在战争结束时如雨后春笋般陆续落成，如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草坪、树木、人行道、人造景观——但总体效果令人沮丧，因为有这么多房屋挤在一起。我们经过一座滑板公园，似乎多年无人问津，然后进入地下通道，墙壁上随意画着粗犷的涂鸦，首尾相连，彼此融合。没有班克西[1]的涂鸦作品。

一群二十多岁穿着连帽衫或运动衫的年轻人坐在阴影中，用阴沉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所幸，霍桑似乎认识路，我紧跟着他，不禁回想起海伊文学节上那个女人对我说过的话。也许这就是她口中所说的现实。

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住在其中一座塔楼的三层。霍桑事先给她打过电话，她知道我们要来。我看过警方卷宗，知道她有两个孩子，但现在是下午一点半，孩子们应该都在学校。她的公寓打扫得很干净，但是面积很小，餐桌旁摆着三把椅子，电视前放着一张沙发，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家具。甚至最能言善道的房产中介也不好意思说客厅是开放式的。厨房与客厅融为一体，分不出哪里是厨房的入口，哪里是客厅的尽头，这就是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我不知道他们晚上怎么睡觉。也许孩子们睡在卧室里，而她只能睡在沙发上。

我们和她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挂钩上挂着锅碗瓢盆，与后脑勺近在咫尺。安德莉亚没有为我们提供茶水或咖啡。她在铺着福米加塑料贴面板的餐桌对面狐疑地盯着我们。她个头娇小，肤色偏深，本人比之前照片里还要结实。她穿着一件T恤和破洞牛仔裤，一看就不是为了追求时尚而故意做出的设计。霍桑点了一支烟，她也接过一支，我只好看着他们吞云吐雾，置身烟雾缭绕之中，暗暗揣度自己能否在身体被迫吸入二手烟导致病变前写完这本书。

一开始，霍桑表现得很客气。他用聊天般随意的口吻慢慢引导她吐露提供给警方的口供。之前我已经描述过，她当时走进屋子，看到了一具女尸，然后径直来到屋外报警，一直在外面等到警察来。

“你一定淋得很湿。”霍桑说。

“什么？”她狐疑地看着他。

“那天早上在下雨——你发现那具尸体的时候。如果我是你，就会在厨房里等。里面也有电话，没必要用自己的手机。”

“我去外面了。我全都说了。警察问我经过，我告诉了他们。”她的英语不是很好，她越是愤怒，就越是语无伦次。

“我知道，安德莉亚。”霍桑说，“我读过你在警察局的证词。但我大老远从伦敦那头过来和你当面交流，是因为我想让你告诉我真相。”

一阵沉默。

“我说的是实话。”她的话听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你没有。”霍桑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像他打心底并不想这么做，“你来这个国家多久了？”他问。

她神色立刻戒备起来：“五年。”

“给戴安娜·考珀工作了两年。”

“是的。”

“你一周为她工作几天？”

“两天。周三和周五。”

“你有没有告诉过她你遇到的小麻烦？”

“我没有麻烦。”

霍桑悲伤地摇摇头。“你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在哈德斯菲尔德[2]——你之前落脚的地方。入店行窃。一百五十美元的罚款，外加支付商品价格。”

“你懂什么！”安德莉亚对他怒目而视。我暗自希望房间能再大一点，离她这么近让我有些不自在。“我吃不饱，没男人。我的两个孩子，小的四岁，大的六岁，饿着肚子。”

“所以你就从慈善商店偷东西。好吧，那家店名叫‘拯救孩子’。我猜你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

“不是……”

“而且这是你第二次犯罪，”霍桑趁她来不及否认，继续说道，“你头上还顶着有条件不起诉的帽子，要我说，你很幸运，那位法官当时心情不错。”

安德莉亚仍然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我为考珀太太工作了两年。她很照顾我，我不需要偷东西。我是诚实的人。我照顾我的家人。”

“好吧，你要是进了监狱，就没办法照顾家人了。”霍桑留出时间让她慢慢消化这个事实，“你要是对我撒谎，这就是你的结局。你的孩子会被送去福利机构——或者被遣送回斯洛伐克。我想知道你拿了多少钱。”

“什么钱？”

“你的雇主存放在《里海王子》的铁罐里的钱。你知道里海王子是谁吗？他是纳尼亚传奇系列中的一个角色。她的儿子达米安·考珀出演过那部电影。她把那个罐子放在厨房里。我看过里面，发现了几枚硬币。”

“没错，那是她存钱的地方。但不是我拿的。是小偷拿走了。”

“不对。”霍桑很生气。他瞳孔的颜色更深了，夹着香烟的手攥成拳头。“小偷去过那里，没错。翻箱倒柜，仿佛想让我们知道他来过一样。但这次不一样。罐子被放回原处，盖子也拧紧了。那人一定是在电视里看过太多犯罪连续剧，还清理了罐子上的指纹。我想你不明白，罐子表面上一定会留下一些指纹。你的、你雇主的，所以我猜测，你从中取出了一沓钞票，没有留意硬币。里面有多少钱？”

安德莉亚闷闷不乐地凝视着他。我不知道她听明白了多少。“钱我拿的。”

她终于松口了。

“多少钱？”

“五十英镑。”

霍桑面露愠色：“多少？”

“一百六。”

他点了点头：“这就对了。而且你没有在外面等警察。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知道的是，你还做了什么？还拿了什么东西？”

我看到安德莉亚内心在挣扎，她不得不做出决定，是承认有进一步的不轨举动，却可能让自己锒铛入狱；还是冒着再次激怒霍桑的风险欺骗他？最后，她向理智低了头。她站起来，从厨房抽屉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交给了霍桑。他把纸展开，读道：

考珀太太：

你以为你可以摆脱我，但我不会放过你。我向你保证，我说的这些只是开始。我一直在盯着你，我知道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你要付出代价。相信我。

这是一封手写信，没有签名，也没有日期和地址。霍桑抬起头，探究的目光从信上移开，落在安德莉亚身上。

“三周前，”她解释说，“有人登门。他和考珀太太一起待在客厅，我在楼上的卧室，但我听到他们在说话。他非常生气……冲她大喊大叫。”

“什么时候的事？”

“星期三，大约一点钟。”

“你看清他的长相了吗？”

“他离开时，我从窗口往外看，但是外面在下雨，他打着伞。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确定是个男人？”

安德莉亚考虑了一会儿：“我想是的，没错。”

“那这个呢？”霍桑举起手中的那封信。

“在她卧室的桌子上。”安德莉亚竭力表现得有些羞愧，但我想她只是害怕霍桑会对她做出什么举动。“她死后，我四处看了看，发现了这个。”她稍作停顿，“我认为是这个男人杀了蒂布斯先生。”

“蒂布斯先生是谁？”

“考珀太太养了只猫，是只灰色的大猫。”她伸出手，给我们比了比它的大小。“她星期四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不要过来。她非常难过，说她的蒂布斯先生走了。”

“你为什么要拿走这封信？”我问她。

安德莉亚看着霍桑，似乎是在征求他的同意，无视我的问题。

霍桑点了点头，把信折起来，塞进口袋。我们离开了。

“她拿走这封信，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能从中赚一笔。”霍桑说，“也许她认识那个拜访戴安娜·考珀，打着雨伞的男人。或是她以为能找到他。不过，她是个投机分子。她知道警方会调查这起谋杀案，觉得可以拿这件东西做做文章。”

我们在回程途中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因为还有一个人要见：雷蒙德·克鲁尼斯，剧院制片人。戴安娜·考珀去世当天曾与他共进午餐。我现在坚信这纯属浪费时间。霍桑口袋里的线索一定可以确认凶手的身份。“你要付出代价。”这再清楚不过了吧？但他只字不提与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的会面。霍桑陷入了沉思。实际上，不仅如此，他整个人都沉浸其中。这是我从他身上发现的一个品质，他是一个只有在专心办案的时候才会生机勃勃的人。谋杀案件或其他恶性案件就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整个人“存在的理由”[3]——这又是一个时髦的说法，我相信他一定不喜欢。

克鲁尼斯与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生活的环境截然不同。他家就在大理石拱门后面，康诺特广场附近。我一点都不惊讶这是一位剧院制片人的住处。这栋建筑本身就像一个用红砖砌成的舞台，一个不可思议的二维空间。气派的大门、完美对称的彩绘窗户。一切都是崭新的，甚至金属栏杆一侧的垃圾箱也整齐划一地排成一行。一段楼梯通往有独立入口的地下室。上方还有四层。我猜想，眼前这处伦敦市中心、有五间卧室的房产，至少价值三千万英镑。